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國家教育變革的發展趨勢與中國選擇

劉寶存，茍鳴瀚

北京師范大學 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日趨復雜，全球不確定性明顯增強。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全球權力重心逐漸向東方轉移，原有的國際秩序正在多元重組；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長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不斷抬頭，對世界和平與發展造成極大沖擊。教育之變與世界之變相伴而生，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把教育作為實現國家戰略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不斷從振興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服務國家戰略的角度豐富教育的內涵使命，希望在推動本國教育發展的同時，通過教育領域的全面變革解決經濟、文化、社會等其他領域的難題。梳理近年來世界各國教育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其教育變革的趨勢走向，能為我國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一、世界主要國家教育發展面臨的挑戰

教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源與坐標尺。教育活動既根植于本國民眾與國家發展的需求，又受制于外部國際環境與宏觀歷史條件，呈現出形式愈發復雜、聯系愈發緊密的趨勢。近年來，世界各國教育面臨一系列共通性挑戰，亟需世界各國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尋找解決之道。

(一)公平優質教育發展陷入困境

長久以來，教育質量與教育公平都是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議題。2015年，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簽署和通過了《仁川宣言》、《2030年教育行動框架》，共同推動教育和全民終生學習往全納、公平、有質量方向邁進。實現公平優質教育的理念愿景固然美好，但世界教育發展的現實圖景卻不盡如人意。

第一，在校學生正面臨嚴重的學習危機。全世界小學和初中階段有55%的學生沒有達到最低閱讀水平、60%的學生沒有達到最低數學水平。按目前的教育發展狀況，到2030年全球仍會有4.2億人不能在童年時期習得最基本的技能，8.25億人不能在中學階段習得今后生活和工作所需的技能(1)UNICEF，Every Child Learns：UNICEF Education Strategy 2019-2030，New York：UNICEF，2019，pp.4-5.。

第二，性別歧視現象尚未得到完全消除。世界上約2.58億的適齡學生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其中6至17歲失學女童的數量約為1.32億，小學階段失學女性的比例總體比男性高出1.81個百分點；在排名墊底的低收入國家中，每100名男生進入高中，相應的女生人數不超過60人(2)UNESCO，“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Summary”，2020年12月9日，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721/PDF/373721eng.pdf.multi，2023年8月15日。。

第三，特殊兒童的受教育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與正常同齡人相比，患有身體障礙的兒童留在學校的可能性更小，僅有約15%的適齡殘疾兒童能夠順利上學，但學校設施、專業教師等學習支持的缺乏仍舊是一個巨大的阻礙(3)World Bank，“Inclusive Education”，2022年5月，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brief/inclusive-education，2023年8月15日。。

第四，地區貧富差距影響教育完成率。世界不同地區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完成率差異較大，即使是在同一地區，最貧困和最富裕兒童的教育完成率也存在較大差距。

第五，由過分追求“政治正確”而形成的各類“逆向歧視”正在導致新的教育不公平，如近年來美國部分頂尖高校的招生歧視現象，其招生程序與篩選機制輕視學生的學術成就與綜合素質，賦予少數族裔更高得分權重，顯露出“種族平衡”傾向。

(二)青年技能與勞動力市場脫節

青年是勞動力市場的生力軍，青年就業質量的高低關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越來越多國家認識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科學技術與行業技能人才作為支撐，需要青年承擔起更為積極的社會角色，而教育是促進青年有效就業、填補勞動力市場缺口的關鍵路徑。但是，世界各國在人才培養方面普遍存在難以滿足國家經濟發展、服務勞動力市場需求乏力的問題。

第一，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協調發展面臨文化阻力與制度缺位。除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職業技術教育體系較為完備的西方國家之外，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職業技術教育仍較為薄弱。如大部分東盟國家對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的關注度較低甚至存在部分負面看法，認為職業教育是針對窮人、邊緣群體和輟學青年的“二次機會”或“二等教育”(4)Ministry of Labour and Vocational Training，the 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National 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2017-2025”，2017年6月17日，http://tvetsdp.ntb.gov.kh/wp-content/uploads/2018/02/NTVET-Policy-2017-2025.ENG_.pdf，2023年8月15日。；韓國近年來人文社會學科與理工學科畢業生的畢業生供大于求，而就業市場對高中學歷技術型勞動力的需求卻得不到滿足。

第二，世界各國青年專業技能開發的層次結構有待調整、整體水平有待提升。經合組織指出，高水平、創新型的職業技術型人才是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主要動力，但經合組織成員國約有26%的職業教育畢業生選擇從事服務、銷售等低技能要求的職業，約22%的畢業生選擇從事手工業、制造業等中等技能要求的職業，只有20%的畢業生受雇于高技能要求的職業(5)OECD，“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20：Facing the Jobs Crisis”，2020年7月7日，https://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oecd-employment-outlook-2020_1686c758-en，2023年8月15日。。

第三，青年就業技能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運用信息技術解決實際問題是當代人才必備的一項基礎能力，在2005年至2016年期間新增的就業機會中，數字密集型崗位的占比達到了40%，但截至2019年，中等收入國家有33%的人口僅會使用復制文件和添加電子郵件附件這兩項最基本的數字技能，高收入國家中不會使用這兩項基本技能的人口占比也分別達到了42%和30%(6)UNESCO，Migration，Displacement and Education：Building Bridges，Not Walls，Paris：UNESCO Publishing，2019，p.160.。青年數字素養和信息化技能的相對缺失將使他們在未來高度智能化的社會和就業市場中面臨巨大挑戰。

(三)專業教師隊伍建設亟待加強

教育教學質量的關鍵在于教師隊伍的職業素質和能力。伴隨著世界各國對教育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教師隊伍的專業化建設也逐漸提上日程，但目前世界各國專業教師隊伍建設仍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教師職業吸引力下降，教師群體日趨老齡化。薪酬待遇低、工作時間長、工作負擔重等因素影響年輕人選擇教師職業的意愿，不少國家都面臨新任教師招聘困難和在職教師流失嚴重的現象。202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教師平均薪酬僅相當于其他同等學歷全職工作者的78%至94%，且教育層級越高，教師招聘困難和教師流失越嚴重；此外，招聘困難和人才流失現象導致部分教師不得不延遲退休年齡，經合組織成員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50歲以上教師人數占教師總數的比例已經超過30%(7)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1”，2021年9月16日，https://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education-at-a-glance-2021_b35a14e5-en，2023年8月15日。。

第二，教師缺乏足夠的職業培訓。教師參加專業培訓有利于提高自身教學水平，對確保課程有效實施和促進學生學習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發布的《全球教育監測報告》顯示，全球約有11%的學前教育教師、19%的初等教育教師和22%的中等教育教師從未接受過任何職業培訓；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僅有45%的學前教師、65%的初等教育教師和51%的中等教育教師曾經接受過職業培訓(8)UNESCO，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Non-State Actors in Education，Paris：UNESCO Publishing，2021，p.463.。

第三，教師專業技能與素養仍需提升。教學生態的變革，特別是認知科學的應用與信息技術的嵌入，將進一步促使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身份角色的轉變。教師必須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技能與素養，才能適應這些變革。據最近一次“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的結果顯示，大約只有一半的教師會在課堂教學中使用涉及學生認知激活的實踐方法，只有41% 的教師接受學生對自身的反饋評估，大約44%的教師缺少將信息和通信技術應用于教學的能力，65% 的教師難以適應在多元文化環境中教學(9)OECD，“TALIS 2018 Results (Volume I)：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 as Lifelong Learners”，2019年6月19日，https://www.oecd.org/education/talis-2018-results-volume-i-1d0bc92a-en.htm，2023年8月15日。。

(四)信息革命帶來潛在教育風險

伴隨數字媒介的迅猛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術造成知識的爆炸式擴張，為現有的知識能力結構、教育內容、人才培養以及教育模式帶來新機遇與新挑戰，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潛在的風險。

第一，技術在各級各類教育中的應用水平不高。盡管各國政府為學校發展信息與通信技術投入了大量資本，但是教育信息化建設仍舊相對薄弱，具體表現數字化基礎設施覆蓋不足，校際、地區教育數字化發展不均衡；數字化課程的開發設計不夠科學合理，混合式在線教學的實際效果難以令人滿意；教師信息素養水平偏低，缺少足夠的知識與技能儲備來有效地運用信息與通信技術等。

第二，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的人文功能。知識的迭代速率加快、信息總量繁多，一方面使“一切的知識教給一切的人”這一教育基本假設不再成立，另一方面超越了學校的教學內容，使課程編制與教材開發面臨實踐困難。

第三，基于技術的教育可能導致新的不公平問題和安全問題。在技術型企業領跑、市場規則主導下的智能教育布局中，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對技術的適應能力和使用能力不同，能夠獲取的軟性支持、硬性設備也不同，容易造成新的數字鴻溝。

第四，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還需深思價值取向問題，如信息技術的全面嵌入是否會對人本身的價值、教育本質的內涵造成沖擊；基于數據挖掘、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的人工智能教育是否能真實切合個體發展的需求；泛在化、即時性的快速學習能否客觀提升教育的整體質量等。

第五，技術驅動教育變革暗藏不可避免的倫理意識問題?！盎ヂ摼W+教育”、虛擬課堂實現了教師教學和學生自學的雙向主體性和高度的自由化，但這些優勢背后也隱藏著學生倫理意識邊緣化的危險，容易導致對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等相關教育的忽視。

(五)教育國際交流合作頻繁受阻

近年來，由秩序調整與利益沖突帶來的各種不安全、不穩定因素使國際教育合作頻繁受阻。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亟需合作實現可持續的集體未來，通過教育變革重塑和傳遞人類社會發展所需的共同價值觀、基礎知識以及理想信念，構建起新的教育社會契約。

第一，逆全球化浪潮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價值觀危機。民族國家層面的地緣政治對國際教育合作造成負面影響，國際教育資源生產與流通的不平等結構不斷形成、擴大、加強，成為一種新形態的跨國支配(10)段世飛、葉貞瑩：《邁向“社會契約”的全球教育治理：框架、挑戰與變革》，《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3年第3期。。例如，美國近年來在“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策原則下謀求單邊優勢，不僅用政治手段強行干擾國家之間正常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更為全球多邊體系尤其是主要國際機構和組織在知識共享、技術開發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教育治理帶來不確定性。

第二，國際經濟下行加重各國教育系統財政負擔。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世界GDP總體增長率為3.3%，2019年為2.6%，2020年為負的3.3%，2021年反彈至6%，2022年又下降至3.1%(11)World Bank，“Annual GDP Growth”，2023年8月，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2023年8月15日。?！?021年教育財政觀察》顯示，全球33%的中高收入與高收入國家、65%的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家都削減了公共教育財政預算，未來的經濟復蘇進程仍面臨極大不確定性(12)World Bank，“Education Finance Watch 2021”，2021年2月22日，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publication/education-finance-watch-2021，2023年8月15日。。

第三，世界局部地區的沖突動亂與非傳統安全問題擾亂了社會發展的和諧穩定秩序。近年來，全球多地發生動蕩與局部戰爭，“美國—伊朗”沖突、“白俄羅斯—歐盟”邊境危機、“俄羅斯—烏克蘭”沖突以及極端組織殘余勢力恐怖襲擊等暴力行為不僅造成一系列社會安全和民生問題，更讓全球教育治理步履維艱。因矛盾沖突與社會動蕩而產生的人口流動為當地教育系統帶來巨大壓力，移民、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的基本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人類和平教育“預防沖突、調解、包容、希望”的理念與價值遭受踐踏。

第四，全球氣候變化、極端自然災害以及重大傳染疾病等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問題造成嚴重學習損失，加劇了1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16億學生的學習貧困，使全球教育融資缺口擴大約30%，嚴重影響了人類的身心健康、安全以及文化教育活動的正常開展(13)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oup，“Policy Brief：Education during COVID-19 and beyond”，2020年8月，https://unsdg.un.org/resources/policy-brief-education-during-covid-19-and-beyond，2023年8月15日。。

二、世界主要國家教育變革的發展趨勢

當今世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但又全面、深度聯結的世界，聯結的方式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聯結的意義超越了聯結本身。面對諸多挑戰，世界各國紛紛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教育政策，以期從不同角度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

(一)擴大教育資源供給，促進教育機會公平

充足、穩定的教育財政經費支持是教育事業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世界主要國家確保其教育戰略得到有效落實的關鍵前提。近年來，各國政府開始加大對教育系統的財政經費支持，主要方式包括：

第一，加大教育財政經費投入力度，通過發起專項教育資助項目計劃、分層分類撥付教育?？畹确绞奖Ｕ辖逃涃M，如德國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于2019年簽訂了《學校數字化公約》，共同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資金；之后，德國各級政府決定再次對該項目追加經費，預計至2030年為德國境內4萬余所學校的數字化建設提供70億歐元的經費支持(14)Das Deutsche Schulportal，“Geld aus Digitalpakt Schule kommt nur langsam in Schulen an”，2022年5月15日，https://deutsches-schulportal.de/bildungswesen/was-hat-der-digitalpakt-schule-bislang-gebracht，2023年8月15日。。

第二，優化教育財政經費配置模式，以學校、受教育者的需求為導向重新優化教育財政經費配置模式，如澳大利亞自2018年起開始以“學校教育資源標準”為基準為全國范圍內的中小學生提供教育發展經費補助，同時通過“優質學校計劃”對學生學業總體表現落后于平均標準的學校給予撥款(15)Department of Education，Australian Government，“How are Schools Funded in Australia？”，2022年10月10日，https://www.education.gov.au/quality-schools-package/fact-sheets/how-are-schools-funded-australia，2023年8月15日。。

第三，提升教育財政經費使用效率，采取簡政放權手段，賦予地方更大的教育財政自主權，如加拿大聯邦政府對于各省及地區政府如何使用聯邦資金幾乎沒有限制，各省和地區政府可以根據自身教育發展的需要確定優先事項，自行決定如何使用聯邦資金。

教育公平是實現社會正義的起點和基石。為了確保各類社會邊緣群體都能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機會，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戰略措施就是積極推動全納教育，針對社會邊緣群體予以一定的政策傾斜與照顧，提升各級各類教育的入學率與保學率，使貧困學生、殘障學生、少數族裔、移民與難民學生等都能獲得基本的教育機會，不斷縮小弱勢群體差距。例如，美國近年來的戰略重點主要在于為貧困家庭提供優質的早期教育與保育服務，減少弱勢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經濟負擔以及為所有學習者提供接受STEM教育的機會；英國的關注重點則從弱勢群體進一步延伸至薄弱學校與薄弱區域，提出以縮小教育差異為導向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法國自2019年起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并通過發展教育優先區、推進貧困救助計劃等改善農村學校的教育水平；新加坡近年來則主要著力于優化以天才兒童為對象的“促優”、以學困生為對象的“扶貧”和以所有學習者為對象的“全納”教育制度，力使每個新加坡人都有接受優質和可負擔教育的平等機會。

(二)規范教育法律法規，健全教育保障體系

國家教育戰略是國家層面所做出的教育謀劃，具體表現在國家政府部門制定的各項教育法律、法規、規劃、綱要以及計劃上，其中教育法律法規的制定是確保教育改革順利進行的法理基礎。近年來，世界各國致力于健全教育法律保障體系，不斷完善教育領域的規章制度，力使本國的教育戰略改革有理可循、有法可依。

第一，不斷規范教育立法的流程，以此明確教育法律的嚴肅性與權威性。例如，法國教育法律的制定需經過教育部門提案、兩院審議討論、組織專家調研、聽取全民意見、起草法律文本等一系列程序，無論是總統令或政府部門的行政命令均不得違反此前已經通過的法律。

第二，修訂和完善已有教育法律，凸顯教育法律體系的完備性與時效性。例如，21世紀初日本對《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的修訂奠定了其“教育再生”戰略的基本理念與總體方針，為使該戰略的改革措施得到落實，日本不斷修訂法律條文，如在教師教育領域先后修訂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教育職員資格法》、《公立義務教育各學校教師工資特別措施法》等，使教師教育改革政策得到進一步制度化。

第三，明確部門機構的權責范圍，強化教育法律執行監督。作為三權分立的聯邦制國家，美國的關鍵教育政策、法律法規均需聯邦議會或州議會等立法機關進行審議與授權，立法過程需要議會兩院和行政首腦同時認可，而行政機關又必須在法律框架內制定教育戰略與政策；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參與教育法的制定，但最高法院可以通過判決某項法律違憲而推翻先例。美國聯邦教育法律一般每5到10年進行一次大規模修訂和重新授權，在此過程中，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監督，共同保障教育法律的公正性與合法性。

(三)強化知識技能習得，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隨著社會發展對人才知識與能力要求的提升，教育質量的標準也在不斷提高。各國人才培養的質量標準不再僅僅局限于對具體知識與事實的掌握程度，取而代之的是對學生創新創造、問題解決、自我調節、溝通交流、社會情感、全球意識、可遷移技能以及可持續發展等能力素養的共同關注，推動形成更加全面、多元和貼近生活的人才標準和育人理念。對此，世界各國普遍強調要強化知識技能習得，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如澳大利亞提出“技能立國”，認為公民才能是建立一個強大而公正國家的前提基礎；新加坡提出以科教為引擎、創新驅動的“智慧國家”戰略；日本在“教育振興”系列計劃中也提出“教育立國”的口號；印度則以“腦力立國”為根本國策，強調通過強大工業實力和高素質人才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具體而言，各國積極構建本土的核心素養框架，著力加強對學生多方面知識、技能、情感、態度以及價值觀的培養，并以此為基礎推進學科建設與課程改革。例如，相較以往對分數、排名、升學率等概念的淡化，法國近年來逐步開始在全國推行統一的學業測評改革，強調通過閱讀、音樂、視覺藝術、口語表達以及媒體與信息等課程提升學生綜合能力。英國不僅將閱讀、藝術與文化等課程改革作為提高教育質量的關鍵著力點，還持續關注學生的身心全面發展，在體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反校園欺凌方面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德國2017年頒布的《國家行動計劃》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教育戰略的方針路線，德國未來將在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非正規和非正式學習、地方性可持續發展教育六大領域中納入新的教育結構，使兒童、青年和成人獲得未來發展所需的關鍵知識與技能(16)李如意、鐘周、曹越：《可持續素養框架設計與人才培養策略研究》，《世界教育信息》，2023年第3期。。

(四)提升教師專業水平，激發教育內生動力

教育的質量不可能超越其教師的質量，教師隊伍是推動學生發展最重要的杠桿。世界各國均將教師隊伍建設視作學生成長、學校發展以及國家教育戰略得以有效落實的重要基石，根據教師培養與教師發展狀況的不同制定了相應的改革措施，重點圍繞提高教師教育質量、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和完善教師考核體系等主題，從頒布教師發展戰略、制定教師行為規范標準、改革學校工作方式以及倡導教師隊伍多元化等方面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例如，俄羅斯政府近年來規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不同類別教師專業能力水平與物質精神待遇的專項任務，一方面重視青年教師的培養，提升教師隊伍整體學歷水平，防止教師隊伍老齡化加??；另一方面著手完善公平合理的薪資分配機制，搭建現代、開放的教師人才遴選、培養與管理體系。日本始終將建設高質量教師隊伍作為推進“教育再生”戰略的重要抓手，于2022年通過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和《教育職員資格法》的最新修正案，提出自2023年開始實施新的個性化、自主式教師研修制度，同時對教師資格證制度、教師職業晉升制度等進行配套改革，對教師責任使命、教學指導、應對特殊兒童以及運用數字技術等方面的共通素養做出相關規定。印度長期以來面臨著教師職位空缺、一師多校兼職、非正式教師數量龐大、教師專業化水平偏低等挑戰。為提高教師的整體素質，印度《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提出“要確保我們的兒童和我們的國家走向最好的未來，就必須對學校教師進行激勵和賦權”。為此，印度政府未來將采取相應行動，包括重塑教師資格證考試制度，設立農村地區教師績效獎金與專項津貼，減少教師行政工作負擔，提升教師對教學管理與學校治理的參與度等(17)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2020年8月，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2023年8月15日。。

(五)深化職業教育改革，支撐產業結構升級

面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發展形勢，各國不得不思考教育究竟應該如何服務社會需求以及如何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高度關注各領域高水平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大力倡導職業技術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努力提升市場勞動力的專業技能與科研工作者的生產力。

為取得人力資本開發的全球領先地位，世界主要國家持續提升職業教育發展與經濟產業需求的適配程度，不斷深化職業院校與政府、大學、企業以及科研機構等多主體之間的聯系，通過調整人才培養規格與學科專業布局等支撐經濟產業結構升級。例如，美國近年來相繼發布《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美國學徒制拓展計劃》、《加強 21 世紀職業和技術教育法案》等一系列文件，致力于提升職業教育的學業標準，促進職業教育與就業市場接軌，最終解決美國勞動力所面臨的技能缺少危機。加拿大則強調學習型國家建設，著力消除各類社會群體參與技能培訓并獲得工作的結構性、系統性障礙，努力打造一支熟練敏捷、能夠終身發展技能的勞動力隊伍。俄羅斯在《俄羅斯聯邦2016—2020教育發展目標綱要》、《2024年前俄羅斯聯邦發展之國家目標和戰略任務》以及近年發布的《國家教育方案》等戰略文件中均將職業教育列為特別優先任務，提出要著力構建連續貫通的職業教育體系，提高各級各類職業教育機構辦學的靈活性和專業設置多樣性，培養掌握現代前沿技術、適應經濟社會需要的高水平創新型人才。

(六)加強教育評估問責，確保組織管理效率

教育評估與問責作為現代教育管理的重要環節和手段，是保障教育質量、促進教育組織系統高效運行的重要手段。從全球范圍來看，世界各主要國家越來越注重對教育活動的評估、監管和問責，通過制定教育質量標準與評估方法、執行教育評估手續、公布教育質量評估結果等方式實現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各國政府加強教育評估問責的主要方式包括：

第一，創新針對學生個體學業水平的評估方法。例如，新加坡于2021年開發制定了“新小學畢業考試積分等級系統”，用全新的八級“等級積分”制度取代原本的“總積分”制度，以此弱化學生之間的橫向比較，引導學生發展自身的創造性、適應性和跨文化等技能素養(18)Ministry of Education，“New PSLE Grading System by Achievement Levels (AL)”，2021年4月27日，https://smiletutor.sg/psle/new-scoring-system，2023年8月15日。。韓國自2017年起將國家學業水平考試分為兩個部分，其中各科學業水平測試為主體評價部分，學生與學校問卷調查為補充評價部分；此外，韓國還規定學校綜合生活記錄簿應詳細記錄學生個人基本情況、學籍信息、考勤情況、獲獎經歷、資格證書、各科成績、在?；顒?、行為表現以及其他綜合意見等內容。

第二，完善針對學校內外部教育質量的問責機制。例如，巴西《2014—2024年國家教育計劃》指出，巴西政府內部需定期發布教育改革成果報告，同時應積極發揮國家受教育權運動指導委員等外部主體的監督審查功能(19)Ministerio de Educa??o，“Balan?o do Educa??o Plano Nacional”，2023年5月，https://pne.mec.gov.br/videos/item/84-balanco-pne？tmpl=componentvideos，2023年8月15日。。

第三，加強對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狀況的綜合監測。例如，澳大利亞對國家教育計劃的實施進展進行長期的跟蹤與監測，建立了不同層級的項目審查機制和動態更新模式，涵蓋教育項目制定、資金支持、評估審查和動態跟蹤調整在內的項目推進長效機制，有力保障了澳大利亞教育戰略的每一個分支和要點能夠落到實處。

(七)對接國際雙向需求，加快教育全球布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教育的關注點不僅在國內，更重視國際教育戰略的實施。各國政府紛紛將教育作為開展跨國對話的窗口，大力促進教育國際交流與對話，努力使本國教育系統與世界接軌。

第一，促進教育人員的國際流動。例如，德國的師生“走出去”主要以學習、實習、學習旅行、暑期學校、語言課程以及項目工作等短期交流為主，“引進來”的對象則主要是本科層次的大學生。在職業技術教育方面，德國政府主要借助“伊拉斯謨+”計劃的資助項目促進教育人員的跨國流動，同時借助德國發達的國際合作企業網絡、歐洲的學分轉移與資格互認制度以及“哥本哈根進程”國際職業教育合作平臺加強職業技術教育的國際化水平(20)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DAAD STRATEGIE 2025，Bonn：DAAD，2020，p.5.。

第二，擴大國際教育服務出口。繼2013年推出教育國際化戰略《國際教育：全球增長與繁榮》之后，英國政府于2019年發布《國際教育戰略——全球潛力、全球增長》報告，提出開拓國際教育市場、提供多樣化教育產品、提升跨國教育國際競爭力、促進數據驅動的科學教育決策等戰略行動領域。2021年，英國又發布《2021國際教育戰略升級——支持復蘇、驅動增長》，旨在推動英國國際教育從復蘇轉向可持續增長，確保2030年英國國際教育戰略目標如期實現，鞏固和擴大英國國際教育在全球的市場份額(21)GOV UK，“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2021 Update Supporting Recovery，Driving and Growth”，2021年5月15日，https://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rategy-2021-update/international-education-strategy-2021-update-supporting-recovery-driving-growth，2023年8月15日。。

第三，大力實施國際教育援助。據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至2020年十年間，德國是雙邊教育援助的最大提供方，十年間的經費支出總量達到218.82億美元；法國、美國與英國等緊隨其后。隨著世界主要國家對外教育援助力度的不斷加大，各國政府的策略重心正逐步從擴大教育援助的整體規模向提高教育援助的質量與效率轉移，在兼顧自身綜合利益的同時，將幫助受援國提高國民綜合素質、開發人力資源、促進社會就業與經濟增長、消除不平等以及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等放在教育援助的突出位置，持續擴大本國的國際影響力(22)茍鳴瀚：《全球教育援助：格局、挑戰與趨勢——基于國際組織統計數據(2011—2020年)》，《比較教育研究》，2023年第4期。。

(八)深化教育簡政放權，提升綜合治理效能

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之下，世界各國紛紛通過優化綜合治理實現教育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各國政府不斷加強教育管理制度改革，通過明確各級各類教育辦學規范、評估標準與風險防控等方式對國家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進行宏觀調控。例如，英國于2016年設立“學生事務辦公室”，該機構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原則，采用“基于風險的方式”進行高等教育市場監控，以此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效率。為減輕高等教育系統的科層式管理負擔，學生事務辦公室承諾將在數據收集、抽樣檢查、資金分配、評估成果等方面簡政放權，減少高等院校中的官僚主義現象(23)黃興勝：《近年來英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特點、趨勢及啟示》，《世界教育信息》，2019年第7期。。

另一方面，各國政府持續調整政府與學校的關系，減少直接的教育干預與命令，逐步將財政預算、校本管理、師資培訓等權力交還給地方，允許地方在一定范圍內采取與自身實情相適應的教育措施，推動構建跨部門、跨區域的教育合作協調網絡。各國政府不斷加強教育改革的頂層設計，推動構建跨部門、跨區域的教育合作協調網絡。例如，巴西在落實《2014—2024年國家教育計劃》的過程中實施“聯邦—州—市”三級教育管理模式，不僅在各級教育部門之間設立了“常設協調與合作機構”，每級部門代表定期舉行集體會議；還形成了由教育部、全國教育部長委員會與全國城市教育領導者聯盟共建的技術援助網絡，以此指導各州與各市教育計劃的制定，監督跟進各州、市教育項目的推進與落實(24)Ministerio de Educa??o，“Elabora??o e Adequa??o dos Planos Subnacionais de Educa??o”，2022年5月，https://pne.mec.gov.br/18-planos-subnacionais-de-educacao/36-elaboracao-e-adequacao-dos-planos-subnacionais-de-educacao，2023年8月15日。。除此之外，各國政府還著力構建多方參與的教育治理體系，鼓勵家長參與到兒童的教育過程中，企業參與到中學后教育的人才培養與科研創新過程中，教師、學校、家庭、學生參與到教育政策的制定中，充分發揮各類利益相關者在教育服務供給與管理中的監督促進作用，積極挖掘豐富多樣的教育資源，助力教育事業的發展。例如，德國的可持續發展教育戰略強調多方協調與合作，重視廣泛利用一切社會資源，要求學校、協會、企業或地方行政部門的相關人員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導向傳授知識或進行管理經營，以此形成高效協作的系統，促進以整體化方式在全社會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三、中國教育變革的路徑選擇

近年來，世界各國不斷出臺新的教育政策措施，深化教育改革，希望通過發展教育使本國在全球競爭中占據主動權和相對優勢。對此，我國教育改革必須形成系統意識、全局意識，堅持協同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統一，以國際先行經驗為鏡鑒，以建立和完善中國式高質量教育體系為價值旨歸，站在促進學生全面自由發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高度進行系統規劃與設計。

第一，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培養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水平創新人才。我國應積極推進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實踐改革，建立和完善符合時代需求的核心素養能力框架，重視發揮核心素養在人才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模式與方法以及教學評價中的引領作用?？茖W設計以素養為導向、超越知識本位的課程內容，既要將核心素養落實到學科課程之中，又要重視跨學科與學科課程內容的整合融通，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終身學習能力、創造性與問題解決能力。在課堂教學方面，著力加強基于問題或項目的教學、探究性教學、跨學科主題教學和實踐性教學，幫助不同階段學生形成主動學習、深度思考、創新創業等多方面的能力。

第二，加快構建世界水平、中國特色公平優質教育體系，推動教育可持續發展。我國應持續推進全納教育，努力為所有人提供優質、均等、多樣化、個性化的受教育機會。具體而言，就是要精準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著力縮小省市之間、區縣之間以及學校之間的教育差距，從財政經費、師資力量等方面加大對教育發展相對落后區域的支持力度，推進薄弱學校改善計劃；增設差異化指導機制，為不同智力發展水平、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弱勢學生提供補償性學習輔助；促進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三者融通，構建上下銜接、左右互通的人才成長通道；樹立終身教育理念，推進形成全民終身學習的現代教育與公共服務體系。

第三，加強教師隊伍專業化建設，打造世界人才中心。全面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的教師隊伍，首先需制定優惠型就業引導政策，在源頭上保障師范教育生源的基本數量與質量，不斷吸納社會優秀人才加入教師隊伍。其次，健全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與準入制度，優化教師職前教育、崗前培訓與職后發展連續動態機制，有序推進教師交流輪崗與學習共同體建設。最后，實施高校教師學歷提升計劃，提高高校教師的業務水平；實施領軍人才培養計劃，通過海外研修、前沿研究等措施培養一批學科領軍人才；實施國際杰出人才引進計劃，瞄準一流大學、一流研究機構、一流學科引進一批杰出學者。

第四，構建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優化評估與問責機制。我國應積極構建教育質量保障體系，不斷優化基于實證的評估和問責機制。在構建內部質量保障體系方面，加強學校信息系統的建設工作，形成學生基本資料、課程參與情況、行為表現等信息的動態采集機制，為教學實踐改進提供數據依據。在構建外部質量保障體系方面，以學科、專業、大學、主題為對象分類推進內部自評、外部審查及民主參評等，不斷完善評估制度的技術規范和流程安排；加快評估結果發布、傳播和反饋一體化平臺建設，使評估信息更具透明性和可獲取性；依托評估建立和完善政府部門、學校領導與教師、社會公眾等利益相關者的多方問責制度。

第五，加快“雙一流”建設，打造高層次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高地。我國應以“雙一流”建設為引領，著力打造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首先，確立能夠體現學校特色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目標，優先建設一批有潛力的優勢學科，依托學科資源帶動其他學科群拔尖人才的培養。其次，不斷提升科學研究原始創新與前沿攻關能力，夯實師資隊伍建設基礎，重視發揮國際化骨干人才和外聘專家的引領作用，聚焦世界前沿領域與關鍵技術創新突破。再次，關注跨學科、跨機構的項目建設和平臺建設，鼓勵科研合作與資源整合，持續完善技術轉化制度，提升高校對國家重大戰略和國計民生的服務支撐能力。

第六，實施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合計劃，推動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我國應著手加強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規范引領，提高職業學校與高等院校人才培養和智創匯聚能力，延伸教學、科研、培訓師資鏈與人才儲備鏈，促進職業需求與勞動力市場崗位供給匹配銜接，以產科教高質量融合發展助推經濟發展與技能型社會建設；優化“政用產學研”協同育人機制，建立高校與企業人員互聘、高等教育治理的社會參與制度，圍繞區域優勢產業與戰略新興產業綜合完善學術生產平臺、科研管理平臺、科技園區平臺和成果轉化等平臺建設(25)茍鳴瀚、劉寶存：《美國研究型大學引領區域協同創新的實踐與范式轉型》，《重慶高教研究》，2023年第3期。。

第七，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推動信息技術與教育融合發展。我國應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互聯網+教育”，引導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等行為主體在數字教育資源開發與匯聚過程中形成統一的規范標準和質量要求，創新教育資源與教育服務供給方式；分類確立學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數字素養能力框架，依托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改革課堂教學模式與學業評估方式，支持教學、科研工作提效創新；積極回應數字化技術對傳統產業轉型的影響，研發多形態數字化教育產品，刺激教育技術與教育服務產業出口。

第八，深化教育對外開放，提升教育國際化水平。我國應使教育體系進一步與國際接軌，鼓勵學生赴海外學習、實習和志愿服務，完善留學歸國人員就業創業機制；出臺來華留學教育質量認證標準，完善監督管理與服務問責體系；加大中外合作辦學力度，推動應用型本科、職業院校配合行業企業“走出去”；深化國內高校與國際多邊組織合作關系，積極參與國際教育標準與規則研究制定；充分發揮教育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依托國家戰略合作網絡推動形成平等互利、共享共贏的新型伙伴關系；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導理念深入參與和引領全球教育治理，為應對全球挑戰貢獻中國智慧。

第九，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我國應進一步完善教育治理體制機制改革，健全統籌有力、權責分明的多級教育體系。一方面，適當將財政預算、校本管理、師資培訓等教育權力向學校和社會回歸，激發學校辦學活力；引導和鼓勵學校在一定范圍內根據自身實際制定適宜的規章制度，提升學校的自主決策能力與自主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順應知識生產模式轉型需要，理順多元主體關系，合理劃分職責權限，完善信息公開制度和民主監督機制，建立政府、學校、企業、公眾共同參與的教育善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