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清平樂·六盤山》譯者群體行為研究*

李正栓 呂 欣

（河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0.引言

毛澤東創作的大量詩和詞，是中國現當代詩詞難得的佳作。張智中盛贊毛澤東詩詞將理想與實踐、形式與內容、浪漫與現實、個人情懷與史詩般的宏偉，均融合化入其中（張智中2008：91）。毛澤東詩詞濃縮了毛澤東的哲思、情感、意志、詩藝和書法。臧克家說毛澤東詩詞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1937 年，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撰寫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含12 篇，1937 年10 月倫敦戈蘭茨公司首版，兩個月內印刷4 次，發行十幾萬冊。1938年1 月美國蘭登書屋再次出版該書。毛澤東作為詩人的聲譽由此傳開。此書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譯成近20 多種文字出版，全面、立體、真實地構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真正形象。1957 年《詩刊》創刊號發表毛澤東詩詞18 首后，在1957 年和1958 年，蘇聯、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將這18 首詩譯成自己的語言出版詩集（李正栓，王心2019：9-10）。毛澤東詩詞多語種出版掀起了國際傳播熱潮。

《清平樂·六盤山》創作前，黨中央同張國燾的分歧以及與國民黨追兵的戰斗成為這首詩很好的腳注。1935 年9 月9 日，張國燾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并命令陳昌浩率兵南下，同時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毛澤東認為繼續等待爭取張國燾是浪費時間，決定馬上北進。果然，10 月5 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另立“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

1935 年10 月7 日，毛澤東到達乃家河。途徑甘肅固原縣（今屬寧夏）青石咀時，在一個山頭親自指揮陜甘支隊第一總隊的一、四、五大隊，采取兩側迂回兜擊、正面突擊戰法，殲滅何柱國騎兵兩個連，繳獲戰馬百余匹。率領陜甘支隊順利越過六盤山主峰，繼續向環縣與慶陽之間前進。六盤山作為紅軍長征時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也被稱為“勝利之山”。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提筆抒懷。該詞雖以“清平樂”為調，卻浩氣凜然，表現了革命者的大志和勇毅。徐四海認為本詞大氣磅礴，雄渾豪放，雋異挺拔，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徐四海2010：96-97）。無論國內外，凡譯毛澤東詩詞者，鮮有不譯此詞的，如布洛克和陳志讓、巴恩斯通和郭清波、李正栓、黃龍、許淵沖、趙甄陶等譯者，都曾譯過這首詞。

但是，以譯者為考察對象的翻譯批評卻比較少見。其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些譯者群體，其譯作特征及其成因等都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素材，值得發掘（周領順等2014：101）。深入研究譯者，對借鑒譯者的寶貴經驗和豐富翻譯文化史都有重要意義。此外，周領順創造性地將翻譯分為翻譯外和翻譯內兩個層次“，翻譯外”研究文本之外的務實，即譯文服務于社會的程度，應對的是譯文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翻譯內”研究文本求真度，應對的是譯文與原文之間的關系，主要關注從文本到文本之間的語碼轉換和意義再現（周領順2020：52）。從這兩個層次出發，基本可以從理論上保證翻譯批評的科學性、客觀性和全面性。因此，本文聚焦《清平樂·六盤山》一詞，將以《六盤山》一詞為文本的譯者視為一個群體，并以譯者行為理論為指導，探討這一群體的行為特征，尤其是在翻譯內和翻譯外兩個層次上的共性行為和個性行為。

1.毛澤東《六盤山》譯者群體共性行為

1.1 翻譯外共性行為

1.1.1 翻譯動因

毛澤東詩詞翻譯歷經八十多年（自1937 起），譯者遍及全世界。雖然這些譯者生活時代和社會環境不同，但卻表現出幾乎相同的翻譯動因。

邁克爾·布洛克（Michel Bullock，1918-2008），自由作家，創作小說和詩歌，從事翻譯。生于倫敦，求學于倫敦。1968 年，移居加拿大。關注超現實主義詩歌，自成一派。1969 年，到美國訪問，后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州立大學（UBC）創意寫作系任教，負責翻譯項目。1983 年，退休。1994 年，曾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也曾當過教師，編過詩刊，名盛一時。陳志讓（Jerome Ch’en，1919-2019），歷史學家，生于四川成都，西南聯大畢業后，留學英國，并在英國工作多年，后移民加拿大，對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等政治人物都有研究。1965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志讓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該書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陳志讓撰寫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占該書篇幅的四分之三；另一部分是37 首毛澤東詩詞，由布洛克和陳志讓合譯，布洛克主筆。詩詞部分以Introduction to Mao’s Poems 開篇，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其人其詩，認為他的詩人地位堪比其政治地位。此外，二人在文末對翻譯動因做了詳細說明，希望以此激發讀者對文學的內在興趣，并對毛澤東所處時代和思想等有所了解。

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1927-），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東亞及中國政治與歷史研究專家，生于美國緬因州，青年時代開始寫詩，涉獵文學評論，從事翻譯，譯著頗豐。一生中獲得許多獎項。郭清波，中國赴美留學生，師從巴恩斯通，后加入美國籍，也出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比較文學教授。1972 年，美國出版了他們兩人合譯的The Poems of Mao Tse-tung（《毛澤東詩詞》），獲得美國各大媒體好評，在西方社會產生了很大反響。該書共149 頁，收錄詩詞35 首。詩詞以漢英對照形式排版，詩詞注釋匯集在譯文后面；“附錄”包括翻譯說明、中國詩詞格律和毛澤東手跡（《六盤山》片段）。副文本包括前言和對引用的注釋。雖然兩人未在書中直接闡明翻譯動因，但在前言、后記和附錄中還是有所透露。該書后記Richard Nixon and Mao’s Poetry 部分附上了尼克松傳記作者與尼克松的采訪談話。采訪中尼克松回憶他的訪京之旅，尤其是與周恩來研究一首毛澤東詩詞的場景。鑒于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的出版發生在兩國外交新突破時，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實際上成為一種外交手段，可視為美國向中國發出的友好信號，以回應1971 年中美兩國的“乒乓外交”。此外，前言和附錄部分分別對毛澤東詩詞創作和藝術性、中國詩歌格律進行了簡要分析，表現了對毛澤東其人的欣賞、對其詩的肯定，以及對中國詩歌文化的熱愛。

黃龍（1925-2008），中國當代翻譯家與翻譯理論家，通曉多種外語，曾任中央機關翻譯、東北師范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南京師范大學外文系教授，譯著頗豐，1980 年出版《毛主席詩詞英譯（四十首）》，是毛澤東詩詞國內最早英譯者之一。作為中國譯者，黃龍擁有強烈的使命感，專注歷史文化研究，并曾以筆為矛堅決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許淵沖（1921-2021），中國當代的翻譯家與翻譯理論家，一生致力于建構中國翻譯理論體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大局觀。他認為文化全球化應該與經濟全球化并行，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應與國際文化交流，應與世界文明互鑒（許淵沖2005：23）。毛澤東詩詞作為中華文化的優秀部分理應融入世界。

總之，各譯者雖各有身份背景，但都具有良好的學術素養和翻譯水平，最重要的是都表現出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的熱愛、對毛澤東其人和其詩的欣賞，且都致力于跨文化交際，傳播中國文化和毛澤東詩詞。這些成為他們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共同動因。

1.1.2 讀者意識

讀者意識指將文學創作和研究的重點放在讀者接受度上，即在文學創作和研究的過程中觀照讀者的感受與接受。翻譯也是一種創作，要讓讀者喜愛與欣賞，只有讀者喜歡后才能廣泛傳播。所以，翻譯要為讀者服務，對讀者友好。毛澤東詩詞譯者雖在觀照讀者意識的具體行為上有所差異，但都表現出了高度的讀者意識，總體表現在排版、副文本、翻譯策略和方法上。

首先，在排版上，除個別譯者外，多數譯者采用中文在前，英文隨后的中英對照排版，以幫助譯入語讀者比較兩種語言文化的差異，更好地理解原文。巴恩斯通和郭清波不僅使用中英對照排版，還給出繁體字書寫的中文原詩詞，且文字排版采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由上到下、由右及左的傳統模式，方便了未接觸簡化漢字的海外讀者。

其次，在副文本方面，譯者使用注釋、附錄、甚至插錄的方式，就毛澤東本人、詩詞創作和文化負載詞進行補充解釋，避免譯入語讀者因缺乏歷史文化知識而無法產生理解和聯想。以《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中布洛克和陳志讓合作完成的毛澤東詩詞37 首為例，詩詞翻譯為該書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中國革命歷程的梳理和詳細的介紹。由于毛澤東詩詞和中國革命的緊密聯系，第一部分雖然是歷史著作的正文，卻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第二部分（譯作）的背景補充，對于讀者理解毛澤東詩詞的思想感情至關重要。他們還在第二部分中插入“毛詩導論”，專門就毛澤東詩詞特點和地位作了說明，并在每首詩后以注釋的方式，解釋說明了詩歌創作背景、文化負載詞等可能阻礙譯入語讀者理解的因素，如翻譯《六盤山》一詞時，文后就有“毛領導的第一方面軍在1935 年10 月7 日占領六盤山”一注。除此以外，該書還有毛澤東本人照片及書法。

最后，在翻譯策略和方法上，如果排版和副文本是為了滿足譯入語讀者的需求，翻譯策略和方法則更多為了適應譯入語讀者的習慣，主要體現在歸化和異化的策略選擇和直譯與意譯的方法使用上，如巴恩斯通和郭清波翻譯《六盤山》詞牌名時，既直接音譯Liupan，又意譯of Six Circle 以解釋說明，目的是為了降低陌生度，拉近譯文和譯入語讀者的心理距離，是翻譯外行為影響翻譯內行為的結果，并最終體現為譯文的務實度。

1.2 翻譯內共性行為

1.2.1 詞匯翻譯

張智中從毛澤東慣用的詞語中總結出毛澤東詩詞的語言風格特征，其名詞博大壯闊，其動詞剛健有力、豪氣十足，其數詞巨大夸張，口語和書面語相結合，雅俗兼備（2008：239）?！读P山》的幾位譯者雖在具體詞匯選擇上有所差異，但基本都實現了與原詞在詞匯意義和風格上的對等。

《清平樂·六盤山》全詞情景交融，上闋起于遠景，下闋始于近景，兩闋相對獨立，卻又緊密相連，“生動地表現了毛澤東及其統率下的英勇紅軍勝利地登上六盤山后，遠望云天，抒發了徹底打垮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堅強決心，發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壯志豪情”（劉鳴泰1993：631）。為了表現這種壯志豪情，詞中充滿著表現壯闊景觀的名詞或偏正結構的名詞性短語，上闋有“高天”“淡云”“南飛雁”“長城”“好漢”，下闕有“高峰”“紅旗”“西風”“長纓”“蒼龍”。以“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币痪渲小案咛臁薄暗啤钡膸追N譯法為例?！疤旄咴频敝柑鞖馇缋?，天空云少而高，輕薄而淡。黃龍和許淵沖都使用了high 和light 二詞以表“天高云淡”，用詞精確。而布洛克將其譯為lofty sky, pale clouds, wild geese fly。lofty 大體與high同義，釋為巍峨、高聳，也可用以形容高尚的、崇高的思想或信仰，但一般為書面用語，用在此處雖然契合了原詞中天高度之高，卻不及直接使用high 更貼合原詞口語化特點，更加自然生動。pale 與light 極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pale 強調顏色的深淺，light 則側重密度的高低?！肚迤綐贰ちP山》作于10 月，正值秋季，并且是甘肅之秋。入秋后大氣濕度降低，空氣變得干燥，不易形成較厚的云層，因此“云淡”，顯然側重密度的light 更為契合。巴恩斯通則譯為dazzling sky 和cirrus clouds，dazzling 意為十分明亮以致目眩，用在此處是為意譯，指天氣晴朗，艷陽高照。同樣，cirrus，卷云，高空中一種云層，通常呈現出細長而卷曲的形狀，常見于晴朗的天空，屬高云族，多呈分離散亂狀，色白無暗影，是為“淡云”?？傊?，四位譯者都選用了與原詞意義基本對等的名詞。

動詞和數詞的翻譯同樣如此?！耙驗殛杽傊畾馐?，毛澤東詩詞當中多用動詞，特別是表示強力與猛力的動詞”（張智中2008：242）?！肚迤綐贰ちP山》中，尤見“何時縛住蒼龍？”的“縛住”一詞?？`，束也，指用繩子緊緊綁住，此處引申為擊敗敵人。布洛克譯為put bonds upon，巴恩斯通譯為tie up，黃龍譯為bind fast，許淵沖同樣譯為bind。就詞義而言，幾位譯者所用詞匯都有束縛之意，但就力度而言，put 最輕，tie 次之，bind 最重，因而bind 最能表達詩人必勝的把握和信心?；蛟S黃龍和許淵沖都注意到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的Prometheus Bound 被譯成《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翻譯的互文性借鑒顯示了譯者的視野與學識。

毛澤東喜用數詞，是其詩詞的核心詞類。若無這些數詞，詩詞便遜色許多。毛澤東常用數詞，尤其是量大的數詞，借以夸張表達目光宏遠，心胸開闊?！扒感谐潭f?！边@是何等胸懷，艱苦卓絕的長征，被他屈指粗算，才兩萬里，表達了“萬水千山只等閑”的英雄氣概?！岸f”概指紅軍長征至六盤山所走路程，應當如實傳譯。除布洛克外，其余譯者都譯出了準確數字“二”。但黃龍將“二萬”譯為two-myriad li，myriad 意為極大數量，用在這里化實為虛，雖然不精確，卻盡顯夸張之意。

1.2.2 修辭翻譯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這種藝術性的實現與修辭的使用密不可分，修辭所產生的表達效果往往是詩人創作力的表現之一。修辭屬于藝術的門類。毛澤東詩詞存在靈活多樣的修辭：比喻、夸張、擬人、指代、雙關、互文等等，這些修辭的應用成就了詩歌的藝術美。因此，翻譯中也應轉存或再現這些修辭。

《六盤山》詞中最具表達效果的修辭是原詞最后兩句中使用的借喻和設問。

[1]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布洛克、陳志讓譯文：

Today we hold

The long rope in our hands.

When shall we put bonds

Upon the grey dragon?（1965：337）

巴恩斯通、郭清波譯文：

Today we have the long rope in our hands.

When will we tie up the grey dragon of the seven stars?（1972：70）

黃龍譯文：

Today we’ve seized hold of a long cordon,

When shall we bind fast the Grey Dragon?（1980：46）

許淵沖譯文：

With the long cord in hands today,

When shall we bind the Dragon Gray?（2015：55）

借喻是比喻的一種，直接以喻體來指稱事物。由于只有喻體出現，語言更加簡潔，卻能產生更加深厚、含蓄的表達效果。詩人詞中的長纓，意為長繩，這里指代革命武裝；蒼龍，意為惡龍，指代與共產黨和紅軍為敵的一切反革命勢力，包括國民黨反動派，也包括日本侵略者。翻譯時，應注意避免破壞借喻產生的深厚、含蓄的效果，此時直譯反而更得其意。幾位譯者無一不采用了直譯的翻譯方法，使本體更加形象化。值得注意的是黃龍和許淵沖對“蒼龍”的翻譯。蒼龍本就被用來比喻極度兇惡的人，兩人大寫grey dragon，可視為將其擬人化的一種手段，是在悉數傳譯原文修辭的同時，發揮譯者的創造性，使之更具意蘊。設問不同于疑問，是無疑而問，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有答案在下文中，是為提醒下文而問，稱為提問，另一類有答案在它的反面，是為激發本意而問，稱為激問?！昂螘r縛住蒼龍？”形似疑問，實為設問，且為激問，這并非詩人發出的無可奈何之嘆，而是詩人在充滿信心和把握的情況下，對消滅反動勢力和勝利到來的急切期盼，此句既揭示了全詞主旨，又將全詞推向了高潮。幾位譯者也都盡力傳譯了這一問，翻譯時都使用表將來時態的shall 或will，表示勝利尚未發生但即將發生，但shall 與will 相比更加主觀，用在此設問句中使得感情或者意愿更加強烈，詩人對勝利的渴望呼之欲出。此外，四位譯者出于英語語言習慣，都在問句中添加了主語we，避免了人稱指代模糊，不僅照顧了譯入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閱讀體驗，而且第一人稱復數的主語更能給人代入感，甚至有召集、呼吁大眾，共克敵人的意味。

2.毛澤東《六盤山》譯者群體個性行為

2.1 翻譯外個性行為

2.1.1 翻譯模式

翻譯作為一種勞動，既可以是個人活動也可以是群體活動，因此存在獨立翻譯和合作翻譯兩種翻譯模式。獨立翻譯毋庸置疑是指由個人獨立完成的翻譯活動，而合作翻譯可以定義為由兩名或兩名以上人員共同合作進行的翻譯活動，按照合作模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口述加筆受的合作翻譯模式、主譯加輔譯的合作翻譯模式、集體分工協作的翻譯模式（王正2007：1）。就毛澤東詩詞英譯而言，既有獨立翻譯又有合作翻譯，且合作翻譯多為外國人主導，究竟是何種因素導致了譯者翻譯模式選擇的差異，這種差異最終又分別對翻譯造成了何種影響，又該選用哪種翻譯模式，亦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西方英譯毛澤東詩詞基本發生在20 世紀80 年代以前，尤其集中于20 世紀50 年和70 年代，以外國譯者群體為主。此時也是合作翻譯的高峰，從譯者署名上看，他們的合作基本上是外國人主譯加中國人輔譯的模式，可能與譯者個人素養、國內洶涌的政治運動和長期大行其道的正向翻譯理念有關。布洛克和陳志讓、巴恩斯通和郭清波都是以這種模式合作的。布洛克專于詩歌，兼具語言優勢，陳志讓精于歷史，兼具文化優勢，兩相結合，互為補充，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翻譯質量和效果。巴恩斯通和郭清波同樣如此，兩人是師生關系。但是這種合作并非完美無缺，由西方學者主譯很容易出現原文理解錯誤或譯文過于“本土化”而損失原詩意味的現象。20 世紀80 年代后，中國譯者群體成為主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翻譯需求劇增，中國本土譯者異軍突起，此后國內涌現出一大批毛澤東詩詞譯者，如黃龍、許淵沖、辜正坤、趙甄陶等。這些譯者學貫中西，大都有留學經歷，任高校外語教師，扎實的語言文字功底、天然的文化優勢都保障了他們獨立且較高質量的詩詞翻譯?？傊?，譯者選擇何種翻譯模式是以提高翻譯質量和翻譯效果為目的，并受到時代背景、文化差異、翻譯理念、個人能力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的結果。

一般來說，譯者獨立翻譯，耗時長，對個人能力要求高，但譯文能一以貫之。合作翻譯效率高，各取所長，但譯文常常因譯者主體性差異而產生差異。從理論角度來看，主體性主要體現在詞匯、文本闡釋、語言風格、翻譯策略等方面（同上：43），最終導致譯文風格的不統一，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合作翻譯模式，“詩人譯詩，中西合璧”應該是中詩英譯的理想模式（李正栓，陶沙2009：108），但要加強合譯項目的管理，雙方要確實負好自己的責任，探尋更加理想的翻譯模式。余光中（2002：66）認為：“最理想的譯法應該是中外的學者作家兩相合作，中國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表達能力，當可無往不利?！币虼?，像毛澤東詩詞這類中國傳統文學作品，完全可以由中國人主譯，外國人輔譯或審讀。

2.1.2 翻譯思想

受時代和個人背景的影響，不同譯者總是產生不同的翻譯思想。毛澤東詩詞英譯既有獨立譯者也有合作譯者，這里主要分析主譯者的翻譯思想。

布洛克早年曾參加布勒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倡導的超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其詩作敢于挑戰創作的極限，常常將詩歌與音樂和視覺藝術相融合，形式短小，內容簡潔，是自然世界與內心世界的結合，既具有超現實主義的潛意識、夢幻等特色，又富有東方神秘色彩。受西方詩學的影響，布洛克采用自由體譯詩，不關注詩歌韻腳，并且認為如果毛澤東詩詞翻譯得過于流暢，節奏過于柔和，是對原詩的背叛，詩中幾乎暴力的、明顯的斷斷續續，恰恰滿足了人們是對毛澤東“戰斗性”個性的期望（Chen&Bullock 1965：319）。因此，翻譯時，布洛克主張在語言差異允許的范圍內，保留這些特點，具體表現為使用短小、尖銳的句子，同時盡可能地縮短音節。其實，他這種翻譯思想導致了他在翻譯中對毛澤東詩詞詩節形式的嚴重背叛。形式變了，內容必然隨之改變。

巴恩斯通對中國古典詩詞頗為了解，在“中國詩詞格律”中就中國古典詩詞的結構、行長、音調和韻式等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此外，他還關注到毛澤東詩詞的原型——唐律詩和宋詞，并指出毛澤東的詩大多是詞?；谶@種了解，巴恩斯通在“翻譯說明”中，簡要說明了具體如何翻譯毛澤東詩詞。首先，他認為翻譯應該緊扣原文，其次，中國詩詞非常依賴意象，必須重視意象的翻譯，最后，他主張采用增譯的方式，尤其是專有名詞的翻譯，以增加譯文的可讀性?？傮w而言，巴恩斯通的翻譯更具現代詩特點，注重內容的內涵。

黃龍作為我國當代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他的翻譯思想集中體現在1986 年出版的《翻譯技巧指導》、1988 年出版的《翻譯學》（英文版）及《翻譯藝術教程》中，涉及翻譯的方方面面（王金波2016：17）。他認為翻譯的標準是“信”與“順”，主張使用直譯和意譯的翻譯方法，以直譯達“信”，意譯達“忠”，主張翻譯是一種再創造的藝術，這種藝術必須講求文體相稱，重視譯文的韻律、節奏、音調等特征（黃龍1988：49-83），同時還要傳達字里行間的情感，以現“神韻”。此外，黃龍還格外關注翻譯的社會職能，即翻譯外層面，認為翻譯有助于傳播革命思想，推動政治改革等重要功能。

許淵沖的翻譯思想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吸收前人思想也總結個人體會，注重實踐，把實踐當作理論的重要源泉，最終形成了以“三美論”為核心的翻譯理論體系。他認為翻譯是求美的藝術，而毛澤東詩歌則是意美、音美、形美的集中體現，因此翻譯時必須更加堅定對美的追求。這就要求譯者充分發揮創造性，將文學翻譯“求真”和“求美”的矛盾統一起來，但始終要以美為先。并且，許淵沖充分關注古典詩詞格律，主張要“以詩譯詩”，是國內“韻體譯詩”的主要倡導者。

2.2 翻譯內個性行為

2.2.1 詞牌翻譯

“詞牌名作為詞學‘文化負載詞’或‘文化承載詞’（culture-loaded words and phrases），是標志著‘詞’文化特有事物的詞或詞組，反映了‘詞’是在漫長的形成過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文學形式的、獨特的存在與傳播方式?！保ㄍ鯘?020：173）而且，詞牌雖有定，翻譯卻無定，詞牌名因其較強的異質性給翻譯工作帶來了一定困難。毛澤東詩詞以詞為主，涉及數十個詞牌名，翻譯時譯者往往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處理這種異質性，也因此表現出不同的譯者行為。

《清平樂》源于唐教坊曲名，意為寧靜平和的樂曲，每詞46 個字，上闋4 行押韻1111，下闋4 行押韻1121，內容以婉約為主，表達愛情、鄉情、親情。宋代時，這一詞調沿襲唐時舊貌，后受豪放派詞人詞風影響，使用范圍擴大，感情基調多元。經金、元、明、清各代，其題材擴大，聲情愈加豐富。至于毛澤東的三首《清平樂》（《清平樂·蔣桂戰爭》《清平樂·會昌》《清平樂·六盤山》），其意旨變化更大，描寫戰爭，離唐時舊貌更遠，婉約難尋，豪放有加，不僅抒情，而且敘事。詞牌名的翻譯可體現不同的文化思維。幾位譯者對《清平樂》詞牌的翻譯基本可以概括為不譯、音譯、意譯幾種。

巴恩斯通、郭清波譯文直接省略詞牌，只譯出了題目《六盤山》，這種不譯的方式顯然是不可取的。詞不同于詩，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牌是標識，類似于公示語，首先規定了曲調，是詞音樂性的首要表現。不譯詞牌，相當于直接放棄了詞這種富有音樂性的特殊文學體裁。究其原因，可能源于譯者對中國傳統“詞學”缺乏有效認識或了解不夠深入，也可能是譯者為譯入語讀者考慮，直接省略了譯入語文學中不存在的成分，避免讀者理解困難或產生歧義，又可能是對這一文化現象不屑一顧。但是，不管出于何種原因，譯詞卻不譯詞牌，都顯得不嚴謹。布洛克、陳志讓譯文采用了音譯的方式，譯為ch’ing p’ing lo，因當時還沒有拼音系統，所以采用了威氏拼音法，又在拼音前添加了to the melody of，表明了詞的音樂性。這是可取的，采用音譯也是正確的，因為毛澤東詩詞的“清平樂”不是表現純凈、平和的樂曲，他反映的是波瀾壯闊的戰爭，雖不豪放但絕不婉約。黃龍的譯法與布洛克幾乎相同，只是使用了拼音系統，譯為Qing Ping Yue。用現代拼音，并且每個音獨立、首字母大寫，而不是連拼（Qingpingyue），非常正確，是一種陌生化現象，外國讀者肯定看不懂，但一旦查閱或閱讀書中注釋便會明白，同時也獲取了中國詩歌知識和文化。許淵沖采用了意譯的翻譯方法。他在詞牌名前添加tune，與to the tune of 相同，表明了詞的音樂性，將《清平樂》譯為Pure Serene Music。Pure Serene 意為極安寧、平靜的，Music 意為音樂。他如此翻譯，契合了《清平樂》表寧靜、平和的樂曲的原意，既傳譯了原詞牌的文化內涵，又不影響譯入語讀者的理解，為將中國詞學平和地、平等地傳遞到其他國家，提供了參考。然而，毛澤東這三首詞都沒有Pure 與Serene 之意?！肚迤綐贰なY桂戰爭》表現的是蔣介石與桂系軍閥的戰爭以及紅軍借反動派內亂而大力發展的狀態；《清平樂·會昌》表現的是紅軍不畏艱難、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氣；《清平樂·六盤山》表現了大雁因寒冷而南飛、紅軍卻不畏嚴寒繼續北進直到長城的英雄氣概，還有決計縛住蒼龍的革命意志。

2.2.2 形式翻譯

“所謂詩歌形式，不僅指視覺形式，還包括聽覺形式?！保◤堉侵?008：108）視覺形式主要包括分節分闕、字母大小寫、詩行的排列與縮進、行數與長短等。毛澤東偏愛寫舊體詩詞，他認為固定的形式不會妨礙詩歌藝術的發展。與之相反，固定形式是中國古詩詞的藝術結構。翻譯時，也必須予以尊重，不得輕易改動。但是，英語詩歌除無韻體、英雄雙偶句、十四行等之外往往長短不一，翻譯中難免有所損傷，只能盡力傳譯?！读P山》原詞為雙調小令，分為上下兩闕。譯者們顯然都注意到了這一點，譯詞都分為兩節。但除此之外，譯者在字母大小寫、詩行的排列與縮進、行數與長短的翻譯上都表現了不同的譯者行為。原詞共八行，上下闋各四行，上闋長短不一，下闕都為六言。除許淵沖將譯詞安排為與原詞相同的八行并避免跨行外，其余幾位譯者都有跨行，使得譯詞在原行數上有所增加，尤其是布洛克的翻譯，他將原詩行拆分為小短句，詩行數因此擴大二倍，變為上下節各八句，如此跨行連續，基本完全改變了原詩行的排列、行數、甚至長短。與這種上下闋行數一致，有規律的成倍擴充相比，巴恩斯通和黃龍對詩行的擴充就略顯隨意，是自由詩的做法。許淵沖強調詩歌的形美，認為要傳達毛澤東詩詞的詞形需在句子長短和對仗工整方面下功夫，因此他的譯詞整體形式上與原詞最為相似，微觀上也最為契合。以譯詞第一節為例，原詩行長短不一，字數基本呈遞增趨勢，許淵沖的譯詞每行音步同樣依次遞增，在句子長短上不可謂不似。

“詩歌的聽覺形式，主要指詩歌的用韻形式”（同上：138），包括尾韻、行內韻、頭韻等等，其中，尾韻是漢英詩詞共同的、常用的用韻形式，也是詩歌音樂性的集中表現。毛澤東詩詞的音樂性除體現在韻式上，也體現在疊詞或重復上，《六盤山》中未見疊詞或重復，聽覺形式就是用韻形式。就尾韻而言，四位譯者中有兩人譯文押韻，且都為中國人，許淵沖和黃龍都采用了aabb 的英語詩歌常用韻式，是譯入語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而且這種韻式恰好將詩句兩兩粘合，也切合了原詞的句式安排。相反，布洛克和巴恩斯通受西方無韻風尚的影響，都未壓尾韻，音美必定有失。但四人譯文皆可見頭韻、諧韻等其他韻式。

3.結語

毛澤東詩詞具有極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與之相關的翻譯研究開展得也越來越廣泛，但多數翻譯研究關注文本而非譯者，譯者群體更是被忽視。本文以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為理論依據，分析以毛澤東《六盤山》為文本的同一譯者群體的翻譯外和翻譯內行為，既尋求作為一個群體的譯者的共性行為特征，又尋求同一群體中不同譯者間的個性行為特征，旨在能夠全面、科學、客觀、具體地分析譯者群體的翻譯行為，并為相關翻譯理論、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