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與歷史重述
——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學”回憶

李躍力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陜西西安 710119）

一、引言：“記憶的轉向”

左翼作家對“左翼文學”①的回憶自1933年丁玲被捕后而引發，至新時期形成集體性的回憶熱潮，與“延安文藝”回憶雙峰并峙，同時構成現代中國重大而又意味深長的文化景觀?；貞浾叩膭訖C復雜多元，或為懷人紀念，或為留存文獻，當然也埋藏與現實對話和建構歷史的深層意圖。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學”回憶不僅深度參與了左翼文學史乃至現代革命史的構建，甚至成為其自身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左翼文學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緊密關系，造成“左翼文學”回憶具有無可比擬的特殊性，以至于可以作為實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記憶的轉向”的一個典型樣本?！坝洃浀霓D向”的一個前提是人們對記憶的重構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更關注“記憶是如何根據當下的需求和思考方式而被不斷調整的，而非關注記憶中經久持存的東西”［1］82，并且“無需對回憶本身的‘準確性’念念不忘，而應該對回憶的建構方式及其建構之物保有熱情”［2］。

作為一種特殊的心理和文化機制，回憶是對記憶的喚醒，同時也難以避免對記憶的重組甚至改竄。某種意義上，記憶不是歷史真實在親歷者大腦中的完全反映，而是在回憶的過程中被不斷重新敘述、構建歷史的產物。哈布瓦赫認為“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于這些框架內，并匯入到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中去”。［3］68-69記憶的形成依托于社會框架和集體記憶。將個人記憶納入社會框架中，凝聚成“集體記憶”，是記憶形成的必然過程。哈布瓦赫一方面特別強調社會框架對個人記憶的“組織”作用，“框架是使個體組織起雜亂無章形象的時空圖式。他們為個體提供了結構和一致性的合理化范疇?；貞浭且环N自我客觀化和自我構造的組織過程”［4］；另一方面又指出社會框架與記憶在意識形態上的內在一致性，“集體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記憶可用以重建關于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3］71。

哈布瓦赫對記憶與社會主導思想之間深刻聯系的揭示得到了不少理論家的回應。如丘比特就認為，我們回憶一件事的能力“多多少少依賴于解釋它的能力”，而解釋則需要“將它與形成當下普遍理解的概念框架的思想網絡和意義系統聯系起來”，“這一事件中易于與這些框架聯系起來的方面很容易被保留下來，而不能與這些框架聯系起來的，則要么被修改，要么被簡單地遺忘了”。［1］85-86哈布瓦赫和丘比特對個體回憶中“社會框架”的強調固然發人深思，但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個人及其記憶的能動性，同時也陷入一種二元的簡單思維。陶東風指出：“集體記憶理論的誤區不僅僅在于夸大了記憶的集體性對個體記憶的控制力，忽視了個體記憶的異質性和反抗性，更在于它對集體記憶的本質主義的、僵化的理解，把集體記憶當成外在的控制個體的力量?！保?］

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學”回憶則更為復雜。從整體上看，他們的“左翼文學”回憶對社會框架十分依賴，呈現出明顯的“集體記憶”特征，打上了社會主導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深深印記，表現出強烈的重構歷史的意圖；但正如左翼文學的豐富多元一樣，其回憶也非異口同聲鐵板一塊，相反卻因時代、身份、立場等不同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而對“集體記憶”形成沖擊與反抗的個體回憶也從未絕跡，這些個體回憶與集體記憶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張力，這無不使“左翼文學”回憶顯現出特別復雜的樣態。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竭力從這一復雜性出發，但出于論述需要又不得不將研究對象置于特定論域下凸顯其同質性以及內在差異。

二、個人史：形象塑造與身份政治

“左翼文學”回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作家自己或他人的生平經歷、文學成就和革命貢獻。將人物的一生嵌入主流歷史敘事的框架內，塑造其作為革命者、共產黨員的高大形象，強化人物的政治身份是其主要敘述策略。

現代作家對魯迅的回憶多傾向于將其塑造為左翼文學的旗手和革命戰士，突出其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系。此前的研究對此已多有論述，本文無意過多展開。需要強調的是，在毛澤東的《魯迅論》發表后，不少關于魯迅的回憶幾乎淪為其注腳。1947年，魯迅好友許壽裳出版了《亡友魯迅印象記》，對魯迅在左翼期間的文學經歷、日常生活的細節都進行了詳細的回憶和描述。許壽裳回憶了魯迅為“左聯”成立所作的貢獻，強調魯迅的領導地位；即使是展現魯迅的日常生活，也反復強調魯迅所過的是“最樸素的學生和戰士的生活”［6］。新中國成立后，許廣平對左翼時期魯迅經歷的回憶和敘述，并非從妻子、家人的視角深入魯迅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狀態，而是側重對魯迅革命文學觀念的表現。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講述了魯迅從進化論轉向階級論，從個人主義轉向集體主義的思想過程，梳理了魯迅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史，特別強調魯迅對共產黨的尊重、黨對魯迅的領導以及雙方的親密關系。魯迅對黨的態度是堅決維護，緊跟黨走，片刻不離?！遏斞富貞涗洝穼Ⅳ斞傅纳矸荻ㄎ粸椤包h領導的革命隊伍中的一名小兵”；而在描述魯迅與敵人的關系時，則將魯迅定位成“偉大的革命者”，著重表現了魯迅的斗爭精神和革命信念。［7］

在幾乎眾口一詞的魯迅回憶中，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8］發出了個人之聲。作為魯迅回憶錄中的經典，它以魯迅日?，嵱浀男问?，回顧魯迅晚年的生活細節，將魯迅勤奮、親和、幽默等性格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蕭紅采用的是親友視角，在她的回憶中，魯迅擁有老師、長輩、丈夫、父親等多重身份，而非全然的左翼戰士。然而這種真實細膩的個體回憶，很快就淹沒在宏大的集體聲浪之中。

“左翼文學”回憶對個體形象的關注，常常在官方對其政治身份做出肯定性評價之后。這樣，回憶對作家形象的塑造，就不僅僅是用大量生動的歷史細節回應或確證官方的肯定性評價，而且也帶有非常強烈的辯誣意圖，呈現出與政治認同之間的深度聯系。1980年中共中央為瞿秋白平反后，《新文學史料》第三輯專門組織作家撰文紀念瞿秋白，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憶秋白》輯錄了大量回憶瞿秋白的作品。這些回憶性文本都充分肯定瞿秋白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地位，成為為瞿秋白洗清污蔑，重塑政治形象的重要文獻。1986年丁玲逝世后，不少左翼作家撰文悼念。他們主要通過肯定丁玲的革命和文學成就，為丁玲南京“幽居三年”進行辯解等方式，達成強調丁玲共產黨員身份和塑造“杰出的革命女作家”形象的目的。唐弢的《感謝你丁玲同志》不僅肯定了丁玲在“左聯”建設以及左翼文學運動中的貢獻，而且肯定了丁玲參加“左聯”后創作思想、題材的轉變與成就，以及丁玲為“左聯”主編期刊《北斗》的努力和在“左聯”黨團書記崗位上的兢兢業業。唐弢通過魯迅之口談丁玲南京囚禁，突出了丁玲作為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形象：“我記得魯迅先生是這樣談到丁玲同志的，他說，按照她的性格，決不會安于南京那樣的生活，她會反抗的?！保?］魏巍《醒來吧，丁玲！》也提到南京事件。［10］馬烽《歷盡嚴冬梅更復》回憶1957年因南京事件等原因將丁玲判定為“共產黨的叛徒”，就此事為丁玲辯白。［11］鄭育之《憶三十年代丁玲同志的二三事》回憶丁玲被捕后，“左聯”對丁玲忠誠和清白的信任，塑造了一個坎坷一生、堅強不屈的革命戰士形象。［12］

與左翼作家的回憶相比，沈從文寫于1933年的《記丁玲女士》令人注目。盡管丁玲晚年曾斥責，稱《記丁玲女士》是拙劣的小說，但沈從文《記丁玲女士》《記丁玲續集》②等文章對丁玲形象的塑造卻可視為這一時期的代表?！队浂×崤俊吠怀隽硕×狍w魄康健、性情灑脫的特點，注重描述丁玲的日常生活細節。沈從文對丁玲私人情感生活的回憶也很細致，對丁玲與胡也頻的感情、丁玲與馮雪峰“感情散步”、丁玲與馮達同居等事實都進行了詳細的敘述。沈從文更側重將之塑造為一個擁有七情六欲的普通女性、“女作家”，突出性別身份，而非強調其作為左翼戰士、共產黨員的政治身份。這正是不被丁玲認可的重要原因，即沈從文塑造的“女作家”形象與丁玲意圖塑造的“黨員”自我形象存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運動中，不少左翼作家的政治身份遭到嚴重質疑甚或否定。因此，進行自我辯白，重塑正面政治形象，就成為左翼作家自我回憶的共同訴求。茅盾、郭沫若、夏衍、丁玲等的回憶都采用了諸多方式，通過突顯和遮蔽特定身份側面以及相關歷史事件和細節，達成這一目的。

《我走過的道路》是茅盾回憶自我人生經歷的重要文本。這一回憶錄隱含著茅盾將自我塑造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主義斗士的意圖。茅盾在回憶中對《共產黨》《新青年》《向導》《中國青年》等黨的宣傳刊物進行了重點介紹；他詳細回憶了1923年上海黨員全體會議的主要內容、職務分配以及毛澤東在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指導；記敘了自己在五卅運動中冒險游行的細節；［13］189-201，256-269，293-295對自己在黨內各時期的各項任職都進行了說明，并突出了黨務工作的繁忙和重要意義等。在《我走過的道路》中，茅盾屢次提及《從牯嶺到東京》引來太陽社和創造社的圍攻一事。對于文壇將自己定位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進行了詳細駁斥，突出自己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堅守。然而，茅盾在回憶中只字不提與秦德君的情感糾葛，對1927年滯留牯嶺的“脫黨”事件的歷史細節和自我心理也缺少回顧和剖析。

《沫若自傳》對左翼期間郭沫若參與后期創作社轉向、參加北伐、流亡日本等經歷的敘述，其目的不僅在于回顧和記錄生平，更重要的是完成自我政治身份和形象的構建?；貞浿凶鳛閿⑹稣叩摹皵⑹鲎晕摇迸c作為歷史親歷者的“歷史自我”并不等同，作為“敘述自我”的郭沫若，在審視歷史現場中的“自我”時，所呈現的并不一定是歷史自我全部、真實的狀態，而是其試圖展現自身形象的某個側面。在《沫若自傳》中，郭沫若很少回憶私人感情生活，而是充分回憶和記敘時事政治、文學創作、社團建設、刊物編輯等方面的經歷，塑造自身關心國家、社會、文壇大事，積極投身時代浪潮的文學家、革命家形象。郭沫若首先將自己定位為文藝工作者，如在《創造十年》文末涉及左翼時期的部分，細致記述了《創造日》辦刊的艱難，以及《創造周報》《創造季刊》的難以為繼。［14］同時，郭沫若在長篇幅的自傳中梳理出自身在無產階級理論學習和革命實踐過程中逐漸走向成熟，并將無產階級思想與文藝理論和創作相結合的探索歷程，以馬克思主義解讀自己彼時的思想和言行，以鮮明的理論自覺解讀自我經歷，從而構建了一個無產階級思想者、革命者和文學家的形象。

夏衍的《懶尋舊夢錄》幾乎一半的篇幅都在重述左翼十年的歷史糾葛，對個人戲劇創作的經歷則敘述不多，可見其回憶的根本目的并非回顧和書寫文學創作歷程，而是針對“文革”時期蒙受的冤屈進行辯解，以重塑自我政治形象?！拔母铩睍r期，“四人幫”對夏衍在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1935年至抗戰前夕“兩個口號論爭”中的表現進行了批判，還誣陷夏衍早在二十年代就參與圍攻魯迅。但夏衍指出自己寫的“自傳體的交代”材料只是“用以自我檢討”罷了，無法真實地呈現歷史、暴露思想，因為無法為自己辯解。但在《懶尋舊夢錄》中，夏衍則能夠詳細回憶左翼十年間的文壇情況，對自己在左翼作家聯盟中的工作實況、在左翼文學論爭中的言論進行細寫與解釋。

丁玲的《魍魎世界》作為左翼作家自我回憶的重要文本，值得細讀。在《魍魎世界》中，日常生活細節雖充斥全書，但其回憶并未被瑣碎的細節淹沒，而是始終圍繞自我辯白、樹立個人形象的中心展開。丁玲對自我身份的定位是“一個在社會上有聲譽的革命女作家”［15］26。因此表明革命態度和對黨的忠誠是其首要目標，同時也為“南京變節”事件進行辯白，“還原”或塑造自身共產黨員、革命家的正面形象。丁玲再三申明政治態度，用直白、激動的語言表達對叛黨行為的鄙視，用“神圣”一詞描述共產黨員，而將叛黨者比作“可鄙的走狗”，并且多次直抒胸臆，表明“用生命來維護黨的利益。我死了，是為黨而死”的以死明志的決心。［15］30丁玲對曖昧不清的傳聞也進行了直接回應和辯解。例如正面澄清了《商報》污蔑自己被捕后自首、與叛徒和特務同居的謠言。在第十一節“欺騙敵人是污點嗎”中，丁玲直接說明自己同意書寫“生活蒙受（國民黨）優待”的條子只是與敵人周旋的緩兵之計，而非叛變。

丁玲對自我形象的塑造是通過呈現左翼期間自己的生活狀態來實現的。丁玲特別強調胡也頻犧牲之后，自己即便承受著精神上的沉重打擊和物質生活的巨大壓力，也始終沒有放棄政治和文學上的追求，而是努力脫離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女性的愁苦，書寫底層大眾的生活。丁玲對南京囚禁期間的心理狀態也進行了詳盡細致的描寫。盡管遭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創傷，但她筆下的自己始終是堅毅的、勇于赴死的，未曾動搖、害怕、惶恐。丁玲在回憶中對自己與馮達的關系這一飽受爭議的問題進行了重點說明，她尤其注重剖白自己對馮達的情感態度。丁玲采用欲抑先揚的方式，特別突出初識馮達時，他在政治上的正確選擇，以及自己對馮達黨員身份和品質的認同。通過前期對馮達的信任和知道真相后的驚愕和憎恨，強調自己對馮達“叛徒”身份的不知情。丁玲對胡也頻犧牲后自己在經濟、情感、生活上的困境進行了十分詳盡的描寫，為馮達的出現，自己與馮達情感的萌生做出鋪墊。丁玲將此階段的自我身份定位為“新寡的女子”，并且重點說明馮達的黨員身份，表現其樸實的性格。對于兩人的相處和情感關系，丁玲的敘述著眼于兩人日常的平淡相處，而非更親密的私人世界。在回憶自己自殺失敗的經過時，丁玲對馮達的描述才第一次使用了“愛人”“丈夫”的字眼，但是馬上轉換為“路人”，只是我“死的惟一的見證人”。［15］31

丁玲還特別善于利用性別身份為自己辯白。在革命作家之外，她又為自己設定了另一重身份：“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婦女”。在“越墻逃跑吧”一節開頭指出“謠言容易為人輕信；特別是對于一個婦女……”［15］27，強調自己作為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婦女，更易遭受污蔑，并分析敵人如何利用謠言形成社會輿論攻擊婦女的機制；再如，解釋與馮達生下女兒一事時，丁玲強調自己作為妻子對丈夫、母親對孩子的感情，語言真摯動人，很有感染力。通過高超的敘事技巧，丁玲對歷史史實進行了細致的講述和精準的強調，從而塑造出一位雖不完美，但卻真實，雖因為純粹的人性和情感偶有犯錯，卻永遠忠誠于黨的共產黨員、革命家形象，達成了《魍魎世界》創作的主要目標。

三、“左聯”史：文學與政治的張力

作為中國左翼文學的核心社團，“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的起落直接相關。從回憶的角度看，“左聯”既是歷史的實存，同時也是被建構之物。在重述歷史、重構“左聯”集體記憶的過程中，三十年代左翼文學運動的歷程、左翼文學的豐富內涵也再次得到了闡發。

左翼作家對“左聯”的回憶存在強烈的張力，即“左聯”的文學屬性和政治屬性之間的張力?！白舐摗弊鳛楝F代文學社團，具有文學屬性；但同時具有政治屬性，始終與中共領導下的革命實踐密切相關?，F代作家的回憶有意凸顯“左聯”的政治屬性，且強調其整體性，不同程度地忽視其內部的差異性和多元性。

左翼作家在回憶中對“左聯”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反復進行了細致、明確的表述。陽翰笙將參加“左聯”等左翼文化組織的行為等同于參加中國共產黨。［16］18莊啟東將1933年的“左聯”稱為“黨的外圍組織”，原因是左聯和黨組織的做法幾乎一致。［17］吳強也稱“左聯”為“黨的外圍團體”，并指出“左聯”展開工作、舉辦活動都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18］也有左翼作家甚至將“左聯”作為第二黨看待。如金丁指出“左聯”在當時有“第二黨”之稱，實際上與黨的組織差不多。［19］夏衍指出“左聯”“實質上還是一個‘沒有掩護的’‘第二黨式的所謂赤色群眾團體’”［20］39。任鈞在回憶中確認了當時存在這種錯誤做法。［21］197

諸多左翼作家在回憶中都詳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左聯”籌建中的貢獻。左翼作家在談及“左聯”的籌備事宜時，著重強調中共為調節不同社團流派的作家的矛盾，引導其團結一致，成立“左聯”所作的努力。例如陽翰笙［22］、吳黎平［23］在1980年代所寫的回憶錄，馮雪峰［24］在“文革”時期撰寫并在“文革”后期修訂過的“交代材料”，都談及了周恩來、李富春、李立三、潘漢年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曾直接與其聯系，要求停止論爭，聯合魯迅。楊纖如在1990年代對“左聯”的回憶中，也強調了共產黨作家的加入，對引導創造社等團體后期轉向的作用，指出正是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將創造社從激進的民主派時期引入到無產階級文學時期。［25］19

左翼作家的回憶還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左聯”內部的地位、領導力和影響力。夏衍在回憶錄中指出調查清楚提出“停止文藝界內戰，聯合建立左聯”這一提案的中央領導是誰，是現代文學史上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目的是在文學史的高度上明確中國共產黨對“左聯”成立的指導作用，為黨中央在“左聯”歷史上的地位正名。陽翰笙在《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發言》中則著重強調中國共產黨對“左聯”成員的領導力，他指出參與“左聯”等組織等同于參黨，“左聯”絕大多數同志能夠自覺、熱情接受和尊重黨的領導，堅決執行黨組織下達的任務，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16］18夏征農在《參加“左聯”前后》也認為共產黨應該承擔起領導責任，但是這種領導力不應該局限于口頭上，而是要落實在方針路線的指導和對共產黨員的模范作用上。［26］在突顯中國共產黨領導力和盟員向心力的敘事意圖下，沙汀在“回憶瑣記”中將“左聯”解散時期由“兩個口號”論爭引發的隔閡逐漸被消除的原因全部歸結為黨的力量，認為“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擁護黨的領導”，才是左翼作家與其他文人團結起來建立統一戰線的基礎。［27］

左翼作家對“左聯”的革命實踐活動進行了特別詳細的回憶，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活動在“左聯”工作中占據重要地位。馬子華回憶，參加“左聯”時期，社會活動占據了大部分時間?！白舐摗辈粌H要參加公開的政治斗爭和革命運動，而且需要承擔中國共產黨一切文字宣傳工作。［28］夏衍也指出，1931年王明路線抬頭后，飛行集會等類型的運動又持續半年，但文藝工作方面的成就卻不多。［20］40楊纖如也提到“在政治活動方面，南北兩‘左聯’都是一樣的投身斗爭”［25］25。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與眾不同的個人回憶同樣混雜其間，與相互強化的集體記憶構成耐人尋味的張力。這些左翼作家在回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與“左聯”的關系雖然相互糾纏，但實際上黨對“左聯”成員的組織和領導力量有很大局限。這種局限首先源于承擔“左聯”主要工作的年輕黨員同志在政治經驗、革命理論和文學素養等方面缺乏積累，表現得比較稚嫩。如馮雪峰指出，彼時上海黨中央的指導意見最終需要經由馮雪峰這類年輕黨員來執行和落實。這些黨員的年輕不僅表現在其政治斗爭經驗的不足，更表現在其文學藝術知識薄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缺乏深入學習等方面。［29］也有人回憶，“左聯”的具體工作由黨團來領導，但是“左聯”的管理方式和政黨的組織安排之間仍有距離，黨團對“左聯”作家的組織和管理工作并未做到細致嚴密。這就導致不少人參加左聯活動并不積極，但“左聯”也并未起到切實的督促作用。據夏衍回憶，列入發起人名單中的郁達夫因私事、蔣光慈則因病沒有出席“左聯”成立大會。但根據郁達夫日記，當天他只看了一天家。［30］蔣光慈多次未去參加示威運動，成為后來被開除黨籍的原因之一。［31］“他（蔣光慈）不經常參加會議，說他寫作忙?！保?1］32任白戈回憶其擔任“左聯”宣傳部長時期，“左聯”工作方式簡單、敷衍，“左聯盟員間如一盤散沙”。胡風計劃將盟員編成小組展開工作，但由于左翼作家掛名而不參加組織活動，且黨團書記處對盟員的基本信息收集不完善，導致聯系困難、組織松散，中國共產黨對“左聯”的領導力和管理效果大打折扣。直至1935年，田漢和陽翰笙被捕后，“左聯”就逐漸失去了黨的領導，上下級聯系也出現問題，只能依靠還能找到的一些上海作家來維持工作。［32］此外，夏衍在回憶中也提到由于黨的組織生活不健全、白色恐怖下保密和紀律的重要性等原因，“左聯”的基層黨員對黨的某些重要文件、黨史上的重要事件并不能及時了解。［33］182

即使左翼作家強調“左聯”在革命實踐活動上的投入，但他們對此卻有著不同的態度。茅盾回憶自己秉持“自由主義”，很少參加“左聯”的政治實踐活動，并且明確表示不贊成這種活動，認為這種活動與“左聯”的綱領相悖，只是礙于黨組織的規定才不便反駁。［34］52在茅盾看來，組織上的政黨化是“左聯”的弊病，侵占了“左聯”文學工作的空間，抑制了“左聯”文學屬性的發揮，喧賓奪主。如他在《關于“左聯”》一文中就將文學工作視作“左聯”的主要工作，認為把“左聯”當政黨辦是中國“左聯”始終未改的毛病之一。［35］此文雖創作于1935年，但是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之際，又得到茅盾的首肯被正式發表，收入《左聯回憶錄》中。由此可見，無論在左翼時期或1980年代，茅盾都認為“左聯”的本質屬性應該是文學屬性，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才是“左聯”的主要工作?！缎祉够貞涗洝芬仓苯又赋觥白舐摗钡幕顒雍腿穗H交往等耽誤了很多左翼作家的文學創作，并回憶魯迅曾言：“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頭文學家’?！保?6］與此相反，很多左翼作家則在1980年代的回憶中強調自己在1930年代對“左聯”革命實踐活動的重視。如丁玲也曾憶及自己參加“左聯”貼標語活動的經歷，并指出雖然這類活動后來被視為幼稚的舉動，但彼時的參與者都認為這是了不起的活動。［37］之所以會有如此差異，在于“左聯”成員對自身身份定位和“左聯”屬性的理解大不相同。陳荒煤回憶，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并未將自身定位為左翼作家或戲劇家，黨員或非黨員都將這類活動視為革命工作和政治斗爭，嚴陣以待。［38］馮乃超在“左聯”成立不久的一次大會上呼吁革命的文學家應該毫不猶豫加入這種活動中，甚至不惜拋棄作為文學家的工作地位。由此可見，彼時他們對自身的定位是革命工作者，而非文學工作者。

四、“左翼文學”史：一種文學傳統的確立

左翼作家對左翼文學的回憶還呈現為一種整體性的傾向，即從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左翼文學運動對延安文藝、十七年文學乃至新時期以后文學的影響兩個角度入手，對左翼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進行重新評定，力圖構建一種文學傳統。他們的回憶存在著有意無意的突顯與遮蔽。在左翼文學的起源方面，突顯其本土性，遮蔽其國際性；在影響方面，突顯各時期文學環境、文學思潮的承續性和一致性，遮蔽其差異性。

毋庸置疑，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都深深植根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土壤中。20世紀20年代與“紅色三十年代”，是世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風起云涌的時期。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和“左聯”等組織的成立，正是與國際左翼文化潮流的互應。當然，中國左翼文學的萌生、發展、衰落與國內政治環境、文化政策也密切相關。但左翼作家在回憶中很少系統地分析、說明國際左翼文學運動對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影響，而是側重強調左翼文學的本土性。并且對左翼文學本土性的強調，多側重政治方面，對文學內部的因素則較少談及。

左翼作家的回憶對左翼文學本土性的強調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左翼文學萌芽和左翼文學運動興起的政治背景?！八囊欢闭兒?，蔣介石奪取國民革命的成果，大肆屠殺革命者，同時在文化政策上也實行“反革命圍剿”，白色恐怖甚囂塵上。陳荒煤在回憶中著重論述國民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革命歷程面臨全新挑戰，進入新的轉折階段，并且引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回顧了彼時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的情況。［39］2其二，突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作用。不僅正面強調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領導、對左翼作家聯盟的支持，而且從反面說明缺乏黨的領導，革命文化發展的混亂。馮乃超就指出黨自身剛經歷了大破壞，未能顧及文化領導，因此才會發生這樣的大混戰，從反面論證了黨的領導對左翼文藝陣營團結的重要號召力。［40］

左翼作家的回憶對左翼文學之國際性的遮蔽首先表現在對其產生原因進行宏觀剖析時，缺乏對國際無產階級文學背景的梳理。以《左聯紀念集》為例，僅有少數文章簡要提及了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國際政治文化背景，即國際共產主義思潮的興起、國際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展開。林煥平《“左聯”雜憶》雖然肯定了研究“左聯”成立的國內、國際兩重歷史背景對正確評價左聯的重要意義，但在說明國際因素與左聯的關系時，卻側重強調國際因素的消極影響，如指出蘇聯二十年代“左”的文藝思潮和日本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左聯”左傾錯誤產生的主要原因。［41］

其次，很少直接肯定國際左翼文學理論對中國左翼文學的啟發和推動。事實上，蘇俄和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和文藝思想都深刻影響了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發展。1923—1925年蘇俄文藝論戰深刻影響了國內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因為中國作家對蘇俄文藝論戰、拉普文藝思潮有著不同的體驗，所以才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中國從1928年開始的一系列文學論爭。［42］此外，日本福本主義也是后期創造社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創造社后期轉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力圖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但其對這一理論資源的了解多來自1920年代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福本主義思潮對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解讀。但是在革命文學論爭各方，尤其是后期創造社郭沫若、鄭伯奇、馮乃超等人關于左翼文學的回憶中，對此卻較少提及。鄭伯奇1960年代初發表的《創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學活動》在回憶創造社轉向、創造社和魯迅的論戰時，只簡單提及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受到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對日本無產階級文學思想的具體內容、影響中國左翼文學的方式等都未曾進行詳細、全面的梳理和闡述。［43］44

再次，共產國際在組織方面影響“左聯”的成立和解散，在觀念上也造成了左翼文學運動的諸多問題。但左翼作家在回憶中卻未曾深入分析其對左翼作家聯盟等文學社團的影響。從“左聯”的成立看，1930年底“左聯”成為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支部，與世界革命文學運動產生了組織上的切實聯系?！白舐摗崩碚摼V領就是馮乃超參考“拉普”等蘇聯文學團體的宣言起草的。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表示，這份綱領像是直接從外文翻譯而來。［33］148從“左聯”的運行看，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乃至“左聯”的指導涉及各個方面，且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共產國際一向就是如此遙控指揮中共的，不僅大至戰略方針，即使小到策略方法，都是莫斯科說了算”［44］。但左翼作家在提及左翼文學運動重要轉折和“左聯”重大舉措時，并未指出共產國際的指導。實際上，“左聯”的解散也與共產國際的決定息息相關。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崛起促使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號召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解散“左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令正是源自中國駐扎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要求蕭三撰寫的信件。［45］此外，共產國際對“左聯”也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根源在共產國際，是共產國際奉行左傾機會主義的產物，是從共產國際滲透下來的組織問題之一，但蕭三給“左聯”的解散信中直接將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歸結為“左聯”自身的弊病。

隨著政治環境和文化政策的變動，文壇對左翼文學的評價及其文學史地位的認識也不斷變化。左翼作家的回憶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左翼文學回憶，以為左翼文學正名為創作動機，通過重新評價左翼文學、梳理左翼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中的發展脈絡，試圖重構左翼文學的文學史地位。

左翼文學長期以來都占據主流地位，但特殊時期也曾遭到貶抑，新時期后又重新被重視。從左翼十年至1950年代，尤其是1940年代毛澤東對左翼文學、魯迅做出評價和定位后，左翼文學始終被視作三十年代文壇的主流文學思潮。直到“文革”時提出文藝黑線論，要求反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并將“三十年代文藝”判定為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周揚指出：“‘三十年代’這個歷史概念，長期遭到林彪、‘四人幫’的嚴重歪曲和誹謗?！保?6］7文革時期的《紀要》就是要破除對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認為“左翼文藝運動路線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政治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47］。在廣大左翼作家中，“四人幫”只對魯迅表示肯定，將魯迅塑造為毛澤東革命文藝路線的代表，而將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指控為左傾、右傾機會主義者，或者隱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內奸，將左翼文學的失敗歸結于這些作家。

因此，為左翼文學、左翼文學家正名，重構左翼文學史，成為新時期乃至1990年代初期左翼作家回憶性敘述的重要訴求。左翼作家的回憶對左翼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革命史的地位，左翼文學與五四文學革命傳統，八十年代文學的關系等問題都有提及，其目的是構建起從三十年代延續至今的左翼文藝道路，重構左翼文學傳統。

左翼作家對左翼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關系進行了梳理。茅盾認為“左聯”繼承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傳統，創造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周揚也指出“左翼十年，是五四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揚光大”，“左聯和各左翼文化團體的產生，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繼續和發展”。［46］6這是對《新民主主義論》中從五四文學革命進化到三十年代革命文學觀點的沿襲，刻意淡化了左翼文學對五四的反思與批判，側重強調了左翼文學傳統對五四新文學傳統的繼承。

左翼作家強調了四十年代至新時期文學對左翼文學傳統的承續，肯定了兩個階段主流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致性。左翼作家在回憶中充分肯定了左翼文學貫穿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功績，并具體從左翼文藝隊伍的貢獻、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等角度論述了左翼文學對四十年代至新時期文學的影響。一方面，在文藝人才方面，茅盾強調以“左聯”為核心的左翼文藝隊伍的成就不僅局限在三十年代，其影響延續到“左聯”解散后，成為抗戰時期解放區和國統區革命文學運動的中堅力量，并且也成為全國解放后各條文藝戰線的核心骨干。［34］436-437陽翰笙在《風雨五十年》中也提出左翼文化隊伍為延安和國統區輸入了大量干部。［48］另一方面，左翼十年至十七年文學，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夏衍在其回憶中也將“左翼十年”認定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化的開創時期，“埋下了四、五十年代無產階級文化的種子”［33］396。胡喬木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的大會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現在的文藝和文化仍然是左翼文藝和左翼文化，是三十年代的革命的文化運動的繼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向，仍然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方向”。他提倡“我們要堅持和發揚三十年代以來的左翼文藝、左翼文化這個光榮的傳統”。［49］由此，一個前后接續的左翼文學傳統以及整體性歷史敘事得以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學”回憶存在微妙的張力，也呈現多樣化的特征，但主流的回憶依然具有強大的統攝性的敘事能量，其作為集體記憶對“社會框架”的強烈依賴，以及與身份認同、政治權力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深層聯系，無不在很大程度上重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深度影響了我們對左翼文學的認知，其意義不可等閑視之。

【注釋】

①本文取狹義的“左翼文學”，指的是肇始于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持續至1936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解散、“兩個口號”論爭爆發，其余波延續到1937年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潮流，統稱“左翼十年”。

②沈從文《記丁玲女士》于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在《國聞周報》連載，但遭大量刪減。1934年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記丁玲》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在1939年以《記丁玲續集》為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