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邏輯理路：何以必要、何以為憂與何以化憂

作者簡介

周馳亮（1990- ），男，廣西師范大學講師，教育學博士，研究方向：職業技術教育（桂林，541004）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產教融合共同體知識治理模式及落地機制研究”（BJA230031），主持人：鄧小華

摘 要 數字化轉型是新時代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必由之路。從內在動因來看，數字化轉型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從政策驅動來看，教育數字化戰略布局引領職業教育發展方向；從技術賦能來看，數字技術推動職業教育適應性發展。然而，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面臨現實隱憂，表現為“技術崇拜”沖擊職業教育的“育人本位”，職業教育的“治理機制”脫節于“數字化生態”，教師主體的“數字素養”滯后于“數字化創變”，職業教育的“數字基礎設施”掣肘“數字化發展”，“技術顛覆”引發職業教育的“數字倫理風險”?；诖?，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應從錨定目標、協同治理、夯實素養、筑牢根基以及走向善治五個維度探究紓解之道。

關鍵詞 教育數字化；數字化轉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 G71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4）07-0013-07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教育數字化是我國開辟教育發展新賽道和塑造教育發展新優勢的重要突破口。進一步推進數字教育，為個性化學習、終身學習、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和教育現代化提供有效支撐?！盵1]教育數字化轉型是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支撐，是推動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的有效途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是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和塑造職業教育發展新動能的關鍵取向，是貫徹新時代國家教育政策的具體實踐。從本質內涵來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并非停留在技術改造上，而是構建職業教育新生態，強調數字技術對職業教育的主體、內容、空間、治理、文化等要素的滲透與融合[2]。從價值意蘊來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推動數字技術嵌入職業教育生態系統，促進職業院校優化組織形態和育人范式，助推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高質量培養。從現實表征來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是數字技術與職業教育融合的新形態，其系統性的教育創變過程體現了復雜性、動態性以及重構性等特征，表征為機遇與挑戰長期并存、技術與教育深度互嵌以及人機協同共促。因此，基于教育強國建設和職業教育現代化發展，亟待進一步梳理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邏輯理路，厘清其實然動因與現實挑戰，探索職業教育數字化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向。

一、何以必要：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然動因

數字化轉型是新時代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必由之路，源于多重要素的融合推動。從內在動因看，數字化轉型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從政策驅動看，教育數字化戰略布局引領職業教育數字化的發展方向。從技術賦能看，數字技術重塑職業教育生態，推動職業教育適應性發展。

（一）內在動因：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

數字化轉型是職業教育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和2022年新修訂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建設技能型社會。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旨在持續優化教育結構，有機契合產業鏈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布局，動態適應新經濟、新業態的發展需要，促進職業教育優質均衡發展[3]。以上教育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數字技術的賦能，需要發揮數字化發展動能，促進職業教育系統內部各要素提質增效，改善職業教育組織形態和教學過程。從職業教育的類型特征來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建立在數字化轉換與升級的基礎上，以價值賦能為導向，凸顯技術要素、數據要素在職業教育系統中的重要作用，實現組織架構、教學模式、育人方式等全方位創變，提升職業院校的發展活力與育人成效。

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是職業教育提前謀篇布局、積極應對變局的時代選擇，旨在適應產業布局、有效服務經濟發展，推動職業教育供給與產業經濟發展相契合，培養“德技并修”型人才，為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供有力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依托數字技術賦能，挖掘數據要素價值，精準把握產業升級和技術變革的發展態勢，增進政府、學校、企業以及社會力量多元辦學的協同共促，進一步推動產教融合、校企優勢互補，構建開放性、協同性以及適應性的教育生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旨在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需要推進數字技術與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不斷優化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數字平臺搭建教育系統與產業系統的銜接機制，強化教育鏈、產業鏈和人才鏈的有機聯動，實現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結構的緊密對接，推動人才供給機制與就業市場需求結構的匹配。

（二）政策驅動：教育數字化戰略布局的方向引領

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戰略指導，引領著職業教育數字化發展方向?！笆濉币巹澗V要將“數字中國”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教育、科技、人才統籌部署，明確提出“推進教育數字化”“建成教育強國”戰略目標。黨和國家針對教育數字化的戰略布局彰顯了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意義，強調數字技術應用的整體推進，全面促進教育系統性創變，有效解決教育改革發展過程中的難點和痛點問題，為辦好人民滿意教育開拓了新的路徑。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提出“利用現代技術加快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實現規?；逃c個性化培養的有機結合。創新教育服務業態，建立數字教育資源共建共享機制”[4]。2021年，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加強職業院校數字技術技能類人才培養，深化數字經濟領域新工科、新文科建設，支持企業與院校共建一批現代產業學院、聯合實驗室、實習”[5]。教育數字化戰略布局從人才培養、數字資源建設、校企合作等方面進行頂層設計，明晰了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取向。

2022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大力發展適應新技術和產業變革需要的職業教育。優化發展環境，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提高內涵質量”[6]。2023年全國教育數字化現場推進會提出“大力推進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加快建設教育強國”[7]。黨和國家全面推動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支持和鼓勵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國家數字教育資源公共服務體系，提升職業院?；A設施的智能化、協同化水平，優化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加速推進數字技術的嵌入與應用，建構職業教育數字化生態系統。我國教育數字化戰略布局釋放了政策紅利，以政策驅動促進教育數字化產業發展，而數字化產業與教育的有機聯動，又能拓展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空間[8]。

（三）技術賦能：數字技術推動職業教育適應性發展

數字技術逐漸滲透到教育要素中，通過數據要素實現學情分析、課程教學、人才培養、管理服務等方面的高效運行，推動職業教育適應性發展。數字技術與職業教育的互嵌融合，重構職業教育治理模式，有利于促進職業教育體系提質升級，助推職業教育結構優化、功能升級以及價值再造。人工智能、5G、云計算、大數據和區塊鏈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有機嵌入，賦能教育鏈、人才鏈的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推動職業教育數字化發展。數字技術為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提供了更靈活的延展空間，促進職業院校、企業以及行業組織等機構的溝通與互動，破解數據孤島和系統壁壘，改善職業教育供需結構性失衡，強化跨組織機構的數據流動和共享，依托模式重構提高協同質量與決策效率[9]。數字技術塑造了去邊界化、去中心化的教育場域，創設虛擬與現實、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相融合的育人空間，其數據互聯、人機協作的功能形態搭建了聯結互通的交往平臺，推動跨區域、跨校際的教育資源共享，促進產教融合的縱深發展。

數字技術賦能職業院校教育教學的創新應用，推動育人模式和教學空間的重構，賦能“教學評”一體化建設，優化教育教學實施過程，實現課堂教學空間、企業工作情境的有機融合，豐富教學情境，增進學習體驗。職業院校通過數字技術開展課堂教學評估，精準識別學生的學習需求，進而制訂適應學生發展特征的教學實施方案，改變過去高度同質化的教學模式，強調精準化、個性化人才培養，推動定制化學習，深度挖掘學生的學習潛能[10]。數字技術延展了職業教育的時空邊界，推動同步課堂、專遞課堂以及雙師課堂建設，助推集智化教學、遠程學習等新模式的常態化建設，為學生構建了開放包容、自主建構的學習空間。此外，數字化轉型改變了職業教育領域的知識生產方式和知識傳播形式，優化職業教育教學方式和培養模式，通過數字化平臺聯通企業車間場景、企業工藝流程以及工作過程知識，并實時融合到職業教育的教學、評價以及管理等環節，促進學生程序性知識的習得與內化，提升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質量。

二、何以為憂：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現實挑戰

數字化轉型是實現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是落實教育數字化戰略布局的重要實踐。然而，隨著數字技術與職業教育的融合發展，數字技術帶來的不確定性日益顯現，亟需審視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從職業教育的關鍵要素來看，數字化轉型的現實隱憂主要表征為“育人本位”目標容易偏離、職業教育的協同治理滯后、教育主體的數字勝任力不足、數字基礎設施鴻溝以及數字技術倫理風險。

（一）目標偏離：“技術崇拜”沖擊職業教育的“育人本位”

數字技術推動職業教育系統的重構，促進現實情境與虛擬空間的交互融合、教學時空的延展以及個性化學習的精準服務，同時容易引發職業教育育人目標的偏離。一方面，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容易衍生“技術崇拜”傾向，進而造成數字技術對人的霸凌?！凹夹g至上”的取向偏離了學生全面發展的時代要求[11]。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片面強調數字技術的便捷性與智能化，進而滋生了“為數字化而數字化”“為轉型而轉型”等現象，忽視了職業教育的育人本位和教學規律，偏離了職業教育的根本目標。因此，數字化轉型容易脫離職業教育的本質要求，因過于注重數字技術的即時性價值而忽視長期效應，進而導致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另一方面，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容易催生“技術依賴”心理，盲目夸大數字技術的作用，容易忽略教育對象的實際需求?！爸丶夹g、輕學生”成為當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困境，而職業院校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習特征以及學習效能尚未得到足夠關注和重視。事實上，職業教育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并非純粹的技術系統。數字技術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賦能要素，數字平臺是開展教育教學的有益補充與延伸，并不能完全替代教師和課堂教學。因此，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需要推動人與技術的共生，促進數字技術與職業教育、虛擬空間與現實情境的有機融合，以便更好地培養人才。質言之，當前需要審慎看待數字技術融入職業教育的實踐邏輯，堅持以“育人本位”理念引領職業教育數字化健康發展。

（二）聯結松散：職業教育的“治理機制”脫節“數字化生態”

數字技術促進教育要素、技術要素和產業要素的融合與發展，推動職業教育系統的開放性與協同性，并逐漸改變職業院校的組織形態，使得多元主體參與和協同治理機制成為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然而，職業教育“治理機制”脫節“數字化生態”，面臨協同管理制度滯后、產教融合輻射效應不足、校企合作深度不夠等困境，難以滿足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要求。其一，多元主體協同管理制度滯后。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但目前缺乏系統推進的管理制度，相關政策文件對參與主體的職責邊界缺乏明確規定，出現協同方式不清晰、主體責任不明、聯結松散失序等境況，難以構建多元協同格局。受到組織慣性和組織文化的影響，職業院校、企業以及行業組織習慣于過去的運行模式和實踐邏輯，短期難以適應數字化轉型要求。其二，產教融合輻射效應不足。因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和投機性傾向，導致產教融合面臨體制機制障礙，難以觸及人才培養[12]。區域之間的產教融合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基于數字技術的協同治理模式尚處于探索發展階段，產教融合的縱深發展面臨現實桎梏。不同職業院校參與產教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不平衡，部分職業院校合作項目多，與行業合作緊密有序；而部分職業院校缺乏穩定的校企合作項目，進而難以形成整體效應，阻滯了數字化高質量發展。其三，校企合作出現“校熱企冷”現象。因教育系統和產業系統的內在屬性差異，教育鏈與產業鏈存在脫節的情況。職業院?；谌瞬排囵B的價值理性，積極拓展校企合作辦學，而企業基于市場營利的經濟理性，難以發揮合作辦學的主體作用，深度參與雙邊合作的積極性不足。企業過多依賴產業激勵政策，對推進職業院校課程優化、教材開發、教學改革、人才培養等環節的效果不佳，導致數字技術難以轉化為教育生產力。

（三）勝任力不足：教育主體的“數字素養”滯后于“數字化創變”

職業院校教師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保障，其數字素養關乎數字化轉型的落實落地。教師數字素養反映了教育主體運用數字技術改善教育教學、課程評價、學生管理等方面的意識與能力，能夠根據數據共享實現教學分析、高效治理以及有效決策。顛覆性的數字技術創新逐漸改變職業院校教師基礎性的技能結構，要求其具備適應數字化轉型的數字素養和綜合能力。從教育實踐來看，職業院校教師的“數字素養”滯后于“數字化創變”，主要表征為數字化意識不強、數字技術應用能力不足，難以適應數字化轉型的現實需求。其一，職業院校教師對數字化的基本認知和價值理解不足，難以準確把握數字技術對職業教育的雙重效應。教育主體與數字技術缺乏深度互動和耦合，教育主體因認知差異而片面地將數字技術作為中介工具，缺乏對傳統人才質量評價標準和培養路徑滯后的理性判斷[13]。職業院校教師的數字化意愿存在差異，部分教師對數字技術的運用持謹慎態度，甚至出現消極冷漠心理，主動學習和運用數字技術資源的意愿不高，進而影響了數字素養的整體提升。因部分教師對數字技術的抵觸和排斥，影響了職業教育數字化教學體系的整體建構，間接剝奪了其他教育主體、教育對象的數字紅利。其二，職業院校教師的數字技術應用能力不足，其數字素養難以適應“數字化創變”，尤其是教齡較長的教師習慣傳統教學設備，在信息技術操作層面存在障礙，在教學實踐中較少運用數字化設備或平臺進行學情分析、教學診斷等，如較少利用智能測評軟件分析學生的知識水平和學習特征，進而造成數字資源的擱置。

（四）數字鴻溝：職業教育的“數字基礎設施”掣肘“數字化發展”

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根基。當前“數字鴻溝”的現象越來越明顯，職業教育“數字基礎設施”的不平衡掣肘了“數字化發展”，導致職業院校數字化發展滯后。伊恩·朱克斯（Ian Jukes）和瑞恩·L.沙夫（Ryan L.Schaaf）提出，“數字鴻溝正日益成為教育差距的一部分——知識富人和知識貧民之間的差距”[14]。數字基座建設雖然取得新進展，但尚未建構結構合理、集約高效的數字基礎設施體系，難以適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其一，職業教育“數字基礎設施”存在數字鴻溝。區域間、校際間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參差不齊，影響數字化轉型的整體推進和協同效應，導致資源供給不平衡以及教育不公平。一方面，區域之間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平衡。由于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職業教育發展質量以及數字化人才結構等存在較大差距，影響了數字資源配置、數字資源開發與使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相配套的基礎設施供給存在區域不平衡，尚未實現區域間各級數字教育平臺的互聯互通，而不同區域的教育主體在數字資源獲取和技術應用方面同樣存在差距。另一方面，職業院校之間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平衡。職業院校在辦學條件、師資隊伍建設、經費支持等方面存在差距，導致智慧校園基礎設施、教學數據庫平臺、教育信息網絡平臺、教育服務平臺系統等軟硬件設施建設失衡，難以從整體上實現校際之間數字資源共建共享。其二，職業教育數字平臺應用不深且零散。部分職業院校尚未系統建構一體化數字平臺，信息管理系統有待升級，業務協同不充分，數據驅動的智能決策能力和遠程協作辦公缺乏基礎保障，導致數字技術的應用停留在表層，對辦學模式、課程體系、教學方式等育人環節的賦能不足。此外，各級各類職業院校的數字平臺建設缺乏協同性，存在信息壁壘，難以實現教學資源庫和在線課程的精準供給，使得優質數字資源的使用率較低，影響數字平臺的智能化服務能力。

（五）技術風險：“技術顛覆”引發職業教育的“數字倫理風險”

尤瓦爾·赫拉利在《今日簡史》中提出，“隨著破壞性創新造成的科技顛覆步調加速，這種迷失方向、末日將至的感覺還會加劇”[15]。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帶來不可預知性，其顛覆性的技術創新本身具有破壞性，不斷挑戰現有社會的運行秩序和倫理規則。其一，教育者主體地位面臨被消解的風險。數字化不僅是具象化的技術裝備，也是影響個體思維方式、日常生活以及情感體驗的機制，因其全方位滲透而重塑人的認知觀念與生活模式。數字技術的智能化應用會逐漸控制教育者的行為，影響其思考力、判斷力以及溝通交往能力，并引發焦慮、恐慌等情緒，使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面臨嚴峻挑戰。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促使職業教育發生質的轉變，一方面推動職業教育教學活動的高效率運行，另一方面因工具理性導致數字倫理的風險，滋生人機主客位置顛倒，忽略了職業教育育人過程中的價值觀、道德、情感等要素，引發數字身份困惑。其二，教育隱私數據的泄露風險。數字技術正在將隱私數據的控制權引向未知領域，導致職業教育領域的數據隱私面臨泄露風險。數字技術對師生日常生活的影響逐漸顯現，這些影響甚至會逐漸演變為綜合、多元和隱秘的數字奴役。目前，我國數字技術倫理防范的政策和制度建設比較滯后，缺乏對“個人隱私保護”“最大限度減少數據濫用”等方面的制度規約。其三，深層次的技術公平風險。數字化設備具有強大的模仿學習能力、算法能力以及情境分析能力，進而對職業院校師生提出更高的素養要求。因使用者數字素養的差異化、數字資源供給不均衡等，導致職業院校在數字資源利用和數字技術使用方面存在不公平現象。數字技術融入教育所暗藏的算法黑箱、信息繭房等風險，不僅弱化了師生主體地位，而且會帶來深層次的教育不公[16]。

三、何以化憂：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路向

數字化轉型是職業教育塑造發展新優勢、實現價值再造的突破口?；诼殬I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然動因與現實挑戰，應重點從教育目標、教育治理、教育主體、教育載體、教育倫理五個維度探究紓解之道。

（一）錨定目標：堅持“育人為本”的初心使命，明確職業教育數字化理念

職業教育數字化是以數字技術為驅動力，發揮數據要素作用，進而優化教育供給和教育教學效果。但數字技術的應用過程應尊重職業教育的發展規律，作為手段、工具或策略的數字化進程不能忽視職業教育的育人目標。質言之，職業教育和數字技術融合發展的核心目標在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應堅持育人為本的初心使命，明晰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標。其一，堅持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根本旨歸。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應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尊重學生成長規律，在數字技術融合中以促進學生成長成才為發展目標。數字技術服務于職業教育教學環節，需要構建良好的數字育人環境，避免“技術崇拜”的價值取向，關注學生具身體驗和主體意識，在數字技術賦能情境中實現知識傳遞、技能傳授、品德培養等育人過程。其二，堅持數字技術賦能教育的理念。職業院校應充分汲取數字技術的工具性價值，發揮其在職業教育領域的技術優勢和價值再造功能，而非將數字技術本身作為教育改革的目標。職業院校要遵循人才培養規律和技術運行邏輯，厘清數字技術賦能教育的邏輯關系，既不能完全以數字技術代替人的主體性，又不能盲目否定數字技術的重要價值，而是要通過數字技術轉變職業教育范式、彌合教育鴻溝、深化產教融合以及優化教學過程，推動數字技術更好地服務于職業教育。其三，堅持需求驅動的教育范式?！斑m需服務”是提高職業教育適應性的切入口，需求驅動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應然轉向?；谛枨篁寗拥膬r值取向，數字化轉型才能有章可循，依托數字技術賦能優化教育系統結構、功能結構及評價系統[17]。因此，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應由“供給驅動”轉向“需求驅動”，根據教育主體的適時需要提供數字技術支持，持續地為管理者、教師、學生等提供有價值的數據、信息和服務，不斷為其創造價值，提高參與體驗感和價值認同感。職業教育數字化建設以轉型為契機，創建需求驅動的數字化平臺，契合產教融合對數據的開發和應用需求，促進校企合作、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的數據融合，提高教育主體對數字化技術服務的滿意度和使用意愿。

（二）協同治理：促進治理機制的現代化發展，提升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活力

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需要構建現代化的治理模式，通過制度賦能、產教融合縱深發展、校企深度合作等路徑，促進數字技術融入教育治理各環節，實現更高效的協同合作和更精準的教育供給，提升數字化轉型活力。其一，完善多元主體協同管理機制。政府部門制定并完善職業教育協同管理制度，進一步明確參與主體的職責邊界，引導企業、行業協會以及其他社會力量深度參與合作辦學，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聚焦職業教育數字支持中心和職業院校治理能力提升中心建設，利用大數據推動跨單位、跨部門、跨層級的協同治理，制定靈活有效的管理措施，強化分工合作與協調配合，共同推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其二，協同推進產教深度融合。政府部門要優化產教融合激勵措施，釋放政策紅利，提高多方主體參與產教融合的積極性，關注各級各類職業院校的產教融合進展，培育一批引領產教融合的標桿企業，改善“校熱企冷”問題。通過積極培育市場導向、供需匹配的產教融合數字系統，建設產教融合人才需求數字平臺，分級分類動態發布企業人才需求數據和需求預測報告，為職業院校提供即時性的市場用人需求，平衡校企人才供需。其三，優化校企合作辦學。職業院校積極加強與優質企業等社會資本合作，共同優化技術技能創新平臺、大學科技園以及眾創空間等，合作共建職業教育基礎設施、實訓基地，推動教育資源有機整合。職業院校吸納優質企業參與育人全過程，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合作共建新專業，聯合培養數字化人才。通過校企合作共建產業學院，完善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協同育人機制，推動校企之間信息、人才、技術與物質資源的共享，實現產業鏈、教育鏈與人才鏈的有效銜接。

（三）夯實素養：加強教師數字能力建設，推動職業教育數字化進程

數字化轉型重塑了對職業院校教師的能力結構和素養要求，要求其具備使用數字資源、有效參與數字化教學的技能，實現教學方式的數字化轉變。通過加強職業院校教師的數字能力建設，引導教師掌握基礎性的數字技術知識，運用數字技術分析職業教育發展規律，基于教學數據進行教學反思與改進，并自主性開展數字化教學設計、實施以及評價。其一，完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測評體系。結合《教師數字素養》文件精神和數字化發展要求，進一步厘定職業院校教師必備的教學知識和技能，建立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測評指標，將數字化教學能力作為教師的核心素養，并納入教師專業標準體系。職業院校應將教師參與數字化教學的能力和成效設置為職責要求和績效考核標準，有效解決教師參與數字化教育實踐動力不足的問題[18]。其二，強化職業院校教師數字化課程培訓。職業院校應將數字化教學課程納入教師培訓課程體系，注重教師基于數字技術的教學模式設計和實施能力培養，全面提升教師的技術應用思維、技術道德意識以及技術轉化思維，強化教師運用數字技術實施智慧化教學的能力。此外，通過培訓提高教師數字篩選能力，充分發掘并有效應用優質數字資源[19]。其三，注重職業院校教師教研組織建設。職業院校運用數字技術完善線上名師工作室、虛擬教研聯盟等教研組織形態，搭建“研究者—教研員—一線教師”的教研共同體，提高教師數字意識、數字應用技能和數字想象力，幫助教師運用數字化技術開展教學研究。職業院校應組織開展基于創新教學實踐的網絡教研活動，完善教師的教學數字資源開發與應用能力，整體提升教師數字勝任力。

（四）筑牢根基：完善數字基座建設，鞏固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基礎

職業教育數字化需要保持高強度的持續投入，圍繞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目標，完善標準化基礎設施建設體系，加強數字教育資源互聯互通，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和優質教育資源共建共享，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形成集聚效應。第一，統籌推進職業教育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一是通過強化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校際之間的協同發展，推進統籌聯動和資源整合，實現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優質均衡，切實破解數字基礎設施供給不平衡問題。二是通過統籌傳統基建與新基建、線上與線下以及校內與校外的融合發展，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兼容性與開放性，協同解決重復建設、封閉運行等現實問題。三是通過優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網絡體系，建立“國家—省市—學?！比墧祿行?，利用數字化推動職業教育鏈與創新鏈的有機融合。通過加強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依托數字中心推動職業院校技術設備的迭代升級，不斷完善智慧教室、虛擬仿真平臺等基礎設施建設[20]。第二，協同優化職業教育數字平臺應用。一是持續完善“國家智慧教育平臺”，促進各級職業教育平臺互聯互通，不斷優化教育教學資源庫和精品在線開放課程，實現數字教學資源的共創共享。通過數字技術保障在線教育高效運行，促進優質資源有效流轉，實現學習空間的重構和智慧教育的升級。二是著力提升國家智慧職業教育服務質量，完善體系化的技術標準規范和多平臺協同工作模式，實現各級平臺數據匯聚與共享。三是堅持需求驅動原則，提升數字平臺智能化服務能力，根據教師的需要精準推送教學資源、創設虛擬教研室、制作學生學情分析報告等，為教育教學提供優質服務；同時，為學生提供精品化、系統化的學習資源，解決數據獲取困難、平臺管理滯后等問題，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通過數字技術推動職業教育場域的深度更迭，促進優質數字教育資源覆蓋面的拓展與延伸，緩解教育供給結構性失衡，彌合數字鴻溝，促進教育公平。

（五）走向善治：強化數字風險監督，優化職業教育數字化生態

推動數字生態健康發展是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目標，也是數字化背景下教育技術倫理觀照的價值導向。第一，注重職業教育領域安全風險監測。運用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為職業教育數字化生態建構集監控、預測和響應于一體的倫理風險預警機制，對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進行全方位監測。通過數字技術精準預測職業教育系統不同等級風險的發生范圍和階段性特征，并對信息泄露、版權侵權等倫理風險進行實時干預。通過推動職業教育關鍵數據的動態管理，強化數據安全風險評估和應急處置，防范算法偏見。第二，完善職業教育系統的數字倫理規約。一方面，政府部門專門制定關于職業教育數字化的法律條例與管理規約，形成一套規范數字化發展的法律保障體系，將尊重知識版權、保護信息安全等作為職業教育數字化系統建設的基本規范，最大限度避免數據泄露，保護個人數據隱私。通過設置專門的監管機構，依托大數據加強對數字教育系統的常態化監測，強化對數字化平臺的規范力度[21]。另一方面，政府部門要完善職業教育數字化的標準體系，制定職業教育數據庫分級分類管理制度，推動職業教育數字化平臺的標準化建設和規范化管理。通過強化數字化發展的安全管理主體責任，推動職業院校持續優化數字技術防護體系和安全管理制度。第三，加強對教育主體權利嬗變的風險評估。政府部門制定數字化教育主體權責的管理條例，明確教育主體權利的倫理要求與界限，加強數字倫理法制建設。職業院校應注重增強教師的倫理風險意識，提高其數字責任意識和安全意識，引導其積極參與數字技術應用過程的風險審查，并建立覆蓋教學全過程的教育主體權利嬗變風險監測體系，強化對教育主體權利實施的實時監測[22]。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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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Path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Necessity， Difficulty and Feasibility

Zhou Chiliang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necessary path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practical nee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a policy driven perspective， the digital education strategy layout lead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aces hidden concerns in reality， manifested a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worship” on the “education oriente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digital ecology”， the lag of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behind the “digital innovation”，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ndering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the “technological subversion” triggering the “digital ethical risk”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explore solutions from five dimensions： anchoring goal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solidating literacy， building a solid foundation， and moving towards good governance.

Key words?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uthor? Zhou Chiliang， lecturer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