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湯亭亭《女勇士》的“后現代”敘事特征

王 楠

大連外國語大學 大 連 116100 中 國

一、引言

眾所周知，美國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群體組成的移民國家，每一個移民族群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淵源。在此背景下，多民族性成為美國文學發展的必然的、顯著的特征之一。美國亞裔文學于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美國文壇上逐漸展露鋒芒，而華裔文學可以說是亞裔文學中的中流砥柱，發揮著先鋒隊的重要作用。本文所討論作品《女勇士》的作者湯亭亭是美國華裔作家中的翹楚，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華裔文學近年來在美國的聲譽日隆，與湯亭亭取得的文學成就密不可分。

湯亭亭的父母是中國較早的一批的海外移民，湯父在1925年就跋山涉水地去到美國，其母親于1939年到達美國與丈夫團聚。對于早期前往美國謀生的華人移民來說，美國社會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絕大部分華人只能依靠美國白人不愿從事的工作求得生存。在此背景下，盡管湯父湯母具有一定的知識文化水平，也只能依靠經營一家洗衣店來養家糊口。因此，湯亭亭在童年時期并沒有一個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與之相反的是，她的精神生活十分地豐裕。湯亭亭的父親是一個具有一定學識的傳統知識分子，其母親也總是給孩子們講述中國各類傳統故事，這些都為湯亭亭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沃的土壤。

美國華裔文學的扛鼎之作《女勇士》的出版不僅使作者湯亭亭飲譽美國文壇同時也使華裔文學在美國文壇大放異彩?！杜率俊啡珪譃椤盁o名女子”“白虎山學道”“鄉村醫生”“西宮門外”以及“羌笛野曲”五個章節。作品中充溢著濃厚的女性意識和異乎尋常的中國內容，吸引了大量國內外讀者和評論家的關注。除此之外，《女勇士》在敘事方面也同樣出彩，該作品跨越不同的文學體裁，整體拼貼式構成，出現了不可靠的人物敘述者，第一人稱敘述者的違規權限，這些敘事上呈現出的獨特表征帶有濃厚的“后現代”化色彩。

二、文學不同類別和體裁的消解

《女勇士》于1976年一經出版便在美國文壇掀起軒然大波，但隨著作品名聲和關注度的不斷攀升，眾多評論家對其體裁判定的爭論也水漲船高。這場關于《女勇士》的體裁之爭主要分為兩大營壘：自傳和小說。

自傳體裁陣營的支持者認為，《女勇士》著重描述了作者母親一方的親眷，作者本人也曾表示其素材來源于其自身的親身經歷和家庭歷史，這使得文本內容具備了真實度與可信度。在此基礎上，文本又主要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圍繞“我”的成長故事展開，讀者習慣上就會將作品敘述者“我”等同于作者湯亭亭，從而將《女勇士》劃分為自傳體裁作品。另外，作品副標題“一個生活在‘鬼’中間的女孩的童年回憶”中的關鍵詞“回憶”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但同時，支持者們也承認，雖然《女勇士》通常被視為自傳，但它絕非傳統意義上的生平故事（湯亭亭，1998: 8）。

與此同時，小說體裁陣營則對其自傳體裁的判定持強烈否定態度，并提出否定依據。首先，傳記區別于其他體裁的根本特征就是其真實性，自傳作為傳記的形式之一，也就不能脫離這一特點，雖然其中會夾雜主觀的一些想法或情緒，但客觀上的相關事實應該被翔實地記錄與呈現。而在《女勇士》中，作者所使用的漢語詞匯、文學典故以及歷史表述與事實不符，這違背了傳記體裁的根本特點；其次，該部作品中有較大篇幅的虛構部分，并且即便是某些真實故事，其真實度與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多重敘述所消磨。因而不應被判定為自傳體裁，更應歸于小說體裁。

自傳體裁陣營看其“實”，小說體裁陣營抓其“虛”，“虛實結合的獨特敘事特征使《女勇士》游離于已知的文學類別與體裁范圍之外。湯亭亭的編輯克諾夫曾表示“（《女勇士》）可以被劃為任何體裁”（郭海霞，2018: 113），但也從側面證明了《女勇士》不能被劃歸為任何體裁。

在此處引入關于湯亭亭《女勇士》的體裁之爭，目的不在于對該爭論得出什么結論，而是在于借助該爭論強調與突出《女勇士》這部作品在體裁方面的跨越性和破碎性。虛實結合的獨特敘事特征使得《女勇士》這部作品具有了不確定性和非同一性，消解了不同文學類別與體裁，具有濃厚的后現代意味。

三、文本的拼貼

正如前文引言中所提，《女勇士》全書分為“無名女子”“白虎山學道”“鄉村醫生”“西宮門外”以及“羌笛野曲”五個章節。開篇的“無名女子”以“我”的姑媽為主人公，講述了發生在廣東20世紀20年代的故事；“白虎山學道”這一章節改寫了花木蘭替父從軍的中國傳統故事，該章節的書寫具有極大的時空跳躍性；“鄉村醫生”以母親勇蘭為主人公，講述了發生在廣東抗戰時期的故事；“西宮門外”以姨媽月蘭為主人公，講述了其赴美尋夫的悲慘遭遇；最后“羌笛野曲”又圍繞童年時期的“我”的成長經歷展開。

基于上述，讀者與研究者可以發現，從全書的整體構成來看，連貫主人公缺失，章節故事內容獨立，章節與章節之間的關聯性極弱，而獨立性極強。而這打破全書整體性的破碎感與松散感恰恰映照了典型的拼貼手法，《女勇士》全景就是由五個“拼貼畫”拼貼而成。從全書的章節布局來看，拼貼這一敘事特征消解了作品的連貫性和統一性，實現了主人公的去中心化，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后現代印記。

《女勇士》全書是由五個章節拼貼而成，而其中的“白虎山學道”這一章節則可以說是“拼貼畫”中的“拼貼畫”。

濃厚的中國氣息毫無疑問是使《女勇士》享譽美國文壇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對于“白虎山學道”這一章節，中國讀者會產生既陌生又熟悉的全新感受，而這得益于作者湯亭亭對該部分“拼貼”式的創作。該章節的開篇寫道，“我”七歲時跟蹤著著一只鳥進入群山，在進山過程中，“荊棘撕破了我的鞋子，亂石割破了我的腳和指頭，但是我仍然堅持爬山”（湯亭亭，1998:17），在這里讀者不難察覺到，湯亭亭實際上復制西方魔幻故事《愛麗絲夢游仙境》中主人公愛麗絲跟著一只兔子進入仙境的情節。接著，“我”進入山中之后遇到一對老夫婦，跟隨他們苦練技藝，對于這一部分，作者則參考了唐朝巾幗英雄樊梨花跟隨黎山老母習藝的傳說故事。習藝的過程中，老夫婦將“我”送至白虎山歷練，當“我”在歷練過程中面臨彈盡糧絕的生死關頭時，卻碰到兔子自己跳進火堆里，為“我”提供了飽腹之食，這一情節的安排則是湯亭亭對兔子舍身待客的印度神話故事的復制。習藝數載之后，“我”返回家鄉，卻遇上家人被迫征丁，于是“我”決定替父從軍，臨行前父母在“我”的背上刺上敵人的罪行、“我”的姓名和住址，在這里，作者則是拼貼了大家耳熟能詳的花木蘭替父從軍和岳母刺字兩個中國傳統故事。因此，在“白虎山學道”這一章節里，湯亭亭對已有材料進行加工，各種非原創材料不僅拼貼出“我”的獨特女將軍形象也拼貼出一個令讀者既熟悉與陌生的獨特文本。對已有材料進行復制與拼貼突破了其意義的確定性，使傳統文學中“可讀性”文本向后現代“可寫性”文本轉變。

四、不可靠的人物敘述者的出現

美國文學理論家詹姆斯·費倫曾提出“同故事敘述”概念，用來描述故事敘述者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出現進行敘述的文本現象。也就是說，在“同故事敘述”中，人物敘述者既是故事的講述者同時也是故事的參與者，“他既承擔了講述故事的敘述功能，又具備了參與角色的人物功能，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從而兼備了多重功能，使得人物敘述者在可靠與不可靠之間搖擺”（李卉，2019：27）。在《女勇士》的“羌笛野曲”這一章節中，主要講述了“我”童年時期發生的一些故事。顯而易見地，在這段故事中，“我”既是故事的講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我”的多重身份兼備多重功能，這大大減弱了“我”作為可靠敘述者的可信度。

在這里，需要指明的是，在該章節故事中，雖然故事以第一人稱“我”進行敘述，但“我”并不是作者湯亭亭。湯亭亭曾經表示“或許在我的人生中，我的很多感受和文中的小女孩的感受是一致的，但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鐵定不是這么想的?！币虼?，我們可以將本章節中的“我”理解為作者筆下的人物。

故事中提到，“我”幼年上學時總是保持沉默，但后來發現有一個女孩比“我”還要沉默，“我”想盡一切辦法想讓她開口說話，可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在“我”的講述中，那個比“我”還沉默的女孩最后的結局是“她姐姐當了打字員，沒有嫁人。她們和父母住在一起。除了看電影，她不必離開家門”（湯亭亭，1998: 166）。通過“我”的講述，讀者可以接收到“這個女孩因為沉默不肯發聲而最終與社會剝離”這一因果邏輯信息。

“在作者筆下的人物敘述者的某些性格特點的原因，他的敘述會帶有一定的思想傾向性，我們往往會認為這樣的人物敘述者是不可靠的”（李卉，2019: 28）。根據“羌笛野曲”這一章節的文本內容，“我”是一個美國華裔女孩?！叭A裔”“女孩”的雙重邊緣身份毫無疑問地會給“我”帶來痛苦和壓抑，這樣的壓迫激起“我”的反抗意識，“我”要向外界發出“我”的聲音，爭取“我”的權利。因此，在“我”具有這樣思想傾向性的情況下，“我”作為可靠敘述者的身份就會存疑。

首先，比“我”沉默的女孩真的存在嗎？這個女孩會不會是“我”借由發聲反抗的工具，“我”通過對女孩的斥責從而實現“我”表達意愿的目的；其次，如果“我”敘述故事中的女孩是真實存在的，那么“我”是否如實地講述了她的經歷與結局，她是真的因沉默而無法在社會立足還是“我”為了表達“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反抗決心而改設了她的人生軌跡。

因此，在這一章節故事中，“我”作為一個同故事敘述中的人物敘述者顯然不是一個可靠的人物敘述者。

五、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權限違規

當文本以第一人稱進行敘事時，傳統上或者說習慣上，我們會將敘述者“我”當成是故事的主角，文本敘述圍繞“我”而展開，“我”的經歷、體驗、感受和思考是文本的核心內容。偶爾地，敘述者“我”在故事中扮演旁觀者角色，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我”不是主要人物，但是“我”仍然在文本的建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無論是上述的一般情況還是偶爾情況，傳統文本中的第一人稱敘事都是有限視角。而《女勇士》中卻對第一人稱敘述者進行了多樣化設置，下面以《女勇士》中“無名女子”為例，進行分析。

在湯亭亭的《女勇士》第一章節“無名女子”中，以第一人稱“我”敘述進行敘述，然而，我們可以注意到，文本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打破了傳統的邊界，反現實地對未參與、未經歷甚至未在場的人與事物進行分析與敘述，將“我”之外的他者主體“無名姑姑”的內心世界展示給讀者。

德國學者魯迪格·海因在其2008年發表的論文《第一人稱敘事小說中對模仿認識論的違背》中，就對這種第一人稱敘事出現的新情況進行了集中的探討。海因借引了認知敘事學家曼弗雷德·雅恩提出的“多敘”概念。雅恩表示“多敘”指的是“一種由于講得太多而引起的違規：敘述者行使了一種他/她本不該具備的能力；典型的情形是，一個第一人稱敘述者（或一個歷史學家）敘述他人所思，或敘述那些他/她并不在現場的事件（對作者權限的違規行使）”（王源，2020：51）。

在“無名女子”中，母親平鋪直敘地講述了無名姑姑被指通奸，最終抱著剛出生的嬰孩跳井自殺的故事。母親在講述的過程中，沒有摻雜主觀意識也沒有細節的表述，“我媽媽已經將該說的說完了。除非的確有必要，她是不會再多說一個字的。這是她的生活原則”（湯亭亭，1998: 4）?！白詮奈衣犝f過這個故事以來，我從未進一步打聽過細節，也沒有提過姑姑的名字”（湯亭亭，1998：14）。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我”是絕沒有可能獲取更多的關于無名姑姑的信息。然而在文本中，“我”的視界卻突破了客觀現實的時空界限而回溯到無名姑姑生活的時空，通過違規權限操作將無名姑姑的言談舉止、經歷遭遇、思想意識以及心理體驗呈現出來，例如，“我的姑姑不可能是獨身的浪漫主義者，不顧一切地追求性生活”（湯亭亭，1998：5）?！盀榱耸顾３謶賽蹠r的美貌，她經常對著鏡子梳妝打扮”（湯亭亭，1998：7）“我的姑姑對著鏡子，把自己的頭發梳成別具一格的發髻”（湯亭亭，1998：7）?！啊麄儌姨珔柡α??！?，‘這是心靈的創傷，它會將我折磨死的’”（湯亭亭，1998：12）。在文本中，諸如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在此不一一舉證。

讀者不難發現，除了開頭母親的講述部分，“無名姑姑”這一章節文本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第一人稱敘述“我”突破傳統的視野限制情況下，依靠第一人稱多敘而完成的。

六、結語

湯亭亭的《女勇士》作為當代美國華裔文學中最具有影響力的一本書，從出版到如今，不僅擁有了廣大的讀者群體還引起了美國多個學術領域的關注與研究。除了其內容上的精彩繁復，文本敘述上也突破了傳統，呈現出明顯的后現代敘事特征。虛實結合的敘事安排消解了文學不同種類和體裁，拼貼畫式的文本構成否定了傳統文學文本的連貫性與原創性，不可靠敘述者的出現和第一人稱敘述者的違規權限更是對傳統文本飛躍式的革新與沖破。而這些特征使得《女勇士》該部作品在敘述上帶有明顯的“后現代”化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