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的調查與開發利用研究

楊亞凡

（紅河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蒙自 661199）

2018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要求加強革命文物保護利用，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決定“推進長征文化線路整體保護，加快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成為指導新時代長征歷史遺存保護利用改革的重要遵循。川滇黔民族地區共有長征重要遺址992處，其中云南有285處[1]。為此，亟需深挖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這個“寶藏”，讓其主動融入云南新發展格局，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實現活態傳承，推進云南境內長征歷史遺存分布地區的高質量發展。

一、云南境內的主要長征遺址資源

（一）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的概念和范疇

歷史遺存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多指歷史上人類通過活動遺留下來的遺跡或遺物。革命歷史遺存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革命人物有關的遺址、遺跡，具有紀念價值、育人價值、藝術價值、研究價值和政治價值。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主要是指云南省境內“與紅軍革命活動有關的具有文化價值的人造實物和自然載體物質遺存”[2]。

（二）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的主要類型

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的類型主要劃分為五大類：一是遺址、遺跡類，具有不可移動性和物質性的特點。分布在昆明市、曲靖市、楚雄州、文山州、大理州、迪慶州，主要包括金沙江樹桔紅軍渡江指揮所舊址、杜郎紅軍橋舊址、紅軍長征毛主席路居舊址、金沙江皎平渡口舊址、丹桂村中央紅軍總部駐地舊址、西山紅軍戰斗遺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舊址、牟定三清閣——紅六軍團過牟定指揮部舊址、白酒坡紅軍阻擊戰遺址、大彎箐口紅軍犧牲遺址、紅軍佯渡金沙江龍街渡口遺址、紅二軍團鐘鼓樓戰斗遺址、紅二軍團祥云東城門戰斗遺址、紅二、六軍團南薰橋戰斗遺址、甘屯“紅軍洞”遺址、葛丹·松贊寺——賀龍贈送藏袍錦幛舊址。二是紀念館（碑）類，包括紀念館、陳列館、紀念碑、紀念廣場、紀念公園、烈士陵園、烈士墓等不可移動文物，主要包括昆明市境內的紅軍長征紀念塔、普渡河鐵索橋及紅軍烈士墓、紅軍長征柯渡紀念館、樹桔紅軍渡長征紀念館，曲靖市境內的三元宮紅軍長征過曲靖紀念園、黃泥河革命烈士紀念塔、紅寨村紅軍紀念碑、宣威虎頭山紅軍烈士陵園、昭通市的羅炳輝將軍紀念館，麗江市的紅軍長征過麗江紀念館，楚雄州的紅軍長征過楚雄紀念碑、楊大村紅軍烈士墓，大理州內的紅軍長征過鶴慶紀念碑公園、迪慶州內的迪慶紅軍長征博物館等；三是館藏文物類，屬于可移動文物，主要是指紅軍長征入滇相關的重要實物、藝術品等，包括中央紅軍長征征戰云南路過元謀縣、麗江、南華、鹽豐、鎮雄、東川等地時留下的竹碗、剪刀、鐵刀、繡花包、布袋、竹編背心、銀毫、竹油籠、搪瓷口缸、瓷茶壺、草制手提包、德國的X光機、軍服、軍帽等。四是宣傳標語類，包括曲靖市內的三寶五聯紅軍宣傳標語遺址，昆明市內的回輝清真寺紅軍標語遺址，楚雄州的江邊紅軍標語遺址、龍街村紅軍標語遺址、白路木高古紅軍標語遺址，大理州的遺址遺跡包括周官營紅軍標語遺址等；五是檔案資料類。主要包括云南省博物館、昭通市威信縣檔案館等館藏的1935年至1936年蔣介石和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圍堵紅軍的來往密電，紅軍長征過威信等地的文字、照片等實物檔案。

二、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開發利用中的存在問題

近年來，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長征紅色資源的挖掘，在云南省“十四五”旅游發展規劃明確長征紅色資源的改造提升方向，建立不同級別的長征歷史遺存保護單位，推進長征主題紅色文化教育基地建設，同時在黨史研究領域取得豐碩成果。立足新階段，如何培育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紅色品牌，將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紅色資源科學合理開發利用中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項目存在同質化現象，高科技手段支撐不足

長征過云南歷史遺存開發利用中產品、項目存在載體、形式、維度的同質化。例如紅軍長征柯渡紀念館、樹桔紅軍渡長征紀念館等展館在建筑風格、項目設計上，對地方特點的挖掘不足，有相似性。長征文物展陳方式陳舊上，重靜態參觀，輕動態體驗。例如東川區拖布卡鎮樹桔紅軍渡長征紀念館主要依托室內展板、圖片，墻壁浮雕、雕塑、長征路線沙盤等形式進行文本敘事，對茅草房、馬燈、桌椅、紅軍用過實物主要以靜態展陳，或是依托講解員單向講授史實、事件、人物，缺乏雙向互動，同時受講解專業化水平、講解技巧、專業知識、文化素養等因素影響，對于長征歷史功底較薄的普通民眾來講難以形成知識的記憶點；表現方式中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支撐不夠，僅有皎平渡等少數景點有簡單的體驗式參觀，但總體體驗深度不足，觀光內容具有同質化，與游客的互動較少，難以適應紅色旅游多樣化、年輕化、沉浸式的發展需求。

（二）對長征非物質形態文化資源挖掘不足

對紅軍長征入滇的歷史遺存除了“物化”屬性，還具有文化屬性。在開發利用長征歷史遺存時，對非物質文化資源的當代價值開發挖掘不足，對長征紅色文化中的云南地域差異性提煉不足，長征旅游產品中具有云南個性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長征故事還要繼續挖掘。如麗江群眾寨門歡迎紅軍，皎平渡船工打破“金沙不夜渡”的傳統擺渡紅軍過江，曲靖市富源縣流傳的牛場“紅軍洞”故事，生動描述滇東北威信縣各族青年踴躍參加紅軍的《長征歌》等都是具有云南特點的長征非物質形態文化資源，但將這些資源融入長征沿線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融合利用機制還不夠完善，用“新長征”故事推動長征歷史遺存的觀賞價值、歷史價值、文化藝術價值向促進產業融合、壯大村集體經濟、促進農民增收方面的創造性轉化延伸還不夠深入。

（三）資源融合效應尚未形成，沒有凸顯價值“集聚”

目前省內的長征歷史遺存總體上多為以點的開發形式，景區規模小，缺乏整合，在對長征紅色文化遺產資源進行保護和利用時，單純為了開發而開發、為了保護而保護，具有區域性，尚未形成價值“集聚”效應，例如中央紅軍長征尋甸縣柯渡鎮留下“紅軍絕對保護回家工農群眾利益”的宣傳標語，核心景點就是尋甸縣柯渡鎮回輝村刻有標語清真古寺墻，雖然建設了覃國翰將軍故居、將軍廣場、村史館、革命烈士墓園、初心路等紅色旅游景點，也推出了“古河革命紀念館—初心路—覃國翰將軍故居”等“重走初心路”紅旅線路，但區域輻射面較小，與昆明周邊的長征景點沒有打造成片，對紀念館景點價值功能挖掘措施辦法也不多，尚未體現出多元的資源產品融合組合；有的區域雖然有線路的規劃，但以長征文化為主題的整體協同規劃還不夠，沒有實現長征文化與農業、文創、餐飲、住宿等產業的融合發展、優化整合，例如位于尋甸縣柯渡鎮丹桂村紅軍長征柯渡紀念館，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地建設了紅軍村項目，但是以長征紀念館為中心向長征資源+丹桂村紅色旅游產業發展，長征資源+瑤族優秀民族文化，長征資源+文創開發、長征資源+食療康養等多產業融合延伸，對壯大丹桂村村級集體經濟的助推力不足。

（四）宣傳闡釋形式、載體還有待創新

沒有充分融入長征沿線地區群眾生產生活、民族文化，再好的文化產品包括紅色文化產品，都難以凝練出與其他同類產品的特色。目前紅軍長征入滇相關事件、人物的闡釋宣傳主體主要是官方推動，出現政府“熱”，民眾“冷”的情況，尚未形成一個成熟完善的、由社會各方協同推進的科學闡釋宣傳體系，宣傳的主體、載體、形式過于單一，多以書籍、宣傳冊、理論文章形式在 “云南日報”“紅河日報”等紙質傳媒上傳播，在電視、廣播等傳統媒介以欄目、節目以及“云嶺大講堂”的傳統宣講形式呈現，近幾年還在微博、微信、論壇為首的網絡推廣宣傳領域上做了一些探索，例如云南廣播電視臺“建黨百年·口述云南”融媒體專欄，還有學習強國上的地方二級平臺上推送相關文章，但總體上宣傳受眾面不大，導致傳播效果與資源價值不協調。在將長征紅色文化資源的闡釋傳播同信息技術、新媒體的強大表現力融合方面，增強其時代感和吸引力還有可拓展空間。

（五）長征紅色資源保護傳承立法相對滯后

目前云南省關于紅色資源以及革命遺址保護、利用、傳承的相關法律法規較為滯后。2021年底正式印發施行《2021—2025年全省革命遺址保護利用規劃》，其中包括了對紅軍長征過云南遺址、云南抗戰遺址等的保護利用。各市、縣也根據域內的紅色資源保護陸續出臺，如針對革命遺址保護的地方性法規《玉溪市革命遺址保護條例》《昆明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昆明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管理辦法（試行）》；在開展革命遺址搶救保護和開發利用工作方面，出臺了《云南省革命遺址保護專項資金使用管理規定》《關于進一步加強云南省革命遺址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云南省革命遺址和紀念設施保護利用補助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等。云南省內的紅軍長征紅色資源分布格局大多與貧困地區、偏遠山區，點多面廣，在保護利用實踐中存在工作機制不夠順暢、產權多元、整體服務水平不夠、文旅融合不足、對非文物紅色文化遺存保護重視不夠、各縣市對紅色資源保護重點和力度差異大、相關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等問題，需要通過立法完善相關制度，推動長征紅色資源保護利用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進行。

三、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活化利用路徑

（一）科技賦能表達方式，提升體驗感

破解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紅色文化產品的同質性，要找準科技賦能、數字賦能路徑，實現長征紅色資源的預防性保護和時代性表達。引進3D掃描、VR和高分辨攝影等數字技術提取掃描對紅軍長征過云南遺留的指揮所舊址、紅軍橋舊址、毛主席路居舊址、渡口舊址、駐地舊址、戰斗遺址、會議舊址等長征建筑、文物等物化資源數據和影像，進行立體化、模塊化留存。搭建云南省長征紅色資源數字化平臺，將分散在省內不同空間中的長征舊址、展館、宣傳標語所在地遺跡數字化，讓長征紅色資源突破時空的局限性，完善云南省內長征紅色資源的數據庫；實現從淺層次的觀光游到深度體驗游的提升?？梢越柚?G、互聯網，結合AR、VR等技術，推動紅軍長征柯渡紀念館、石鼓紅軍長征過麗江紀念館、樹桔紅軍渡長征紀念館等重要展館展陳方式的動態化，實現表達形式多樣化，改變傳統的靜態圖片展示和櫥窗式的傳統文物陳列，建設虛擬場景、原聲原影等體驗性項目，如投影沙盤、虛擬講解員、模擬情景、幻影成像、多媒體故事墻、互動走廊、4D影院、環幕影院、虛擬漫游等技術，結合不同展館所在區域、民俗、文化特點讓長征紀念場館的游覽參觀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運用丹桂村的回族與其他民族和睦相處的歷史實踐和現實案例、紅軍對少數民族的政策等的虛擬重現，講好紅軍與回族人民心連心的動人故事，增加景點的紅色底蘊。

（二）為長征“紅色+”核心品牌注入本土文化內涵

活化利用云南省內長征歷史遺存，要注意物質與非物質形態的互補，要從靜態展示的傳統模式向活化利用的創新模式轉化，提升省內展覽展示的開發利用質效，堅持“紅色+生態文明示范創建”“紅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紅色+特色農業”“紅色+鄉村旅游”的發展思路，統籌好長征紅色旅游區與沿線地區歷史文物資源、民族民俗文化資源、山水林田湖草資源等自然資源的資源整合；做好紅色文旅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制度安排，結合云南個性文化資源，將長征沿線彝族、白族、納西族、藏族等民俗文化、特色少數民族村寨資源整合到的長征旅游項目的深度體驗游、紅色研學游，提升本土特色品牌內涵和辨識度。將傳統的鄉村旅游賦予紅色底蘊和優秀民族文化深度，例如丹桂村可以通過紅色黨建把紅色鄉村旅游融入鄉村振興，生態宜居的目標，積極打造古河鄉紅旅融合綜合體，打造古河紅旅綜合示范區（丹桂片區）目標，扶持農業示范基地、紅色主題民宿等新業態，深化“紅旅+農旅”相結合，把當地長征歷史遺存資源的不可復制性轉化成為本土鄉村旅游的核心競爭力，實現同質化的游覽觀光向獨具云南地方特色的紅色鄉村旅游轉變。

（三）點線面推進，發揮產業集成效應

堅持“一核、一線、兩翼、多點”的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總體布局（“一核”即以扎西會議會址及周邊歷史遺存為核心，“一線”是以中央紅軍長征線路為主線，“兩翼”是以紅二、紅六軍團長征遺跡為兩翼，“多點”包含紅軍長征入滇的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歷史節點）。在融入云南省“十四五”期間著力打造的“烏蒙回旋戰”“巧渡金沙江”及“金沙水暖”雪域高原的三條長征文化旅游線路基礎上，推進紅色旅游配套設施建設及長征歷史步道、紅軍村和紀念館展陳提升、紅軍路（村）保護修繕，以線路進行串聯整合并增添服務設施，配套系列研培、教育基地；依托紅軍在云南的戰斗舊址、指揮部遺址、紅軍村的實地體驗線路，拓展涵蓋群眾、省內史學專家團隊、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要積極將黨史研究的成果運用在長征旅游產品設計、文化旅游線路和研學線路開發上，實現長征紅色旅游與鄉村旅游、生態旅游、民俗旅游、研學旅游的融合發展打造研培體驗，拓展大中小學生群體開發親子營、夏（冬）令營紅色教育產品項目；推進長征歷史遺存與文旅產業的深度融合，例如樹桔紅軍渡長征紀念館，既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云南省內規模最大、內容最全的紅軍長征紀念館，東川區拖布卡鎮樹桔村可以依托長征紅色資源開發周邊開發紅色旅游餐飲、渡江體驗及紅色旅游紀念品，把金沙江大峽谷、白鶴灘水電站庫區風光及當地萬畝芒果基地相結合，打造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為當地群眾增收致富注入新動力。

（四）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宣傳闡釋體系

要積極探索涵蓋主體、載體的多層次、多維度的長征文化宣傳闡釋體系。主體方面，構建宣傳主體聯盟，聯合云南日報報業集團、云南廣電傳媒集團、云南網等大型媒體，建設省內媒體合作平臺和信息共享機制，構建長征歷史遺存融合宣傳體系；聯合各級團、大中小學校等單位組織青少年開展體驗教育、儀式教育等多元化愛國主義教育；調動省內高校、黨校、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社會各界力量，開展群眾性宣講活動，推動長征文化進校園、進社區、進企業、進農村，多場域講好新時代長征故事；從黨史研究員、黨校專職教師、退役軍人、離退休人員等群體中，以掛職交流、委托培養、專題培訓等方式建設專業精干的長征文化宣傳員隊伍；積極尋找一批見證過長征的人物及后代、村民，建立故事講述人隊伍；制定紅色志愿服務的獎勵、保障政策，引導本土居民注冊成為長征精神宣傳員志愿者，建立一支來源于大眾、穩定的紅色講述人宣傳隊伍，并建立讓宣傳保護單位、企業和民眾等有榮譽感和獲得感的保障制度，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互動的宣傳局面。載體方面，以全民參與為目標積極探索社會性、大眾化的宣傳闡釋平臺，針對青年群體構建省內以長征精神、長征故事為主題的“學苑”“論壇”“學術沙龍”“青年沙龍”的大眾平臺，擴大社會參與范圍，打造長征智庫建設學術研究品牌，宣傳闡釋長征精神為主題的青年學術研討交流活動，從青年視角堅持推進長征精神的傳承與弘揚、讓長征歷史遺存“活起來”研究，為長征歷史遺存的深度挖掘、保護利用提供學理化支撐，為長征精神的學術化表達、大眾化傳播提供創新理論動力。

(五)現在文物保護的當務之急是完善地方的立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珍視革命歷史，不斷統籌和完善紅色景點和革命文物的保護利用工作，先后印發了《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和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國家文物保護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等專門文件。國家文物局還在2019年專門成立了革命文物司，對革命文物進行專項管理。云南是一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省份，共有革命遺址1903個，其他遺址362個，總計2265個，數量位居全國前十[3]。因此，應加快推進立法步伐，制定推進云南一大會議遺址保護條例、管理利用工作的實施意見及措施，明確統一協調的管理體制，明確保護責任、強化保障措施。加強對破壞紅色資源行為的懲戒，細化具體違法行為的法律后果，強化法律保護的剛性和威懾力。建立會址保護責任人制度、明確相關部門在紅色資源保護傳承中的責任，明確政府、保護管理人、社會的責任與義務，形成共同做好革命遺址保護利用工作的社會效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應將“弘揚長征精神”寫入地方性法規，對其予以明確；統籌規劃紅軍長征入滇歷史遺存資源的品牌建設，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紅色文化品牌，推動資源的有序、良性、可持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