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符號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陳千里

（鞍山師范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遼寧 鞍山 114005）

20 世紀初，符號學家索緒爾和皮爾士分別提出自己的符號學基礎思想，現代符號學由此誕生。然而兩位符號學大師的研究模式和系統卻是截然不同的。初期由于當時結構主義的繁榮，索緒爾的符號體系更為顯赫。然而，隨著20 世紀70-80 年代結構主義的崛起，皮爾士的符號學理論在后續的結構主義框架下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同，逐步取代了索緒爾的模型，成為了現代符號學的基礎核心。

一、中國符號學溯源

中國關于符號研究可追溯回先秦時代，[1]早在2500 年前的先秦時期，公孫龍就在《名實論中》提出了“物、實、位、正”等概念，強調作為符號的名與指稱對象的一一對應關系，荀子的“正名論”則深入探討了“名”與“實”之間的聯系。在《易經》中，“易卦”則展現了符號化的特點。戰國時期尹文子的符號決定論和符號功能說、先秦惠子的歷物論、春秋思想家鄧析的辯論、老莊的無名無為、墨家的邏輯學以及北宋文學家謝絳的“指”解釋等，都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古代符號學思想的豐富內涵。此外，在《禮記·大學》《爾雅·釋言》《廣雅·釋言》以及先秦諸子的名言中，都有關于符號相關議題的深入探討。

胡以魯先生于1912年編寫的《國語學草創》是中國近代對符號研究的起點。[2]在這篇文章中，他深入探討了關于語言符號的觀點、符號的任意性以及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等相關的語言符號議題；在1923 年，樂嗣炳先生發布了一本名為《語言學大意》的書籍，其中闡述了語言結構是由“內在的意義和外在的符號”組成的，這與索緒爾關于語言符號學的觀點有著極高的相似性；中國近現代著名語言學家、哲學家趙元任先生，在1926 年發表的《符號學大綱》一文中，不僅提出了建立普通符號學的必要性，還系統地構建了符號學研究的框架。趙元任先生對于普通符號學的核心觀念和結構的闡述，實際上比皮爾士先生早了好幾年。趙元任在1968年的著作《語言和符號系統》中，再一次對自己的符號學觀點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拓展，并將這些觀點的應用范圍擴展到了漢語的符號和信號通信領域。到1973年為止，趙元任撰寫了一篇名為《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的文章，其中主要探討了漢語中符號學的各種理論和實際應用。雖然趙元任在符號學領域的研究相對于語言學和哲學來說，并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但他的符號學研究探索是獨立于索緒爾、皮爾士等西方符號學的先驅的。實際上，他對漢語語言符號系統的研究，可以說是“中國符號學”最初的話語源頭。[3]

二、現代中國符號學研究發展歷程

我國符號學成規模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研究起點高，[4]善于“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中國學術界，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寬松氛圍中，從一起步就盡情地吸收、消化和利用外國符號學的研究成果，結合中國文化傳統中極為豐富的符號內含和博大精深的符號詮述，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符號學體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迄今為止，在符號學的多個研究領域，我國研究已經緊跟國際研究的發展趨勢，回望過去，總結得失，在未來的道路上穩步健康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回顧我國符號學五十余年的研究發展歷程，可以將其大致劃分成三個主要的階段[5]：

（一）起步階段（1981—1986）:“西方學派”主導時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由于歷史的原因，國人幾乎無人系統地研究符號學，符號學的名稱也只是零星地出現在一些文學和哲學的翻譯文獻中。[6]1981 年，李幼蒸撰寫了最早系統介紹西方符號學的文章——《關于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的辨析》。自1982 年起，他曾多次訪問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的知名高等學府，與各國符號學研究學者建立了緊密的聯系。1982 年，施拉姆訪華，曾帶來一部由其弟子余也魯譯述的著作《傳媒、信息與人傳學概論》。1983 年，金克木在《讀書》雜志的第5 期發表了題為《談符號學》的文章，在其中，他首次采用了印象主義的漫談手法，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對該學科進行了深入的解讀。[7]在1985年，高名凱完成了對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翻譯工作，而張曉云則翻譯了池上嘉彥的《符號學入門》。在符號學研究的起步階段，為了更深入了解到國際符號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及進展，我國符號學學者克服各種困難，積極參加各項國際符號學學術會議。他們詳細介紹并評論了西方符號學家們提出的各種觀點，這些觀點包括索緒爾的語言符號觀、皮爾士的三位一體符號觀和符號分類思想、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艾柯的符號代碼理論和生產力論，以及洛特曼的符號雙模式系統和符號域思想。這些研究工作為中國符號學后續的進步奠定了關鍵的基石。

（二）平穩發展階段（1987—1993）：中西方學派融合時期 這個階段我國符號學界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繼續學習、引介和評述西方符號學的研究成果，除了索緒爾和皮爾士的符號學理論外，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艾柯的符號代碼理論和生產力論、洛特曼的符號雙模式系統與符號域思想也逐步被引入。1988 年，李幼蒸先生翻譯并出版了法國巴爾特的著作《符號學原理》，而徐恒醇先生作為一名高級訪問學者，前往德國斯圖加特大學進行學術研修。在返回國內之后，他在1992年完成了《廣義符號學及其在設計中的應用》這本書的編譯工作，并在其中向國內的符號學研究者展示了以美學家本澤為首的德國斯圖加特符號學派的核心理念。

第二，開始探索中國文化和西方符號學結合的研究模式，并嘗試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符號學思想挖掘出來。在這個階段一批試圖形成中國學者自己的“符號”見解體系的論文和專著頻頻發表，《從八卦符號系統看〈易經〉的思維模式》（1988）、《傳統文化典籍的符號學特征與典籍闡釋》（1993）、《六經注我：經學的解釋學轉向》（1993），這些論文都嘗試用全新的視域——符號學來重新審視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現象，并嘗試通過符號學的觀點對其進行新的闡釋。

在這個階段，我國不少符號學研究人員開始為了建立中國符號學體系而努力，如肖峰的《試論以符號為直線起點的認識》（《哲學研究》1988 年第6 期），章仕榮的《符號的理解和解釋》（《哲學動態》1989 年第8期），都屬這種努力的范圍。

第三，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988 年1 月成功地組織了第一次符號學專題研討會，邀請京津地區符號學及相關領域的一些學者專家參加。會后中國哲學研究會和中國邏輯學會分別成立符號學研究組織。這場會議意味著我國的學術領域已經正式步入了符號學的研究和組織時期。

（三）全面展開階段（1994 年至今）：“中國化”符號學體系建立時期 1994 年后，符號學的研究進程顯著提升，展開了全面的探索。符號學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特定領域，而是在各個學科領域得到廣泛展開。表現為：

第一，除了深入研究一般符號學和語言符號學理論繼續進行之外，研究者們還重視探索和研究在其他領域符號學理論的延伸，如傳播符號學、翻譯符號學、廣告符號學、社會符號學和藝術符號學等。

李幼蒸編寫的《理論符號學導論》的目的是為了突破西方符號學的傳統思維，全方位地展示符號學在全球人文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價值。此項研究在廣泛的領域內為我國的符號學體系帶來了飛速的進步。2004年，黃新華和陳宗明聯合主編了由我國符號學界的八位著名學者共同完成的《符號學導論》。在這本書中，他們試圖將索緒爾和皮爾士這兩位現代符號學的主要創始人的觀點融合在一起，從而構建了一個統一的符號學學科。到了2011 年，丁爾蘇教授在他的新世紀符號學論文集《符號學與跨文化研究》中，對迪利的現代符號學領域進行了修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圍排除在外，從而推動了符號學在國內的進一步研究。同年，趙毅衡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基于對各種學說的綜合總結，其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強調符號接收與文化約束功能的符號學研究體系。這本書主要研究了符號在接收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是如何限制符號的。

在我國，語言學一直是符號學最重要的基礎，也是中國學者取得最多成果的領域。[8]2005 年，教育部指定王銘玉的《語言符號學》為研究生用書，同時期，丁爾蘇的《語言的符號性》（2000），介紹索緒爾理論的消極影響、尋找新的符號模式、建立以詞語為中心的研究方法。王銘玉的《語言符號學》（2000）和《現代語言符號學》（2013），對西方符號學大師的語言符號學思想進行詳細闡釋的同時，還對語言符號學的眾多核心要素進行集中的探討，提升了語言符號學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林信華出版了《社會符號學》，通過西方對符號系統的理解，嘗試觀察中國符號系統的特征，并由此延伸東西方在社會與文化領域的差異，馮鋼于的著作《藝術符號學》從更深刻的層次、更前瞻性的視域出發，對當代符號學的發展進程進行了整理。該書拓展了藝術符號學的內涵表達和外延展，突破了傳統的文化視野限制，將藝術理論研究推向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在最近的幾年中，四川大學出版社連續推出了多部關于中國符號學的系列書籍，其中包括《廣義敘述學》《社會文化符號學》《先秦符號思想研究》《電影符號學》《圖像符號學》《廣告符號學》《新聞符號學》《游戲學——符號敘述學研究》《武俠文化符號學》以及《20 世紀中國武俠文本的虛構與敘述研究》等。這系列叢書為國內的學術領域呈現了我國符號學領域近些年在多個方向上的深入研究成果。

第二，把符號學理論大眾化，為國人普遍了解和應用，也一直是我國符號學界的學者們努力不懈奮斗的目標之一。1988 年12 月，李先焜與陳宗明開始在期刊《思維與智慧》上連載《符號學通俗講座》,1992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了王紅旗的《生活中的神秘符號》，使大眾初步認識到符號學可以與廣泛的日常生活相聯系。李伯聰老師2000年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高科技時代的符號世界》把我們周圍如火如荼的數字革命和符號學聯系起來，幫助大眾理解符號學的深刻內涵。陳麗卿在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職場儀禮：你的成功符號學》一書中對大眾很有啟發：符號學其實就在身邊。2015 年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趙毅衡《趣味符號學》，這是中國第一本面向沒有符號學知識讀者的符號學普及讀物，2019春季四川大學首次以慕課的形式把《意義生活：符號學導論》送上了網絡，讓更多人體會到符號存在于我們每時每刻的生活中，也滲透到我們的社會文化中，只是我們一直不自覺而已。慕課形式也為更多的大學生、社會人員了解和學習符號學提供了方便有效的平臺。

第三，通過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文獻中的符號學思想進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嘗試用符號學理論來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現象。李光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分析漢語文字學中的符號學和儒家正學說中的符號學角原理，發表了《中國——一個具有豐富的符號學傳統的國家》的論文，1990 年代中期，由茍志效、沈永有、袁鐸共同編著的《中國古代符號思想史綱要》，是第一本嘗試從符號學的視角對中國古典哲學進行分析解讀的編著。祝東從1980年代起，就著手中國古代符號的研究，數十年來，堅持不懈，從中國古代易學、諸子學、陰陽五行、河圖洛書、唐宋佛學以及陽明心學進行了跨學科的交叉研究，挖掘其表意機制與倫理思想，終于在2021年完成了在他的專著《中國古代符號學思想史》，第一次較為系統地梳理了中國符號學思想史傳統，為促進中國符號學發展、中外學術思想對話、做出了重要的貢獻。2005 年，龔鵬程在他的作品《文化符號學導論》中，將中國的哲學、文學、語言學和史學中的專業術語與中國文化的理念相結合。他還參考了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對中國文化符號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介紹。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文化符號學》中，他將文化視為一種生成性的符號疊加過程。在葉舒憲及其團隊的《文化符號學——大小傳統新視野》這本書中，他們融合了文化符號學的多重編碼理論和文化文本的時序與共時性特點，將文化解讀為一種創造性的符號疊加過程。上面提到的研究成果僅僅是對中國符號學思想的部分展示，我們在未來應該更加積極地推動這一領域的深入研究，并努力將這些研究成果推向國際舞臺。

民俗學與符號學相結合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高樂田、鄧長青從民俗符號的形態、意義、應用分析入手，把民俗現象看作符號現象，將符號學方法引入民俗學研究進行了初步探索。[9]白麗梅提出了用符號學方法揭示鮮活生動的民俗現象所固有的結構原則，[10]烏丙安以民俗符號的構成為出發點，關注言語系統和非言語系統中的民俗符號的兩個重要視角。[11]他結構性地分析了與聽覺，視覺等感覺系統相關的聲音、特色裝飾、神話形象、民族服飾、民俗圖騰、色彩及實物象征的所指與含義，并初步建構起當代民俗符號學底層框架。劉東霞以山西民間布藝為例，從符號學的視角，挖掘民間傳統文化的符號意義，為民間藝術研究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方法。[12]總之，民俗學與符號學研究相結合成就斐然，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三、中國符號學研究的困境與展望

五十年過去了，中國符號學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面臨的困難還很多，具體表現在：

第一，論著只在博士論文中見到的多，年輕的學者為評職稱或迎合單位的評估，只撰寫論文，而放棄專著的論述。

第二，國外有符號學專業刊物40余家，我國只有四家，國內符號學的專業刊物太少，大部分符號學的交流活動，不得不集中到網絡上。

第三，文化研究被視為符號學的主要應用領域，但在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固定學科體系中，符號學常常面臨著沒有明確歸屬的窘境。在諸如哲學、藝術學、新聞傳播學、比較文學、外語翻譯以及廣告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中，他們的活動范圍相當有限。

第四，中國符號學界盲目跟從，做西方學術“批判的表演者”。

第五，近些年來，符號學成為了多個學科討論的焦點，與之相關的學術文章數量之多猶如海洋。盡管如此，至今關于符號學的確切定義、研究領域、研究手段以及學科的界限仍然存在爭議，尚未達成共識。

相對來說可喜的是，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即是整個社會生活的高度符號化，目前，許多研究中國符號學的學者不僅認識到“中國符號學”作為一個獨立且普遍的符號學體系的重要性，而且還致力于推動中國人文科學的現代化發展，促進中西社會人文學術傳統的有效交流，從而穩步推進中國符號學的建設?？v觀國內外符號學發展歷史，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個有中國風格的符號學新派，一個帶動世界文化健康發展的符號大國，一定會屹立在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