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能力研究

●

■責編 王 陽 Tel:010-88383907 E-mail：yeanling@2911.net

在勞動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農民工作為城市快速發展中的重要人力資源，其就業能力高低對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實現其職業向上流動和融入城市社會的關鍵因素。

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是20世紀中后期開始在西方被廣泛探討和使用的概念。關注側重點從勞動者態度、勞動力市場干預政策和人力資源開發到90年代以后對勞動力需求面與供給面決定因素的爭論。就業能力是勞動者通過獲得技能和動力支持找到和保持現有工作，并隨環境變化而實現工作轉換的能力。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齡在16-30歲之間、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外出務工、主要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勞動，但戶籍身份是農民的勞動者。目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超過1億人，已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是當代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父輩，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征有許多積極的變化，如文化程度總體較高，有較遠的人生職業規劃等（劉傳江，2007），但也存在技能和經驗較少、就業質量較低、公共服務可及性差等問題（畢先萍，2008）。

一、理論述評與研究框架

（一）理論述評

由于討論視角和研究重點的差異，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形成關于就業能力的統一理論框架。Hillage 和 Pollard(1998)、Gazier（2001）、Forrier和Sels（2003）對就業能力的理論模型各自有不同闡釋，但總體上都是在強調勞動力供給面因素同時，提到了外部環境的作用。相比這種兩者并重的思路，一些學者則完全聚焦于勞動力市場供給面因素，Fugate，Kinicki和 Ashforth(2004)認為就業能力是一個心理社會建構，包括“職業識別、個體適應性及人力和社會資本”三個維度。而Van der Heijden(2006)把就業能力分為職業專長、期望、靈活性等五部分。

和前面幾位學者分析角度不同，Ronald W.McQuaid和Colin Lindsay（2005）提出了“全面的就業能力”概念，認為從這樣一個視角更能幫助研究者識別影響個人獲得就業的全景性因素。相應地，他們認為就業能力包括三個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以個人就業技能、幸福狀態等為主的個體因素；由家庭環境和資源可及性等構成的個人環境因素；以及由宏觀需求因素、就業政策等構成的外部因素?？偟恼f來，他們提供了一個超越傳統供給面與需求面爭論的關于就業能力的分析框架。

國內對于就業能力的相關研究總體較為薄弱。有些學者對西方的研究成果作了相關介紹（劉小平，2006；郭志文，2007），大多數學者將研究對象定位為大學畢業生群體（肖云，2008；胡尊利，2008等）。而且多數研究因未對西方已有相關研究成果的總結和吸納，其分析框架缺乏可參照性。張新嶺（2008）借用Fugate的研究框架，對農民工就業能力作了初步分析。但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就業能力的研究，尚缺乏較為成熟的符合國情和研究對象特殊性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框架

我國經濟和社會的二元體制決定了我們在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問題時，不能只局限于微觀個體因素，還應包括中觀環境、宏觀需求與政策等因素。在引入西方“就業能力”這一概念分析該群體時，有兩個問題要特別注意：一是研究對象所處國情的差異，決定了不同的研究側重。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研究，除考慮自身、環境及市場需求之外，更應該關注公共服務與政策中“基本平等權的缺失因素”；二是群體自身的適用性。比如，能否將西方學者使用的“幸福狀態（happiness）”（Ronald et al，2005）等指標作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因素就值得商榷。

基于此，本文應用全面就業能力的分析思路構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以使我們能夠識別影響這一群體就業能力的復雜因素，進而從微觀個體、中觀環境和宏觀政策與需求三個層面探討影響其就業能力提升的因素。

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影響因素

圖1 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理論分析框架

（一）影響因素

1.微觀個體因素

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個體因素主要包括工作技能、人口特征、工作搜尋以及適應能力（Ronald et al，2005）。具體來說：第一，工作技能與特性。主要體現為新生代農民工個體品格、教育水平、專業知識和資格及實踐能力等。第二，人口特征。其中年齡、性別、生理與心理健康等因素將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從事特定工作的動機和能力。第三，工作搜尋?？娠@示新生代農民工個人識別和尋找工作的狀況，包括有效的使用正規搜尋服務或信息資源、使用恰當的技術、有效使用非正式社會網絡等。有效工作尋找渠道的選擇是影響個體就業能力的一個關鍵因素。第四，適應能力。它是當前職業不穩定時代獲得成功的關鍵。富于適應性的工作搜尋者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保留工資和流動的現實途徑，對于工作環境的不確定性有較強的忍耐力（Hall et al，1995）?？傊?，微觀個體因素為新生代農民工獲取就業、在變幻的市場環境下保持現有工作，并爭得更好職業發展機會提供稟賦性原動力。

2.中觀環境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中觀環境因素包括家庭環境、工作文化、可及性資源。第一，家庭環境。主要體現為新生代農民工直接的家庭成員物質照顧責任、情感責任和居住條件與環境等。家庭事務給他們帶來的經濟與心理上的負擔將對其就業有直接影響。第二，工作文化。它顯示對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態度、志向和動機發揮支持和激勵作用的社會影響因素，家庭背景、同群效應和工作環境等構成工作文化。第三，可及性資源，包括家庭收入、正規和非正規金融支持資源。其中家庭收入是支持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搜尋、流動、參與培訓等活動的直接物質保證。社會支持網方面主要包括家庭支持、正式和非正式社區支持網絡。這些中觀環境因素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捕捉就業機會、維持現有崗位，并實現崗位流動的可能性。

3.宏觀需求與政策因素

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外部因素包括市場需求、賦能性公共服務和政策。第一，市場需求。包括勞動力市場狀況、崗位空缺特征因素、宏觀經濟因素等。而勞動力市場狀況由勞動力需求的層次性、工作競爭水平等構成。一定程度上，市場需求因素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獲取的工作崗位的質量與數量及崗位流動的機會。第二，賦能性公共服務與政策。主要是旨在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匹配的公共服務，包括信息與工作尋找支持、稅收優惠激勵、培訓職業等相關政策因素。外部因素，尤其是政策因素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提升自身就業能力的起始點或獲取稟賦性資源的權利是否公平。

（二）影響因素間的聯系

通過以上具體因素的整合分析，我們也看到，影響就業能力的三個層面因素間也存在緊密地內在聯系，且在這些聯系中，宏觀因素特別是賦能性公共服務與政策對個體和個人環境及后兩者之間的互動同時發揮作用。具體表現為：

第一，微觀個人自身與中觀個體環境之間交互影響。個體自身因素，如技能水平和人口特征等會影響個體就業和收入，既而引起家庭總體經濟狀況和環境的變動；同時，個體技能和文化程度也會影響工作場所的同群效應。而家庭環境和工作環境的變化也會影響到個體自身因素，進而影響其就業能力，如良好的家庭經濟環境可以為新生代農民工個體的培訓、繼續教育提供物質基礎，從而為提升就業能力提供動力。

第二，宏觀政策與需求因素直接影響微觀個體和中觀環境因素，并促進兩者的互動。例如，相對公平的就業制度和完善的公共服務有助于新生代農民工個體勞動技能的提高與求職機會的增加、收入的增長，繼而改善其家庭環境和工作文化；相應地，子女教育、社區救助等公共服務的提供可以減少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負擔，從而改善中觀環境，既而為提升個體技術、技能提供條件。

三、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提升困境

（一）個體層面

就業能力可以通過工作技能與人口特征、工作尋找效率、社會適應狀況等指標獲得直接展示。

第一，工作技能與人口特征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在技能與健康方面總體上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與父輩相比，他們在受教育程度上有一定的提高，超過80%具有初中及以上學歷，而且有較高的職業期望和城市融入意愿。但大多數缺乏一技之長，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高達76.4%。工作集中于技術要求不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即次屬勞動力市場（姚先國，2006）。在健康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往往從事臟、累、險工種，易產生安全事故。而由于文化適應等問題，存在較大的心理健康風險。

第二，工作搜尋方面，工作獲得方式途徑比較單一而原始，主要憑借基于血緣和地緣的 “強關系”。研究表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親友介紹就業，只有2.7%接受過勞務市場和職業中介所的就業服務。他們利用現代媒介，如網絡獲取就業信息的比例也非常低，僅占總體的1.0%左右，這導致其所獲信息的片面性和延遲性（彭國勝，2008）。

第三，適應能力方面，對于生產和服務領域來說，一般要求具備一定學習和適應新技能的能力，新生代農民工相對父輩具有一定優勢。但體力相對適應和腦力相對不適應的矛盾仍是他們職業發展中面臨的瓶頸約束。

（二）個體環境層面

個體環境因素通過與個體自身因素的互動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能力產生影響。

第一，家庭環境方面，面臨多重壓力。一方面是父母的贍養壓力，他們多數為獨生子女，父母養老是他們必須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們大部分已經或即將面臨子女的教育問題，留守子女的撫養與教育則是他們更大的牽掛。同時，普遍的兩地分居給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婚姻和生活都帶來壓力。

第二，工作文化方面，無論是家庭還是工作場所都難以為其提供技能與能力提升的環境。家庭是新生代農民工人生的第一所學校，農村落后的家庭教育決定了他們城市就業適應與職業發展意識的弱勢地位（許傳新,2007）。另外，新生代農民工多數從事的是體力工作，低水平重復勞動無法使他們獲得富于成長性的技能。進城后，工作穩定性不高，結識的同伴在教育經歷、職業地位等方面相似，很難形成良好的同群效應。

第三，可及性資源方面，面臨有形與無形資源的雙重匱乏。據統計，2007年農民工年均工資在6000—8000元之間，顯著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莫榮，2008）。而目前對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或創業的正規金融支持水平還非常低，在輸入、輸出地都很難獲得正規信貸服務。所需資金主要是通過非正規渠道獲得，即向親友籌借或依賴地下金融市場（楊宜勇，2008）。在社會支持網方面，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原有“親緣”支持作用減弱，而在網絡重構過程中，明顯缺乏社區的支持。他們多集中租住私房或單位宿舍，總體上與市民形成空間隔離，缺乏在城市建構新的社會聯系的途徑。

（三）宏觀政策與需求層面

第一，市場需求。對文化與技能水平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主要來自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的次屬勞動力市場，這易形成職業發展的“低水平均衡”。招聘和崗位空缺因素方面，國家統計局2009年一季度報告顯示，具有一定技能和中等以上學歷勞動力依然供不應求。與需求相比，目前接受過職業培訓、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供給嚴重不足。另外，青年群體失業率的變化大體上與整體經濟周期發展同步，并且明顯高于其他勞動年齡群體（張麗賓，2009）。

第二，賦能性公共服務與政策。在目前戶籍制度的框架下，城市的支持性就業政策對新生代農民工依然有較強的排斥性。他們享受就業指導、培訓等公共服務的機會還很低?？陀^存在的二元分割勞動力市場和基于國情的二元經濟社會體制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平等權的缺失與就業培訓等公共服務享用中的弱勢地位，這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他們個人初始稟賦資源的劣勢，也易導致其就業能力發展中的惡性循環。

四、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提升

受個體自身、中觀環境及公共服務和政策等多重因素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能力提升應是一個基于多元動力支持的系統推進過程，其中政府的宏觀政策干預顯得尤為重要。

（一）微觀個體層面

個體自身作為就業能力的主要載體，也是就業能力提升的內在原動力。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具有年齡和學習能力優勢，但低層次的職業技能、單一的工作搜尋途徑及健康風險等稟賦條件約束使他們在職業發展的初期即“不由自主”地匯入“次屬勞動力市場”的汪洋大海，甚至沉淀下來，降低了向更高層次職業流動的可能性。因此，新生代農民工自身應增強提升就業能力的主動性，提高“自我增能意識”。一是積極利用已經開放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如公共圖書館等，主動尋找教育、培訓的機會以提升自身人力資本。二是要更積極的適應信息時代的發展，充分地利用互聯網等信息化手段來提高工作搜尋的效率。三是應自覺地培養城市文明習慣、加強品格修養和工作實踐能力鍛煉，以便更好地融入城市和實現職業向上流動。

（二）中觀環境層面

由于家庭負擔重、居住和工作環境較差、不良的同群效應、較薄弱的金融和社會網絡支持等因素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求職、就業及職業流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這甚至有可能導致二元勞動市場隔離加劇和與本地居民的進一步階層分化。當前，應著力構建以社區、社會組織及企業為主體的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社會支持網。一是輸入、輸出地社區和NGO等社會組織可在減輕新生代農民工家庭負擔和擴大社會支持網中發揮積極作用。二是企業積極開發內部人力資源，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文化、同群效應的形成，這對雇主與雇員將是一個雙贏的制度安排。三是金融企業應承擔起扶持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弱勢群體的就業和創業的社會責任。

（三）國家宏觀政策層面

公共服務與政策享有權利的缺失嚴重制約著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的提升。首先，在制度上，應逐步剝離附著于戶籍之上公共服務與勞動福利等歧視政策，明確政府對這一群體勞動力市場提供服務的責任，為其就業能力的提升賦予平等權利。而在操作上，基于“系統開發與全面賦能”的思路，政府可著手構建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提升的國家戰略框架。針對影響其就業能力的三層面因素進行政策干預，形成從個體、環境稟賦到制度層面的全景性支持體系，促進其就業能力的提升。具體的干預舉措有：其一，提升人力資本。政府通過發放教育券和培訓券或給予企業補貼、稅收優惠等激勵措施，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補償性的基礎文化進修和技能培訓機會；其二，豐富可及性資源。政府通過補貼等措施引導金融企業為農民工創業提供支持；其三，擴大工作搜尋機會。在開放首屬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同時構筑更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點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平臺，提高其求職就業的效率；其四，提供社會支持網。為農民工參與社區和社會組織活動提供財政扶持和組織協調，并解決農民工子女城市接受免費義務教育問題，以減輕其城市生活負擔等；其五，加強勞動保護。政府可規定企業提供給農民工居住的最低標準和培訓時間標準等。

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力量，其就業能力的高低一定意義上決定整個國家未來的經濟競爭力。本研究通過結合國情和這一群體的特殊性構建了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理論框架，希望得到觀察其就業能力狀態的“全景圖”，并探索提升其就業能力的“路徑圖”。本文尚屬探索性研究，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影響因素的驗證需進一步展開。

1.張麗賓:《國際金融危機下我國的就業形勢及對策》，載《理論參考》,2009年第5期。

2.劉傳江:《第二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年第1期。

3.畢先萍:《青年農民工就業流動的特征及影響研究》，載《當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4期。

4.Hillage,J.and Pollard,E.(1998)Employability: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Policy Analysis.London:DfEE.

5.Gazier,B.Employability:From Theory to Practice,pp.3-23[M].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2001.

6.Anneleen Forrier and Luc Sels.The concept employability:a complex mosaic[J].Int.J.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Vol.3,No.2,2003,pp102-124

7.Mel Fugate,Angelo J.Kinicki and Blake E.Ashforth.Employability:A psycho-social construct,its dimensions,and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65,2004,pp14–38

8.Claudia M.Van Der Heijde and Beat Rice.A Competence-based and Multidimensional Operation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mployability [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Vol.45,No.3,2006,P 449–476

9.Ronald W.McQuaid and Colin Lindsay.The Concept of Employability[J].Urban Studies,Vol.42,No.2,2005,p 197-219

10.劉小平:《可就業能力及其培養研究進展》，載《科技管理研究》,2006年第9期。

11.郭志文:《就業能力研究:回顧與展望》，載《湖北大學學報》，2007年第11期。

12.肖云:《對提升大學生就業能力的探討》，載《青年探索》，2008年第3期。

13.胡尊利:《國外大學生就業能力研究及其啟示》，載《比較教育研究》，2008年第8期。

14.張新嶺:《農民工就業能力及其開發芻議》，載《人口與經濟》，2008年第2期。

15.Hall,D.T.,Mirvis,P.H.Thenew careercontract:Developing the whole person at midlife and beyond[J].Journal ofVocational Behavior,47,1995,p269–289.

16.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生活質量調查之一：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http://www.stats.gov.cn/。

17.彭國勝:《青年農民工就業質量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長沙市的實證調查》，載《青年探索》，2008年第2期。

18.許傳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適應研究》，載《南方人口》，2007年第4期。

19.楊宜勇、楊欣波:《青年農民工創業：困境與脫困》，載《中國發展觀察》，2008年第2期。

20.莫榮:《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和政策建議》，載《經濟研究參考》，2008年第31期。

21.姚先國、俞玲:《農民工職業分層與人力資本約束》，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