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實在論基礎上的話語建構研究*

劉立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191）

0.引言

自Fowler 等人1979 年發表《語言與控制》以來，批評話語分析已經走過了四十多年。批評話語分析目前已經成為一種相對成熟的研究范式，內部各個流派的研究方法也越來越完善，話語研究與鄰近學科相互借鑒的程度也逐漸加深。從研究內容來看，批評話語分析關注結構（特別是具體社會實踐的結構）或與之相關的話語策略，關注符號差異（話語秩序）的結構變化。從其借鑒的理論來看，批評話語分析大都致力于批評實在論基礎上的分析（Fairclough et al.2004），采取不同于后結構主義的觀點，并把分析建立在適度的建構主義之上（Sayer 2000）。社會建構主義學家拒絕通過傳統實證主義途徑獲取本質無反身性的知識，他們以批評性的態度看待關于社會世界的、理所當然的假設，認為這些假設增強了社會主導地位群體的利益。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歷史過程中不同群體之間交流和協商的產物。對社會建構主義來說，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產生固定的和普遍有效的知識，而是開啟一種對其他可能觀點或是知識的欣賞或認可。

當前話語建構研究大多聚焦話語建構過程中使用的策略，或是聚焦（作為話語具體實現手段之一的）文本的語言特征，但是對于話語建構這一概念的屬性以及圍繞話語建構這一概念所形成的批評模式和路徑較少論及。本文試圖在批評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基礎上，具體論述話語建構的屬性，同時試圖構建一個面向話語建構的批評模式。具體來說，批評話語分析的目標是話語，那么話語在社會現實中的位置在哪里，又該如何界定話語？話語建構的源動力如何體現？作為批評話語分析關鍵詞之一的批評，其對話語建構批評的基本模式和路徑是什么？

1.社會現實的本體論層次特征

實在論認為存在一個真實的世界，這一世界也包括一個真實的社會現實，它獨立于我們的認知而存在。批評實在論是實在論的一個特定版本，其核心思想主要體現在Bhaskar 等人的文獻中（Bhaskar 1986：19-20；Archer 1995：294-344；Sayer 2000：10-11）。批評實在論認為，自然世界和社會現實的區別在于后者往往依賴于人類的行為而存在并且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即社會現實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事先存在的一種建構。但是這一觀點并不否認人類對社會現實的知識可能是有限的，或是錯誤的，甚至在有些方面還一無所知。因此，對于批評實在論來說，本體論應該與認識論區分開以避免“混淆現實的本質與我們對現實的認知”的認知謬論。此外，還應該拒絕一種判斷的相對主義（即所有關于這個世界的呈現都一樣好），而是應該努力去尋找一種能更好呈現世界的方式。

批評實在論假定了一種分層的本體論，把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事件看作是具有不同特征的社會現實的不同層面。也就是在“現實”“實際”與“經驗”之間存在一個區分。在“現實”層面，占據主導地位的是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關的能產生某種行為的力量?！皩嶋H”層面則包括社會過程和社會事件?！敖涷灐眲t是由社會主體所體驗的“現實”和“實際”的一個部分?！皩嶋H”層面并不是以一種簡單或是直接的方式反映“現實”層面，即通過激活特定的、能產生某種行為的力量來影響實際事件發生的方式和程度均是偶然的，這種偶然又存在于一種由不同的結構和原因構成的復雜互動過程中。擁有能產生某種行為的力量不是社會結構的唯一特征，社會主體也擁有影響“實際”層面變化的力量。因此，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社會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非恒定同時發生。相反，這種同時出現需要人的干涉。以上論述說明，話語建構與話語主體有密切的關系。根據以上理論假設，有關話語建構的研究應考察話語所處的物質現實并考察物質現實對話語建構的影響，同時也應關注話語如何對其所處的物質現實或是社會現實施加影響。

2.作為社會行為和互動的話語

在批評實在論看來，話語是社會過程和社會事件中的一個元素，也是相對持久的社會實踐中的一個元素，但是社會實踐、社會過程和社會事件都沒有消減為話語。社會實踐（社會過程和社會事件）是話語和非話語因素的鏈接。話語包括語言、符號、文本等。在從事批評話語分析的學者看來，使用話語而不是語言的原因不僅在于符號體系的多樣性，還在于話語把社會事件和社會過程中的語言或是符號元素看作是與其他元素相互鏈接的一種關系方式。據此，話語分析的目的不是對話語的簡單分析，而是要探索話語元素與非話語元素之間的復雜關系。如果把話語分析的目的看作是一種關系分析，那么有必要把這些元素看作是一種具有本體論地位的社會現實。它們雖然不同，但是密切聯系在一起，這是因為其他社會元素（例如社會關系、物質類別以及機構中的空間結構）在通過話語進行社會建構的過程中，包含或內化特定話語元素（包括特定的話語）的同時，并沒有消減為話語。話語與非話語元素之間進而構成了一種辯證實現的關系。

社會科學中的話語分析通常將話語簡化為一種表征。在批評話語分析看來，話語是與特定社會領域或實踐相關的語言使用，如政治話語；或是表示從特定社會視角對世界的一種解釋方式，如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話語。但是如果從話語與社會現實的辯證實現關系來講，話語則是構成社會過程中某個元素的意義生產過程（Fairclough et al.2004）。Fairclough把它稱之為符號過程（semiosis）。以上對話語的界定也凸顯了話語是意義生產的過程，強調了話語建構的社會行為和互動屬性。Fairclough（2003：132）認為這種符號過程同時具有三個維度：行為、身份和表征。這三個維度又具體表現為體裁、風格和話語。以上有關話語的界定是Fairclough 流派與其他話語分析方法的一個重要區別。這一批評話語分析的研究流派把社會行為和互動看作是符號的一個維度，認為需要將符號視為文本，把文本看作是意義的生產過程。話語分析也因此是文本的橫組合和縱聚合維度的分析，也就是“鏈（chain）”和“選擇（choice）”的分析。這種話語分析把不同話語之間的“選擇”與特定體裁相關的“鏈”關聯了起來，而不是將話語分析局限于對某類話語的識別上。這樣的話語選擇被視為是在特定行動過程中做出的行為的一部分。其結果是將行為和社會互動視為主要內容、將表征包含在其中的符號觀點被建立起來。在這一分析框架中，體裁被視為主要部分，話語（以及風格）包含在有關體裁的分析之中。社會行為和互動因此被視為鏈接了符號和非符號元素（Fairclough 2013）。

在以上論述中，話語的社會行為和互動維度得到強調，話語建構則是話語的社會行為和互動特征的具體表現。據此，話語可以作為相互行動（社會實踐）的方式被制定出來，并以某種方式被灌輸，或是以物化（例如以建筑形式組織空間的方式）的形式體現出來。例如，一種新的管理話語可能作為管理程序被制定出來，這其中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新的社會互動形式，或者可能作為某種身份被灌輸，在符號層面上形成新型管理者的風格（ibid.）。從這種角度出發，有關話語建構的批評是對話語所蘊含的社會行為和互動的批評。這一批評也因話語與社會之間的層次化而具有了層次化的特征，即這種批評既是基于某種規范的規范性批評，又是基于話語研究者的解釋性批評。

3.話語建構的批評路徑

3.1 規范性批評和解釋性批評

馬克思將社會現實視為由概念所調節的產物（Marsden 1999：37；Fairclough & Graham 2002）。這意味著社會事件和社會實踐都是經過了表征、識解、概念化或理論化的產物。社會現實具有反身性，即人們如何看待、表征、解釋和概念化它們也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因此，作為批評社會分析對象的社會現實兼具“物質—符號”特征（Jessop 2004；2010），即同時具有物質性和符號性的特點。與之相關的分析因此需要關注兩者之間的關系。在這一假設中，批評社會分析具有跨學科的特征，因為其研究對象的性質要求它把關注社會現實物質方面的學科和關注符號學方面的學科結合在一起，把社會現實的物質層面和符號層面的學科結合在一起。

對于作為批評社會分析其中一個類別的批評話語分析而言，中心問題是這種物質性和符號性（或是話語）之間的辯證關系（Fairclough 2001；2006：9）。社會現實是由觀念和話語來調節。社會現實包括社會實體（人、事件、實踐、制度），也包括關于它們的信念/觀念和表征。社會現實中的關系既是認知的，又是因果的，也就是既是表征和解釋的問題，又是因果的問題，既是可以批評的認識論關系，又是需要解釋的存在論關系（Bhaskar 1989：101-102）。因此，批評話語分析既是規范性的批評，也是解釋性的批評，既是基于規范或價值的批評，又是基于因果關系和辯證關系的批評。批評話語分析開始于對話語的規范性批評，即根據某一社會中的規范（例如說真話、真誠說話、公正說話等）對話語進行評估，然后在此基礎上對違反規范的話語實踐進行解釋，進而轉向對產生這種話語的社會現實的解釋性批評，最終提出改變這種導致話語失范的社會現實的行動路線。

3.2 社會行為和互動的解釋性批評

批評話語分析結合了對話語的規范性批評和對作為社會現實中行動基礎的話語的解釋性批評，具體呈現為一種實踐論證（practical argumentation）模式，即應該做什么來改變現有現實的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往往通過解釋話語和物質現實成分之間的關系來獲取。

批評、解釋和行動之間的這種關系是批評話語分析的本質。雖然批評話語分析本身不是行動，但它是向行動邁出的一步，批評話語分析識別并提倡一種行動路線。此外，批評話語分析認為，除非通過解釋，否則不能直接從批評走向行動。沒有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包括對話語和社會生活其他元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和辯證關系的解釋，則無法知道什么需要改變，什么可以改變，以及如何改變。解釋在批評話語分析的這種方法中因而非常重要。解釋關注的重點不僅包括話語中的權力，還包括話語背后的權力，不僅包括對話語操縱的批評，還包括對話語中意識形態的解釋。以上批評解釋的根本目的則在于對現有社會現實的特定方面進行改變提供理由。例如，在對現代大學的話語實踐的批評中，如果對此類話語實踐在大學的“市場化”中的作用進行批評性解釋，那么就可以提出改變大學的行動基礎。如果大學將學生視為“消費者”，而這可以被解釋為大學私有化策略的一部分，那么可以說存在一些應該修正的錯誤（Fairclough 1993）。

3.3 解釋性批評的實踐論證模式

根據政策分析中的“論證轉向”（Fischer&Forester 1993：1-18；Fischer & Gottweis 2012：1-28），批評話語分析中的實踐論證模式（Fairclough&Fairclough 2012：1-2）由此提出，其中實踐論證的要素包括：環境前提，價值前提，目標前提，手段-目標前提和主張（或結論）。事物的現有狀態在環境前提中以特殊的方式呈現。目標前提則是根據環境前提中的表述和潛在的價值和關切（價值前提）去解釋可能的和理想的未來狀態。手段-目標前提往往通過一個條件形式來呈現，即：如果我們追求一個行動過程，它將很可能把現在的某種問題狀態轉換到符合某種價值和理想的未來狀態。主張（或結論）則是追求一個特定行動過程的最終目標（Fairclough 2013）。在以上模式中，事物的現在狀態存在問題或是事物現在狀態的問題化與環境前提相關。目標的達成與否不僅要根據現有事態的問題化闡釋，而且要根據一系列價值和關切。以上觀點認為，一旦某種問題化被接受，一系列相對應的解決辦法和對其他不相關的解決辦法的排斥就會隨之而來。值得注意的是，在現有事物的狀態被問題化的過程中，價值前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價值對環境前提中的事物狀態如何被問題化以及采取什么解決辦法都非常重要。最后，手段也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可以為實現目標服務，但行為主體往往追求一系列復雜的目標，其中一個目標的完成是實現另外目標的手段，而已實現的目標在進一步論證中又成為環境前提的一部分。

建立在以上模式的批評可以被看作是在對社會生活的某一部分進行描述、評價和解釋的基礎上，倡導向某個特定方向轉變的行動路線。以這種方式看待批評，可以使人們對消極批評和積極批評之間的關系有更明確和更連貫的看法。消極批評被納入到對現有事物狀態的環境前提中，積極批評被納入到目標前提中，并在目標前提中想象一種可能的、令人滿意的新事物狀態。同時，以實踐論證為模型的批評有助于澄清規范性批評和解釋性批評之間的關系。實踐論證通過對一系列問題的規范性評價，并以此來構建批評的規范性模型。實踐論證的規范性評價涉及對現有事物狀態的問題化進行相應解釋以及質疑這種問題化的充分性和正當性，這進而可能導致產生不同的問題化（消極批評）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不同的目標和手段（積極批評）。

在規范性批評的基礎上，解釋性批評將問題解釋為現有事物狀態（包括社會結構和實踐）的影響。導致這些問題的現有事物狀態的各個方面被認為是問題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改變以解決問題。解釋性批評包含了從事實到價值的移動：X 導致問題Y（事實），所以X 是一個需要糾正的錯誤（價值）。這一批評框架把批評從行動和事件擴展到實踐、制度和結構。在解釋性批評的過程中，批評話語分析從現有狀態中的問題轉向了應該做什么的問題。因此，批評話語分析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實踐論證的形式（Fairclough 2018），其中包含以下四個具體的實施步驟：（1）對話語的規范性批評；（2）基于社會現實解釋被規范性批評的話語；（3）對話語所在社會現實提出解釋性的批評；（4）提出改變社會現實的行動方案。其中前兩步屬于規范性批評的范疇，關注說話者對話語的操縱，第三步屬于解釋性批評，關注意識形態對話語的影響。第四步則是在規范批評和解釋的基礎上，提出改變社會現實的行動方案。具體到對某個話語或是文本的批評，又可以有以下三種批評的方法。一是對論點結論的批評，這種批評試圖否定論點的結論，認為追求主張的行動路線將會破壞論點中提出的目標或價值，或產生其他不能妥協的后果。二是對論點的有效性進行批評。例如，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實際上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如果將這些方法添加到論點的前提中，則論點將不再成立。三是對前提的可接受理性（或真實性）的批評，例如對現有事物狀態的表征、解釋和問題化的方式的批評。

以上模式明確地闡述了符號因素和非符號因素如何影響特定策略和目標的選擇與保留、支配權（hegemony）的產生和爭奪。在評估實踐論證以及在制定逐步向目標邁進的策略時，社會行為者在考慮社會結構和與主體選擇相關的非符號（以及符號）因素的可能影響的基礎上，預測特定行動的可能后果。因此，這種符號和非符號因素之間的關系被社會主體認為是實現特定策略和目標的重要因素。

4.作為一種互動與協商的話語建構批評

4.1 批評是一種問題化的互動建構

批評話語分析將話語分析視為一種基于“解釋、批評和規范性評價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問題驅動的方法”（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60；Fairclough &Fairclough 2012：78-83）。批評實在論基礎上的話語分析把對問題化的建構建立在適度的建構主義之上（Sayer 2000：158-169）。在此基礎上的批評話語分析認為一些“問題化”比其他的“問題化”可以更好地捕捉到這些造成問題的困難，因此也能更好地在正常的社會實踐和批評中得到評價（Bacchi 2012；Howarth &Griggs 2012）。從批評的角度來看，問題化將消極批評與積極批評聯系在一起，也就是在將某種困難的原因定位為某個問題，并將這些困難解釋為某一問題的結果時，就能確定需要改變什么，需要解決什么。問題既是對困難的一種解釋，也是需要解決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問題化的生產根據所涉及到的不同社會主體而有所不同。在某個具體的話語中，話語主體（話語的發出者）、話語中的不同主體（話語實踐的參加者）以及話語受眾（話語的社會支持者或是反對者）都可能參與了話語中問題化的呈現。從問題化參與的維度來看，則有國家、機構、個體層面等三個維度。批評話語分析學者的問題化，則是在綜合考慮以上問題化基礎上的再一次問題化，也是在對以上問題化評價、質疑的基礎上提出自己問題化表述的過程。因此，批評話語分析者的問題化可被視為試圖以某些方式改變現有社會現實的實踐批評。此外，批評話語分析不是對以上問題化進行簡單的批評性分析，而是對問題化產生過程的批評性分析。這意味著問題化的過程是一種互動的協商過程，是對各種存在的話語實踐論證的批評分析，即基于現有事物狀態的特定問題化以及基于特定的目標和價值、支持或反對特定行動路線的實踐論證。

批評話語分析闡明了問題化對社會變革和支配權的產生與爭奪可能產生的影響。問題化被看作是為實踐論證提供前提，從而作為行動的要素。此外，在實踐論證中，問題化被視為問題-解決結構中的元素，事物狀態和論證（包括它們所包含的問題化）都是問題化的過程。此外，問題化也被視為話語實踐中相關主體與話語分析者之間互動關系的建構。

4.2 批評是一種主體之間的協商過程

批評是一種實踐論證，也是批評話語分析學者與話語主體以及話語場域之內各個主體之間的協商。批評往往是批評話語分析領域的專家與社會科學家、專家、評論員及社會實踐中的社會行動者之間的延伸對話。批評首先是話語研究學者與話語主體以及與話語實踐相關的各個主體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可以表現為觀點之間的認同、反對或是協商關系。話語實踐參加者的問題化被看作是批評話語分析學者批評性質疑的一部分。

這一批評模式下，對事物存在狀態的某一特定解釋的選擇過程中，批評話語分析的主體和其采用的話語策略扮演著重要角色。這要求批評話語分析者考慮或審視話語實踐中相關的符號和非符號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符號構成了社會活動的基礎，社會實踐離不開符號之間的互動，符號實踐因此構成了社會實踐中人們理解他人、評估自己行為和他人影響的重要的工具和切入點。因此，人的行動的社會意義在于人們之間的互動以各種各樣的符號為中介進行。人們通過解釋某個行動的符號意義而做出反應，從而實現主體間的互動。

話語實踐的目的往往是尋求一種支配權的建立。對尋求建立成功支配權的力量的分析應涉及其行動的背景（Sum 2005）。對支配權形成過程的分析應該包括對現有事物狀態的分析以及對成功執行其戰略的可能障礙的預測分析。這些阻礙可能來自社會結構、社會主體、行為主體的策略以及某些行動路線可能產生的后果。批評話語分析者往往需要根據以上阻礙采取行動，防止這些障礙的發生，并產生有利于執行其意圖的效果。他們必須在評估這些因素的基礎上提出支持或反對某些行動方針的論點，批評性地進行評價，并在某些情況下提出反對采取其他策略的行動者的論點，而這需要一個協商的過程，即對不同行動方針的不同論點進行批評性的比較和評估。

5.結語

話語建構研究試圖對話語如何影響社會變革及支配權的產生和競爭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話語主體將話語（以及由此產生的表述和解釋）視作“為實踐論證提供前提”的一個要素，從而將其視為社會行為者的行動，話語因此提供了行為的外部理由。如果一個特定的話語被用來問題化某種社會行為和互動的背景，那它則充當了某種環境前提，話語的主體就會以此為起點對社會現實采取相應的行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話語主體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可能因此會偶然地對社會現實產生建設性的影響。因此，批評話語分析學者對以上話語建構的批評其實是把符號的有效性問題納入對行為和互動的解釋。但應該看到，以上話語建構的批評模式的出發點是一種經驗語言學的視角，即把話語看作是具有議論性體裁特征的實踐論證。其次，批評實在論基礎上的話語建構研究本質上還是堅持了一種結構主義的立場，這一立場遭到了后結構主義學者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