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流域駱越文化溯源探析

陳紫茹

左江流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位,西部為云貴高原余脈,北部為西大明山,南部為十萬大山山脈,東部與邕江流域連成一片,圍合成一個盆地?？脊刨Y料顯示,左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區不僅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貝丘、大石鏟、巖洞葬等遺址的文化遺存,而且還發現了一批先秦墓葬以及戰國至漢代的巖畫遺跡,這些文化現象與駱越族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本文擬結合考古新材料、文獻記載諸方面,闡述左江流域駱越文化的發展歷程。

一、駱越族溯源

從歷史文獻上看,駱越族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商時期。如《逸周書·王會解》云:“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鱉。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楊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眾皆北向”;周成王時供奉之物有“卜人以丹砂,路人大竹”[1]。學者對文中“路”進行考證,認為“路”音近“駱”,“路人大竹”之“路人”,即駱人。如朱佑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云:“‘路’音近‘駱’,疑即駱越?！庇秩缑晌耐ㄏ壬凇对绞穮部肌ゑ樤脚c西甌》中認為“路人”即“越駱”,亦即“駱越”[2]?？芍奥贰币艚榜槨?即駱越。說明“路人”即駱越在商周時期已經在嶺南地區活動?！榜樤健钡淖钤缬涊d,見《呂氏春秋》云:“越駱之菌?！边@里的“越駱”,漢高誘注曰:“越駱,國名?！盵3]有學者認為“越駱”即“駱越”。如梁庭望認為:“越駱”“駱越”意思一樣?！霸今槨笔菨h語語法,“駱越”是壯語語法[4]。又如李富強指出:“‘越駱’即‘駱越’,‘越駱’可能是直接記錄的越語,而‘駱越’是經過翻譯的漢語?！盵5]由此可見,無論“越駱”還是“駱越”,意思都一樣,只是詞序顛倒而已。駱越之名正式出現在漢文文獻,見于《后漢書》曰:“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盵6]此后,關于駱越的記載不絕于書。

從考古學文化面貌看,駱越族群歷史根源還可以上溯至史前時期。如曾騏先生通過研究“百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發現:從江浙到兩廣,在“百越文化”時期,“百粵雜處,各有種姓”的特點應有其歷史根源?！鞍僭健钡貐^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上接舊石器時代,下開“百越文化”的先河,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鞍僭健钡貐^諸新石器時代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淵源所在,可以徑直稱為“先越文化”,我們不需要從傳播、遷徙等其他方面去尋找“百越文化”的來源。各類“百越文化”給后來的文明留下許多可以繼承的遺存,其中有的還成為“百越文化”的特征和標志,長久地放射著光輝的異彩[7]。由此可知,歷史上民族的共同體與考古學文化有密切的關系。駱越族群的歷史根源同樣可以追溯至嶺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如謝日萬、何安益等學者認為,大石鏟文化(流行年代距今5000—4000年)與駱越文化具有諸多共性的重要因素,二者在文化發展方面關系密切,駱越文化是對大石鏟文化的繼承和發展[8]。又如李珍研究發現,貝丘、大石鏟、巖洞葬三種文化是南寧及其附近地區史前文化最主要的類型,它們同屬于一個文化系統,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并為駱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9]。隨著考古學研究的發展,駱越文化根源甚至可上溯至舊石器時代。如李富強先生通過梳理考古材料發現,廣西柳州白蓮洞(下部堆積)、柳州大龍潭鯉魚嘴(下層文化)、崇左瀨湍區綠輕山矮洞等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與廣西桂林甑皮巖、廣東英德青塘洞穴、潮安貝丘、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初期文化一脈相承[10]。

綜上所述,從歷史文獻上看,駱越族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商時期;從考古學文化面貌看,駱越族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時期甚至到舊石器時代晚期。這說明駱越族及其先民“路人”很早就居住在嶺南地區,駱越應是起源于嶺南的土著族群。

二、左江流域是駱越族及其先民聚居地

從文獻記載看,廣西左江流域是駱越人的中心聚居地。比如后晉劉昫《舊唐書·地理志》載:“邕州宣化縣,有驩水在縣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駱越水也,亦名溫水,古駱越地也?！盵11]唐代“邕州宣化縣,驩水在縣北”,指的是在宣化縣北即南寧北,當是今邕江及其上游右江,也就是說驩水即駱越水。又如明代歐大任在《百越先賢志》自序中說:“牂牁西下,邕雍綏建,故駱越地也?！盵12]從地理空間概念分析,“牂牁西下”即牂牁西面區域之地為駱越分布區,也就是說“邕雍綏建”各地都是駱越地。再如明末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載:“今邕州(今廣西南寧)與思明府(今廣西寧明)憑祥縣(今廣西憑祥市境地)接界入交趾海,皆駱越也?！辩咧?、思明府、憑祥縣地理位置均在左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區。從上述文獻來看,駱越人活動中心應是在邕江—左江、右江流域。

從考古學角度看,在左江、右江交匯處發現的馬頭元龍坡、安等秧等西周至戰國時期的墓群及左江流域發現的巖洞葬文化遺存以及花山巖畫遺跡,均已證實是駱越及其先民遺留的文化遺存。以花山巖畫遺跡為例,其主要分布在左江流域,且左江流域以外的其他地方未見與左江相似的巖畫遺跡,其已被大多數考古專家、民族學專家證明是駱越人的文化遺存。從這些文化遺存可見駱越人在左江流域文化的繁榮,從而證明左江流域是駱越聚居中心區域。

三、左江流域考古所見駱越文化

考古資料顯示,左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區發現了一大批文化性質不同的文化遺存,這些文化遺存相互間有著密切關系,共同構成了左江流域駱越文化的發展歷程。

(一)從地域、族群同一性方面看

左江流域考古發現貝丘遺址20多處,經過科學發掘的主要有江西岸、敢造、何村、舍巴、沉香角、寶劍山A洞、無名山等遺址;大石鏟是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一種形態較為特殊并極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遺物,在左江流域的龍州、江州、寧明、大新、扶綏及南寧市西郊的壇洛等縣(區、鎮)共發現50多處,如扶綏縣的那淋、中東等;巖洞葬是一種極富地區特色的埋葬習俗,新石器時代末期至漢代的巖洞葬集中分布在左江中上游地區及左江、右江交匯處附近地區,主要有龍州寶劍山A洞、大新歌壽巖、龍州更灑、八角巖、武鳴弄山、岜旺等;武鳴馬頭元龍坡、安等秧等先秦墓葬位于左江、右江交匯區域的武鳴馬頭鄉,考古學者韋仁義在總結武鳴馬頭這兩群先秦墓時,已把它們定為駱越人的墓地;左江巖畫主要分布在廣西左江流域及其支流明江、黑水河兩岸,涉及龍州、寧明、扶綏、憑祥、崇左、大新等縣、市境內,迄今已經發現巖畫83個地點,183處287組巖畫,巖畫綿延200多公里,主要通過手繪的方式將人物、器物、動物等各種畫像繪畫在左江崖壁上,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巖畫風格,大多數考古專家和民族學專家認為花山巖畫遺跡是駱越文化的重要代表。前文提及左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區是駱越人聚居中心區域,那么在這個范圍內出現的文化現象應該與駱越人有關。我們通過比較左江流域考古遺存分布地域與駱越人活動的地域,可以看到它們在地理空間分布地域上基本重合,這表明它們之間一定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綜上,筆者根據地域相同性認為駱越族及其先民是新石器時代與漢代左江流域原始文化創造者,他們在不同時期留下了不同的文化遺存,這些文化遺存反映了左江流域駱越文化的發展歷程,說明左江流域駱越文化源流一脈相承。

(二)從年代、出土物、葬俗方面看

從發展序列看,在左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區,以頂螄山文化為代表的貝丘文化,年代距今8000—5500 年,屬新時期時代中期;以隆安大龍潭遺址為代表的大石鏟文化,年代距今5000—4000年,屬新時期時代晚期;先秦巖洞葬最早的年代距今4300年,屬新時期時代晚期末端;武鳴元龍坡及安等秧先秦墓葬群,年代距今為前1046—前256年,屬西周至戰國時期;花山巖畫,年代距今為前256年—220年,屬戰國至東漢時期。從時間段上看,上述幾種文化類型存在相互銜接的可能性。

從考古出土物方面看,石器上,有肩石器是尋找貝丘文化、大石鏟文化、巖洞葬和武鳴馬頭墓群相互間關系的重要器物。首先,根據2014年對敢造遺址發掘各探方的地層堆積情況和遺物特征,可將該遺址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第一至第三期屬于新石器時代。第一、二期文化與三期文化相銜接,第一、二期文化出土物為石器、陶器及動物遺骸等;敢造遺址第三期出土6件大石鏟,均出土在灰坑當中,在器形上與扶綏那淋遺址、同正遺址、大龍潭遺址出土的石鏟較為相似。由此可知,左江流域敢造貝丘文化與大石鏟文化相互間的地層相疊壓關系,為大石鏟是從雙肩石斧衍生出的一種器型找到了考古學證據,同時也說明大石鏟是在貝丘文化發生之后產生的文化現象。其次,大石鏟文化與以弄山巖洞葬為代表的巖洞葬文化有很多相同性,弄山巖洞葬出土的7件大石鏟在石料、器形及加工方法上與大石鏟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完全相同,表明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陶器上,貝丘文化與寶劍山A洞洞穴遺址二期遺存、大新歌壽巖、更灑、弄山為代表的巖洞葬文化有許多相同或者相似之處,如均以夾細砂的繩紋陶為主。此外,武鳴馬頭元龍坡墓出土的陶器風格與貝丘、大石鏟、巖洞葬文化相似,也均以夾細砂的繩紋陶為主。另外,寶劍山A洞巖洞葬發現的以動物肢骨磨制、短柄、束腰方格、長方形劍身的骨質劍形器可能是武鳴先秦墓駱越青銅文化的先聲,而武鳴馬頭元龍坡有較多青銅器的出土,印證了駱越青銅文化的成熟發展;至戰國秦漢之時,駱越青銅文化依然在花山巖畫中得到反映,表明花山巖畫中的一些青銅圖像是對駱越青銅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芍?花山巖畫是在武鳴馬頭元龍坡墓葬之后發生的文化現象。以上論述說明貝丘、巖洞葬、武鳴馬頭元龍坡墓、花山巖畫相互間具有較為密切的關聯性。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2013年助力左江花山巖畫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背景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脊殴ぷ髡咴谧蠼饔蛘业搅素惽鹋c巖洞葬之間直接的地層關系。寶劍山A洞遺址為貝丘遺址和巖洞葬疊壓共存,這類遺址發現較少,是廣西地區首次發現,目前只發現左江流域寶劍山A洞遺址一處。該遺址按出土遺物形制特征、文化堆積大致分為二期,上部堆積為巖洞葬,下部堆積為貝丘遺址。寶劍山A洞一期文化以蚌鏟居多;寶劍山A洞二期文化以陶器居多,見少量錛、斧類石器。從魚頭形蚌器、錛、斧類石器形制特征來看,寶劍山A洞一期與二期文化大致銜接,在文化面貌上具有發展的連續性。以魚頭形蚌器為例,貝丘文化時期的魚頭形蚌器制作粗糙,利用蚌殼的自然形狀制作成魚頭形態,原材料選擇方面不夠講究,選擇的蚌殼一般比較薄,蚌殼表面不光滑,魚造型不夠精美;巖洞葬魚頭形蚌器除了繼承部分貝丘文化魚頭形蚌器造型外,該期魚頭形蚌器制作較精美,選料方面比較講究,選擇較厚的蚌殼打磨成魚的形狀,蚌殼表面經過細致打磨,與貝丘層的魚頭形蚌器相比更加精美,形象也更加生動。此外,在4a層發現一塊鈣化板,該鈣化板厚2～4 cm,從該鈣化板的厚度來看,寶劍山A洞一期文化和寶劍山A洞二期文化年代跨度不大。寶劍山A洞主體年代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代,少數墓葬的年代有可能晚到東周[13]。這說明巖洞葬文化是直接從貝丘文化遺址中發展出來的。

綜上可知,貝丘、大石鏟、巖洞葬這種文化在時間段上是相互銜接的,大石鏟文化是在貝丘文化發生之后產生的文化現象,而巖洞葬文化是直接從貝丘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它們是一脈相承的,有著較為明顯的文化傳承關系。另外,從時間上看,寶劍山A洞上部堆積巖洞葬主體年代的下限與武鳴馬頭元龍坡墓的年代上限接近,而作為墓主人的駱越人,商代就已經在左江流域活動,因此,駱越族在寶劍山A洞巖洞葬文化時期當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往上繼承貝丘、大石鏟、巖洞葬文化遺存的一些文化因素,往下則創造了極富民族特色的青銅文化。這說明先秦巖洞葬與武鳴元龍坡墓群在時間段上是相互銜接的。

四、結語

綜上可知,駱越族群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而是有著自己的歷史淵源的。從族源上看,駱越及其先民是來自本地區的原始文化創造者;從本質上看,駱越族群是起源于本地的一個土著民族。同時,左江流域是駱越及其先民的中心聚居地,該區域及其附近地區發現的貝丘、大石鏟、巖洞葬、武鳴馬頭先秦墓、花山巖畫等文化遺存相互間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它們共同構成了左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區一個完整而連續的駱越文化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