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菲爾丁小說中的合理利己主義思想

杜　娟

[摘要]作為一位富有道德訴求的小說家，菲爾丁在《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和《阿米莉亞》三部主要小說中明確提出了“美德有報”的倫理思想，其中蘊涵的道德獎勵意味，深刻反映了這一思想所具有的利己主義特征。與注重觀念推演的倫理學家不同的是，菲爾丁充分關注利己主義道德行為展開的具體情境：他強調主人公的仁善動機源于自然的感性沖動，并通過助人美德客觀效果的講述，提出了助人才能助己、個人幸福與他人幸福相結合的基本模式。而其中有關強調情感而非物質的現實報償及榮譽問題的描寫，也充分反映了菲爾丁為主人公道德成長尋求價值回饋的敘事意圖。

[關鍵詞]亨利·菲爾??；美德有報；合理利己主義

[中圖分類號]110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81X(2009)04—0454—05

在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三部主要的長篇小說——《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和《阿米莉亞》中，無論是忠貞正直的安德魯斯、豪爽仗義的瓊斯，還是溫和友善的布思，都是作者極力贊頌的道德英雄形象，整部小說便是男主人公的道德成長史。他們通達完美的道德境界后面，不僅在愛情方面得償所愿，而且還通過和女主人公的結合獲得了巨大財富。從作品一致性的敘事邏輯來看，這一大團圓式的圓滿結局，固然反映出菲爾丁小說對此前歐洲傳奇文學敘事格局的繼承和革新，亦體現了菲爾丁“美德有報”式的合理利己主義倫理觀念。這一思想不僅與由希臘斯多葛哲學而流傳至今的“因果報應”觀念有別，也與同時代其他作家筆下的極端利己主義思想不盡相同。反映在小說文本中，其合理利己主義思想的獨創性主要在于三個方面：其一，在人物塑造上，強調美德源于自然的感性沖動，而非理智、功利的利益考量；其二，在情節發展上，提出助人才能助已的運思模式；其三，在結局安排上，強調情感而非物質的現實報償，并且注重榮譽的價值取向。

一、利己行為的情感動力

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美德有報”的故事格局并非由亨利·菲爾丁始創。在18世紀，首先在小說中使用這一敘事結構的是塞繆爾·理查森。1740年理查森發表了書信體小說《帕梅拉》(Pamela)，其副標題就赫然是“美德有報”(Virtue Rewarded)。這部大受歡迎的作品敘述一位年輕的女仆如何拒絕少東家的種種威逼利誘，堅守自己的貞潔，終使得主人為她的美德所感動，正式娶她為妻的故事。然而，在菲爾丁看來，這位女仆的“美德”行為的動機卻不純粹。因此，菲爾丁于1741年以科尼·克柏(ConnyKeyber)的名字發表了《莎梅拉》(A72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s．ShamelaAndrews)，用夸張和反諷的藝術手法取笑了《帕梅拉》中不合情理的做作之處，正式宣告踏入英國小說界。

盡管如此，菲爾丁并未拒絕“美德有報”式的敘事方式，而是將之賦予了新的道德內涵。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帕梅拉》中某些理查森式的道德意識，恰恰成為了菲爾丁實施道德超越的邏輯起點。首先，最能體現菲爾丁合理利己主義道德觀念的例證，即是他對小說人物道德行為的心理動機的描寫。與許多近代倫理學家一樣，他試圖在人的本性中去尋求道德動機的正當性。他強調只有出于人類天然情感的善行才是具有道德價值的善行。菲爾丁的這一觀點，顯然受到了沙夫茨伯里情感主義倫理學的深刻影響。在菲爾丁的小說作品中，他曾多次提到了沙夫茨伯里，說明他對于沙夫茨伯里的倫理著作非常熟悉。沙夫茨伯里的倫理觀主要是基于經驗論提出的，不過與霍布斯、洛克的感覺經驗論不同，沙夫茨伯里的經驗論是對道德行為的發生機制和道德評價機制持心理情感論。在他看來，人的道德行為是受到情感驅動的，同樣人的道德價值判斷也是源于人的“道德感”——這種人特有的感悟道德善惡的“內在感官”，亦即菲爾丁所謂的道德情感。后人評述道，“他(指沙夫茨伯里——引者注)揚棄了理性，而把情感作為價值標準的心理形式，從而克服了中世紀倫理學與新柏拉圖主義的那種只講倫理學的自覺原則、不講倫理學的自愿原則的偏向，也就是說，把主體自由的問題弘揚了出來?！?第180頁)而對主體自由的弘揚，恰恰也構成了菲爾丁刻畫英雄人物的一個主要方法?？梢赃@樣理解，由于菲爾丁將道德情感當成是人物的道德動機，因此像湯姆·瓊斯等人有時盡管看似被動，但由于他們對自己內心道德情感的忠誠，從而在道德選擇中表現出了英雄人物才具有的主觀能動性。菲爾丁曾借助布思之口說，每個人行事都不是受到了神秘命運的推動，“每個人都只是受他心中主導感情的力量支配而行事，而不會做與此不同的事”(第15頁)。這就是說，道德情感其實成為了善惡分野的最終依據。

因此，在亨利·菲爾丁的筆下，大部分正面人物都是性情中人，他們極度珍惜和重視情感。安德魯斯在困境中仍去找尋范妮，不離不棄；瓊斯為了避免自己的愛情給蘇菲亞帶來傷害，毅然離開故鄉；布思不僅具有像湯姆一樣受女人喜歡的“殷勤豪爽的性格”口(第119頁)，而且在愛情方面也具有為對方犧牲的獻身精神。至于道德的典范奧爾華綏先生，當他看到床褥中的棄兒用小手緊緊捏著他的手指頭，“仿佛在向他哀呼求救”(第16頁)，他當即就決定收養他。由此證明，這種道德感不僅是人心中的某種情感，而且還能體現行為的意向性，最終會導致具有道德價值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說，英雄行善出乎個人的道德情感，體現了剝離理性的感性沖動。

值得注意的是，菲爾丁對情感動力的描寫不僅體現了人物對美德的追求，亦為主人公的道德瑕疵賦予了動機的正當性?？梢赃@樣理解，只要他們的道德情感是正當的，那么即便犯下某些過失也值得原諒。在菲爾丁筆下，英雄人物的種種不當之舉大多與他們過于充沛的同情心有關，這類人物顯然非常容易受到人類情感天性的指引。如“瓊斯生來就是個血氣旺盛的人”(第233頁)，當他聽到病中的奧爾華綏先生已無性命之虞，還高興得開懷暢飲。盡管醉酒是一種道德過失，但由于這一行為情感動機的正當(瓊斯對奧爾華綏先生的關心)，因此醉酒事件在菲爾丁看來是完全可以原諒的，他甚至引用古希臘演說家厄斯吉尼茲(Aeschines，公元前389—314)的名言“對鏡見真容，酒醉顯真心”(第232頁)來為湯姆進行道德辯護。這一事件說明，湯姆的同情心這一正當的道德情感遠比醉酒的道德瑕疵更值得肯定。

二、助人利己的敘事模式

除了強調人物身上源于感性沖動的仁善動機外，菲爾丁還在自己的小說中構建了一種特殊的敘事模式，即主人公幫助他人的美德善行，最終都會以不同的形式反過來幫助自己脫離生存險境。主人公看似利他的助人行為，其實具有某種利己的美德后果。盡管他們在幫助別人時并不貪圖回報，但美德有報的行為后果卻的確推動了主人公自身的道德成長。在這個意義上說，主人公的仁善之心是因，獲得回報是果，而他們的助人行為從本質上講就是助己，這一敘事邏輯亦鮮明地體現了菲爾丁合理利己主義的倫

理思想。

如在《湯姆·瓊斯》中，當那位曾經被主人公無私救助過的客棧女主人密勒太太，在得知蘇菲亞不肯原諒瓊斯的道德過錯后便挺身而出，通過一系列巧妙的穿針引線，最終使瓊斯獲得了蘇菲亞的寬宥。作為一位“事事非做到公正而合乎道義不可”(第811頁)的人物，密勒太太替瓊斯的辯護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違背了她自己的行事原則，畢竟瓊斯是因通奸罪行而不見容于蘇菲亞的。但為了回報主人公的幫助，密勒太太還是用“超乎倫理學家所規定的那些善與惡的準繩”(第811頁)的言行，煞費苦心地將瓊斯的信送給蘇菲亞，當面講述了瓊斯所做的種種善行，解除了蘇菲亞對瓊斯的怨氣。她的這一行為表明，不論主人公瓊斯身陷何種生存困境，只要他先前種下了助人的因，便會獲得助己的果。仁善之心本身就是一種自發的道德天性，盡管在客觀上往往能夠幫助主人公脫離險境，但這種天性卻因其不穩定性而仍需人們后天的道德歷練。在這個角度去理解菲爾丁描寫主人公因仁善之心而美德有報的敘事動機，便具有了某種道德獎勵的意味：假如人們可以憑借自己的仁善天性去獲得現實回報，就有必要、也有價值去發揚自己的這種道德天性，因此仁善便成為了一個值得人們去捍衛的美德品性，這一點恰恰與菲爾丁倡導美德有報的原初動機，亦即揚善舉德的敘事意圖不謀而合。

問題在于，如果人們行仁善之心是為了美德有報，那么這一看似利他的助人行為豈不充滿了利己主義色彩?實際上，從西方倫理思想的發展歷史來看，利己主義并非是一種具有貶義色彩的倫理觀念，它本身也不意味著行為主體的自私與狹隘。在與菲爾丁同時代甚至更早的一些倫理學家看來，盡管追求個人利益和個人幸福的利己主義是促使人們行為發生的原動力，但它自身仍具有不可或缺的道德義務。因為個人與社會是不可分離的，同時又是對立的。個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須結成社會，建立起家庭和國家去進行各種交往。對人來說，他人才是最可寶貴的。理性和經驗都告訴人們，單獨的、孤立的個人不可能獲得幸福，唯有同類幸福，個人才能在此基礎上獲得幸福。例如斯賓諾沙就曾說過，“理性告訴我們，要保證個人利益，最好的途徑是把個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會利益結合起來?！?第196頁)而18世紀歐洲的利已主義倫理學，更是要教導人們認識這種關系和自己的本性，教人正確認識自己、正確對待他人和正確對待利益。就像愛爾維修所言，由于人的全部善行都出于自愛這一利己主義思想，故而“愛鄰人，在每一個人身上，只不過是愛自己的結果”(第278頁)。這就是說，從行為動機上講，人是因為愛自己才會愛他人，但就行為后果而言，卻意味著愛人如己。按霍爾巴赫的說法，“愛別人，就是愛那些使我們自己幸福的手段，就是要求他們生存，他們幸福，因為我們發現我們的幸福與此相聯系?！?第280頁)可見，即便利己主義從本質上是為了自己的幸福，但它卻因自愛而使人們有了助人的美德行為。在這個意義上說，“德行不過是一種用別人的福利來使自己幸福的藝術”(第278—280頁)。

有鑒于此，我們就可理解菲爾丁小說主人公的助人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充分考慮到了他人幸福的利己主義倫理學。就像瓊斯救助密勒太太的親戚——安德生先生的行為一樣，他為別人幸福所進行的道德善舉，反過來又促進了自己的幸福，助人就等于助己。與上述倫理學家從人的利己之心演繹出利他行為的觀念推演不同，菲爾丁的運思路線主要立足于助人行為的客觀效果，即只有助人才能助己，這一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的利己主義思想，顯然比愛爾維修等人的哲學思考更具現實價值。就菲爾丁本人的倫理觀念而言，這一功利主義的利己主義思想也反映了他因宗教信仰而生的因果報應觀念，即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反過來他人也會如何對待自己。在《湯姆·瓊斯》中，菲爾丁如是寫道：“我相信我們對旁人積的德或造的孽，往往會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來。正如善良人在施惠于人的時候會和受惠者同樣感到愉快，惡人中間也很少有人惡到良心上不為他們損害同類的劣行而略微感到刺痛的?！?第751頁)這其實是一種強調善有善報的準則功利主義。通常而言，功利主義按其對道德原則的態度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唯利主義，即為了功利目標，可以摒棄一切原則，在不同的場合中，選擇不同的行為，是謂行為功利主義。另一種以利取義，強調只有遵循道義才能得到功利，是為準則功利主義?！?第249—250頁)菲爾丁的倫理思想顯然屬于后者，而這一思想同時也是一種合理的利己主義，即要求道德主體始終以他人的福祉為行為原則，唯有如此，才能借助他人的幸福去促進自己的幸福。

三、利己行為的現實回饋

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菲爾丁對于18世紀英國社會的道德狀況有著清醒認識，他明白在一個追求現實利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若想推行自己的道德理想，就不可能不兼顧人們的現實利益。在此背景下，菲爾丁便格外重視道德實踐的現實回饋。在《湯姆·瓊斯》的獻辭中，他試圖使人們相信，行善積德的最佳后果，就是道德主體內心情感的“真正安樂"(solid inward com~ort of mind)：al(第4頁)。盡管這一美德有報的倫理學思想，反映的是菲爾丁對于道德情感正當性原則的堅守，但他用“實際的利益”一詞加以描繪，生動表現了作家對于資本主義時代特征的一種現實主義體悟。換言之，假如不將道德情感的滿足稱為“實際的利益"(their true interest)，那么就很難吸引人們踏上追尋美德理想的道德實踐中來。

如前所述，在帕梅拉的人生故事中，理查森所傳達的道德觀念充滿了功利色彩：一方面，道德信條應具備超越世俗的永恒性和普遍性；而另一方面，這些道德信條同樣應有助于實現人們的世俗要求。很顯然，理查森對于道德功利性的思考遠比宣揚純粹的道德律令更加突出。而作品的爭議性正在于，堅持道德原則，到底是為了道德本身，還是為了追求道德以外的利益?也許為了回避理查森這種過于世俗的倫理正義，菲爾丁小說的敘述模式中，約瑟夫·安德魯斯、湯姆·瓊斯和威廉·布思這些男性道德英雄，不論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怎樣的艱難險阻，都可憑借崇高的個人道德化險為夷，并在克服重重困境的前提下通達幸福彼岸，其突出標志就是男性英雄獲得女性英雄的忠貞愛情。對菲爾丁來說，為主人公設置財產的回報，雖然是對美德報償方式的一種物質滿足，但由于其正義達成在于“復位”(將主人公本應擁有的財富歸還其人)，而不是像理查森的大部分作品中的多余的饋贈或懲罰(如帕梅拉、克拉麗莎)，無疑減輕了結局的功利意味。

除卻強調道德行為給施行者帶來的精神快慰和情感補償(愛情)外，菲爾丁還特意寫到了榮譽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榮譽既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美德有報，又具有為人所傳誦的現實價值，因此這一對人們善行的報償方式，便具有了功利主義的利己主義色彩。換句話說，榮譽在菲爾丁筆下，其實成為了一種合理利己主義的現實回報?？梢栽O想，如果一個人行仁愛之心是為了自己，那么他借此善行所獲得的個人榮譽，便可在世人的口口相傳中進一步滿足他內心的道德情感。而這一具有現實價值的利益回報，顯

然會令道德英雄們趨之若鶩。在這個意義上說，菲爾丁作品對于主人公榮譽問題的重視，本身就體現了他的合理利己主義思想。

為揭示榮譽所具有的道德內涵，我們可以從《阿朱麗亞》中布思有關愛情和榮譽的選擇看出，為方便照顧懷孕的妻子阿米莉亞，布思想方設法才被調換到了一個近衛騎兵隊中。但事有不巧，他所在的隊伍卻要開拔去往直布羅陀。盡管此時布思的任職令尚未簽發，和他調換職務的軍官也愿意代替他去國外駐扎，但為了榮譽，布思卻毫不遲疑地聽令出征。因為在他看來，如果為了家庭而放棄個人榮譽，顯然是一種不道德的價值選擇，他“不怕難為情地承認”，“愛情并不是理所當然地就能夠被榮譽所勝過”(第91頁)。其實何止愛情，對布思來說即便是困苦也不能成為喪失榮譽的借口。這就意味著追求榮譽對于身處困境的布思來說，其實是一種保持自我尊嚴的美德行為。

當然，作為一位對道德應然性問題有著深刻觀察的作家，菲爾丁在闡明榮譽所具有的道德價值的同時，也洞見了它在現實社會中的真實際遇。畢竟在一個物質利益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騎士英雄般的榮譽感已成空谷足音，不復見于當世。出于對榮譽的敬重，菲爾丁極力諷刺了世人對虛無的名譽的追逐和貪婪。在他筆下，名譽(reputation)和榮譽(honor)有著云泥之別。在《阿米莉亞》的第五卷第九章有這樣一段對話，詹姆斯上校暗示布思可以出賣妻子來解決現在的困境時，布思嚴肅地表示他決不會做這種無賴的行為，“我感謝天主，我的榮譽是在我自己的掌握之中”，詹姆斯也附和道：“我同意您的意見：在一切事物中，那種事是最傷名譽的(按；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第256-257頁)措辭的不同也顯示了兩人的道德有高下之分。也就是說，真正的榮譽本自良心和靈魂，而名譽不過是受習俗約束的虛榮而已。又如《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中的布比夫人就深諳名譽的現實價值，她“曉得自己的名譽要緊，只有保全名譽，才能享大多數緊要的人間幸?！?第37頁)。這一看法卻恰恰說明業已失去現實依托的榮譽感，其實理應成為每一個人所追求的東西。與榮譽相比，名譽不過是世人貪慕虛榮和追逐物欲的結果，盡管它同樣是一種利己主義，但顯然無法與重視他人幸福的榮譽相提并論。

綜上所述，菲爾丁通過筆下人物仁愛的感性沖動，在助人才能助己的道德思考中，傳達了一種將個人幸福與他人幸福相結合的合理利己主義思想。他的美德有報的倫理思想，深刻反映了自近代以來便風行一時的利己主義思潮。菲爾丁對于有關合理利己主義的道德問題的不懈探詢，本身就具有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并重的雙重指向：前者通過“揚善舉德”的道德探索，為世人樹立了一個個完美的道德典范；后者則以“美德有報”的現實回饋，向世人宣揚了助人才能利己的價值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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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