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現代性：時間、空間與性別的深度關聯

王　宇

[摘要]現代性首先是進化論的時間價值訴求，而在中國這樣后發展現代性國家中，這種時間價值則被空間化，即將現代與傳統、新與舊、進步與落后、文明與愚昧等等二元對立的進化論時間范疇深刻嵌入西方與中國、外與內、鄉村與都市等空間范疇中，對時間化了的空間或者空間化的時間的體驗成了中國人深刻而獨特的現代性經驗。而“外來者故事”這一“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中反復出現的敘事模式近百年的綿延、變異，表現了在現代中國象征意義系統中，二元對立的進化論時間范疇不僅被深刻嵌入中國與西方、外與內、都市與鄉村等空間范疇的建構中，還被嵌入另一對空間性范疇——男性與女性(性別身份也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的建構中。換言之，性別符碼一直在參與有關時間、空間的表述。時間、空間與性別的深度關聯實際上是“五四”以來近百年中國文學所表達的一種非?！傲眍悺钡默F代性經驗。

[關鍵詞]時間空間性別“外來者故事”現代性

[作者簡介]王宇(1966－)，女，福建省福安市人，文學博士，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性別文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G112；I206.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9)03—0107—08

我們知道，現代性首先是進化論的時間價值訴求，而在中國這樣后發展現代性國家中，這種時間價值就被空間化，即將現代與傳統、新與舊、進步與落后、文明與愚昧這樣一些現代性時間范疇深刻嵌入西方與中國、外與內這樣的空間范疇中。對時間化了的空間或者空間化的時間的體驗成為中國人深刻而獨特的現代性經驗?！澳壤鲎摺本褪菍@一獨特現代性經驗的經典表述，女性由內向外空間位置的變遷——出走——見證了歷史進步的腳步?！芭浴睂嶋H上是這種空間化的時間體驗的重要支點。當這樣的現代性經驗被訴諸文學形態時，“外來者故事”模式便應運而生。這個“五四”以來近百年中國文學中反復出現的敘事模式大致有這樣的固定情節：有著現代文明背景的“外來者”來到一個閉塞的傳統空間，沖突由此展開。外來者境遇有兩種：第一種，不為環境所容——或遭遇進入“無物之陣”的尷尬，或遭受排擠放逐；第二種，成功進行啟蒙，喚醒、解放閉塞、落后空間中的蒙眾。有著現代文明背景的“外來者”都是男性，而傳統空間中的生存被表述為一種女性化的生存，包括女性、孩子抑或被去勢的男性，她們被專制、落后勢力囚禁在封閉傳統空間中亟待啟蒙、救贖，完成由內而外、由傳統到現代的時空轉變。不難看出，這個敘事模式包含著時間、空間與性別三者之間的復雜關聯。這種關聯性在“外來者故事”模式近百年的綿延、變異中被賦予怎樣不同的表現形態?這其中又包含怎樣不斷變化的現代性經驗?這些都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一、“外來者故事”的原初形式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講述的那個著名的“鐵屋子寓言”也許可以算是“外來者故事”的雛形，那個大嚷起來喚起鐵屋子中“較為清醒的幾個人”的人就是“外來者”，“鐵屋子”正是傳統中國的象征。這個寓言已然奠定了“外來者故事”基本的結構原型。此后這一結構原型被不斷復制、豐富，成了啟蒙敘事最重要的結構模式。完全吻合或多少包含這一結構模式元素的作品不勝枚舉，當然了，魯迅自己的小說以及柔石的《二月》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二月》的主人公現代知識分子蕭澗秋來到閉塞的南方小鎮——芙蓉鎮，他很快陷入對窮苦的青年寡婦文嫂的人道主義同情和與新女性陶嵐的愛情糾葛中。小鎮流言驟起，文嫂自殺，蕭澗秋憤然離去。盡管蕭澗秋在芙蓉鎮逗留時間總共不到兩個月，但這個來而復去的“外來者”卻在芙蓉鎮激起軒然大波。他的到來首先喚醒了陶嵐被小鎮的保守、封閉氛圍所壓抑的熱情，而這樣的熱情一旦蘇醒便噴薄而出，反過來對蕭澗秋的頹唐、軟弱構成一種覆蓋和拯救。這使蕭澗秋對陶嵐心存疑懼，一方面，在芙蓉鎮，陶嵐是他唯一的知音，他需要通過與陶嵐的對話和共謀來避免陷入失語狀態，來確認自己截然不同于庸眾的現代主體身份；另一方面，與陶嵐交往又使他的啟蒙者身份一直處于虛設、懸置狀態，因為他無法通過陶嵐來實現啟蒙、引導、救贖這些啟蒙者的基本功能。于是，貧苦的底層勞動婦女文嫂和她七歲的女兒采蓮的出現就成為敘事的必需。這兩個形象可以看成對陶嵐形象必要的補充，她們彌補了陶嵐形象所欠缺的、而又是啟蒙敘事所期待于女性的角色功能。通過對文嫂的無私救助、對采蓮的悉心教誨，蕭澗秋完成了自我角色期待，超越了內心深處因自我認同的障礙而導致的失落、空虛。一直被虛設、懸置的啟蒙者身份也落到了實處。同時也正是通過共同救助文嫂、采蓮，陶嵐由蕭澗秋的對話者漸漸演變為他忠實的追隨者。盡管蕭澗秋最后難逃失敗的命運，但“鐵屋子”中三位女性的存在卻使他作為一個啟蒙者的身份得以確立。

這恰恰是魯迅筆下的“外來者”們無法做到的。在《故鄉》、《祝?！分?，“我”同樣面對封閉傳統空間中的女性人物，楊二嫂和祥林嫂，但她們并沒有與知識者“我”構成兩性情愛關系域。楊二嫂不僅沒能成為啟蒙信息的接收者，而且還自作主張用“三房姨太太”“八抬大轎”等等一大堆傳統文化信息來對“我”的身份進行誤認。在這樣的誤認面前，“我”根本就陷入失語中，更遑論對她進行啟蒙。而祥林嫂雖然主動請求“我”指點迷津，但“我”卻支支吾吾，無力教導。無論是“故鄉”還是魯鎮都比芙蓉鎮更具“鐵屋子”的象征意味，但喚醒和救贖的行動卻先期流產，先覺者根本無緣體會蕭澗秋式失敗的悲壯就已退場。這無疑反映了魯迅對啟蒙理想的絕望。魯迅一生對啟蒙最激情、詩意的講述出現在《傷逝》中，盡管在這篇小說中啟蒙理想最后也沒能逃脫“無主名”殺人團的天網，但涓生畢竟成功引領了子君的出走。事實上，在“五四”語境中，關于啟蒙的激情講述幾乎都離不開兩性關系域，啟蒙者最成功的事業便是引領娜拉出走，此外啟蒙的言行幾乎都很難奏效。即便是面對孩子，啟蒙者的困境也在所難免?！对诰茦巧稀?、《孤獨者》中的呂緯甫、魏連殳在孩子那里遭遇到的冷漠、仇視，無疑宣告了啟蒙者“救救孩子”理想的幻滅。愛情成為啟蒙可行的必要前提和唯一有效的敘事場域，這就是為什么“出走的娜拉”會成為啟蒙敘事最最重要的文化符碼。

而魯迅恰恰并不熱衷于這個特殊的敘事場域的營造。他雖然也經常將女性人物設定為傳統空間中蒙眾的代表，但她們極少與啟蒙者構成情愛關系，《傷逝》算是唯一例外，然而，子君、涓生的悲劇還是終結了啟蒙在兩性關系域中的有效性。且不說涓生所操持的那套啟蒙話語自身的抽象與空疏，子君的勇敢與回應也不過是涓生一廂情愿的幻念。既然性愛關系域是啟蒙唯一有效的敘事場域，那么，對啟蒙在這一場域中有效性的終結無疑是非常致命的，這就是為什么魯迅比他同時代人更能體味啟蒙的虛空與絕望。

顯然，“五四”啟蒙敘事的慣例悄然規制了“外

來者故事”的性別秩序。有著現代西方文明背景的“外來者”，代表著新、現代(并啟示著未來)、進步、文明，這個角色一定是由男性來承擔，而女性則作為蒙眾的代表，她們生活在舊的、傳統(時間指向上屬于過去)、落后、愚昧的空間中，亟待啟蒙、引導、救贖，同時也是啟蒙唯一(抑或是最先)的回應者。正是娜拉的出走，即女性由內而外的空間位置變遷，見證著進化論歷史時間的腳步，也成就了啟蒙與回應、導引與跟隨、施救與被救的二元對立，進而建構出一個嶄新現代主體(男性)身位。這種隱含了深重的性別政治的時間化的空間邏輯正是“外來者故事”的基本敘事原則。

二、延續與變異

如果我們對文化原型的理解不局限于榮格所謂“自從遠古時代就已存在的一種普遍意象”，而將原型看成是一定歷史時期某一社群的一種普遍性的心理經驗模式，那么，“外來者故事”無疑就是凝聚著20世紀中國人普遍現代性經驗的一種敘事結構原型，它作為一種潛在的無意識進入創作中，執著地尋求表現，在“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不同歷史時段中頑強綿延，綿延的過程并非簡單的再現。而是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遷而不斷變異。

20世紀40年代，丁玲的《在醫院中》正是表現了“外來者故事”敘事原型在革命語境中的變異。畢業于上海一家醫科學校的陸萍，來到根據地延安偏僻、閉塞的鄉村醫院。她的現代醫學知識、工作熱情與這所醫院無知落后、冷漠狹隘的氛圍產生激烈的沖突。這樣的情節看起來似乎是“五四”語境中“外來者故事”的翻版，但“外來者”的性別身份卻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并非無足輕重，而是意義重大，它導致敘事結構關鍵環節的相應變化。盡管和許多“外來者”一樣，陸萍在格格不入的陌生環境中也很快找到一個異性知己——外科大夫鄭鵬，但她并沒有成為鄭鵬的啟蒙者、引導者，他們只是平等的對話者、同路人。陸萍似乎并不勝任啟蒙、引導這樣一些“外來者”角色的功能，相反地，她自己最后反成了被啟蒙、引導的對象。一個完全不計個人榮枯的異性長者對她的耐心教育，使她心悅誠服地主動放棄自己的立場，離開醫院。這樣的結局也與啟蒙語境中蕭澗秋、呂緯甫們無奈的“來而復去”完全不同。當然，這其中更有性別之外的原因。

盡管《在醫院中》所呈現的城市一鄉村、外一內空間對峙完全符合“外來者故事”所堅守的時間化的空間邏輯，這一邏輯在革命語境中也依然有效。但革命卻改寫了特定空間地點的時間屬性，城市與鄉村、外與內空間對峙中原本承載的文明與愚昧、進步與落后、現代與傳統、新與舊的對立不再成立，而是恰恰相反，城市／外面的世界是墮落、反動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代表著中國的過去；鄉村／內在的空間則是純潔、革命的，因而是進步的，代表著中國的未來。這樣一來，“外來者”陸萍行為的時間合法性就顯得相當可疑，這必然要使這個“外來者故事”面臨敘事危機，因為進化論的時間邏輯一直是“外來者故事”的內在敘事動力。而讓陸萍心悅誠服地放棄與環境的對立則可以使敘事重新回到進化論時間軌跡中。但敘事者對敘事危機的苦心修復，依然無法避免人們對陸萍的指責。陸萍成了進步(時間合法性)的革命共同體中名副其實的“外來者”、異端、他者，這也是知識分子在革命共同體中的位置。這樣的位置恰恰與女性這個性別在父權文化中的處境相似，因此在對陸萍的批評中實際上隱含了對她“知識分子”和“女性”雙重異質身份的指認，這使批評顯得格外苛刻。

其實，《在醫院中》還隱含了另一組更重要的空間對峙，那就是陸萍的出發之地學校與她的到達之地革命機關之間的對峙。這一組空間地點的對峙所承載的意識形態意味在“講述話語的年代”是不言自明的，而類似的空間對峙十多年后再次出現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和陸萍一樣，也是從學校出發來到黨的心臟機關——市委組織部，也與新的空間中的人、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抵牾。敘事的合法性危機實際上早在小說空間位置的設定上就被宿命般預定了。如果說，“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那么，《在醫院中》、《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敘事危機無疑意味著由于社會關系的變遷，誕生于啟蒙語境的“外來者故事”模式對空間的形塑已經嚴重不適應新的社會關系中新空間生產原則，它必須進行一定的變更才能保證這一敘事模式在新的語境中的合法性。

20世紀50—60年代，先后出現了三部名噪一時的電影：《柳堡的故事》、《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這三部電影實際上存在隱秘的關聯性，即都在不同程度上隱含著“外來者故事”的結構因素。這三部作品中都有一個從外面世界來到閉塞、落后鄉村的“外來者”：《白毛女》中的大春是參加八路軍后回到自己故鄉，《紅色娘子軍》中的洪常青和《柳堡的故事》中的李進都是因執行戰斗任務來到吳瓊花和陳二妹的村寨；“外來者們”同樣有著現代文明的背景，也同樣對閉塞傳統空間中女性人物喜兒、吳瓊花和陳二妹進行啟蒙、引導、拯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故事中“外來者”所來自的空間地點，不再是城市、學校這樣的現代空間，而是另一類現代空間——革命軍隊，這就帶來“外來者”社會身份的變化，不再是掌握現代科技文化知識的知識分子，而是紅軍指揮員、八路軍戰士，他們操持的是另一套現代文明的話語。而這又帶來了他們對女性人物啟蒙、施救的方式、過程乃至結果都與“五四”語境中的“外來者”們大不相同。正是這些變化保證了“外來者故事”敘事模式在新的社會語境中的合法性。

當然，盡管存在這些變化，但維持這個敘事模式穩定性的基本成分還是不變的。這個不變的基本成分就是人物的功能。正如俄國形式主義者普羅普在考察民間故事的結構時所說，“人物的功能在故事中取著穩定恒常的成分的作用，不管他們是由誰和怎樣具體體現的。它們構成一個故事的基本成分”。然而，普羅普似乎沒有注意到人物功能的性別差異性。不同性別身份的人物顯然有著不同的功能，而這種性別分工才是構成“外來者故事”中“最穩定恒?！钡摹盎境煞帧?。這三個故事中的人物功能的性別分工與“五四”語境中的“外來者故事”保持嚴格的一致性，男人與女人分別扮演拯救者與被拯救者、啟蒙者與被啟蒙者、導引者與被導引者的角色。正是這一“最穩定恒?！钡摹盎境煞帧敝С种@個敘事結構的完滿運作和被廣泛的認同。其實，在20世紀50—60年代，包含“外來者故事”模式的革命／解放敘事比比皆是?！巴鈦碚摺?革命者)來到一個反動／落后勢力統治的空間，傳播真理的火種，啟蒙、引導民眾起來革命。這是那個年代的紅色敘事最常見的結構模式之一，但其他文本都無法像這三部電影那樣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

上面的分析告訴我們，在“外來者故事”的綿延過程中，有些因素是要隨著社會語境的變化而變化，比如關于城市、鄉村、外、內等空間地點在線

性時間坐標上的位置、“外來者”的社會政治身份等等；而有些因素是不容變更的，比如作為這個敘事模式的基本成分的人物功能的性別分工，它保證了這一敘事模式的完滿運作并被廣泛認同?！对卺t院中》、《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兩個“外來者故事”恰恰違背了這個“變”與“不變”的原則，它們一方面繼續維持“五四”語境對城市、鄉村、外、內這些特定空間地點在線性時間坐標上的位置設定，另一方面卻改變了人物功能的性別分工這個最不容變更的基本成分，讓女性知識分子和女性化的知識分子(在這兩個文本的時代，“知識分子”所表征的就是一個女性化的曖昧、邊緣、弱勢的文化身位，兩者之間常常被重疊編碼)來擔當具有時間進步性、道德優越性的“外來者”的角色，敘事的危機當然就在所難免。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治變動，使知識分子由社會身份體系的邊緣走向中心。這個群體終于擺脫了長期以來的女性化的身份，再一次勝任啟蒙、引導、拯救的“外來者”角色功能。新時期文學將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設置為自己的基本主題，而再沒有比“外來者故事”這一敘事模式更能完滿地展現這一時代主題了：現代文明的信息同樣通過男性帶到偏僻的鄉土，他們是下鄉知識青年或從外地接受現代文明熏陶后返鄉的當地青年?！杜罎M青藤的木屋》(古華)中的李幸福、《小月前本》(賈平凹)中的門門、《雞窩洼的人家》(賈平凹)中的禾禾、《遠處的伐木聲》(蔡測海)中的水生、《西府山中》(朱小平)中的海成……而處身“鐵屋子”內的鄉土蕓蕓眾生中最渴盼也最先感受、回應“外來者”文明召喚的幾乎全是單純而富有幻想的農村青年女性?！杜罎M青藤的木屋》中的盤青青，《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煙烽、《遠處的伐木聲》中的陽春、《西府山中》中的麻葉兒……她們追隨“外來者”走出愚昧的傳統空間，奔向文明的現代世界。

從“五四”啟蒙語境到革命語境再到新時期語境，“外來者故事”中男性人物社會政治身份、文化處境顯然在不斷變化，從“五四”時期的現代知識分子到革命時代的革命軍人再到改革開放時代有文化有知識的青年；但女性人物的社會身份、文化處境卻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無論是祥林嫂、文嫂還是喜兒、昊瓊花、陳二妹抑或盤青青、小月們，事實上并沒有質的差異，都是在“鐵屋子”中亟待啟蒙、解放、引導的客體，現代文明信息的回應者、接受者。性別政治作為我們文化中最普及、最古老、最不易覺察的政治形態，無疑是一種最深刻的意義原型，它滲透在“外來者故事”的結構原型中，支持著這個結構原型的完滿運作、持久綿延。

三、女性“外來者”：時間敘事的頹圮

如果說，“五四”以來，無論是啟蒙敘事(包括新啟蒙敘事)還是革命敘事事實上都是典型的現代性時間敘事，以延續不斷不可逆轉的線性時間為基本特征。那么，20世紀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對仿佛亙古不變的民間生存方式、地域色彩、文化樣態的關注，已然表明一種自足的空間邏輯的出場，從而使文學敘事持續良久的清晰進化論時間指向變得駁雜、模糊起來。而隨后出現的先鋒、新寫實、新歷史、個人化寫作等敘事傾向則進一步質疑、解構了線性時間觀念，以對理性的顛覆、對經驗的整體性、連續性的中斷，對碎片化的歷史場景、自在日常生活、私人經驗、個體身體的迷戀，將空間從線性時間的侵蝕中剝離出來，回到一種自在的、循環往復的狀態中?！巴鈦碚吖适隆蹦Ｊ阶鳛椤拔逅摹币詠憩F代性時間敘事的一種最重要呈現方式必然面臨挑戰。這樣的挑戰率先指向“外來者”的性別身份，因為性別秩序一直是維持“外來者故事”模式穩定性的基本成分。

在尋根代表作《老井》中，攜帶現代文明信息的“外來者”不再是男性而是到外面世界、現代都市闖蕩回鄉的年輕姑娘巧英。不同的是，《老井》敘事自始至終都沒有認同女性“外來者”巧英的視點。敘事所要認同的恰恰是以孫旺泉為代表的生生不息的民族傳統生存方式：打井的成功靠的是孫旺泉們九死不悔的民族精神，而現代化的打井技術只是輔助性的工具而已。這不禁讓人想起20世紀世紀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性藍圖。在這樣的現代性藍圖中，在“體”“用”層面全面接受現代文明的巧英，成了老井村這個具有明確隱喻的空間的名副其實的“外來者”／異類／他者。也就是說，巧英不僅是空間位置上同時也是文化內涵上的外來者。為了強調這一點，敘事刻意在巧英與異類狐貍精之間不斷換喻，巧英最后的離去隱喻了老井村族群秩序對異己、他者的放逐?！独暇返臄⑹逻壿嬕讶槐砻?，在現代中國的空間想象中，女性的空間位置是變動不拘的，既可以是“內”亦可以是“外”。而不變的是這一性別作為主流價值主體之他者的身份。這恰恰體現了現代空間生產的結構性特征，無論是“內”還是“外”，單個空間地點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在與另一個空間地點的相互關系中才能獲得明確定義。重要的不是誰居“內”、誰居“外”，而是“內”與“外”的關系，即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與本土文明之間的主次、優劣關系，正是這個關系建構起“內”“外”空間之間不斷變動的等級秩序。而性別等級秩序卻不隨著空間等級秩序的變化而變化，性別等級秩序始終是不變的。女性無論是處于“內”還是“外”，總是處于次一級的空間位置上。

如果說，《老井》敘事以本土文化的價值優越性質疑了西方—中國、城市—鄉村等空間范疇與新—舊、進步—落后、文明—愚昧等進化論時間范疇之間的同構性，那么，也正是這樣的質疑使《老井》敘事將代表現代文明的“外來者”的性別身份指認為女性。既然敘事不再以“外來者”視點為本位，外來者不再是“自我”而是他者，那么，再也沒有比女性更適合這個角色了。

被認為是新歷史主義代表作的《妻妾成群》其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外來者故事”。受過現代大學教育的新女性頌蓮被抬入陳府——一個幽閉、陰森恐怖的傳統舊式家庭，成為陳府老爺的第四房姨太太。盡管頌蓮是自愿嫁入陳家，但她還是很難融入這個與她成長背景迥異的空間，她孤獨而絕望地守護著自己的內心。在這個陌生的空間中她也找到一個異性知己——同樣有著現代文明背景的大少爺。敘事對頌蓮與大少爺空間位置的處理是意味深長的。不斷游走的姿態似乎使從小生長于陳府的大少爺看起來比陳府的外來者頌蓮更像“外來者”。敘事在不經意之間將兩人的空間位置作了調換，外／內、男人／女人，施救，被救這一“外來者故事”的敘事成規其實一直是小說敘事的一種潛在可能性。大少爺的確有過帶頌蓮遠走高飛的想法，但這種可能性終究沒能兌現，私奔／弒父的情節到底沒能發生。而其中不僅僅因為父的淫威，還因為大少爺一直害怕女人，有明顯的同性戀傾向。這是陳家男人世代孽債的報應。這樣的細節至少包含兩層文化隱喻：其一，大少爺實際上根本無法擺脫陳家的罪孽真正成為陳府空間的“外來者”，這是他的宿命。而頌蓮才是陳府秩序

真正的“外來者”。其二，身體作為一種空間性的存在不再配合進化論的時間邏輯來成就啟蒙敘事最經典的私奔、弒父的主題，弒父成了殺子，進化論時間邏輯在此深受質疑。其實，這樣的質疑恰是這篇小說基本的敘事立場，因為，如果說“五四”以來，是女性由內而外的空間位置的變遷(娜拉出走)，見證了歷史進步的腳步，那么，新女性頌蓮由外而內的空間走向所隱含的意義就不言自明了。

另一個新歷史主義代表作劉恒的《蒼河白日夢》則是又一個著名的“外來者故事”。故事發生在清末一個南方小鎮上。曹家二少爺曹光漢從法國巴黎帶著造火柴的技術設備回來，準備在家鄉辦火柴公社。但火柴總是造不出來，他改造炸藥行刺清廷官員，行動敗露被絞死。二少爺與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但卻也擁有一個異性知己——上過洋學堂的二少奶奶。故事的每一個細節都有著不言自明的隱喻：小鎮／曹府——鐵屋子、閉塞落后的傳統空間，二少爺一“外來者”——現代文明的播火者，巴黎——現代文明的發祥地，造火柴——照亮蒙眾——盜火給造反的奴隸。這無疑是“五四”啟蒙語境中標準的“外來者故事”，但故事的發展卻與我們的閱讀經驗大相徑庭。啟蒙與回應、導引與跟隨、施救與被救的固定情節不僅沒有出現在二少爺與二少奶奶之間，而且二少爺的性無能還導致二少奶奶與他自己從巴黎帶回來的洋技師大路私通，生下一個藍眼睛的男嬰。作為曹廊／小鎮這個傳統空間的“外來者”，二少爺原本是要極力超越這個空間中的一切世俗性存在(啟蒙者一向只重視時間的維度)，但他卻無法超越自身“身體”這個世俗性的空間存在。身體的恥辱在他死后仍在繼續。他的尸體漂浮在渾濁的蒼河水面上，在烈日曝曬下丑陋變形，散發著惡濁的氣味。這是對啟蒙最殘酷、最狡詐的解構，也是空間對時間最無情的狙擊與顛覆?？臻g(身體)對時間的狙擊還指向更深的層面：如果說，曹府是一個充斥著宿命般身體焦慮的空間——老爺為了強身健體終日吞食各種稀奇古怪的物件，大少爺長年累月絞盡腦汁而生不出兒子……那么，不管表面上看起來二少爺與這個空間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多么熱衷于自己的外來、異質的身份，盡力要把自己從這個空間秩序中剝離出來。但身體的困境卻無情地昭示了他與這個空間的不可分割性。當乖張、陰郁而贏弱的二少爺被置于快樂、雄強的大路和朝氣蓬勃的二少奶奶之間時，敘事實際上已經表明誰才是彌漫著死亡氣息的曹府空間真正的外來者。敘事所表征的已不僅是“話語所講述的年代”啟蒙者身份的危機，還是“講述話語的年代”第三世界男性知識分子性別與種族身份的雙重危機。

其實，無論“五四”啟蒙語境還是后來的革命語境、新時期語境的“外來者故事”中，“外來者”的失敗都在所難免，這無損于堅定的進化論時間邏輯。所有的失敗，甚至作為新生事物自身的弱點、缺陷，都不影響“外來者”之于落后傳統空間的“外來”身份，這一空間位置，意味著現代對傳統、新對舊、進步對落后、文明對愚昧的時間優越性，并最終指向一份道德和審美上的優越感。而《蒼河白日夢》卻以身體的邏輯不經意間泄漏了“外來者”的“外來”身份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幻象，一道一廂情愿的風景。

無論是《妻妾成群》還是《蒼河白日夢》，事實上都以“身體”這個曾經長久被忽略的空間動搖了“外來者”男性性別身份、反擊進化論的時間邏輯，從而泄漏了作為“外來者故事”結構最穩定恒常的基本成分的性別秩序的脆弱與可疑。這點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的“外來者故事”中似乎得到微妙的回應。

20世紀90年代中期直到21世紀初的文化語境中，反復出現一些敘述進城受到現代都市風習浸染的農村青年返鄉遭際的小說，這些小說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了“外來者故事”的結構元素?？疾爝@新一茬的“外來者故事”，我們會發現“外來者”絕大多數是年輕女性。例如，《九月還鄉》(關仁山)中的九月、《小姐回家》(聽風堂主)中的阿蓮、《奔跑的火光》(方方)中的英姿、《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孫惠芬)中的李平、《小姐們》(艾偉)中的大姐和眾小姐、《湖光山色》(周大新)中的暖暖等等?！巴鈦碚摺毙詣e身份的變更已然成為“外來者故事”在新的社會語境中的最重大的變異。這個變異又將帶來什么?

無論從敘事結構還是從敘事主題而言，90年代中期名噪一時的《九月還鄉》都可以算是一個典型的“外來者故事”。主人公九月是個文化水平不低的鄉村姑娘，卻在城里從事“小姐”行當?！靶〗恪鄙牟粌H使她積攢下一筆豐厚的存款，還積攢下一些現代觀念、都市生活方式等無形的資本，這一切注定了她還鄉后之于貧窮、閉塞的鄉土的“外來者”身份。但也正是憑借這些從城里帶回的有形無形的資本，九月才得以發揮對貧窮、閉塞鄉土的啟蒙、拯救功能。她在城里所長的見識每每生成家庭、村社事務的良策，她的存款用來開發土地，甚至她在城里訓練有素的身體也可以為村里換回800畝被強征的土地。對鄉土的拯救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救贖，九月漸漸擺脫恥辱的過去、純潔如初。敘事預示著歷經都市歷練而又純潔如初的九月將成為一代新型的鄉村主體，也預示著鄉村將汲取都市的精華去其糟粕來成就自己的現代性。然而，對鄉村現代化前景如此激情詩意的講述卻建立在一個脆弱的細節上，村支書為九月保守著在城里當“小姐”的秘密，村里人包括她的未婚夫在內無人知曉這秘密。那么，一旦這秘密泄露(這完全可能的，村支書保守這個秘密的動機本來就相當曖昧)，九月是否還能被鄉土所接納去共創鄉村美好未來?盡管時間政治與性別政治再一次聯手共謀，但敘事致命的漏洞卻足以讓敘事者苦心經營的時間政治一敗涂地。

而類似的故事在《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獲得全然不同的講述。主人公李平與九月有相似的經歷，但她并沒有像九月那樣成為鄉土的啟蒙者、引導者、拯救者，她始終是歇馬山莊一個名副其實的“外來者”、他者。盡管在這個格格不入的空間中她也找到一個知己——一個同性知己，但卻與啟蒙、引導等等細節都無關，只是一份姐妹情誼，以此來抵擋歇馬山莊的入侵，盛放另一個空間——城里的秘密。但歇馬山莊古老的生活原則輕而易舉地瓦解了這份姐妹情誼，城里的秘密被泄露出來，李平只好再次逃離鄉土。原本是都市的拒絕與盤剝使她選擇返鄉，但返鄉的李平卻再次被鄉土所放逐。鄉村可以接受女性用身體從都市交換來的種種資源，因為這是鄉村的現代化轉型所必需的，但鄉村卻拒絕接受這個身體本身，因為這個帶著都市印記的身體標記著鄉村的恥辱。對于鄉村女性而言，現代化所帶來都市與鄉村、外與內之間的空間移動并不一定指涉歷史進步的腳步，似乎更指涉著要承受來自都市與鄉村的雙重盤剝。她們可能既不屬于都市也不屬于鄉村、既不屬于現代也不屬于傳統，而處于兩者之間晦暗不明的地帶。這樣的經驗已然逸出了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進步與落后等等20世紀經典的

二元對立范疇。一直為“外來者故事”提供敘事動力的進化論時間邏輯在這里變得不再有效。類似的情形一再出現在近年來的《小姐回家》《奔跑的火光》《小姐們》等女性“外來者故事”中。

如果說，性別秩序是維持“外來者故事”結構模式穩定性的基本成分，那么，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外來者故事”中的“外來者”性別身份的游移、變更，已然使這一綿延近百年的敘事模式漸漸偏離進化論的時間軌跡，其意義訴求正在走向駁雜、多元。

通過考察“外來者故事”在近百年的誕生、綿延、流變，我們似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進化論的時間邏輯催生了“外來者故事”模式，時間化的空間邏輯抑或空間化的時間邏輯已然是“外來者故事”最重要的敘事邏輯。這意味著將新與舊、現代與傳統、進步與落后、文明與愚昧這樣一些二元對立的現代性時間范疇嵌入“中國與西方”、“外與內”、“都市與鄉村”等等空間范疇的建構中，而這樣的嵌入還悄然指向另一對空間性范疇，即男性與女性(性別身份也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在中國現代性歷程中，女性由內而外的空間位置變遷(娜拉的出走)一直在見證現代性的時間邏輯，而女性由內而外的空間位置變遷源自男性的啟蒙與導引，于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啟蒙與回應、導引與跟隨、施救與被救的性別分工構成“外來者故事”模式最穩定恒常的基本成分。一旦這一成分產生變動，敘事的運作就會出現縫隙，現代性時間的邏輯也會變得可疑起來；反之亦然，一旦現代性時間邏輯遭遇質疑，“外來者故事”模式中的性別秩序同樣面臨危機。時間的政治無疑是現當代中國的宏大政治，而這種宏大政治實際上一直在尋求我們文化中最古老、最普及而又最不易覺察的“微觀政治”——性別政治的支持，并隱蔽地為它提供新的存在基礎，兩者結成牢靠的共謀。但這么說并不意味著隨著堅硬的進化論時間政治的式微，性別政治也會走向自己的黃昏，恰恰相反，如果說尋根文學以來中國傳統的時間修辭方式正在漸漸被修復，那么，一同被修復的還有同樣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性別政治。時間、空間與性別之間的深刻糾纏，已經并將繼續演繹著一份沉甸甸的“另類現代性”經驗。

[本文為2008年福建省社科基金項目“現代性與被敘述的鄉村女性——五四以來文學中的鄉村女性形象研究”(批準號：20088074)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