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教育的理論向度與實踐方略

陳時見 邵佰東

生態文明建設既是關乎人類發展的大計，又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選擇，而生態文明教育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舉措，發揮著基礎性和保障性的作用。生態文明教育以“潤物無聲”的涵養化育形式，在不同主體的生態文明認知樹立、生態文明素養改進、生態文明建設能力提升上具有重要的價值。2021年2月，我國生態環境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美麗中國，我是行動者”提升公民生態文明意識行動計劃（2021—2025 年）》（環宣教〔2021〕19 號）明確提出，“要有力推動全民生態文明教育工作，逐步形成全社會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良好局面”，“為持續改善生態環境、建設美麗中國營造良好社會氛圍和堅實社會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等六部門,2021）。生態文明教育是我國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推進生態文明教育既是適應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轉型、保障國家生態文明戰略順利實施的戰略需要，又是促進經濟社會綠色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厘定生態文明教育的理論取向和實踐向度，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生態文明教育的內涵特征

生態文明教育是一種直面人類所遭遇的生態危機問題而開展的教育實踐，集中體現了人們對生態文明的理念認知和能動行為。從本質而言，生態文明教育是一種“復合型”教育，是在特定的文明時空場域內，在遵循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上，不同行為主體通過生態文明教育的認知情景和策略性的教育互動，進而構建主體生態型的認知涵養，調節主體生態型的公共行為，助力生態文明建設事業，探索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教育實踐活動。因此，生態文明教育既體現教育涵化屬性，又彰顯公共管理屬性，具有公共性、耦合性、全面性、長期性等特征。

（一）生態文明教育的公共性

教育本身是一項公益性事業，與公眾利益緊密相關，公共性是生態文明教育的基本特性。一方面，生態文明教育本身是一種公共治理行為，其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如何將公民的個人偏好整合到公共政策中，以及如何將多元主體的利益集合到統一的行動中。生態文明教育承擔著國家義務和社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國家意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治理的內涵，即：在治理主體上以國家意志為主導，包含國家、學校、行業協會、社區等各類主體；在治理依據上既包括國家立法，也包括社會共同體形成的規則；在治理方式上呈現民主化和協商化的特征。另一方面，生態文明教育的落腳點是創造公共價值。公共價值是指公民對政府抱有的期望，這種期望由公民的集體偏好所決定，公眾通過公共政策和服務獲得效用，包括服務的價值、產出的價值、 信任與合法性三個關鍵成分（馬克·穆爾,2016,pp.49-51）。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使命就是在公眾的期望上做出有力的探尋和準確的回應，公共管理的目的不是創造部門價值，而是為社會創造公共價值。生態文明教育必須承擔對公民進行生態文明價值引導的責任，因為公民只有通過具有公共價值的教育才能理性地形成對公共生態文明的價值認同，才能在公共生活中做出符合公共生態價值的行動。

（二）生態文明教育的耦合性

生態文明教育承載著形塑生態文明自我認知、優化生態文明公序良俗、塑造生態文明道德、培育主體生態意識和生態責任等重要使命，在價值起點上指向以人為本，超越了窄化的區域利益觀念，上升到人類整體利益的高度，體現了動力耦合；生態文明教育有助于改造不合時宜的生態實踐，提升受教育者掌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技術技能水平和行為規則水平，體認了工具耦合；生態文明教育助推實現全球高質量發展，開啟美好生活的新時代和全球共同期待的美好未來，彰顯了目的耦合。生態文明教育通過對個體的生態認知和生態行為進行勘正與調適，讓個體自發、自愿、主動地構建生態共同體而非僅靠外力強制的被動性執行。當前，面對全球生態局面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各類風險，重構科學人道的生態價值理念和生態行為方式，各國人民應齊心協力應對生態挑戰，通過生態文明教育賦能，攜手開創人類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

（三）生態文明教育的全面性

生態文明教育的全面性主要體現在受教育對象的全面性、教育責任主體的全面性、教育內容的全面性。首先，從教育對象上來看，生態文明教育不僅僅是學校教育或者是對學生的教育，而且是全民性教育。這是因為建設生態文明社會，使民眾具有基本的生態文明素養，需要通過生態文明教育提升全體民眾的生態文明意識，促使全體民眾實現生態文明公民的角色轉換，在各種生產生活實踐中自覺踐行生態文明行為。其次，生態文明教育不僅是學校教育責任，政府、社會、家庭都具有相應責任。不同教育責任主體要根據自身的角色定位和任務分工，充分利用自身所擁有的教育資源，在生態文明教育中發揮助力作用，從而彌補學校生態文明教育存在的不足。最后，生態文明教育的內容具有全面性和廣泛性特征。在學科知識范疇上，包括地理學知識、生物學知識、醫學知識、政治學知識等；在生態觀范疇上，涵蓋生態道德觀、生態安全觀、生態消費觀、生態哲學觀、生態價值觀等；在人才培養類型的知識屬性上，生態文明教育要培養生態產品保護、生產、加工、制造、流通、服務等方面的專業性人才，利用國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支持優勢，培養大生態領域的創新創業型人才，利用“一帶一路”建設優勢，培養參與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外向型人才乃至參與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國際化人才等，人才培養的多樣化對于生態文明教育知識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四）生態文明教育的長期性

生態文明教育不是階段性教育，而是一項長期的教育任務。一方面，生態文明教育是全民在生態方面的“規則”教育和“規范”教育，但規則和規范真正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個體和群體將規則和規范內在的倫理精神加以內化，與社會成員的價值取向相耦合，通過主體認同和內在堅守走向理性自覺，從而讓規則和規范構建出普遍有效的現實秩序（李潔珍,2007）。我國要實現生態型社會建設目標，需要民眾有良好的生態心智狀態，對生態文明的公共性有充分的認識和把握，即民眾要具備一定的生態道德操守和生態自律能力，能始終堅守積極向上的生態價值取向，支持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參與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事業。不僅全民生態文明意識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全民生態行為的形成同樣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對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已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被明確指出，因此生態文明教育也要從國家戰略高度把握新的歷史任務。這要求政府要以戰略型思維對生態文明教育的預期進行有謀、有略、有方、有法的統籌規劃，探索開辟更多元、更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教育途徑，使之成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支撐。目前，生態文明教育面臨主體參與不足、教育形式單一、評價制度匱乏等瓶頸問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事業進程，使人們從根本上理性反思自己對自然應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處理好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需要推動生態文明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為生態文明教育提供穩定、可持續的多元支持系統，使生態文明教育的涵養成效得以顯現，這無疑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二、生態文明教育的理論取向

生態文明教育不是狹義地關注環境保護問題的教育實踐，而是著眼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大生態教育觀，具有世界性和本土性的雙重耦合性特征。生態文明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既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生態中國的內在之義，需要在教育愿景、教育立場、教育目標、教育特色等核心層面上把握其理論取向。

（一）中華民族生態復興的教育愿景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而生態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組成部分，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關切，是實現共享生態文明建設成果的不竭動力。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是近期目的和長遠目標的耦合，當下要重點解決國內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而長遠目的要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的生態復興。生態復興既是中華民族復興夢的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基礎。生態文明教育之于生態復興的價值就在于提升各民族對生態復興的認知水平、認同程度和參與力度，進而助推中華民族復興的實現。首先，生態復興需要全民參與生態文明共建?！吧鐣髁x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現實的斗爭，更是塑造未來的事業，是跨世紀的宏圖大略，沒有廣大群眾的積極參加是不行的”（習近平,1991）。在生態復興的共建共享中，需要生態文明教育發揮將人民意志和國家意志實現高度統一的“粘合”價值，在教育過程中讓受教育者得到更多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態教育實惠，調動人們對生態文明建設事業的主動性，激發受教育者在生態復興上的積極熱情和創造精神，發揚民主，匯聚民智，激發民力，使受教育者在生態復興的“共建”中各盡其能，在“共享”中各得其所，形成生態復興共建共享的認知力、凝聚力和行動力。其次，生態復興需要提高廣大民眾的認同度。生態復興必須建立在促進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匯聚各民族人民的主體性力量。我國少數民族人口雖然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到10%，但少數民族自治地方面積占全國的60%以上。不僅如此，民族地區的生態資源類型全面，特色性與壟斷性強，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其天然的生態屏障功能發揮直接關系著全國中長期生態環境演變趨勢與格局。因此，廣大民族地區的生態復興不僅非常重要，而且任務艱巨，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特別是要提高廣大民眾對生態復興的認知水平，克服在地區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辯證認識上存在的認知模糊問題。這需要通過生態文明教育的涵化價值，提升民眾對生態復興的認同度。生態文明教育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要以中華民族的生態復興為目的，通過傳承和弘揚各民族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對受教育者進行生態價值觀教育、生態發展觀教育、生態法治觀教育、生態文化觀教育、生態安全觀教育、生態全球觀教育（蔣佳妮,2022），讓受教育者準確把握新時代經濟發展、生態保護、生態復興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而提高各民族主體在生態復興上的認同度。最后，實現生態復興的關鍵在于培養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新人。生態文明教育必須堅持把服務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時代使命，為其提供基礎性保障和戰略性支撐，但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要讓全體中國人民整體邁入現代化，也要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這對高質量發展的生態文明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態文明教育要著眼于現代化的挑戰和追求，不僅要加快全民生態素養的全面提升，使全體社會成員適應新文明形態，還要不斷培養與新文明形態相適應的人才來承擔起生態復興的任務，從而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的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

（二）人民中心生態民生的教育立場

生態民生是以解決生態危機影響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民生（方世南,2014），人的生存與發展依賴自然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生態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人的生存與發展，構成了最持久和最直接的民生議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共識始終是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奮斗，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增加人民的各種民生福祉，為人民群眾提升幸福感和享受幸福生活提供現實條件。生態民生強調“環境即民生”的理念，優美的生態環境是人民群眾的民生期盼，是民生歸屬感、滿意感、幸福感的基礎和保障，是人民幸福生活中最重要的福祉。教育本身具有民生功能，而生態文明教育的民生功能，就是將人的生存與發展作為生態文明教育的出發點，以提升人的生活質量與增進人民的福祉作為生態文明教育的根本。當前，我國民眾對民生的訴求已由經濟民生向生態民生位移，改善生態民生，雖然有國家層面的環境保護行動，但如何激發民眾在生態民生改善上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使其在改善生態民生中始終保持“在場”和持續改進，是生態文明教育的題中之義。教育的富足才能保障經濟的富足、思想的富足以及社會的富足，生態文明教育就是要打造沉浸式的“在地”生態文明實踐，將受教育者“拉回”生態民生場域，主動了解和解決生態民生問題，對生態民生的價值認知由以往的“旁觀者”轉為“建設者”，讓受教育者感悟生態民生的衍生價值和實用價值，增強生態民生改善的獲得感和內驅力。此外，身體健康和幸福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健康不僅是幸福生活的必備基礎，由健康為載體組成的健康資本也是人發展過程中資本體系的重要組成。形成健康資本所做的投入，不僅包括公共衛生服務，還包括家庭生產活動和自身的健康習慣投入，既與經濟水平、消費水平的提高相關，也需要民眾發揮自身的主體性，通過自覺的心性“克制”和習慣養成形成健康資本。因此，必須通過生態文明教育對受教育者的生活觀、健康觀、消費觀進行合理引導，把促進個體形成節約資源、綠色消費、綠色飲食、綠色出行、低碳生活的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作為個體健康資本形成的關鍵著力點。與此同時，讓“生態資本”成為人民群眾的“幸福資本”，不僅要注重感官上的生態民生，也要重視心靈上的生態民生。生態文明教育就是要引導個體在正確認識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積極健康的人生觀、幸福觀，并通過生態宣傳與生態輿論，營造公平公正的生態文化環境，形成民生主體幸福生活的心理基礎。

（三）民眾生態心智形塑的教育目標

心智是指一系列認知能力組成的總體，這些能力可以讓個體具有意識、感知外界、進行思考、做出判斷以及記憶事物（史忠植,2022,p.37）。從心理學角度而言，心智形塑體現的是主觀的“歸屬”意識，人對某種心智取向做出判斷和選擇并以此指導自身行動?！耙粋€人要改變別人的心理，唯一的方法是利用天然的或人為的物質條件，引出別人某種應答性的活動”（杜威,1990,p.37）。教育本身具有開啟民智的內在意蘊，建設生態文明社會，需要有大量的生態型民眾，需要民眾有生態型的心智模式。生態文明教育不僅需要對主體進行生態知識傳授和生態行為改善，更重要的是建立民眾穩定的生態心智，即通過教育規范人們的生態文明實踐，塑造人們的生態文明行為，協調人們的生態文明關系，建構人們的生態文明秩序。首先，生態文明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系統性的科學認識，厘清自然保護與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生態文明教育所肩負的使命就是以發展的視角，促進受教育者在各種文明形態中汲取人與自然互動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既要使受教育者具備扎實的生態科學知識，深度理解生態環境問題，深刻領會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實質內涵，也要讓受教育者積極踐行生態守護責任，運用創新性思維、批判性思維與反思性思維尋找生態問題的基本溯源，探尋解決生態問題的可行性方案。其次，生態文明建設直接影響著全球的生態平衡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所以生態文明建設具有跨界共識性，這是生態發展全球化的具體表現。但是，當前人類社會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正在被系統化地重構，利益沖突與各類矛盾彼此交融，價值觀良莠不齊。要讓每個人的頭腦中有一把正確的生態價值判斷標尺，就需要培養受教育者在生態文明上的大德、公德和私德，讓受教育者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生態文明的大德培養體現在將生態文明價值觀嵌入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生態文明教育體系，通過教育使受教育者認識到生態文明價值觀在促進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所處的基礎性地位，始終堅守生態價值底線和生態正義；生態文明的公德培養體現在倡導公共生態文明精神，遵守公共生態文明道德，踐行公共生態文明義務，履行公共生態文明責任，做生態文明理念的積極傳播者和模范踐行者；生態文明的私德培養體現在樹立自身的生態文明道德，時刻以嚴格的生態文明標準要求自己，在生態文明實踐上注重個人生態心性修煉，慎獨慎微。最后，生態文明教育要為政府管理提供支持。通常而言，政府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責任者，主要通過生態文明政策制定等形式管理公共生態文明事務。從現實上看，社會各群體對生態文明認知和生態需求表達存在不一致和分歧，政府管理者必然要對不同的群體進行統籌與協調，將不同群體的生態需求與國家生態發展利益進行統一。生態文明教育通過為管理者、為生態文明政策或生態文明總體戰略營造支持氣氛，進而提升公眾對生態文明實踐的理解度、寬容度以及鞏固公眾對生態文明相關政策的支持度。

（四）本土生態資源整合的教育特色

1991 年巴尼在資源基礎觀的經典文獻《企業資源與持續競爭優勢》中提出了資源稟賦理論，資源稟賦決定了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但并非所有的物質、人力和組織資本都是企業的戰略資源，只有那些有價值的、稀缺的、難以復制的、無法完全替代的物質、人力和組織資本資源才是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企業必須以顧客認可的方式有效地整合資源（包括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并且這種整合方式應該不易被競爭對手模仿（Barney,1991）。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明發展史，迄今為止積淀的制度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等為生態文明教育提供了豐厚的土壤，為生態文明教育事業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推進生態文明教育，就是要扎根中國大地整合中華民族本土特色的生態資源。首先是本土的政治制度資源。從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而言，無論是生態文明建設事業還是生態文明教育事業，都是利益角逐形式的思維范式和行動路徑，民意與國家意志之間時常出現脫節狀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曼瑟爾·奧爾森,1995,p.2）。而在我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中人民利益超越集團利益的根本特點，賦予了生態文明教育最大的公共理性和公共價值。立足本土的政治制度資源，就是要以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生態文明思想以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生態文明教育的基礎，發揮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優勢和上下一心的組織優勢，實現“全國一盤棋”的生態文明戰略推進，在教育過程中立生態文明之德，育生態文明建設之人。其次是本土的傳統文化資源。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生態文明歷史和傳承幾千年不中斷的生態文化，在世界生態文化體系中，中華傳統生態文化無疑是生態文明建設深厚的軟實力。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中，崇尚節儉、知足常樂、天人合一、中庸和諧、順應時中等都是國人善待自然、珍視生命、彼此關照的生態思想寫照，蘊含著樸素的中國生態智慧，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特點，具有歷史性和超前性，至今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國人的生態思想行為方式和生態文明建設方略，既是體認民族特征的關鍵，也是生態文明教育最深厚的力量。在生態文明教育中，教育者必須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生態文化基因與當代生態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在課程設置、社會實踐、媒介傳播等方面對傳統生態文化進行創新性建設，讓傳統生態文化通過生態文明教育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營造涵養主體生態認知的“生態文化世界”。最后是本土的社會性資源。我國疆域遼闊，生態資源立體豐富，為生態文明教育的高質量開展提供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我國的自然地理、社會結構、民風習俗等社會性資源的異質性也決定了生態文明教育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區域發展的非均衡特點決定生態文明教育不能“一刀切”，在投入上要對中西部地區有所傾斜；區域生態資源本土優勢決定生態文明教育要開展“在地化”教育模式；民族多樣性決定生態文明教育要提高少數民族主體的生態認知水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服務國家戰略需要決定生態文明教育要與鄉村振興進行有機聯動，助力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因此，生態文明教育不僅僅是環境教育，要立足本土社會性資源基礎，推進生態文明教育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區域生態文明教育的不均衡問題，同時也要從我國具體國情和人民生活實際出發，全力而為，量力而行，通過生態文明教育助推國家發展戰略實施。

三、生態文明教育的實踐方略

生態文明教育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理性選擇和科學路徑，其根本保證在于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思想指引在于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在生態文明教育的發展格局、理論研究、責任自覺、治理機制上統籌謀劃，從而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奠定堅實的生態文明思想基礎和行動基礎。

（一）構建生態文明教育整體性發展格局

對于生態文明教育而言，生態文明教育中不同主體的認知水平、認同方式對自身的生態性“改造”效能具有重要的影響?！案脑臁边^程中主體將表現出積極的行動取向與選擇，即使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也要采取積極措施推動自身生態性“改造”。同時，主體還會主動創造“改造”客體的手段、途徑和方式，并表現為因時、因人、因事制宜地設計相關制度保障。但是，生態文明教育也涉及諸多的價值爭辯、利益博弈、機制改革等眾多深層次問題，因此要重新審視和發揮不同主體在生態文明教育中的作用與功能，有效激發不同主體的創造熱情和責任意識。首先，在發展理念上要立足更高層次的心智定位。生態文明不僅是環境文明，而且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新形態和新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之路，本質上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之路，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現代化改進和超越。因此，生態文明教育要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家國情懷的大格局，跳出傳統窄化的環境教育理念和模式，從自然發展、人類發展、國家發展、人的發展等更高層次位階思考和組織生態文明教育。其次，在發展力量上要推進多元主體的有效參與。生態文明教育要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構建大中小學一體化生態文明教育體系，但這并非僅依靠學校系統就能夠獨立完成，而是需要多主體協同介入才能順利實施。生態文明教育要立足學校和區域實際情況，建構政府管理部門、學校部門、教育管理部門、環保部門、風景園林部門、學術團體、民間環保組織、社區組織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生態文明教育的共建機制，特色化、系統化謀劃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生態文明教育的思路、目標、措施和步驟。最后，在發展路徑上要秉承融通中外的開放理念。當前世界面臨很多生態風險和生態挑戰，生態文明教育應從全球視角出發，通過國際合作形式展開教育對話，共商解決人類生態問題的教育方案。同時，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都有各自優秀的生態文化，共同匯聚成璀璨的人類生態文明史，生態文明教育應以世界視野了解和借鑒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生態文化，融入本土生態文明教育體系。另外，我國開展生態文明教育研究與實踐的時間不長，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要針對我國生態文明教育存在的問題，借鑒世界各國優秀的生態教育模式，重視加強國外生態文明教育改革規律的比較研究，深耕國外生態文明教育改革的整體思路和前瞻思想，在學習和借鑒中進行本土創新和突破，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國外生態文明教育改革的背景內容和經驗模式介紹。

（二）建設生態文明教育中國特色理論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保暯?2016）生態文明教育必須立足于理論指導并觀照實踐，如果缺少理論關懷或理論思維，完全從實踐到實踐，生態文明教育將會缺乏完整的體系，同時由于缺乏理論的指導而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持續性，降低生態文明教育效能。中國已進入“十四五”時期，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叉路口，生態文明教育關乎國家全面復興、美麗中國構建和生態崛起。從各方面考慮，生態文明教育都應堅持新發展理念，在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探析生態文明教育內在規律，探索生態文明教育改進策略。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國不僅要加強自身生態文明建設，也要從全人類共同利益出發積極參與全球生態治理，并致力于重塑全球生態治理體系，這使得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教育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更為凸顯。推進生態文明教育的中國特色理論研究，首要任務就是要從扎根中國大地出發，以具備解決中國實際生態問題意識作為生態文明教育理論研究的起點和動力源，并且理論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應徘徊在“應該做”的思辨階段，而應升級為“怎么做”的中國路徑探尋階段；要系統化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深刻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這是生態文明教育理論研究的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要重視從優秀的中國傳統生態文化中汲取生態文明教育智慧，將中國傳統生態文化與現代化闡釋相融合，融入當代生態文明教育理論研究；要充分發揮學校在生態文明教育實踐推進和生態文明教育理論知識生產上的“雙肩挑”作用，在真實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情境中與理論研究搭建互聯互通的橋梁；要充分重視學術團體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其專業性、全國性、非營利性的特點，通過學術團體聯動學校之間、學科之間、社會之間的對話、交流與合作，推動生態文明教育理論研究和生態文明教育基本學理構建；要重視跨界融通的生態文明教育研究范式，生態文明教育并不僅是生物教育、地理教育、勞動教育等單一教育形式，而是典型的跨學科教育形式，涉及地理學、生物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領域的知識，具有深厚的學理基礎和現實依據，要運用多學科視角探尋生態文明教育理論體系的來源途徑和發生路徑；要凝煉“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理念，充分將這些新概念、新范疇和新表述嵌入生態文明教育理論研究中，積極宣傳中國生態文明教育主張、中國生態文明教育智慧、中國生態文明教育方案。

（三）夯實生態文明教育主體責任自覺

當前，人與自然之間不斷發生沖突，沖突的根源表象是人與自然改造與被改造之間的矛盾，沖突的根本實質源于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生態危機的根源不在于人的主體性，而在于將人的主體性的作用發揮到了極端程度，其為所欲為的結果導致了危機的形成，這就意味著在人與自然關系上需要反思的不是人的主體地位，而是要反思人類作為主體是否正確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是否恰當地運用了主體性（豐子義,2010），這需要通過教育對主客體關系予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教育過程中對主體人自身的觀念、行為作出深刻檢視，增強主體的“生態自覺”。第一，要兼顧不同主體的實際狀況開展生態文明教育。生態文明教育對象較為廣泛，認知差異較大，導致生態行為各異。布局全民性的生態文明教育體系，提升國民整體生態文明素養，需要將不同學段的學生和各行各業的社會從業者均納入生態文明教育范圍，并根據不同層次受教育者的現實需要和實際情況，針對性設計不同的教育教學方法，梯度式傳授不同類別的生態知識。在教育模式上，學生群體可以通過學校的正式教育，要求不同階段的學生在學校系統內部學習不同的生態知識，參與相應的生態實踐，確保學生在學習生涯中具有完整的生態學習鏈條。社會各行業群體可以根據不同從業者的行業特點，采取靈活的教育方式，將生態文明教育有機嵌入各行各業，鼓勵行業本身以自主管理的形式，探索符合自身行業特色的生態文明教育模式，提升社會不同行業從業者的生態認知力，了解生態文明保護的基本知識，掌握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能力。第二，要重視不同主體的自我學習選擇?；永碚撜J為行為主體具有表演和觀看的主體性，以自己的角色扮演為核心目的，但不同主體在表演中具有差異性，這決定行為主體在表演中有權按照自己的“表演特點”選擇表演什么和如何表演，在自我表演和觀看他人表演時進行互動（李政濤,2003,pp.102-108）。在生態文明教育過程中，教育者除了自上而下對受教育者進行知識傳授、能力培養和價值塑造，也要尊重受教育者表演的“自由和權利”，賦予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讓受教育者有權利按照自己的主體認知和主觀意愿，可以自己選擇哪些生態學習內容進行自我“表演”，選擇哪些生態學習方式進行自我“表演”，使生態文明學習成為主體生命發展的需求和成才成長的需要，喚醒受教育者的主體責任自覺。第三，要擴大受教育者的政策認知水平。從公共政策學角度來看，政策宣傳可以擴大受眾的認知面，增強民眾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度、支持度與認同度，增進政策的實施效能。為避免民眾對政策的抵制導致出現政策“空轉”的困境，生態文明教育應通過“上通下達”的政策、法律宣傳，加強受教育者對生態政策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使其在教育過程中既能尊重生態倫理，樹立自覺遵守生態文明行為、履行生態保護責任的理念，也能通過政策學習保持個人的獨立性，在教育實踐活動中不斷超越自我，實現自主和自覺的發展。

（四）完善生態文明教育協同治理機制

生態文明教育的治理機制不僅可以保障生態文明教育順利實施，而且能夠構建各個要素相互影響、相互關系、相互作用的規則。生態文明教育是一項具有系統性、長期性、復雜性的工程，提升系統運行效率，使系統流程更加明確化，讓系統能夠更有條理、更長效地運行，需要在治理機制上保障生態文明教育的有序性和科學性。首先，構建長效的資源保障機制。生態文明教育本身是一項資源消耗型的實踐活動，尤其是要不斷提升受教育者的生態文明素養和生態建設能力，其資源消耗是必不可少的。根據資源理論，資源范疇既包括有形資源，也包括無形資源。保障生態文明教育的常態化開展，需要健全長效的資源保障機制，為生態文明教育活動提供必要的教育空間支持、資金支持、政策支持、法律支持、師資支持等多元化資源支持。為了避免資源困局，生態文明教育組織者要匡正資源觀念，拓展資源獲取思路，創新資源利用模式，形成生態文明教育的資源保障能力。其次，建立邊界清晰的責任分擔機制。生態文明教育涉及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也涉及不同責任主體的責任賦予和責任履行。推動生態文明教育，對責任主體進行管理，必須建立起邊界清晰的責任空間，規避主體責任在履行過程中出現“搭便車”的尋租行為。一方面，需要做好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生態文明教育的頂層設計，明晰多元主體的職責定位和任務分工等問題并以制度方式明確下來；另一方面，要完善責任清單，對不同責任主體提出相對明確的責任清單，從而確定責任者承擔的連帶責任。同時，還要推進責任主體責任履行信用體系建設，推進生態文明教育信息公開并采取公示制度，方便外界不同主體了解、查詢和權衡。再次，制訂類別明確的激勵機制。生態文明教育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但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個體有目的性的理性選擇結果，即人們通過“效益”計算進行有目的性的選擇（黃凱南&程臻宇,2008），互動規律決定人們會基于利益而不是基于價值合理與否進行選擇。生態文明教育過程中關涉的因素很多，既有責任承擔、服務提供、互惠互利等目的，同時由于視野局限、利益局限、能力局限等綜合原因，也存在追私逐利、責任規避等自利性行為。保障生態文明教育的良性運行，無疑應建立起類別明確的激勵機制，使生態文明教育落到實處。這里既包括典型示范、基地建設、交流合作等不同的激勵模式，也可以將不同的激勵模式進行組合，從而提升各主體在生態文明教育協同推進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最后，健全教育績效的評價機制。生態文明教育的目的是建立民眾的生態心智，讓民眾具備公共生態素養，履行公共生態責任，增強一定的生態建設能力。若要實現生態文明教育目標，就需要對生態文明教育進行績效評估，包括對生態文明教育的課程、活動、教師等要素的評估，以及對學校、社會、教師、學生參與效能和教育結果等方面的評估。需要注意的是，要采取行政性評估和第三方專業組織評估相結合的形式，發揮專家評估的作用，科學合理設計評估指標，重視評估過程的公開、公平、公正，堅持動態性評估和特色性評估，評估結果應與問責和獎勵相結合。通過評估推動生態文明教育落地生根，從而有效完成生態文明教育的既定目標，促進生態文明教育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