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氣、楚風與吳習

[摘要]明中葉始，各種詩學觀點競相登場，相互對峙。詩學的多元趨勢和激烈論爭，使得明中后期詩壇異彩紛呈，主要體現于以地域為陣地、以地域特色為基點的流派論爭。眾多的詩學流派大致可分別歸屬于齊、楚、吳三大地域。齊氣雄渾博雅，統領詩壇，風靡幾度，后期逐漸演為偽詩；楚風幽情單緒，獨舒性靈，給詩壇一副清爽沁脾之劑，后被斥為亡國之音而迅速凋謝；吳習在齊氣與楚風的雙重夾擊下努力固持自己的柔婉本色，在主流話語外堅守自己的生存法則。齊氣、楚風與吳習的相互抗爭、相互包容，共同裝點并打造了生機蓬勃的晚明清初詩壇。這一文學史上的奇特景觀，一直持續到康熙中期王士禎以文壇領袖之尊倡導“神韻”詩學之際才基本消歇。

[關鍵詞]齊氣楚風吳習晚明清初詩壇

[作者簡介]朱麗霞(1966－)，女，山東省淄博市人，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9)03—0099—08

地域因素對于文學的影響，成為日前學術研究的熱點。學界在探討晚明詩壇色彩奪目的文學景觀時，往往關注晚明心學的深層影響，而忽略了其中的地域因素?？滴跞迥?1696年)，費錫璜《國朝詩的序》論詩壇三種不同詩風曰：“吳越之詩婉而馴，其失也曼弱；楚蜀豫章之詩，勇于用才使氣，其失也剽而爭；中原之詩雄健平直，其失也板而乏風致?！逼渲?，“吳越之詩”可歸入吳，“楚蜀豫章”可歸為楚，而“中原之詩”則可并人齊魯。明代中后期流派紛紜的文人社團大致可分別歸屬于齊、楚、吳三大地域，詩壇總體呈現出三類不同風格：齊健、楚幽、吳柔。清初山左遺民徐夜論前七子詩學功績云：“齊風大出歌詩后，越見高臨氣色來?！鼻捌咦庸膿P“齊風”而出，詩壇上便充斥了“高臨氣色”。萬歷進士王象春的詩便“才氣奔逸，時有齊氣”。徐夜并認為后七子的詩學成就在于：“重開歷下盟齊會，一洗江南變楚風?！彼^“楚風”乃公安、竟陵詩派。同時，與齊氣、楚風共時而存的是江南“吳習”。楚人王岱關于吳人葉桐初的詩作“自為機杼，不染吳習”之論即基于葉詩能夠擺脫吳地詩歌的柔婉風格，同時也說明“吳習”作為一種文化傳統的穩固性。

晚明詩壇即在齊氣、楚風與吳習三種不同詩學宗尚的相互抵抗、相互對峙和相互包容中嬗變行進，并一直延續至清初。

一、晚明詩壇的齊風、楚氣和吳習

齊氣宏偉恣肆，楚風凄清幽獨，吳習適情達意。齊氣、楚風、吳習共同構成明清之際詩壇的總體風貌，而清初詩壇即在三種地域詩學的相互排斥、相互影響下而最終得以確立并逐漸形成自身特色。

先看“齊氣”。晚明山東才士公燕論明代詩壇：“為君歷代選宗工，前稱弘正后嘉隆”，認為明詩可稱為“宗”的只有前后七子。弘治、正德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詩壇，以起衰救弊為己任，標舉秦漢之文，盛唐之詩，以“大禹決百川，周公驅猛獸”的強勁之力沖擊咩緩冗沓、迂腐雍容的臺閣詩體，“一時并興之彥，蜚聲騰實”，致使“臺閣壇砧，移于郎署”，茶陵光焰幾燼。七子的格調詩學迅速成為詩壇主流，“古人之風幾遍域中”?！氨虮蚝醮笱胖隆币蚨鴱团d。前七子中，除徐楨卿為吳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李夢陽、何景明、王廷相，河南人；邊貢，山東人；康海、王九思，陜西人)。七子聯袂登上詩壇，以河朔貞剛之氣、齊魯豪邁之風橫掃詩壇，完全改變了明代詩壇格局?！氨钡匦蹨喺娲笱拧?，從此，雍容華貴的臺閣詩風悄然隱退，代之而起的是渾厚豪邁的北地雄風。其后至嘉靖、萬歷時期，以山東謝榛、李攀龍為首領的后七子(王世貞、宗臣，江蘇人；梁有譽，廣東人；徐中行，浙江人；吳國倫，江西人)接續前七子詩學，重揚漢唐之幟?！瓣P中作者擅辭場，海內爭傳李夢陽。一自源流歸歷下，至今大雅在東方?！薄皷|方”即山東，所言即明代詩壇由前七子向后七子的過渡：詩風由河朔狂飆之風變為齊魯雄渾之氣?！褒R風”兢爽，明代詩壇步入生機勃勃的巔峰時期?！板手良尉讣?，七子爭鞬革舟。歷下樹赤幟，騷壇據上游?！毙蹨喆笱?，氣象渾厚的“齊氣”成為嘉靖、萬歷詩壇主流。

“齊氣”，出自曹丕《典論·論文》之“徐干時有齊氣”。所指乃詩歌語言形式的虛夸藻飾與舒緩語氣，后來逐漸演化為詩歌的奪人氣勢。兀傲雄肆，不可羈勒，以至等同于“俠氣”、“逸氣”。至明代，遂特指七子復古的格調詩學——以聲調為鼓吹的“虛情之氣”。清代四庫館臣甚至稱之為“霸氣”?；概_王象春詩集之命名《齊音》——有意標舉“齊氣”的動機顯然于此。追隨七子的公鼒即“一歌先齊風”，“主盟非吾事，愿君恢齊風”，恢復詩壇“齊風”成為公鼒自奉的詩學使命。

前七子中雖然只有邊貢為山東人，但邊貢以其獨特的渾浩之氣名列“弘正四杰”。同時，邊貢亦是以鼓揚“齊風”為宗旨的歷下詩派創始者。七子崛起后。邊貢又以其豪邁之風名列其中，成為前七子詩風的鼎力鼓揚者。李攀龍繼邊貢之后以后七子領袖之尊繼續鼓吹齊風。萬歷時期，“齊風”幾乎吹遍了詩壇的每一個角落。七子之外，山東文士于慎行、公鼐、馮琦等群起響應。王象春、公鼒主張“重開詩世界，一洗俗肝腸”，縱橫奔放，高古雄渾，同時不乏渾厚雅正，盛唐氣韻由此復現。影響之大，致使張揚“楚風”的公安派領袖袁中道也不得不驚嘆于風靡全國的這一詩壇景觀，其《阮集之序》云：“國朝有功于風雅者，莫如歷下?！蓖跏镭戨m虎視天下，亦不得不欽服李、何，稱其為詩中之“龍”。前后七子在當日詩壇贏得極高聲譽，施閏章《重刻何大復詩集序》云：“明正德間，李空同虎視鷹揚，望之森森武庫，學者風靡，固其雄也；大復起而分路抗旌，如唐之李、杜，各成一家?！彼午嘣疲骸扒捌咦?，唐之陳、杜、沈、宋也；后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表灀P李、何領袖群賢的詩壇地位和詩學影響的聲音處處可聞。在晚明清初的文集序言中，幾乎沒有誰能夠繞過這一主流話語。

“李、何相對起，矯矯凌千秋?！逼咦釉妭b氣鷙發、跌宕雄逸的凌云氣勢曾一度給詩壇帶來新氣象。但囿于盛唐，不越雷池，后期七子的創作逐漸流入調高意直、才大情疏之途?！笆煺{膚辭，陳陳相因”，“割剝字句，描摹面貌”，甚至剽竊成風，眾口一響，成為七子致命的弱點。前后七子因自身創作的過度模仿而流露了明顯的缺憾，遂遭遇詩壇的全面攻擊。公茹追隨七子，但并未回護七子的缺失，“七子以大聲壯語，籠罩一世，使情人韻士盡作木強”。清初湖北大臣熊賜履論七子之弊云：“往往以饾訂為能，雕繪為工，填塞典故，不顧其安，如土偶衣文繡，靈氣絕無?！薄扮?、譚一出，海內始知性靈二字?！逼咦与m然宗唐，但所為“唐詩”在熊賜履看來乃木偶衣文繡，缺少靈韻飛動的生命活力和審美韻味。甚至認為仿造唐詩只是七子的文學手段與操作“伎倆”。

當風靡百余年的七子“齊風”不能繼續擔負詩

壇正統的使命時，“楚風乘其弊，起而矯之”。楚風崛起于七子流弊自身不能克服之際，取代“齊氣”而成為詩壇新宗向。

再在來看楚風。前七子雄踞詩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之際，“公安派”倡導獨舒性靈，不拘格套，悅性自適，形成了與七子迥然不同的詩學風格。袁宏道謂之“楚風”：以幽深為秘笈，“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其后“詩道其張于楚”的竟陵繼起，在抵抗七子的層面上，竟陵與公安聯袂攜手，“而海內之風氣復大變”。由此，公安、竟陵的詩學遂并稱“楚風”。

與“齊氣”迥然有別的“楚風”改變了詩壇走向。文學主張前后相繼的公安三袁與竟陵鐘、譚均為楚地作家，他們有意識地以一種對地方文化強烈的自覺體認相號召，以“楚風”對抗前后七子的正統地位。公安派掃除前后七子模擬習氣對文壇的負面影響，直寫胸臆，“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辟蹊徑”，形式上不拘格套，“不字字效盛唐”，“不言言法秦漢，而頗能言其意之所欲言”，變雄邁豪放為清新輕俊，給詩壇吹入新氣息。對此，錢謙益深表贊同：“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彼膸祓^臣亦高度論定，謂公安“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鐘惺的詩學觀直接針對七子，否定盛唐。他認為“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斥責七子“盛唐”之“偽”，肯定公安“性靈”之“真”。竟陵派揚幟晚唐，編選《唐詩歸》，旨在鼓吹晚唐。從抒寫性靈和自我的角度看，“楚風”確為深得人心。詩壇厭倦了千篇一律的唐風大雅后，讀到“楚風”俊朗之詩，頓感神清氣爽。由此，楚風以其清新的面貌迅速得到全國詩壇的呼應，“鐘、譚之體，家戶傳習”，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萬歷中葉后，“楚風”熾盛，風靡“壇砧者殆數十年”。公安、竟陵遂風靡天下。

恰如盛極一時的齊氣，后期演為“偽”詩。竟陵派雖以晚唐為宗，追求幽深奇僻、孤往獨來的審美情趣，但過重的幽獨幾欲窒息詩壇活力。曾經清新輕逸的楚風，后期亦流于淺率俚俗，顧景星《周宿來詩集序》謂楚風“黝色織響，橫被宇內”。詩壇“風移俗易，滔滔不返”。竟陵致力于糾正七子之弊，但“矯枉太過，相率而靡靡，坐老溫柔鄉中”。楚風以幽情單緒矯正“齊氣”之弊的同時，又步入了新的誤區，“入于瑣屑滑稽、險怪荊棘之境，以矜其新意，其過(齊氣)殆又甚矣”。為詩壇帶來了新的弊端，朱彝尊謂之“不學”之故。由此，“楚風”因不合時宜而遭遇詩壇新一輪的炮轟。錢謙益謂：“(公安派)機鋒側出，矯枉過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庇衷疲骸皳鞊裉^，迫脅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困傾囊之為快也?！梢灾L矣?！贬橅境L之弊，切中肯綮。

公安、竟陵都流露了空疏淺薄之弊。隨后，云間派重揚七子齊氣，抵抗楚風。

最后來談“吳習”。直到清初，“吳習”一直作為一種地域創作風格與齊氣、楚風并飚詩壇。費錫璜《國朝詩的序》曰“山左頗染三吳之習”，即指齊氣對吳習的包容與兼收?！皡侵兄L，文法齊梁，詩沿晚唐，在辭句上畢竟華靡輕麗，然又不拘一格，一任性情?！薄皡橇暋碧攸c體現為清淑柔婉、雅好靡麗，標格清妍，雋永清秀。長久以來，形成了重才尚情、率性酬唱、華美流利的詩風，世人稱為“吳習”。徐禎卿乃前七子中唯一的江南人，盡管名列七子，其創作深受吳中文化的熏染，詩風仍與李、何有很大不同，與七子的整體追求也不盡相同。徐詩韻本清華，調復古秀，名列七子陣營后，改而趨漢魏盛唐，庶幾“奪赤幟于北地、信陽之間，鼎足而居”，“然故習猶在”。雖然創作有所轉化，但“故習”即其江南“吳習”痕跡仍十分明顯，故李夢陽乃譏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所“守”的“蹊徑”即吳詩傳統，這正是當世及后世詩論對其苛責之處。王世貞認為徐禎卿“稍裁其南之藻辭而立骨”，如果剪裁其詩中吳習的“藻辭”便可獲得“齊氣”的貞剛與骨立。

早于公安反抗七子的是歸有光、唐順之等的吳中“唐宋派”。正當七子詩焰方熾之際，唐宋派獨抱唐宋遺集，別立七子之外，“毅然與之抗衡”。盡管唐宋派反抗七子主要在“文”的領域，亦以詩學相呼應。但唐宋派詩學中的“吳習”遠未能抗衡“齊氣”。其后公安派崛起，張揚楚風，形成了與齊氣對抗的詩壇格局。唐宋派未能撼動七子的詩學地位，其之所以最終失敗，即在于其詩風的柔弱和性情的濃滯——未化的“吳習”。當徐禎卿以吳人逸出“吳習”而外騖于“齊氣”時，吳中詩人多數仍固守吳詩傳統，不為格調詩學所侵奪。吳中四名士沈周、文微明、唐寅、仇英的創作都具有明顯的吳地特征，其詩風仍然保持吳風本色。吳縣都穆《南濠詩話》引方正學詩云：“大歷諸公制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后塵?！迸衅咦雍罄^者遵循“齊風”所攜帶的“風沙”之氣。吳人王世貞繼李攀龍之后成為后七子詩學領袖，主盟詩壇數十年。他高度肯定何、李的創始之功，“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贊頌李攀龍，“中興之功，則濟南為大”。即使如此，王世貞仍然未放棄吳學傳統，“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非歷下一流人”。盡管王世貞詩格高古，步趨漢魏盛唐，幾欲才大不羈，但其“吳習”本色則終難消解。

吳地詩學自身雖然沒有掀起推翻復古格調詩學的浪潮，卻證明了一種潛在而穩固的文化力量。王士禎謂清初詩壇鼎足而立的三派：虞山、云間、婁江。其中“婁江源于元白，工麗時或過之”。王士禎固然只是基于歌行一體論定婁江成就，事實上，從整體詩學成就看，婁江決然不堪并比虞山、云間。王士禎的并比說明以吳梅村為首領的婁江詩派所持有的文化傳統。而傳統往往具有相當的穩固性，因此，吳習作為一種長期形成的地域色彩濃重的文學風格始終或顯或隱地存在著。盡管在弘治、正德時期李、何復古格調詩論風靡詩壇之際，吳中詩學的聲音十分微弱，不能夠振臂高呼，群起響應，但是他們始終在努力抵制主流詩學的侵蝕。

吳習作為一種消閑性文化在晚明詩壇始終存在，但遠不能抗衡齊氣與楚風。詩壇上居于霸權地位并相互較量的依然是齊、楚?；ハ喾票〔幌鄮?，明清之際，齊氣、楚風相持不下，“北音噍殺，南響浮靡；歷下、竟陵，遂成聚訟”，“互相齮齙”。

清初詩論家對明代詩歌的反思集中于摹擬之習、門戶之見，同時將批評的矛頭集中在七子和竟陵?！端膸烊珪偰刻嵋氛撏砻髟妷祝骸霸娮蕴珎}、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彼膸祓^臣以理性之識論定齊氣與楚風各自的得失，確為卓見。晚明竟陵楚風吹遍“南州”，其影響也未能取代“齊氣”?；诖讼碎L的尖銳矛盾，王世貞試圖折中齊、楚，而提出“劑”的理想，即吳之詞藻與齊之氣骨、吳之輕俊細膩與齊之粗豪精深相劑為用，主張以齊風之格調羈勒吳習之才情，使二者相融相劑。

基于文化傳統的穩固性，王世貞“調劑”的嘗試和努力并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

清初，虞山宗主錢謙益幾欲從根本上否定七子詩學，其《列朝詩集》評價七子：“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訛種。二百年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闭摱ㄆ咦訌凸诺慕Y果是將源遠流長的文化血脈引向荒漠。繼而吳喬視七子為“詩家異物”：“濃紅重綠，陳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何等人”，喻七子為“牛吼馬鳴”、“青樓狹邪”，“同于大穢”，近乎怒罵。王樨登《與方子服論詩書》譏七子詩學為“邯鄲之步”。另一方面，由于普遍地被視為亡國之音，楚風幾乎被剝得體無完膚。宋琬謂之“儇佻狂易，呻吟贏瘵”，李雯喻之“蕭艾蓬蒿”，其后的詩壇一致認定：楚風流靡的時期詩壇無詩。邵長蘅為樹立新的詩學標尺，將齊氣、楚風一并否定：“萬歷、啟、禎六七十年間，天下無詩?！辈⒎窃妷娴臒o詩，而是對齊氣、楚風的不能認同。薛所蘊公允地審視七子、竟陵之弊，謂：“北地、信陽、吳門、歷下諸公力變宋元衰習而還之古，學者宗之，其弊也流而為襲；竟陵以清脫矯之，其細已甚，失則薄?！笔聦嵣?，齊氣、楚風仍各不相讓，爭霸鰲頭，各在戶庭，同時并角。直到清代順治年間，詩壇仍然“濟南者濟南，……竟陵者亦竟陵”。

詩壇的紛紜相爭伴隨晚明國運動蕩，共同進入了清代史程。清初詩學在對明代詩學的反思中逐步確立自己的理論目標和話語系統。

二、清初詩壇的重揚、折中與“歸于神韻”

沿襲晚明而來的清初詩壇呈現出詩歌流派和創作觀念多樣并呈之局，詩學的焦點問題在于如何確立當代詩學宗旨。百余年被奉為圭臬的“盛唐”詩歌，至晚明遭遇公安、竟陵的顛覆。但是公安派雖具有知性精神，其力尚不足以糾偏。繼起的竟陵以凄清幽渺為宗，更失于仟佻詭異。朱彝尊云：“自明萬歷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竟陵鐘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疏淺薄詭譎是尚……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誡矣?！闭f的就是這個狀況。到清初，詩界已經將“楚風”視為詩學之戒，諱言楚風。經過虞山、云間等詩派的群體攻擊，楚風漸趨漸衰。在順治間尚作殘喘之勢的“楚風”到康熙間基本偃旗息鼓。

欲改變晚明詩壇積弊，盡管創作的嘗試必不可缺，但亦需要在理論上進行重新思考和選擇，尤其需要確立一種新的詩學權威。于是，清初詩壇自起始就對明詩作理性反思，“尚聲格者悟剽竊之偽，探幽官者悔枵腹之疏”。齊氣的鼓揚者、楚風的提倡者，都意識到所宗詩學的缺憾與不足。于是，一批跨越明清易代的才學之士致力于探索新的詩學路徑，“虞山源于杜陵，時與蘇近；大樽源于東川，參以大復”。清初，取得統領詩壇的地位且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云間派和虞山派。

先看以重揚齊氣為宗旨的云間派。

凌鳳翔為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作“序”論明末詩派之衰：“詩派總雜，一變于袁弘道、鐘惺、譚元春，再變于陳子龍，號云間體?！泵髑逯H，基于楚風“纖猥”橫波，云間諸子“掉臂其間，以大樽為眉目，追滄溟之揭調，振竟陵之衰音”。云間派旨在清掃晚明“楚風”的衰颯與消沉，重揚七子盛唐之幟，以恢復詩歌的審美和道德涵養的雙重職能。宋征輿《酉春雜吟·序》：“夫風雅之澤竭于七子，迄今七八十年矣，我郡一二作者……欲竭其思致以自附于圣賢微言之后，且為天下唱率?！痹崎g派給予“楚風”以致命之擊。晚明“鐘、譚之名滿天下”的局面得到徹底改變。全祖望評曰：“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于厄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痹崎g派以其雄渾高華、響遏行云的創作，“一洗公安、竟陵之陋，而復見黃初、建安、開元、大歷之風”，“于是北地、信陽、濟南、婁東之言，復為天下所信從”。齊氣得以再度回旋，統領詩壇。毛奇齡謂云間派“以古學翦辟蓁薉，奪楚人邪說而歸于正”。楚風從此一蹶不振。

云間派致力復古，張揚齊氣，清掃了竟陵楚風流弊。云間接續七子，在才情和聲律方面成就非凡，故隨即起而反對云間的虞山錢謙益即云：“云間之才子，如臥子、舒章，余故愛其才情，美其聲律?！鼻宄?，詩學觀點與云間近似的是婁東派和西泠派，吳梅村《太倉十子詩序》謂婁東詩人“自子俶以下，皆與云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芍?，七子“齊風”在清初詩壇仍具有大批的追隨者和吹揚者。然而遺憾的是，云間派對于“楚風”再度矯枉過正，“持論過狹，泥于濟南‘唐無古詩之說”，再度重復了前后七子的錯誤。云間恢復七子的詩學努力遭遇晚唐派和宋詩派的反擊。晚唐派吳喬痛詆云間：“臥子氣岸，其學詩也，才知平仄，即齊肩于李、杜、高、岑，不須進第二步；其作詩也，凡題皆是《早朝》、《秋興》，更不曾有別題；其論詩也，一出語便接踵于西河、鐘嶸?！蓖跏康澯凇痘ú菝墒啊分锌偨Y云間之弊在于“拘于方幅，泥于時代”。其后，施閏章繼從藝術章法方面批駁云間之失：“惟尚聲調噌吰，氣象軒朗，取官制、典故、圖經、勝跡，綴輯為工，稍涉情語，訾以降格。于是前可移后，甲可贈乙，郛郭雖雄，中實弊陋?！弊l責云間追蹤七子，亦步亦趨。薛所蘊認為云間之失在于過度追求辭藻艷麗：“云間諸賢乃欲以藻麗勝，失則艷?！G亦齊梁之后塵也?！彼庳煹囊嗍窃崎g派形式方面的缺陷。事實上，云間派追蹤七子，創作中旨在體現詩中“齊氣”而忽略了作為詩人的自我性情，過多地重視詩歌形式的氣勢而忽略了詩歌作為文學之思之情的真實，其招致非議，固自難免。

其后，折中齊楚的虞山派以新的詩學宗尚崛起詩壇，云間派漸趨式微。

對于云間派的復幟齊風，詩壇老宿錢謙益深表不滿，他批評“云間之才士，起而噓李、王之焰”，并試圖重新建立一種新的詩學權威——宗宋，認為“古今之詩，總萃于唐而暢遂于宋”，“總萃”乃一種極高的境界，“暢遂”則是一種宏大的格局。唐音宋調，各有優勝，兼學，詩藝方能并進。以唐宋兼宗為新的詩學選擇，以尊杜作為由唐向宋的起點和途徑，同時批判性地接續楚風的“性靈”之說，努力將齊氣與楚風相融合，以期扭轉前后七子和竟陵的治詩之失，倡導性靈、學問、世運三者合一的詩歌理論，成為錢謙益力矯云間的詩學努力。由此，創作中大力導入宋代詩風，開創了清初詩風新局面。

錢謙益開疆拓土的卓越努力，使接納宋詩的潛隱走向逐漸演變為一種顯見的詩學趨勢，得到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等鼎力支持，康熙間宋詩派得以最終形成。宋詩派從發展的角度提出尊宋的主張，實際上是對明以來專宗盛唐的復古模擬詩風的反撥。但宋詩派提倡效法宋詩，只是為了反對唐詩，難免矯枉過正，留有為反唐詩而反唐詩的痕跡。從這個角度說，宋詩派推崇宋詩就與七子派推崇盛唐幾乎沒有差別。宋詩最終不能挽救詩壇固陋，宋詩派亦不得不重新回歸尊唐之途。

虞山派二馮(馮舒、馮班)創立新說，崇尚晚

唐。雖詩學源頭在于錢謙益，但二馮將晚唐作為一種詩學理論提出并大力倡導。馮班認為晚明詩學無論齊氣、楚風，均不足取，“為王、李之學者，則曰詩須學古，自漢魏、盛唐而下，不許道只字”；又云七子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七子的失誤在于缺少性情。而“為鐘、譚之體者，則曰詩言性情，不當依傍古人篇章”。七子與鐘譚，皆“如薰蕕之不可同器”。盡管竟陵之作屬性情詩，卻非值得提倡的“君子之情”，他認為“鐘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媒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馮班試圖重新建立“君子性情”之學。而在馮班看來，前代詩歌能達“君子性情”之境的唯有晚唐。

虞山二馮的晚唐論得到趙執信的及時呼應。趙執信以其青年才俊的聲望及影響將二馮詩學推廣到全國。由此，晚唐派浮出水面，在康熙中期詩壇產生了一定影響。至此，詩壇的異彩紛呈最終歸于新的詩學理論——神韻。

對齊氣與楚風的眾音喧嘩，對云間與虞山的聲聲責難，構成清初詩壇的熱鬧景觀。一次次倡導新的觀點，一次次重蹈覆轍的遭遇失敗。詩壇仍然翹首以盼，期待新理論的誕生。

對于詩學新規范的探索，在齊氣揚幟、楚風高昂的時代即已有清醒者進行探索。以七子為宗的王象春、公燕等便試圖在創作中折中齊楚。天啟初年，王象春《公浮來小東園詩序》云，公鼒作詩，旨在“重開詩世界，一洗俗肝腸”，既批判“齊氣”空言豪情壯語，忽略抒情寫韻，也批駁“楚風”一味放縱自我，任情自適。王象春試圖避開齊楚，探討一條詩歌新路徑：“世界中備四大宗：曰禪、曰道、曰儒，而益之曰俠?！彼麑⑸钍芏U學影響的楚風與以儒學為根基的齊氣融合為一，其潛在的詩論信息是直接啟發了后來王士禎的“神韻”詩學觀。只是在他的時代，面對楚風的強大攻勢，這一“聲音”相對微弱，因而沒有引起詩壇的注意。其后，對于齊氣、楚風的明顯缺憾，時人亦多撻伐與聲討，如程夢陽：“詩之學，自何、李而變，務于模擬聲調，所謂以矜氣作之者也；自鐘、譚而晦，兢于僻澀蒙昧，所謂以昏氣出之者也?！背虊絷柗穸R、楚，揭橥明初“茶陵”，但這一主張較之楚風更不合時宜。程夢陽最終未能找到一條作詩的新路徑，亦未能指示一個寫詩的新方向。

云間詩人重張齊氣的努力也遭遇虞山派的全力抨擊。然而無論齊氣還是楚風，當其成為詩壇的強勢主流話語之時，必然要浸染、滲透，試圖影響甚至轉移詩壇的總體走勢。但更多的則是試圖折中齊氣與楚風，如陳祚明，其《采菽堂古詩選》的評選尺度即試圖借此調和竟陵與七子的矛盾，確立新的詩學標尺，其“凡例”云：“予之此選，會于王李、鐘譚兩家之說，通其弊，折衷焉。其所謂擇辭而歸雅者，大較以言情為本?！迸橙∑咦优c竟陵的優勢，定“雅正、性情”為宗。但由于云間后學的聲勢壯大和宋詩派的廣泛影響，陳祚明的振臂一呼并未能得到應有的響應。

在眾詩人學者的探索努力中，王士禎接續了其叔祖王象春“重開詩世界”的詩學宗旨。伴隨康熙初的政治清和，經濟繁榮，社會思潮趨于穩定，王士禎以詩壇巨擘主持風雅，并由于其詩壇領袖的影響，到康熙中期，齊氣、楚風基本結束了各自主導詩壇的風流時代和長期的流派紛爭之局，匯而為新的詩學理論——神韻。從此，清代詩學進入了由京師統領的詩歌新時代。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清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生態”(批準號：08JA751028)的階段性成果]

[同行專家評點]地域文學是近年來文學研究的熱點，已有不少成果問世。該文論證了晚明清初極具穩固性的齊氣、楚風與吳習三大地域詩學的相互抗爭、相互包容，共同消解，并共同參與建構清代詩壇的意義與價值，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有所深入。主要體現在：(一)打破地域文學研究僅限于一地論其詩風的某些模式，將明清文學研究中齊氣、楚風與昊習三大地域的詩風并置，綜合論述。(二)對于三大地域詩風此起彼伏的原因和過程做了整體梳理，探討了多種詩風并存和消長的特點與原因。(三)進一步考察了三大地域詩風的最后走向。這樣的論述大致把握住了明清之際的詩壇格局和清初詩學走向。當然，地域文學研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尚有許多可深入探討的空間：晚明清初詩壇本來就情況復雜，難以理清，有一些詩人是吳地人，卻是北派，那么他的詩風歸屬應當如何劃分?后期的“齊氣”也未必都是“偽詩”，這都是需要深入論證的；清初詩壇的宗唐還是宗宋這個長期爭論的命題，在一定程度上與地域文學密切相關；清初數以千計的龐大的遺民群體的創作成就及其創作風格即有明顯的地域特點。由于遺民的流動，明清之際的地域文學又有交叉互融的顯著趨勢，齊氣、楚風與吳習到康熙年間融入王士禎“神韻”詩學之中，南北合流的詩壇大勢得以形成。但三大地域的詩學特色并未就此消歇，地域風格仍然穩固地保持在許多詩人的創作中，這也是該文作者在論述方面的遺憾。希望作者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探討，并期待著有更多的相關成果問世。

(評點人陶文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文學遺產》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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