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精神與中國青年

張紅雪

(安徽工程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歌德的詩體悲劇《浮士德》是思想、審美、藝術等各方面都極具價值的經典之作。浮士德形象在華演變以及哲學與社會思想層面的接受研究,與中國百年來社會主題、時代精神的風云變幻緊密相關。它為一代代中國青年提供了戰斗的思想武器和奮力前行的精神支柱。而今,中國又邁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代,廣大青年意氣風發,斗志昂揚,但物欲橫流、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也使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成為一些人的人生信條,道德淪喪、價值錯位、信仰缺失制造的悲劇一再發生。因而,重溫經典,基于浮士德精神的恒動力量,對塑造當代青年的完整人格不僅具有現實意義,更能強化他們對中國夢整體構想的理解,堅定立身行事的信念。

一、浮士德與中國青年的相遇相知

《浮士德》進入中國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一方面,是中國青年選擇了《浮士德》,另一方面,是《浮士德》具備在中國落地生根的契機。

首先,《浮士德》的創作背景即歌德時代的德國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具有可比性;其次,浮士德形象與先進的中國青年具有共情性。彼時的德國處于封建割據、四分五裂的狀態,諸侯紛爭、戰爭頻仍。周邊的英法等國已一個個逐漸變成了世界強國,德國資產階級卻正在興起中。不斷擴張的欲望使宗教道德相對淡漠,人性“惡”的一面十分突出。而當時的中國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清末民初之際,西方列強對華的恣意侵掠,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亡國滅種的危急局勢,讓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認識到必須從思想理念、精神文化上開啟民智,方可御侮救國?！陡∈康隆肪驮诖藲v史和時代的推波助瀾之下來到中國。

浮士德是一個夾在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交匯的文化空間里,探索生命價值和生存終級意義的人類的代表。中國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和理性精神,開啟了個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社會環境,故歌德在中國真正傳播并發生影響正是在五四運動以后。郭沫若是《浮士德》最重要的譯者和接受者,憑借他當時的文壇地位和影響力,浮士德精神也或多或少地啟蒙了一批批文學青年。浮士德在得與失間不斷生成的動態形象,為當時同樣處于思想困境中的中國青年提供了一種精神力量和行動指南,并促使他們投身到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中來。五四時代的中國讀者從一開始就把浮士德界定為正面的偉大形象,乃是基于對狂飆突進時代歌德本人的形象認知。歌德追求個性解放、婚戀自由,重視兩情相悅的理念契合了五四青年對人身自由、個性解放的追求及思想、情感開放的渴望。

20世紀30—40年代,隨著社會革命取代思想啟蒙,中國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文學為政治服務,《浮士德》凸顯其功利化和政治性兩大特征。雖然對其評價仍把浮士德與歌德本人畫等號,擺脫不了文如其人、經世致用的窠臼,但隨著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與深化,學者對浮士德精神的理解,聚焦在了“藝術美學”與“經世人生”的結合,出現了以宗白華、梁宗岱、李長之為代表的三派觀點:宗白華從藝術審美中尋求現代人的生命意義與心靈歸宿[1];梁宗岱在科學理性與人文感性的分裂中悟出浮士德一生的追尋是實踐詩意生活與生命本真的完滿[2];李長之則從浮士德張揚勃發的生命力出發,倡導一種內蘊多樣性、開拓性、變通性和創造性的青年精神[3]。三派解讀的共性是呼喚國人建設一種融家國情懷、個體奮發及不斷進取于一身的人格力量,去振興中華文化。

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中國社會狀況急劇變化,知識分子也逐漸分化。郭沫若放棄了浮士德精神,轉而選擇馬克思主義;而以陳銓和馮至為代表的青年學者則從更為深層的個體生命和更為廣闊的社會責任來思考浮士德精神。陳銓是當時的戰國策派,推崇“戰國思想”、力倡“狂飆時代”,宣揚“強力意志”[4]358。在國難當頭、全民抗戰的大局下,“文學為抗戰服務”成為該時期一致認同的創作宗旨。陳銓認為浮士德精神是“狂飆時代的象征”[4]359。他把個體的解放及發展同民族、國家的興亡聯系在一起,召喚保家衛國的英雄主義精神;而馮至則從文本的現實價值出發,認為浮士德一生的自強不息源自其向上、向善和向美的追求。他把浮士德精神詮釋為中國人熟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立世思想,啟示人們:即便在動蕩、蛻變、否定的生命階段,也要堅持一種既向外作為又向內修為的生活形態[5]。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期間,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作品受“以階級斗爭為綱”極“左”思想影響,紛紛遭到批判。歌德與《浮士德》也逐漸遠離了世人的視線。直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富足、思想解放引發了文藝復興的春潮。對真理、知識和藝術的追求使得歌德研究開始全面復蘇,《浮士德》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這部長達12 111行的詩劇先后出現了50多種漢譯本,一大批深諳德語和德國文學的專家學者紛紛著書立說。黨內知識分子首先回到馬克思主義原典中尋找理論支持,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的浮士德精神新研究。余匡復在其論著《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傳》中,對比研究了浮士德與歌德的同質性與差異性,把浮士德精神明確定性為“對現實永不滿足的精神,永遠不懈追求、實踐、前進的精神”[6]346。董問樵在專著《浮士德研究》中認為浮士德精神包含著這些共同要素,即永不滿足現狀、不斷追求真理、重視實踐和現實[7]38-42?；诟璧碌碾A級局限性及時代束縛,浮士德雖然反對封建壓迫,不信神,反對教會的虛偽和禁欲主義,然而歸根結底,“不過是自我的擴張,如果直到極端,就容易導致利己的權利思想”[7]14。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懷抱為全人類謀福利的理想,承傳了浮士德精神的精髓,且對人民充滿愛戴,不僅戰勝了鄙俗氣,克服了追求個人權利、滿足私欲及易陷于靈肉矛盾的庸人習氣,而且他們面對困難挑戰時的戰斗精神和必勝信念,充分顯示出對浮士德精神的超越。

除了常規的傳統形態研究,對浮士德精神持懷疑、否定、逆向批判的創新性研究在當代中國也具有醍醐灌頂的重要作用。西方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傳統文化及現實國情的雜交糅合,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后現代思維與呈像。人們從所謂的正統和權威中脫身而出,大膽質疑理性和解構經典,出現了一批基于《浮士德》的改編和戲擬之作。20世紀90年代,《浮士德》出現在話劇舞臺,浮士德形象呈現出與傳統截然相反的定位,清楚地昭示著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的變遷及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維度。如林兆華1994年導演的《浮士德》把老年書齋里的浮士德和年輕驕橫的有錢人浮士德同時搬上舞臺,共時性演繹浮士德一體兩個靈魂的矛盾對立,詮釋現代人在分裂性格對峙中的痛苦掙扎[8]。孟京輝2000年在北京人藝小劇場公演的《盜版浮士德》嚴肅討論了個體在追求精神滿足和物質享受之間的困惑和矛盾,把浮士德塑造成了游戲人間的犬儒主義者。2002年紅心殺手的網絡小說《浮士德后傳》更是引發了人們對后現代社會種種喧囂浮躁現實狀況的思考。

在傳統正向研究中,浮士德被解讀為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典型代表,是歷史向前發展的進步形象;而現當代的多元化逆向性研究,則對浮士德所代表的時代進步性給予懷疑、抵觸和批判。如傅守祥在其論文中認為,啟蒙主義的核心理念是對人的力量、人的價值的信任,而浮士德與魔鬼簽約,及人性與魔性的能力懸殊對比,不僅徹底否定了人和人生奮斗的意義,且魔鬼靡菲斯特是浮士德前進道路上關鍵性的創生動力,宣告現代主義對人文傳統的顛覆。因而,作為理性詩劇的《浮士德》折射出的恰是“人類啟蒙精神高度與極限”[9]的一出悲劇。同樣,吳建廣的“反啟蒙式”解讀,從反思人本主義的視角來詮釋《浮士德》[10]:浮士德借助魔力用人欲來廢棄神性秩序,妄圖以人的尺度創造價值體系,但造成人類悲劇根源的正是人本理性與神性秩序的對抗[10]。除舞臺劇和文學評論外,直接依托《浮士德》創作的文學作品也林林總總地折射出浮士德精神的后現代主義風格。從文學原型本體置換出的不同變體,雖然會鐫刻上不同時代的印跡和迥異潮流的風格,但展現的正是經典的審美增值意義和原型驅動力,驗證了經典的永恒價值。

二、浮士德形象予中國青年的所感所悟

一部作品承載的認知和情感力量及美學價值是在接受者鑒賞的過程中生成的,而作品內在的開放性和深刻性也隨著時代變遷、接受者的差異顯現出不同格局,即在文本視域與讀者視域的融合中實現了經典的傳承。浮士德形象的在華演變軌跡是一個動態的生成性過程。盡管各個時期的社會背景、思想觀念在不斷變化,其對青年在思想上的啟蒙與激勵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無論群體或個人,都能夠從浮士德形象中汲取活力和動力,并與之共鳴,促成對自我的改造和完善,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中堅持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浮士德一出場就已是年過半百的老學究,他囿于書齋,在故紙堆里皓首窮經了半輩子,鉆研哲學、法律、醫典和神學;他試圖通過掌握知識來把握宇宙與人生的奧秘,結果卻一無所得。這種被動地接受先人的思想成果,只重視純理論知識的積累而忽視行動付出的無為狀態,最終導致了他的精神危機,甚至喪失了生存意志。在他難以為繼,準備自殺之即,復活節慶祝時“雍穆的合唱、嘹亮的歌聲、蕩蕩的洪鐘”[11]44喚醒他童年的回憶,喧囂雀躍的生命氣息賦予了他重生的動力。而此時魔鬼靡菲斯特的到來,恰好加強了浮士德意欲新生的意志。在與魔鬼簽約后,他終于走出了書齋,奔向新鮮的生活,去追求愛情、美與事業。相比之下,五四時代的青年們亦處于同樣的窘境中,滿腹經綸受限于無奈的現實,雖感到人生的困惑和前途的迷茫,卻并沒有放棄希望,而是選擇走出沉思默想的生活,到行動的大世界中去。知識與理性讓他們覺醒,但改造這個充斥著差距與矛盾的世界的方式方法讓他們困惑。然而,即使改造世界的漫長過程時有迷茫與惘然,他們卻一直堅守理想信念,直面現實的風暴。所以,浮士德與五四先進青年一樣同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十字路口,且都選擇了“新”,一同走出書齋,用行動開拓未來。

《浮士德》詩劇的開篇是天主和魔鬼的爭論與賭約。神與魔作為善、惡的兩極在爭論人類實現人生理想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并以浮士德為賭注開啟了對人的考驗。所以,浮士德的身份從一開始就上升到代表人類的普遍意義和宏觀高度,浮士德精神折射的是人類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文化品性和人格形象。此外,浮士德一生始終有靡菲斯特陪伴左右,魔性與人性互相依存、相互作用,成為“人之整體”的一部分,在建構人的命運的同時,也演化出世界的圖像。浮士德將“泰初有道”改為“泰初有為”,標志著以行動的力量來完成自我實現及自我整體人格的革新。浮士德的人生探索之路實際建立在有志青年普遍的成長規律上。所謂“有志”,是指相對于那類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從不思考、從不懷疑的一類人。這類人滿足生活在自己的慣性之中,不斷地與生活妥協,最終只會被生活和社會所拋棄。有志的一類人不斷地自我教育完善其身,處處體現出人的主觀能動性。浮士德的一生便是所有有志青年一生的縮影。浮士德與靡菲斯特訂立賭約后,恢復了青春,投入到追求新知識、期盼愛情、渴求濟世、尋找古典美和改造大自然的火熱事業和理想中。在一番上下求索中,實踐了從滿足一己欲望到彰顯個體壯大的社會改造夢想,實現了對世界與自我的理解。

浮士德對世界的理解,是人所表現出來的對生存狀態的認識。在書齋歲月,浮士德困惑的是理論知識對實際生活的無用,他滿腹經綸,卻解除不了患病村民的苦痛;與靡菲斯特簽訂賭注,答應只要發現生命里“美飛過的一瞬,說停留吧,就是向魔鬼交付靈魂之刻[11]93?？梢?需要停留的美的瞬間到底是何種狀態,只能在漫漫人生之途中去遇見和體驗,根本無法主動去實現。所以,“人總的說來是個蒙昧的生物,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或到哪里去”[12]。青年學習知識、接受教育,然后去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與至高目標,未來是何形態、理想如何達成卻無從知曉。執著的青年斗士只能像浮士德那樣,嘗試一切未知事物,希冀在某時某處遇見真理,或在征途中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因而,人生就是不停發現、不斷發展、持續超越的過程。欲望不是推動人類行為的唯一動力,“人生理想”才決定了更遙遠的前進方向及更深層的精神追求。追求的動力所煥發的強大生命力讓浮士德借助魔鬼之力上天入地,他歷經對知識、愛情、政治、美和事業的一系列追求,雖五次奮斗皆以悲劇結束卻終不言悔,并最終在建立人類幸福的自由王國中找到了理想目標,即便是生命的盡頭,他依然呼喚這美妙時刻停留下來。浮士德對自我的理解,充分表現在肯定了人的能動性。他一生歷經各種挫折、失敗,卻始終不放棄找尋真理;且他每一次都以全部精力、整體人格沉浸到生命歷程的探索中,留下了思考與行動的軌跡,成為人生各階段的標志性象征。這種無盡追求、忘我投入的浮士德精神正是近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永不滿足的進取精神、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積極主動的實踐精神。只有如此,生命才不會枯竭,也只有如此“每天每日去爭取生活與自由,才配有自由與生活的享受”[13]。浮士德這個“永不止息、追求完善”的戰斗者形象,“集中了一切偉大的發展傾向”[14]297;他“所走的道路荊棘叢生、迷路縱橫,卻是人類發展本身的一個縮影”[14]235。

對于“人”的認識,從“個體的自我”擴展到“人類的自我”,從原始的生物形式到復雜的文化形態,這一曲折發展的過程注定了整個人類要承受彷徨、探索、苦悶的心路歷程,而人類存在的困境既限制又推動了人性的完整發展。浮士德的悲劇一生建構出深刻的隱喻和象征涵義,對理解人類生存、人物命運的潛在奧秘提供了范本。人類的共同心理和普遍經驗可具化為解決精神苦難的人文情懷,讓思想穿越經驗世界的錯綜復雜而直視生存背后那些永恒不變的法則,逐漸實現人生的外在“豐富”和人性的內向“完滿”。

三、浮士德精神對青年人格塑造的相輔相成

《浮士德》記錄了西方現代精神在時代發展與人的發展中的具體演繹。因而,它具有一種象征的深度和廣度。浮士德精神涵蓋了認識“世界、生活、人類”的一系列悖論思想,對中國夢視域下的中國青年一代予以重要的啟示作用。

首先,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欲望有兩種:一是滿足和自然目的的肉體生存的物質需求,二是滿足和文化目的的精神所需的詩與遠方。這兩種欲望注定了人的一生是肯定精神與否定精神斗爭的歷史。無論是客觀世界還是主觀感受里的追尋,浮士德沒有一瞬間感到滿足,這充分暗示出人類在生存境遇中的進退兩難。人類道德理性與本能欲望的共存造就了人性的復雜,導致對理想、真知的追求一直受限于本能、欲望的取舍,從而在尋求精神滿足的進程中擺脫不了物質欲念的牽引和桎梏。正是肯定精神具有的偉大創造力和正確導向性,結合否定精神的刺激與謀劃,推動著浮士德在不斷否定中不斷進取,堅持找尋自己的理想。其永不止息追求真理的行為滿足了人類對生命欲求、人生意義、社會理想的認知,個體生命與否定精神斗爭,是完善自身人格的必經之路,是生命質量與價值的提升。對處于文化碰撞與轉型期的當代人來說,唯有保持人性中的欲望和理性的和諧穩定,才能將主體的精神風貌和超人意志力提升到嶄新的高度,展現出人的全部價值。其次,從浮士德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每個階段的追求都逃不掉“欲善而從惡”的宿命。是想法上的荒謬導致了行動上的淪陷?決定“人的行為”的是動機還是信念?動機與結果之間的悖論不僅顯示人性自身的缺陷導致欲望與道德的沖突無法和解,也全面辯證地展現了人類生存中無節制的追求必將招致的殘酷結局。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看,人們在追求人欲的實現和道德的崇高這一過程中,德性與幸福無法完全取得一致,如何通過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才能達到至善?以浮士德而言,片面的缺乏節制的追求不僅自身發展受到了阻礙,也釀成了他人的不幸與災難。青年人一旦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存在一些模糊認識,或急功近利而不擇手段,就會害人害己。所以,當面對人生困境的兩難抉擇時,要勇敢地跳出單一思維和慣性力量的束縛,在適當時候懂得克制與退縮,換一個方向重新出發,方能在奔涌的生活洪流中盡可能獲得和諧。畢竟,每一個具體目標都是有限的,“如果執著于其中就會導致生命的停滯,就等于生命的死亡”[15]。人生必須體驗多元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道路,唯此才能以更豐富的生命感觸去經歷更多層面的生活,并從歲月的無盡流動中尋求和諧的生命形態,而不是讓僵化的同一模式阻礙了生命發展的多樣性[16]。最后,浮士德的“活力”是整個人類進步的力量。人的一生都在當下的現實中追尋詩與遠方,卻又難以到達終點,始終徘徊在動機與結果之間。一方面,浮士德代表了現實生活中的普通個體,匯集了人所具有的種種積極和消極特征。他執著于愛情、藝術、人生享受、政治權利、豐功偉業等俗世的追求;另一方面,浮士德又象征了理想的人,他從不滿足于日?，F狀,能夠抵御人生誘惑,不斷追求新目標與方向,尋求生命的完滿和人性的至善。浮士德的成長之路,“自我”從主觀存在走向客觀世界,從滿足一己之欲,到最終心懷天下開創人類的幸福事業,就是實踐和認識“個我與世界關系”的歷程。這一歷程展現的并不只是一重重的人類精神困境,亦是對精神出路的找尋。結論就在于:能夠賦予人生意義的,并非我們生來的命運,而是我們后天的努力。任何磨難苦楚削弱不了努力的價值,也沒有什么悲觀論點可以損及它。

從時代精神來看,浮士德對人生理想狀態的困惑,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欲壑難填。從最初的個體自我到群體人類,浮士德的感受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整個人類的理想與社會性事業所具有的價值必然要求個人利益的讓步與犧牲。浮士德也在移山填海、修造村落與良田的事業中第一次體驗到了滿足之情。他的突破自我、一路向前,使自身日益高尚化和純潔化,雖最終無法贏得賭約,卻獲得了上界永恒之愛的拯救[17]?？梢?行動是自我拯救的真正動力,在行動的探索之路上,超越個人的小我,與人類的大我合而為一。浮士德由一個具象的個體形象發展為抽象的群體形象代表,因其身上“體現了人類的發展、人類的前途和人類的理想”[6]237。而正是這無數浮士德式個體的自我實現,帶動了整個人類的進步。尤其在今天我們所處的21世紀,隨著科技的進步,物質文明的發展,個體因素參與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愈加顯著。與整體性相比,個體不僅是相貌形態各異的物質存在,“在精神上也愈來愈突出地發揮自身的獨特性和無可重復性”[18]。浮士德精神的內涵就蘊含于個體精神力量的日益強大,在不斷自我否定和一次次重新出發中,推動的正是人類整體力量的集聚與勃發。雖然,在探知求索的過程中,人類總是好高騖遠,設立高于現狀的宏偉目標,且每向目標邁進一步,往往都要以錯誤甚至犧牲為代價,這導致了人類的前進之路曲折又漫長,也決定了激情與萎靡、前進與停滯、騷動與平靜、快樂與悲痛始終如影隨形?？梢?浮士德精神驗證了人類歷史發展永恒的二律背反規律:一方面,人類在批判、否定舊我的過程中,不斷重塑、確立新的自我;人類在行進中,不斷地更新目標及賦予價值。這就是浮士德歷經挫折,卻始終沒有被打敗的根源。無論“人”還是“人生”,都處于永恒的動態變化中,只要理想之光不滅,奮斗中自會實現個體自我的超越。另一方面,浮士德身為“人類精神困惑的完美闡釋者與體現者”[19]的經歷表明:人類的命運既是無從更改、不可違背的宿命,要遵循因果報應,又受自身思想和行為力量的創生和構建。浮士德精神的永恒光芒在于啟示人類:即使生命走向停息的終點,也要保持欲望的永不滿足和追求的毫不止息,使生命之花綻放到最大閾值。

四、結語

《浮士德》是歐洲“近代人的圣經”[20],展現了“人的建設”這一永恒主題。每個時代和每種文化里都有“浮士德式的人”,他們對國人精神狀態及國民性的塑造具有重大意義。加強“人的建設”,重視人的物質進步和精神發展雙重維度,崇尚個體自主意識的提升,主體性原則和創造性思維的培育,才能實現智慧引領下的人性自由和完整人格的塑造,推動人類歷史的不斷發展與超越。

從個體敘事視角來看,加強人的建設,促進人的健全完滿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本質要求。因而,重新審視浮士德的百年人生,并將其放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下,解析“中國夢與世界”的關系、“中國夢與個人奮斗”的關系及探討中國夢的實現途徑,引導青年人朝向“真、善、美”而生的哲學思考便具有了具象的參照。從宏大敘事的角度來看,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是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人類文明發展有其共同的方向。因此,在新時代語境下重新詮釋和理解浮士德精神,有助于激勵人生旅程中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奉行知行統一的真理觀,克服自身內在阻力和現實外在壓力,為追尋夢想而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