類博物館現象對政協文史館運行的啟示芻議

蘇小涵

摘 要：近幾年我國博物館多樣化發展的趨勢日益明顯，隨著國家政策的出臺，“類博物館”逐漸走入大眾視野，探究類博物館機構的發展與管理將會成為今后一段時間助力中國博物館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也有助于文化的多樣性表達。文章在綜述類博物館研究歷史基礎上，對其構成要素、范疇、意義進行分析總結。在類博物館現象啟示下，探討政協文史館的運行和發展路徑，在文史資料和與社會各界廣泛聯系的優勢基礎上，做好展覽開放、文史資料的研究闡釋，探索開展聯盟協作。

關鍵詞：類博物館；政協文史館；人民政協；文史資料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5.016

2021年5月，中央宣傳部、國家文物局等9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推進博物館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整合不同層級博物館發展、協調不同屬性博物館發展、促進不同類型博物館發展，“實施類博物館培育計劃，鼓勵將具有部分博物館功能、但尚未達到登記備案條件的社會機構，納入行業指導范疇，做好孵化培育”。隨后各省市也相繼出臺相關政策，促進博物館的百花齊放和多樣化發展。目前，類博物館的學術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探究類博物館機構的發展與管理將會成為今后一段時間助力中國博物館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

1 泛博物館浪潮下的類博物館

2022年5月9日，國際博物館協會公布了經特別咨詢委員會會議投票產生的“博物館定義”兩個最終提案，兩個提案“強調博物館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增加了對行動準則的描述”，均提到“包容性”“多樣性”。新定義不僅提出了要面向社會“促進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而且行動準則也更多地關注公眾與社區①。在中國博物館事業飛速發展的今天，“多樣性”“多元性”體現在博物館甚至是整個文化事業的方方面面。當然，“多樣性”不僅指博物館面對社會履行職能時對象和方式的多樣性，更可拓展為博物館類型、業態、實踐路徑等更為本質意義上的多元性。

1.1 何為“類博物館”

彼得·馮·門施（Peter van Mensch）于1982年提出“博物館類屬機構”（paramuseums）一詞并論述了該詞的定義與范疇，“具有博物館性質的組織”，任務在于溝通而非保存與研究②。1994年，中國臺灣學者許功明引入了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厄里（John Urry）于1990年提出的“類博物館機構”（quasi-museum institutions）③這一概念，并認為具有部分博物館性質但結構功能不全的所謂“類博物館機構”相繼設立乃“泛遺產化”或“泛博物館化”現象使然④，各形各色介于“博物館界邊際”的“類博物館機構”包括：生態博物館、文化園區、文化村、民俗村、文物館、文化中心、科學中心、主題樂園、古跡遺址等⑤；同年，江韶瑩提出不以開放供一般民眾參觀為職志，或僅以展示以及保存資料為主的陳列館為“類博物館”（museumoid/quasimuseum）⑥，在2001年拓展為“不一定需設一特定主題，但以社區的生態的博物館理念展現文化、環境等過去與未來，形成生活歷史的博物館（living history museum）”。1996年，張譽騰提出“類博物館”和“類博物館網絡”概念，由生態博物館的運營分析，比擬為類博物館與設區的網絡關系，其運營方式為“以地區全域為博物館之范圍，則必須設一個或數個核心館，以之為中心，用各種交通工具聯絡地域周緣的衛星站，以形成一個博物館網絡”⑦。

黃光男先生的《樓外青山—文化、休閑與類博物館》是中國博物館界首見以專著之名將“類博物館”一詞用于博物館廣義范疇，他的多篇文章也對類博物館機構和現象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類博物館具備博物館功能但沒有博物館組織與權責分配，為大眾生活提供更直接的服務，并更有彈性的生活場所，具備即時的教育、公益性質，具有管理、組織、資源、文化休閑功能；類博物館的興起在社會發展與生活需要中應運而生，超越一般專業博物館的機能，是生活中較為自然、相對容易為人接受的文化經驗；黃光男先生的《類博物館定向與產業》⑧一文則專門分析了類博物館與博物館的異同，類博物館的范疇、產業和舉例。其研究生史辰蘭在《類博物館研究：一個博物館的現象》中，就類博物館的定義、特性和未來趨勢進行分析，指出中國臺灣常用類博物館“描述概括非傳統博物館類型的文化事業，如文化資產或具有博物館相近特質，尚未歸類的機構、情境、事件等與文化事業與活動相關的范疇”，她認為“類博物館是擴張定義后的博物館，為挑起文化資產治理的任務而生，它以博物館物件價值為基礎的思維，透過文化治理所召喚出的意義，將文化資產與人們之間無限的詩學敘事聯系起來”⑨。還有其他臺灣學者把古跡遺址、遺產機構、教育館、地方文化館、廟宇等歸為類博物館。

劉迪認為“檔案館、圖書館、方志館、城市規劃展示館等機構在使命、目的、性質、功能，甚至工作對象等方面均與博物館存在一致性”的中國公共文化服務機構近年強調文化知識的視覺化呈現與傳播，使得博物館定義不再嚴密，指出“博物館邊界都模糊，在模糊的邊緣地帶存在的類博物館現象還有待進一步觀察與研究”⑩。趙吉元的《博物館衍生概念—類博物館現象研究》是專門介紹“類博物館”現象的文章，關于類博物館的特征基本引用了黃光男先生的觀點。

綜上，雖然學術界對類博物館沒有公認統一的定義，但關于類博物館的描述中的幾個關鍵點均有相通之處，一是保有人類文化遺存、記憶的其中一種或幾種，目的為傳承記憶；二是有一定的可供大眾省思的空間或場所；三是具有博物館部分功能的非營利性機構。具有博物館部分功能的有館舍、有展覽的非營利性開放機構，但尚未達到博物館登記備案標準的，為狹義類博物館；具有博物館部分功能、有供人省思空間的非營利性開放機構為廣義類博物館機構。

1.2 類博物館的范疇

類博物館的范疇的內徑取決于博物館邊際的設定。國家文物局明確“具有部分博物館功能、但尚未達到登記備案條件的社會機構”為類博物館，此處的“博物館”指向了已在文物系統登記備案的博物館。若把邊際設定在是否為登記備案，即狹義博物館，那么類博物館的范圍則向內收縮，即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國博物館名錄中的6183家博物館除外開始稱之為類博物館。若把邊際設定在國際博物館協會公布的博物館定義，那么類博物館范圍則向外延展。而隨著新博物館運動，博物館定義本身也發生著變化，是發展的、動態的，生態博物館、遺址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等新形態博物館都被納入博物館范疇，博物館與類博物館的界限變得模糊、產生交集，類博物館范疇則再向外劃定。把類博物館的范疇圖形化便于更清晰地進行分析，以備案博物館為圓心畫多層同心圓，如圖1，狹義類博物館與廣義博物館的范圍有交集。

類博物館范疇的外徑取決于博物館與其他文化場所的界限，展示人類歷史和藝術記憶的場所中的紀念地、名人故居、地方文化或機構歷史展示館、紅色遺址遺跡等，與博物館之間的模糊界限使得這類場館最先劃為類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方志館等成熟的具有獨立完備功能的文化機構則不應劃為類博物館范疇。除此之外，黃光男先生認為類博物館的范疇應突破場館的限制，拓展到更為豐富的供人們省思空間，包括：①文化中心、紀念館、小區活動中心；②名人墓園、公家墓園、宗祠、教堂、事件發生地點與戰役事件地點；③紀念公園、紀念廣場、紀念碑等，以其他的分類方式，有部分是有形文化資（遺）產，部分為具有紀念性的地點或空間k。蔡怡怡把地方文化館直接劃到類博物館范疇，探討地方文化館與地方意識的關聯l。還有其他臺灣學者把古跡遺址、遺產機構、教育館、廟宇等劃歸為類博物館。皮文波把紅色文化主題館劃分到類博物館范疇。

當然，在實踐中，無限制的擴展邊界對管理實踐來說并非益事，框定出明確的界限有利于政策的制定和具體實踐上的落實，參考近期山西、北京等地掛牌的“類博物館”，均為有場館、有展陳的已基本具備博物館功能的開放性非營利機構，依照博物館模式運營的狹義類博物館。

1.3 類博物館出現和發展的意義

在“泛博物館”的理念和浪潮下，“類博物館”為滿足當代公眾日漸多元化、個性化的文化需求而涌現m，博物館和類博物館相互作用。一方面對類博物館概念和范圍的探討推動了新時代下博物館范圍的再思考，對博物館學的豐富和發展起著促進作用。在各地的實踐中，狹義類博物館也成為登記備案博物館的潛在發展對象，是博物館更加注重高質量發展階段中一個新的數量增長點。

另一方面，其他形態的文化遺產保存機構可以學習借鑒博物館學的理論、實踐方法、工作機制。例如中國臺灣學者殷寶寧主張“以博物館作為一種方法”，探討古跡保存維護是否可以或如何挪用博物館的經營理念，以博物館教育、展示、研究、典藏等功能，建立與觀眾直接溝通、對話，誘發其自發學習的博物館經驗，使其得以理解古跡傳達之歷史文化與美學價值，將空間與建筑硬體所承載之軟體內涵價值，透過溝通與教育有效地傳遞給社會大眾n。文中所指古跡類的類博物館具有與博物館觀眾研究方法學的適應性，因此對于文化資產相關的觀眾研究，采用與博物館觀眾研究相當的研究方法。邱于庭主張以類博物館概念為解說廟宇裝飾藝術的導覽方法學，以類博物館式的文資解說導覽借用了博物館的導覽機制，能持續招攬多樣化動機的觀眾參與o。在應用研究、表達呈現上，類博物館把以人類經驗為主的博物館價值引入到文化事業中的其他領域，使其作用發揮最大化。

當然，在“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文化機構發展模式多種多樣，不同的文化場所應有符合自身特點的、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徑。文化事業欣欣向榮，依靠文化的多樣性表達，應鼓勵不同的文化場所和機構探索適應本系統的發展路徑并建立特色發展模式，在規模發展后構建理論體系，與博物館一道整體提升區域公共文化服務水平。

2 政協文史館的第一個十年

2012年9月21日，中國政協文史館舉行揭幕儀式并正式投入使用。隨后，各?。ㄗ灾螀^、直轄市）、市、縣政協積極響應，根據自身條件籌建政協文史館。2014年9月，廣西政協文史館正式開館、天津政協文史館試開館，兩館均以地方政協發展歷程為基本陳列，建筑和展陳面積也達到了相當的規模，是第一批有獨立編制和在職專職人員的省級政協所屬文史館。2017年后，各級政協文史館多點開花，網上政協文史館、數字文史館也有上線，截止2023年年底，全國共有各級政協文史館130余家，初步形成了一個國家、省、市、縣四級政協文史館體系。

十多年來，政協文史館肩負著宣傳和展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及其實踐成果，宣傳和展示人民政協的光輝歷程和歷史貢獻，展示各級政協組織和政協委員履行職能的成果，加深觀眾對中國特色基本政治制度的了解、增強對中國協商民主的認同；征集、收藏、研究、展示、利用人民政協的文史資料（手稿、照片、書刊、音像）和書畫作品；開展文史資料、政協理論、政協文化學術研究和交流活動，編輯出版文史資料書刊等任務。

在政協文史館體系中，各層級的文史館在機構設置、場地面積、人員配置、運行情況等方面不盡相同。中國政協文史館和部分省級、副省級政協所屬文史館一般具有獨立法人和編制，有的與書畫院、宣教中心、委員服務中心為一個機構多塊牌子，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有一定的專職人員，場地面積較為可觀，或為獨立開放的場館，如中國政協文史館、天津政協文史館、遼寧政協文史館；或設在政協辦公范圍內相對獨立的區域，如廣西政協文史館、陜西政協文史館；或設在公園、政務服務中心等的部分區域，如北京政協文史館、深圳政協文史館。市縣級政協文史館的情況則較為多樣，有的為獨立編制有專職人員，有的與委員活動（服務）中心或信息中心為一個機構兩個牌子，有的沒有獨立編制由政協機關干部職工兼任。場館條件上，較好的為獨立開放場館甚至利用了當地保存完整的名人故居或古跡，如欽州政協文史館設在欽州老街上的蘇廷有舊居內；有的在學校、文化（展覽）中心（館）、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場所內專設一個區域，如賀州政協文史館；有的在公園、廣場、旅游區等更貼近群眾的公共活動場所，如貴港覃塘區政協文史館；還有些設在政協機關辦公區內p。

3 類博物館概念下政協文史館運行探索

類博物館一方面可運用博物館學理論與實務知識規范運營，在藏品管理、研究與展示上借鑒博物館模式和先進經驗；另一方面，要看到自身在開放性、多樣性、專題性等方面的優勢作用，豐富功能職責，發揮橋梁紐帶作用。

3.1 做好展覽開放，服務社會教育

博物館的開放性和可及性是其發揮社會作用的基礎，類博物館的各類文化場所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做到應開盡開、能及盡及，以更好實現自身價值。

政協文史資料肩負著“教育啟發后代”“對人民、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q的使命。政協文史館通過陳列展覽、教育活動等方式實現了文史資料和人民政協檔案的立體化傳播，“通過歷史記憶的呈現和分享來影響公眾的社會態度”r。人民政協承載著新中國的建國記憶，這是開展新中國史教育最具優勢的切入點，中國政協文史館的“人民政協光輝歷程展”“檔案實錄—人民政協成立前后珍貴資料展”“旗幟飄揚—黨旗國旗軍旗誕生珍貴史料展”都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新中國史教育的典型代表。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場地或管理模式等限制，多數政協文史館主要面向政協系統、統戰系統，服務政協機關，政協委員、學者、高校師生是主要目標觀眾，面向社會的開放性、服務性不夠。在新時代新要求下，政協文史館要在開放和兼容上做文章，堅持開門辦館，不斷拓展社會觀眾來源，在服務好目標觀眾基礎上更加友好包容地面對其他群體，可通過“研學”吸引中小學觀眾；把文史資料和政協史的研究轉化為可觸動觀眾的故事化呈現，可適當邀請社會力量參與到文史資料和政協史的研究和利用中，打造成存儲政協委員履職記憶、政協機關工作記憶、人民群眾民主記憶的專門場所。

3.2 做好研究闡釋，豐富展示內容

當下，博物館的新定義把“研究”重新作為博物館的首要職能—“不斷研究和挖掘歷史見證的信息和潛在價值，使歷史的真實能夠為今天的人們所理解和認知，并把研究和挖掘的成果轉換成陳列展覽、教育活動等可以通過體驗而感知的形式回饋于社會”s，這是博物館、類博物館實現功能價值和履行社會責任的基本路徑。

置于政協文史館中就是要加強對人民政協歷史和文史資料的研究，這是利用政協資料開展各項工作的前提?！耙芯?，要選擇”“要用歷史知識教育啟發后代”，這是周恩來同志于1965年3月在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講到的。政協文史館的工作人員要加強對近現代史、博物館學、文史資料學、口述史學的理論學習，以理論規范指導研究工作。圍繞本館所屬政協機構的歷史沿革、所在地重要事件和特色歷史文化，開展專題系列研究。不必追求宏大敘事，可從小切口深入，集中在某一歷史階段、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廣泛查閱歷史檔案、口述資料、文件文書等，充分發揮文史資料“翔實性”優勢特征，以真實性為前提，形成具體、生動、有血有肉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展陳大綱或講解故事，多種類的記憶見證物則成為輔助展品，契合了博物館展陳“故事化”的敘事方式。同時，在此過程中要注意不同方面的記憶主體帶來的多角度敘事，保持開放兼容的理念，處理好“多說并存”和“去偽存真”的關系，不能主觀臆斷或隨意拼貼，切忌戲說。

3.3 立足優勢特色，開展聯盟協作

收藏和展示內容的獨特性是一所文化機構區別于其他展館的關鍵，是博物館和類博物館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基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文化和人民政協制度的獨特優勢就是政協文史館賴以依靠的主心骨，要緊緊圍繞這個優勢特色發揮作用。人民政協組織的系統性和廣泛性是政協文史館開展工作的一大優勢，各地方可以相互學習借鑒，政協文史館體系既已初具規模，建議探索成立文史館聯盟或協會，出臺規范化制度性文件，促進政協文史館的整體協同發展，擴大影響。

橫向上，以聯盟為基礎，廣泛與博物館、紀念館、紅色遺址、檔案館、圖書館、方志館、地方（社區）文化館等建立聯系，形成資源共享、研究互動的良好合作。在聯盟內，發揚政協文史工作善協作的優良傳統，建立貫通四級的協作模式，就某一事件的跨區域協作研究或對區域內歷史沿革長時段資源共享、協作研究、成果共用。

縱向上，不同層級的文史館也可探索符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因地制宜地走特色化發展道路。省級政協文史館可統籌本地區市縣文史資料聯合籌謀展覽或活動，成為區域內中心，利于集中打造品牌。市縣政協文史館由于地處基層，接觸“親歷、親見、親聞”老人相對方便，對發生在本地的歷史事件和出生在本地的歷史人物，往往了解得更細更深，更容易形成深入的文史研究成果，通過記憶再現，使文史館成為凝聚當地集體記憶和鄉情鄉愁的場所，在凝聚人心上大有可為?，F階段，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維護和促進地方文化多樣性上的作用日益凸顯，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多源自基層，市縣政協文史館可探索與社區博物館、地方文化館合作，收集整理非遺傳承人口述資料、影像記錄、工藝作品等，為繁榮基層文化事業做出努力。

注釋

①杜歆雨，楊智茹，魏峻.定義博物館：關于國際博協博物館定義提案的若干探討[J].文博學刊，2022（3）：54-61.

②Peter Van Mensch.Towards a Methodology of Museology[D].Croatia：University of Zagreb，1992.

③John Urry.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rnporary Societie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0.

④許功明.遺產觀光與經營的省思：從舊好茶聚落談起[J].博物館學季刊，1994（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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