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來若干學術問題討論綜述（美學）

對近三十年來美學研究的反思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美學研究在提高人文素質、建設精神文明、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實踐價值；特別是其對審美主體性、審美價值獨立性的確立和存在論美學觀的強調。對美育理論和美育事業的發展給予了強力推動。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近三十年的美學研究并未獲得正確的方向感：越來越走向西方，遠離傳統；而前面那個是否是真正的“西方”，也越來越讓人疑慮不安。出路是退回傳統，恢復歷史感，背靠傳統再面向西方；通過中西比較描述出純粹的中國美學語境。解決純粹的中國美學問題，先作出某些美學個案來。

有些學者認為，審美主義思潮貫穿了整個z0世紀中國的美學研究。而新時期以來的審美主義思潮總的來講是從康德開始又回到康德，但具體來說又經歷了李澤厚等人的啟蒙現代性古典審美主義瀏曉波等人的個人主體論的非理性主義審美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后現代審美文化等三個階段；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當代審美主義文藝思潮經歷了以審美為文藝最高的和唯一的本質的純審美主義、以審美低俗化甚至庸俗化為特征的俗審美主義和以審美的泛化為特征的具有大眾文化性質的泛審美主義三種形態。

有些學者認為，以傳統文藝為對象的經典美學、以審美日?；癁閷ο蟮目旄忻缹W和體現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美學，理應相互制約、相互促進。但在目前消費主義思潮盛行的時代語境下，經典美學話語喑啞，政治美學話語缺席，唯快感美學話語借商業資本的強力支持而大行其道，“感性學”正在滑向“肉身學”；也有些學者反對這種劃分中所體現的精英立場，認為當下的美學包括批判美學、商品美學和超越美學三種形態，都應辯證地分析它們各自的解放意義和負面影響。

有些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的美學研究興起了一股反理性思潮。這股思潮的興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中國美學研究要真正取得大的發展，必須拋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批判地繼承中國的審美傳統以回答中國自身的現實問題；有些學者認為，新時期的美學研究在長時間的“西方語境”擠壓下漸漸催生了“中國意識”，但當下尚缺乏明確的“當代意識”，而西方審美現代性理論中以“現在—當下”為關注點、以“短暫與永恒的辯證法”對待“過去—傳統”和“未來”的新型的時間觀念，正好可以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一把鑰匙。

有些學者認為，囿于傳統的思維習慣，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西方美學研究的重大理論缺失是忽視了分析美學的研究，實際上后者學術積累豐厚，新的學術生長點頗多；有些學者認為，百年中國美學的重大失誤在于完全忽視了少數民族審美文化資源的清理與吸收，事實上后者資源豐富，理應成為中國美學的一種建構性力量；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當代美學理論的建構在方法論上存在著兩大誤區：一是將美學視為哲學的附庸，將哲學命題不經改造直接代入美學研究中；二是將美學視為科學的一種存在方式，企圖用精確的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美學。出路在于：恢復美學的人文學科本性，用人文的方法來建構美學理論。

對中國未來美學研究的展望

有些學者認為，構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理應成為中國未來的美學研究的重要價值取向和現實品格。并應以此為據批判地繼承和發揮中外文化和美學理論的豐富資源；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未來的美學研究理應負載人類崇高的審美理想，引領人們抵達人生價值的理想境界，突出“藝根于道”，重塑當代的“風骨美學”；有些學者認為，城市審美文化空間的塑造、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現象的合理評判等理應成為研究的重點課題。也有些學者認為，未來中國的美學研究應以人與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全面和諧為建構目標。以深切的審美體驗為基礎，專注人的生命與生存，以養生保健為主要途徑大力開展美育建設；還有些學者認為。由于審美高峰的“剎那”可以移“未來”于“現在”，從而憑借“現在”內感時間使終極目的具體可感，因此可以從審美與時間的內在關聯開掘現代性語境下美學的信仰維度。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審美的民族傳統和民族識別標志是內審美，這種內審美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對外在感官型審美有抑制和提升作用，具有提升人生境界、實現人格完善的功能，以及同時涵蓋超驗審美和經驗審美的特點。中國未來的美學研究應當恢復內審美的優良傳統；有些學者認為，關注超驗的美是西方美學史上一個優良的傳統，超驗美的存在也是美學之謂美學的根本價值所在，這種超驗的美在一個充分感官化和欲望化了的時代里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未來的美學研究應當關注超驗的美；還有些學者認為，西方美學思想史上有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兩大傳統。前者倡導經驗性、外觀性審美，后者倡導超驗性、內省性審美。在近現代西方知識論、認識論哲學影響下，亞里士多德傳統占有明顯優勢，但柏拉圖傳統也從未終止。未來中國的美學研究應當在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的基礎上融合這兩大傳統，并通過與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對話實現美學的民族化。

有些學者認為，新世紀的中國美學已進入了一個可以自主創新的時代，為此必須抓住三大關鍵：走出觀念，面對當代大眾的審美實際；以中華審美的特殊性材料研究人類審美的普遍性問題；在自主性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煉自主性理論。有些學者認為，百年中國美學發展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未來的美學研究應以整體論哲學代替主客二分的科學認識論作為哲學基礎，以文化作為美學理論建構的本體，以本民族文化為根基，批判地繼承古代和西方的思想資源，重構中國美學理論體系。也有些學者認為，發端處深受日本美學影響的中國美學研究近年來經歷了從“美學”回歸到“感性學”的過程，但未來的美學研究應當借鑒現代超越論哲學的觀念而走向“超越論的感性論”；還有學者認為，未來美學理論建構不應再追求大一統的宏大敘事，而應結合具體語境中人的活動解構的變化，針對具體的審美現象，探尋特定的與之相應的理論途徑和研究方法。

主要參考文章：

①周計武：《社會轉型時期的美學研完》，載《學?！?，2008(4)；②何志鈞：《新時期審美主義思潮評析》，載《內蒙古社會科學》，2008(4)；③薛富興：《中國美學深化的三個問題》，載《貴州社會科學》，2008(3)；④寇鵬程：《反理性思潮與中國當代美學的現代性》，載《文學評論》，2008(2)；⑤楊光：《審美現代性的時間意識——兼論轉型期中國美學研究的當代意識問題》，載《思想戰線》，2008(5)；⑥張節末：《沒有歷史感就沒有方向感——三十年來中國美學研究的教訓及其解決方案》，載《社會科學輯刊》，2008(5)；⑦王建疆、閻國忠、王元驤：《中西審美傳統與當代現實吁求》(專題討論)，載《學術月刊》，2008(5)；⑧王琢：《美學向感性論的轉向》，載《哲學動態》，2008(8)；⑨聶振斌：《美學理論重構之我見》，載《社會科學輯刊》，2008(5)；⑩范秀娟：《少數民族審美文化資源與當代中國

美學的建構》，載《南方文壇》，2008(3)；⑤馬大康、巫明川：《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視野中的審美——論轉型期美學理論建構》，載《文藝研究》，2008(11)。

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總結與反思

有些學者認為，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完整存在是馬克思學說發生的原動力、整體的出發點和本體論根據，馬克思的美學是在實踐哲學的基礎上，對德國浪漫派美學以人為本的整體性原則與黑格爾的辯證發展的有機整體觀的融合與改造；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美學思想是西方美學發展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理由將前者排除在后者之外，更不能將兩者對立起來。唯有將馬克思主義美學納入西方美學發展整體中才能準確把握其實質和西方乃至人類美學的真實面貌，并確定它在其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美學既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審美、文學、藝術的論述及其所體現的思想，又是后人在一定社會背景下根據一定的知識框架對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理解和重建。后者應重視兩個問題：一是超越傳統視域，將其視為一個由問題、準問題構成的“問題系”。拓展其對象與領域；二是達到理解的創造性，即當代視閾與馬克思的視界融合。這不僅需要以當代問題與馬克思本人的美學問題、準問題和問題系對接，還需要勘察馬克思考察問題的方法論及其現代轉換的可能性，以及應用現代學術包括美學的方法對馬克思的美學問題進行新的透視的可能性。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蘇聯實踐派美學的引入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將實踐觀點引入了美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基點和思維方式，打開了看待美學問題的一個全新的視界。審美心理學、審美文化學研究必須以實踐論美學為基礎并與之結合，這種綜合研究就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建設和發展之路；還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當代美學研究的基本態勢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美學、“超越”美學、消費美學三者的共生與發展，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前者顯得更為切實和重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美學需要對美和藝術發生的變化進行全面的分析思考。這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發展史上一次新的飛躍；有些學者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從哲學、美學、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西方學術的一股潮流，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思潮的影響波及西方整個社會科學領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術研究具有較強的現實感和問題意識，表現在美學研究上就是關注審美話語的現代性意義和歷史衍變，及其歷史與現實意義等。

有些學者則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并非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中國化，而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的審美經驗和藝術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中國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其審美合理性是與政治正確性緊密相連的，它在理論模式上體現為中國式審美意識形態：即跨越審美現代性而將審美價值與社會生活諸種其他價值割裂開來的美學范式，把文學藝術作為社會對立面和批判力量的存在方式轉化成為社會變革服務的上層建筑力量。也有些學者認為，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歷程體現了從廣義功利主義向狹義功利主義演變的特點，從而給自身帶有了比較明顯的局限性；還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創始人十分重視從美學的角度對現代性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作出辯證的分析、思考，而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界，對從現代性視野審視馬克思主義美學重視不夠。

主要參考文章：

①劉綱紀：《我的馬克思主義美學觀》，載《湖北大學學報》，2008(1)；②聶運偉：《美學與馬克思學說的總體結構》，載《湖北大學學報》，2008(1)；③王元驤：《論馬克思主義美學在我國當代的演變》，載《湖北大學學報》，2008(2)；④劉康：《現代性、現實感與問題意識——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與美學研究的一點思考》，載《湖北大學學報》，2008(2)；⑤汪正龍：《關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解與重建的方法論思考》，載《湖北大學學報》，2008(3)；⑥周欣晨：《求索于文學與政治之間——“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甘肅社會科學》，2008(1)；⑦俞兆平：《現代性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美學》，載《天津社會科學》，2008(2)。

(鐘華)

(文藝學)

對三十年文藝學研究的總結

(一)三十年文論發展的軌跡

有的學者認為：近三十年文論發展的軌跡是從審美論到語言論再到文化論。也有學者認為，其軌跡是從認識論到審美論再到文化研究。另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文藝理論經歷了反思和恢復傳統文學理論、在同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和本國文論資源碰撞融會中設計文學理論新形態、具體構制和建設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新形態這樣的“復蘇”、“探索”、“建構”三個階段。在與西方知識的比較中，有學者認為，三十年文藝學走過了返正一開放一深化的歷程：返正是以回歸現實主義為主題，糾正前此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歪曲，開放即以西方理論建構各種文藝學。深化則是在全球化語境下面對當代文化現實與西方對話。

(二)三十年文論發展的成就及存在問題

對于三十年文藝學發展的成就，有學者概括為：展開了多元理論話語的學術視野，融會了西方現代理論批評的主要成果，吸納了西方最激進的理論批評。女性主義理論和批評形成了氣勢，西方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有機融合；初步醞釀了中國本土理論。

也有學者認為，近三十年來，由于文藝學知識生產的外部環境、自身知識場域等原因，三十年來文藝學在學習西方、關注本土經驗以及文論的創造性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問題，這些導致了當代中國文論失語癥現象的出現。此外。如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薄弱與滯后的狀況也并未改變，而且未能很好地處理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系。

(三)三十年文藝學研究的特征

有學者認為，新時期我國文學理論的整體特征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多樣化地走上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之途。另有學者認為。正是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為新時期文藝理論提供了觀念變革的現實動因和思想創新的歷史舞臺，同時也正是新時期的歷史本身以其時代性的烙印模塑了新時期文藝理論研究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主要體現在向國外文藝理論、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古代文論的優秀傳統、蓬勃發展的鮮活文藝實踐開放四個方面。開放為新時期文藝理論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使之具有了包容、綜合、闊大的學術氣象和時代風貌。

主要參考文章：

①童慶斌：《審美論—語言論—文化論：新時期三十年文論發展軌跡》，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08(4)；②王一川：《從啟蒙思想者到素養教育者——改革開放三十年文藝理論的三次轉向》，載《當代文壇》，2008(3)；③汪正龍：《文藝學研究三十年》，載《文藝爭鳴》。2008(11)；④董學文；《近三十年我國

文學理論的“轉型”問題》，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4)；《新時期文學理論回顧與反思的幾個問題——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9)；⑤章輝：《西方知識與本土經驗：中國文藝學三十年》，載《人文雜志》，2008(6)；⑥陳曉明；《文藝的當代性：改革開放三十年理論與實戰》，載《文藝研究》,2008(12)；⑦代迅：《文明重心的東移與本土傳統的復興——新時期文學理論三十年回顧》，載《文藝評論》，200B(2)；⑧譚好哲：《論新時期文藝理論的開放性特征》，載《理論學刊》，2008(8)。

當代的文論建構

有學者認為，有必要在審美論、語言論和文化論三元兼攝的“文化詩學”路徑中，進一步推動文學理論的研究。有學者認為“現代性”是個多義的、模糊的、理解分歧的概念，反對以“現代性”為指導，及以“建設中國現代性文學理論”的口號，認為新時期應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文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這不但符合科學發展觀，也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使命相一致。

另有學者認為，中國知識界思想氣象孱弱無力、缺乏剛健精神。中國的文藝學研究存在著思想的缺失和學術的萎縮。中國文藝學必須有思想。嚴肅的文藝學思想創造必須以中國為根基，以當下中國精神生活為軸心，必須堅持價值優先原則，唯此才能為重建中國的思想世界作出自己的貢獻。

有些學者認為，當代中國文論構建上原創性不足之弊，反映著社會轉型過程中話語轉型的滯后現象?？朔@一弊病，不能單靠“學習西方”或“回歸傳統”，而應致力于外來資源與本民族生活實踐及思想文化傳統的結合。具體說來，便是要立足當代，活用資源，讓古今中外不同的話語系統走出各自的封界，面向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況與生命體驗。開放其自身，進而引發彼此之間的思想碰撞與話語對釋，以實現雙向超越和綜合創新。

在借鑒西學方面，有學者通過分析巴赫金理論對中國文論建構的影響如精神上的共鳴、學術觀點的吸收、方法論上的借鑒，指出：文學理論與我們的現實密切相關，應重視民間文化的視野。理論建構不能脫離對文學作品的研讀。有些學者認為，當代西方的文學理論強調歷史敘述與文學敘述的類似，但走向極端，易導致抹殺歷史與文學、事實與虛構的區別；我們應該重新思考現實、歷史、再現、文學與歷史的關系等重要的觀念與范疇，逐步由極端走向新的、更合理的平衡。有些學者通過剖析崇高美學、生存美學、解構主義文論的特征認為，在建構中國當代文論的過程中，應該把握在精神生產和話語生產之中的必然性、偶然性和可能性的辯證統一，建構起多維主體發展論；把文論與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緊密結合起來，建構起精神生產和話語生產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在實踐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把握文本意義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辯證法，綜合中國傳統文論，建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話語實踐的文本意義論。

在繼承傳統方面，有學者認為。對話是揭示和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當代性意義的重要切入口。在對話的過程中。超越中西、古今文化二元對立的認識與評價模式，尊重產生于不同的歷史時空的文論話語系統之間的文化差異性。強調平等性、包容性，以形成一個充滿多種可能和多種張力的思想過程的理想之對話，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當代性意義之生成，并且呈現為一個充分開放的系統，尤為重要。有些學者認為·要使中國古代文論從“失語癥”中解脫出來，應首先承認中國文論較之西方詩學的異質性和話語獨立性，避免“以西釋中”或“以中注西”的傾向；其次，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個命題中進入“古今對話”的現代闡釋性理論視域；再在“古今融會”的同時進行。中西化合”，以中國文論的話語規則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論資源，最終達到中西跨文明對話語境下的“中國化”研究。有些學者針對“文論失語”與“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認為中國文論的現代實踐為文論創新提供了人生體驗與文學體驗的感性基礎，形成了中西交流與比較的基本思路，并取得了相當重要的理論實績。從科學主義轉向人文主義，能夠根本改變對于中國現代文論的整體評價，為文論創新尋找到它的現代資源。

主要參考文章：

①董學文：《文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或《文藝論衡》，2008(3)②程勇；《時代思想氣象與文藝學研究問題》，載《文學評論》，2008(3)；③陳伯海：《“原創性”自何而來——當代中國文論話語構建之我思》，載《文史哲》，2008(5)；④童慶炳：《巴赫金與當代中田文學理論話語》，載《文藝爭鳴》，2008(3；l⑤張隆溪：《記憶、歷史、文學》，載《外國文學》，2008(1)⑥張弓：《崇高美學的文論與當代中國文論的建設》，載《西北師大學報》，2008(4)⑦張玉能、張弓：《解構主義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建設》，載《江西社會科學》，2008(9)；⑧黨圣元：《對話與中國古代文論當代性意義之生成》，載《社會科學輯刊》，2008(1)；⑨曾順慶、王超：《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道路——對“中國文學批評”學科史的反思》，載《中州學刊》，2008(2)；⑩劉鋒杰：《文論創新的“現代”資源——對中國現代人文主義文論的一種期望》，載《文藝理論研究》，2008(6)。

(虞蓉)

現代文學研究

(一)文學史觀

有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還很年輕，還有巨大的開拓空間。其危機來自學科內部：學科研究的日益豐富與理論外殼之間的不相容性。中國現代古體詩詞的研究、通俗文學的研究等領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可是現有文學史的框架不足以包容這些方面。也許，廣義上的“俗”文學的思潮及其創作，理應占據文學史的大部分篇幅，而真正體現“五四”新文學的戰斗精神和注重藝術形式革命的純文學的傳統，反倒是占據了小部分，屬于比較尖端的核心的部分。

有學者認為，要從通俗文學史的角度，為構建多元共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做基礎性的工作。不能從觀念出發建構文學史。如果考慮到通俗文學，則以1892年出版的《海上花列傳》為起點比較合適，文學史則提前了二十五年。在以“五四”為主的先鋒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關系，過去錯位地認為是敵我矛盾，其實在革新與繼承，各有側重，殊途同歸。通俗不再是文學史中的另類，不再是陪客，而是主人中的一員。

有學者認為，進人21世紀，由于“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也由于社會時空、文學功能和美學趣味的巨大變化，教材型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時代社會和文學發展的需要，急需建立一個更為公正、平等與合理的價值評估體系。這個評估體系是以人道主義為最高原則，以真善美為三個閃光點，其最大優勢是具有普世性、超越性、公正性和人本性的功能特點。

(二)文學史研究方法

有學者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該重視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互動，在中國現代，不僅是政治作用于文學，文學也以

自己的方式作用于歷史。換言之。不僅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文學，文學也在一定意義上創造了歷史。

有學者指出，現有的“大而全”的文學史忽略了文學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因而提出了把文學史當作文學故事來講的設想：其基本講述方法是一些重要自然時間點或時間段為“經”，以重要文學作品和作家活動、思潮、流派、社團及社會文化的歷史性事件為“緯”，編織成一個接一個的“文學故事”。

有學者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存在著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理主義的先驗邏輯思路，其表現形式為先對命題以理論預設，再由此出發進行演繹推導，材料論證，其結果往往背離了歷史的真實與作品的意圖，產生了誤讀。認為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要恢復以培根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實證歸納邏輯傳統，強化以史實為證，納入歷史語境，從事實經驗的考察中，綜合分析得出相對真理性的判斷。

有學者把晚清至今的中國文學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晚清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稱為中國現代Ｉ文學，第二時期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稱為中國現代Ⅱ文學。前者致力于表現民族國家的現代性體驗，后者致力于表現流動的現代性體驗，認識這兩者之間的斷連帶非常重要，“77”后作家的出場及朦朧詩、尋根小說、先鋒小說等沖擊，為現代文學Ⅱ的發生在文學創作對象、根基、形式等方面實現了突破，文學被影視等大眾文化取代的事實對文學的影響不可低估：一方面容易滋生失落感，一方面意外獲得自由探索與創造的契機。

(三)語言與現代文學關系研究

有學者認為，如果站在現代語言學的角度對“五四”白話文革命進行考辨，可以發現，出于對西方文明的向往，以象形文字為本位的漢語卻走上了聲音中心主義的道路，本質是要“去漢字化”，“白”成了語言的最高和唯一標準。語言的思想本體性、文學性被扼殺。甚至提出了“作詩如作文”“作文如說話”的幾近荒謬的觀點，將文章詩歌的語言降到說話的水平。就現代漢語的發展而言，應該重返字本位，開發現代漢語的詩性，正視口語、書面與詩歌三類語言的區別以及個性，提高新詩的語言水平。

有學者針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把“語言”作為“剩余物”的狀況，提出把“語言一文學漢語”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關鍵詞的主張，甚至認為應該從語言的角度來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因為從語言與文學、漢語與中國文學的關系看，二者具有同一性；黃人的《中國文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和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三部著作在處理語言與文學史關系時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與可以避免的教訓。

有學者認為瞿秋白關于中國文化革命的設計路線大體經過4"階段或者說三個程序：文學革命—文腔革命—文字革命，他認為“五四”文學革命半途而廢，尤其是造成了半文半白的五四白話文，因此要發動新的文化革命來打倒舊小說的白話文和五四文學的新白話，最后造就羅馬化的新中國文。瞿秋白對中國文字改革，中國文字的拉丁化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并且還制作了拉丁化的拼音方案。不過這條道路并沒有可能走下去。是令人惋惜的。

有學者指出，文學語言由充滿限定性的語言符號構成。它的矛盾與復雜之處在于它以語言突破語言的遮蔽，以自身反擊自身，召喚文學應成為語言的烏托邦。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由于時代轉換和文學變遷，語言和人的關系問題顯得格外有意義，其文學發展史就是一部語言流變史，文學語言就是不斷“反”的進程。

(四)左翼文學

有學者認為，“左翼”一詞在文壇受到關注，緣于1930年“左聯”的成立。20世紀30年代文學領域的左翼組織，其功能主要不在推動創作，而是通過各種方式維護和規訓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左翼”身份。其所謂“左翼文學”并不指向實際的文學內容。另一方面，不少加入左聯的作家以個人的名義發表作品、創辦刊物和編輯叢書。在上海形成了一個不受左聯組織掌控的文化出版空間。通過這一空間，他們向公眾勾勒、展現其“左翼”的身份想象與訴求，一個為世人所矚目的“左翼文壇”得以走上歷史舞臺。而40—70年代大陸中國文學對30年代左翼文學的繼承，主要體現在政治組織對作家乃至知識分子的管理和規訓方面，其文學創作則因為出版環境的變化而大相徑庭。

有學者認為，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一批左翼作家詩人在文學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但是到解放區后。語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丁玲、艾青、何其芳，他們早期作品的語言體現出強烈的個性色彩，具有立體性和形象性。到解放區后，語言出現了概念化傾向。這種轉向表現為：從語言的自我個性張揚到自我個性的淡化，從語言的多色彩多聲部到不自覺的理念化和抽象化，其修辭手段也盡量向革命化靠攏。

有學者認為，恩格斯在談論巴爾扎克的文學創作時，指出盡管巴爾扎克在世界觀上是落后保守的，但是由于他具有嚴格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也寫出了好的文學作品。這是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恩格斯的觀點引入中國后，一直強調世界觀重要性的左翼文學批評界感到非常尷尬，左翼文學批評界重新闡釋了“巴爾扎克難題”，修正了恩格斯的觀點，確立了世界觀第一，作家應該先行改造世界觀的結論。但是反諷的是，這種修正最終卻將馬克思主義觀念變得簡單和僵化，并極大地破壞了文學生產力。

有學者認為，中國左翼現實主義主要指向作家及其作品積極介入社會生活的態度或精神層面，而敘述的再現性技術問題則受到冷落，雖然從普洛文學運動初期的倡導文章來看，左翼現實主義的發生和“五卅”前后一系列的工人運動有關，但是中國左翼現實主義理論主要是從日本轉手翻譯過來的蘇聯文學理論，并且，左翼社會理論的理想色彩造成了左翼現實主義對浪漫主義的吸收，甚至可以說，在左翼現實主義觀念中，由政治傾向性帶來的浪漫主義比現實主義成分更具有基礎性。

主要參考文章：

①陳思和：《我們的學科還很年輕》，載《文學評論》，2008(2)；⑦范伯群：《構建多元“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史實與理論依據”》，載《文藝爭鳴》，2008(5)；③朱德發；《現代中國文學史重構的價值評估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6)；④王彬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互動》，載《文藝爭鳴》，2008(1)；⑤郜元寶：《沒有“文學故事”的文學史——怎樣講述中國現代文學史》，載《南方文壇》，2008(4)；⑥俞兆平：《命題預設與史實語境——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觀念與方法的思考》，載《學術月刊》。2008(6)；⑦王一川：《中國現代Ｉ文學與現代Ⅱ文學的斷連帶》，載《文藝研究》，2008(4)；⑧朱恒、何錫章：《“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學考辨》，載《文學評論》，2008(2)；⑨文貴良：《回歸與開拓：語言—文學漢語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的關鍵詞》，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8(2)；⑩胡明：《從文學革命、文腔革命到文字革命一瞿秋白文化革命路線圖詮解》，載《中國文化研究》，2008(3)；⑾

王中：《文學語言的自由和人的自由——兼論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的流變》，載《中國文學研究》，2008(3)；⑿曹清華：《何為左翼，如何傳統——“左翼文學”的所指》，載《學術月刊》·2008(1)；⒀吳竟紅：《試論部分左翼作家語言的“革命化”轉型》，載《文史哲》，2008(5)；⒁劉衛國：《“巴爾扎克難題”與中國左翼文學批評中的世界觀論述》，載《文學評論》，2008(2)；⒂張傳敏：《中國左翼現實主義觀念之發生》，載《文學評論》，2008(1)；⒃張鴻聲、祈洋波：《周氏兄弟的戲劇觀與戲劇家齊如山》。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6)；⒄姜濤：《從會館到公寓：空間轉移中的文學認同》，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3)；⒅楊迎平：《小說家施蟄存對戲劇的關注和貢獻》，載《社會科學》，2008(9)；⒆于文秀；《對文學本質的超越性訴求——梁實秋文學觀論析》，載《文學評論》，2008(6)。

(文貴良)

古代文學研究

(一)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古代文學(兼及近代文學和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

有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總的趨向是擺脫了種種束縛，走上一條寬廣通達之路。三十年的變化包括三個方面：更新觀念方法，重視資料考辨，回歸文學本體。但各個方面又仍存在著一些問題：總的看來古代文學研究者對理論和方法仍顯得比較淡漠；古籍整理和資料考辨選題重復，水平參差；在作品文本的藝術分析方面富于個性的研究成果還不多見。此外，三十年來，我們在介紹國外的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中國的研究成果還沒有引起國外學者的廣泛的充分的注意。

一種觀點認為，在社會現代轉型中，古代文學所依托的文化環境逐漸被破壞。三十多年來，西方文化大面積滲透，使古代文學與當代生活、當代讀者直接對話的語境基本喪失。古代文學的當代關懷要相對滯后些。因此既要積極探索把研究成果推向社會的方式，增強與當代生活的對話能力，回應和支持當前的文化建設；同時也要鼓勵單以學術傳承為目的的學術研究，以確保學術的獨立和純凈，為后續研究提供更準確、權威的研究基礎和信息資源。

一種觀點認為，規范化的加強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古代文學研究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但規范化的另一面是突出的技術化的體現。它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也磨平了研究者的學術個性；考據的技術化傾向造成理性思辨的缺失，關注文獻來源的真偽而忽視更重要的內容真偽與使用效果的考察思辨，關注文獻的搜集與排列而審美感受趨于弱化甚至枯竭；研究證據的板重臃腫造成可讀性的缺失，堆垛材料的背后的真實原因乃是分析能力、審美感受與理性思辨的嚴重缺失?？傊?，研究技術的進步應該成為提高研究水平與研究效率的有效手段，而不應該成為偷懶的借口與思想的障礙。

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從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著眼，近年的古代文論研究有幾個新的趨向：首先是對基本文獻的全面清理，其次是學術視野的擴展，其中最明顯的是引入接受美學的觀念，以選本為中心的接受研究成為學位論文的熱門選題；最后是理論闡釋的深化，對古代文論范疇、概念系統的原理論考察和“風骨”、“詩史”、“趣”、“意境”等具體概念的歷時性考察，不僅呈現了概念內涵的復雜性和階段性變化，也在整體上提升了研究的理論品位。而主要存在的問題是課題過于集中在少數人物和論著。同時又無學術規范，陳陳相因，同類的論著章節，內容大同小異，對問題的闡釋則常流于平面化，缺乏歷史感。今后古代文論研究的長足進步，首先有待于古代文學和古代文論兩個專業的打通和融合。

一種觀點認為，三十年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從改革開放伊始的1978年到1988年近代文學研究學會的成立，是近代文學研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無論是文學史還是專著，包括資料的搜集整理。持論均較為拘謹，題材也相對集中。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近代文學研究取得長足進步的階段。研究者勇于突破禁區，質疑權威，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理論資源大膽借鑒，以西方-理論返視中國傳統的文學資源，得出新的結論；同時頗具整體性眼光：既注意把近代文學研究置于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的宏闊背景下進行整體觀照，又注意仔細梳理文學內部不同文體要素在新的時代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開始有意識地把近代文學研究與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進程聯系起來考察。進人世紀之交，近代文學研究出現了新的因素，包括學術研究的檢討與總結，近代文學個案研究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文學的文化研究更加活躍，更加注重由單純的史料搜集、?？?、整理、以史證論走向史論結合、論從史出。

(二)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寫作

一種觀點認為，以更開闊的視界，吸納來自不同知識體系的思想資源。特別是文學史所從屬的史學領域諸多的觀念和方法，包括現當代以來西方主要的史學流派及學說思想，在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具體扎實的“多邊互鏡”，對克服文學史研究的因襲與平庸，十分切要。首先是對史實史料的正確認知與處置。當代西方史學十分重視所謂“碎片”的研究。文學史說到底是一種專門史。重視這種細節與過程的研究，完全可以造成新的歷史。其次是對文化整合，必要性的正確認知與處置。包括政治史和經濟史的深廣影響。也包括人口史、家庭史、婦女史、習尚史等紛雜的內容。只有這樣，文學史才有可能從一種單純的時間歷史轉向空間歷史，從表層平鋪的歷史轉向立體深描的歷史。再次是對規律探索的正確認知與處置。從確立文學史不是“觀念史”而是“經驗史”的角度出發，重新認識所謂脈絡和規律，弄清其在什么范圍和多大程度上存在，從而避免邏輯歸納的失準與失效，對文學史研究非常重要。要之，統合三者，綜合研究，方可真正彰顯我們一直期待的“大文學史觀”的理念。

一種觀點認為，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簡稱“《新著》”)將文學中的人性的發展視為貫穿中國文學演進過程的基本線索。文學首先是藝術的，高級的文學藝術在審美的迷醉中啟發人性的認識，拓展著人生的境界，因此。文學與人性的關系是無法分割開的；文學史的過程并不僅僅是藝術的創新鏈，它同時也是人性的去蔽過程，在歷時的過程中展開著人性的空間可能性?！缎轮繁３至恕芭f著”高揚人性這一學術個性，同時又將其進一步具體化于歷史的分期、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與評判，在一些關鍵環節上進行了原創性的學術發掘，使人性與文學性相融相生，相互映照?！缎轮饭沤褙炌ǖ奈膶W史視野改變了此前以朝代或體裁演變分期的板塊格局，凸顯了一系列文學精神的完整運勢，且書中的此類“大判斷”是建立在具體細微的實證基礎之上的。在解讀文學經典方面，作者作了比較精細的文本分析，貢獻了一些原創性的發現；《新著》與1996年版舊著展示給讀者的不僅僅是對文學歷史的去弊與再釋，同時也是作者對文學性、對人的存在狀況與本質的一種思考，這種思考，其實正是

以學術的方式積極參與作者所處的時代的精神探索。

一種觀點對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秉承的中國“文學發展過程與人性發展同步”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對歐洲文學發展規律的套用，而中國文學、中國作家對人性中的群體性一面寫得較多，對個性的一面寫得較少，因此不符合中國文學的發展實際；人的社會性中包含了集體性、民族性、對國家對民族的摯愛性，等等，《新著》僅僅把人性歸結為以人的個性、自我利益為中心等內容，不符合人性的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新著》把文學作品中的人性自由表達理解為作家的感情，以此作為衡量作品藝術力量的標準，從而置換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標準；《新著》闡述了人性發展制約下的文學的美感及其發展，人性與美感之間雖有某種聯系，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美學范疇，不是誰制約誰的關系。

一種觀點以十卷本多民族《中華文學通史》的編撰為基礎。認為在近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大批少數民族文學史著作的編寫和出版。它們拓展和豐富了文學史著作的版圖。隨著諸多少數民族文學史著作的出現，又引出了民族文學關系的探討和研究。這種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引入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是以探究各民族文學相互影響的歷史實際，并由此作宏觀探討為主要特點的研究；同時這種宏觀探討反過來又有助于各民族文學史個案研究的趨向深入。文學史寫作的創新，需要通過不斷的多樣化的實踐來推進和發展，多樣化的實踐當然包括體例的多樣化。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是為了總結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上升為理論，還有助于豐富文藝理論。中國文學史編寫工作自身也需要總結歷史經驗，避免兩種片面性。即盲目臣服和隨意罵倒的片面性，多一點實際，少一點空想。

一種觀點以《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寫作為基礎，認為一個過去的文本流傳至今要經過許多層面，而其中某些層面對文本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以至于我們觀察過去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前人的視角。而那些前人的動機既不同于我們自己的，也不同于材料產生時期的人們的。由此得出三點結論：(一)我們常常發現一些建立在不能成立的假設之上的判斷；(二)后代保存適合他們口味和觀念的文本，而聽憑那些挑戰這些口味和觀念的文本佚失；(三)后人任意塑造前代流傳下來的文本，使這些文本符合他們的觀念與信仰，用他們自己的見解和標準“修正”前代。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文本證據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將瓦解標準的文學史敘事。對一個文學研究者來說，最艱巨的任務就是忘記我們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東西，并帶著一些基本的問題重新審視文學的過去。一方面，我們可能會印證我們以前的很多信念；但另一方面，文學史也常常會呈現出新的富饒。

主要參考文章：

①袁行霈：《走上寬廣通達之路——新時期古代文學研究的趨向》，載《文學遺產》，2008(1)；②左東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轉型期的技術化傾向及其缺失》，載《文學遺產》，2008(1)；③武新軍：《“改革開放30年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8(4)I④蔣寅；《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載《文學遺產》，2008(1)；⑤關愛和、朱秀梅：《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三十年》。載《文學評論》，2008(4)；⑥汪涌豪：《文學史研究的邊界函待拓展》，載《文學遺產》，2008(1)；⑦查屏球、苗田：《作為審美的、人性的及當下話語參與的文學史寫作——讀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⑧陳遼：《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是什么?——兼與(中國文學史新著)商榷》，載《鹽城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5)；⑨鄧紹基：《永遠的文學史》，載《文學遺產》，2008(4)；⑩宇文所安：《史中有史——從編輯(劍橋中國文學史)談起》(上)、(下)，載《讀書》，2008(5)、(6)。

(徐艷)

(責任編輯：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