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黃巢起義諸問題的冷思考

【內容摘要】本文對以往學界并未說清楚的與黃巢起義相關的諸問題進行了冷思考。從辨析黃巢起義性質入手，本文逐一考察了黃巢身份、中堅分子成分、流動作戰形式及起義過程中的各種事件，認為，黃巢起義不是一場農民起義，而是一個有儒學背景的武裝販鹽首領所領導的以游民為主要成員的起義。尤其對作為起義隊伍中堅分子的工商雜類及士人的來源與作用等問題，本文從不同側面做了中肯分析。本文還考察了與黃巢隊伍博弈中唐文武官員尤其儒家士人的蹊蹺行為，并將隨著中唐古文運動而走紅的孟軻理論與之聯系，嘗試從中摸索出晚唐五代思想史的走向。本文采用了比較參證法，剔抉并探討了傳統史書有意無意所躲避的問題。

【關 鍵 詞】黃巢起義；儒學背景；冷思考。

【作者簡介】李珺平，湛江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關于黃巢（820-884）起義的許多問題如黃巢身份、中堅分子成分、起義性質及影響等以往學界并未說清楚，而關于唐文武官員尤其儒家士人與黃巢隊伍博弈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蹊蹺之事以往學界更無法自圓其說，所以必須進行冷思考并認真梳理。

一

過去學者把黃巢起義叫做農民起義，我認為不對。

在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下，農民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起義[1]。這是因為，真正的農民像螺絲釘一樣，被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用強制手段或用所灌輸的儒家忠君孝父思想安土重遷思想等，無情地釘死在土地上。從上世紀90年代末學術界新銳觀點看，中國歷代的所有起義，無一例外是游民起義。一個農民（其他士工商也一樣）如果沒有從自己身份中“脫序”并轉化為游民，就不可能參加任何起義。脫序，是王學泰先生的概念，其意為，從既定的宗法制秩序中被拋出[2]。在王學泰看來，任何脫序者都不是自愿而是被迫的，是在既定秩序中生活不下去的無奈選擇。我認為，這種觀點非常樸素也非常犀利地說明了游民的來源及性質[3]。但王學泰沒有來得及說明原因，就奔論題和思路軌道而去。下面由我簡單申說。

在我看來，中國古代“四民”（士農工商）社會是一個咬合極度緊密且秩序極穩定的社會。它由統治者（即皇權持有者[皇帝]與其思想家[儒家]）共同打造完成并協同控制。統治者承諾，只要你安守本職或自動束縛于他們所締造的“正常秩序”之中，你就能得到體制提供的各種好處——相對穩定的生活、通過科舉成為體制中人，甚至還能得到他們啃后丟下供搶奪的各種“骨頭”。與此同時，他們又威脅，如果不這樣做，等待你的就是痛苦甚至是極刑。由于體制為他們設置了如此這般的“幸福生活”，也由于控制手段極其嚴密，所以不到生活不下去的境地，“四民”中任何一民都無法也都不愿脫序?！八拿瘛敝械霓r，是該體制最保守的群體之一。他們是體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最頑固的支持者。它由兩部分人組成：土地持有者（即地主）和租佃戶。前者由士人即在朝官員或破落官僚及工商雜類中的新置地者組成，后者由貧民或完全破落了的士人后裔組成。前者本身就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或雖破落但渴望復歸原位的人，后者雖為租佃戶但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東家一樣成為體制中人。由于古代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農業社會，所以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又由于儒家思想是在西周農業社會中滋生和發育的，后來又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借以統治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農民一直是儒家思想最忠實的信奉者、承載者和傳遞者。如上種種，都把農民推向了最不愿起義更不愿革命的境地[4]。黃巢隊伍每次被打敗，人馬頓時從十幾萬或幾十萬銳減為幾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民逃跑了只剩下了中堅分子。而一旦打過幾次勝仗，隊伍又迅速膨脹為十幾萬或幾十萬，也主要是由于農民的短暫加入。還有就是，若有風吹草動（如招安等），渙散軍心和散布逃跑觀念回鄉觀念的，也大多是農民。這是因為，他們最渴望穩定，也最渴望回歸體制。

若參考域外之研究結果，也可印證其并非農民起義。美國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隋唐史研究專家薩默斯如是說：“如果不管參加盜匪集團的個別成員的社會背景如何而堅持給王朝的對手貼上‘農民起義者的標簽，那么我們就歪曲了對唐王朝挑戰的性質……王仙芝黃巢及其同伙率領的是盜匪集團聯盟，并不是一支農民的軍隊。它們在鄉間制造恐怖，用武力奪走一切能夠奪走的東西。他們對普通農民來說實際上已經成為經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脅。他們從未致力于促進農民的利益，一旦有條件，就急于接受朝廷的招安?！盵5]我認為，這種看法比較偏頗，但說黃巢隊伍與農民不同并與之有沖突還是對的。在我看來，若從游民而不是盜匪角度看問題，就比較中肯。因為，（1）黃巢忽來忽去的作戰方式可能會使謹守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的農民感到不安和驚恐，但其打擊的主要目標畢竟是官府而不是農民。（2）以工商雜類和士人為中堅分子的游民隊伍，在經濟利益上可能與農民不完全一致，但若由此而稱其為盜匪也太過了。

必須說明，作為被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禁錮并毒害的順民或良民，農民一般不愿意起義，但這并不是說，每一個農民都不會參加起義隊伍。農民有農民式的忠順和淳樸，也有農民式的狡猾。這從魯迅作品中可以看到。為了應付戰亂，或被迅速致富致貴的想法所支配，他們偶然也會參加（或投機）起義。因此，在起義隊伍中，有時也能看到個別農民的身影。還有就是，一部分脫序農民（即想做農民而不得者，如饑民或流浪民等）更會參加起義甚或成為中堅分子。但既經脫序，就不再是原本意義的農民而是游民了。因此，在起義隊伍中有時能發現曾做過農民卻不再回頭者。但他們的不回頭，往往是無法回頭而不是不想回頭。作為脫序農民即游民，他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無法再回到“農”的行列。

二

既如此，黃巢起義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起義呢？

我認為，是一個具有儒學思想的武裝販鹽頭領（商人）率領著一群由“四民”中脫序而來的人眾的起義。這從如下幾點即黃巢本人身份、中堅分子成分、流動作戰形式及準備起義和進入長安后的假托符命等舉措，可以看出。

先說流動作戰形式。

以前論者多把不建立根據地歸結為黃巢主觀上的“失策”，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定論。我認為，它與方鎮林立狀況有關，更與黃巢和中堅分子的工商雜類身份及慣于從事武裝經商活動有關。從前者言，他無法建立根據地；從后者言，他不愿建立根據地。從宋人歐陽修（1007-1073）《新唐書》“兵志”和今人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可知，晚唐方鎮節度使權力很大。做一名方鎮節度使，意味著有土地、軍隊、財賦和各種人事任免權，幾乎相當于一個小國君，但后面幾項權力全根源于第一項即土地。沒有土地，什么也做不成。方鎮節度使把土地看得如同命根子，原因即在于此。要保持土地，就得有強大軍隊。晚唐方鎮無不維持龐大軍費開支以建造強大軍隊。這在兩書尤其后者的研究中有許多例子。黃巢若建立根據地，就意味著同方鎮節度使爭土地，也就意味著強敵環伺。為了捍衛自己的地盤和實際利益，晚唐方鎮軍隊既可拼死與中央博弈，也可拼死與黃巢作戰，把他擠出去。黃巢起義的曹州本來就屬于盛唐中唐以來獨立性最強方鎮軍力最強的淄青地區之一。在這種情況下，黃巢不是不想而是很難建立根據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為武裝販鹽的首領以及經常從事武裝經商活動的中堅分子，黃巢本人和中堅分子中的工商雜類人員也不習慣守在一個地方。他們需要的是金銀和珠寶，而不是土地和糧食。流動作戰，便于利用軍事行動高效率斂財。從目的說，流動作戰能取得最大利潤；從戰術說，也能使部隊始終保持相當的機動性和戰斗力。從新舊《唐書》“黃巢傳”所記載的起義隊伍進長安時廣給老百姓散發金銀財物，及一年多后退出長安經藍關奔向秦嶺時沿途故意丟棄金銀財寶以延緩追兵等事例看，起義隊伍通過流動作戰形式確實掠奪了大量的財富。

必須說明的是，從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可知，黃巢是在廣明元年（880）渡過淮河而方鎮勤王軍隊土崩瓦解望風而逃的情況下才自稱“率土大將軍”（《資治通鑒》記作“天補大將軍”[6]）的，也才正經有了在京城做皇帝的想法的。在此之前，他自稱過“沖天大將軍”甚至設置過官屬建元王霸，也自稱過“義軍都統”，但都是虛張聲勢以邀民心來震懾朝廷，為招安多準備一些籌碼罷了。此前的黃巢一直沒有放棄過投降，也一直沒有放棄過流動作戰形式。他曾多次乞降也曾多次乞降失敗。但原因不是他不積極，而是朝廷待他太薄或侮辱了他（如讓他任“率府率”[7]等）。換言之，是儒生文官體系之內的黨爭及他們過于狡猾過于陰損也過于低估黃巢能力和實力等激反了黃巢。如同在自稱“率土大將軍”之前黃巢沒有放棄流動作戰形式一樣，就是在京城做了大齊皇帝之后，黃巢也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根據地、到底怎樣經營才能鞏固等一系列問題。唐以后所有儒生稱黃巢為“流賊”。在我看來，“賊”不一定貼切（儒家觀念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反映）且有誣蔑和歧視色彩，但“流”還是很準確的。

三

次說黃巢身份、中堅分子成分及輿論準備和假托符命等舉措。

我認為，黃巢是一個具有儒學思想又有武藝且善于團結人的鹽商，中堅分子是一個以親戚為核心、以脫序四民（“人士”）為外圍的武裝集團。

關于黃巢的學儒經歷，新舊《唐書》都有躲避?！杜f唐書》干脆不說他與儒學有任何瓜葛，《新唐書》只說他“稍通書記”[8]。只有《資治通鑒》（卷252）痛痛快快地承認了黃巢與儒學的密切關系：“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盵9]這是對的。因為，（1）司馬光（1019-1086）撰《資治通鑒》時既可閱讀新舊《唐書》，更能參考當時還存在的其他史料。（2）《全唐詩》（卷733）收有黃巢參加科舉考試未被錄取的失意詩（如《不第后賦菊》??等）。黃巢的鹽商身份，卻全被三書所記載。尤其《新唐書》，說他“世販鹽”?？芍S家做鹽商不是一代而至少是兩代以上。販鹽，使其家很有錢（“富于貲”）。至少到父輩那一代，黃家有了對子孫進入官場的期許，由此也必須使之學習儒經，并準備科考。黃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儒學的。有唐一代文化上有儒釋道并重趨向，但科舉考試（不管明經還是進士）主要內容卻是儒經。由司馬光記載可知，黃巢應的是進士科。從《不第后賦菊》看，黃巢確有文采。在僖宗（李儇，原名李儼，873-888在位）那個時代，晚唐政治腐敗病入膏肓。這從《全唐文》劉允章《直諫書》可以看出[10]。許多比黃巢后臺硬百倍的人都不能正常錄取，何況他這樣的商人子弟！在司馬光看來，黃巢之所以起義的重大動機之一，就是在屢試不第過程中積攢下來的怨氣及仇恨?！皩遗e進士不第，遂為盜”[11]。我認為，這不是鑿空之言?？婆e在晚唐已成為下層人入仕的主要通道，一旦堵死，恨何如之？由落第引發的仇視仇殺事件，在晚唐層出不窮，原因就在這里。曾因鎮壓黃巢有功的宰相王鐸（？-884）在赴任義昌節度使途中，就被“數舉進士不第”的儒生李山甫教唆李從訓殺死[12]。后來教唆朱溫（即朱全忠，852-912）殺盡朝中儒官以投黃河的李振，也是“屢舉進士不第”的人。

黃巢之怨氣和仇恨，在《題菊花》和《不第后賦菊》早有端倪[13]。在我看來，“蕊寒香冷蝶難來”[14]，表達的就是濃濃失意?！八晡胰魹榍嗟?，報與桃花一處開”[15]，則是由憤怒渴望期許等混合而成的怨氣?！拔一ㄩ_后百花殺”[16]，已轉化為莫名仇恨?！皼_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17]，透露出升華跡象，宣泄性怨仇正在默默地沉淀并升華為實踐性思考。由于有學儒且應進士科的經歷，黃巢在流動作戰中對儒生懷抱一種復雜心理。一方面，他對普通儒生抱有一定同情，如大軍入福建時所實行的寬大政策，“俘民紿稱儒者，皆釋”[18]；另一方面，對不附己的儒生官員（尤其對通過科舉進入文官體系者）又抱有極度的不耐煩和敵意，如對某些節度使的粗暴處置。

四

黃巢的基本隊伍，我認為，也絕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一個由核心和外圍組成的既有武夫也有士人的很有凝聚力的中堅集團。關于中堅分子之成分，新舊《唐書》也躲躲閃閃但有灰蹤蛇線可資分析。在我看來，他們由核心和外圍兩部分人組成。

關于核心，我認為，應當就是黃氏兄弟八人（即《舊唐書》所云“黃揆等昆仲八人”）、親戚（如外甥林言）及從事武裝販鹽的武士（即后來成為起義軍各路將領的人物）和徒眾等。黃巢販鹽，必須采用武裝形式。這是因為，（1）鹽在晚唐由國家專營，不是誰想販就能販的，沒有武裝不行；（2）所過之處每一個方鎮都會征稅或刁難，為了避免被過度勒索，也必須得有隊伍。由此可見，黃巢不是想不想而是不得不擁有一支能打能拼的基干隊伍。為了建設它，黃巢又必須得有能力和手腕兒。也就是說，本人得有較強武藝，又要結納心高膽大的武藝精強之人，還要收編某些有專長的人如醫卜星相及會計等做參謀或賬房先生。在他們中間，多少會有一些如《水滸傳》吳用那樣略通儒墨名法陰陽兵農各科的博雅士人?！缎绿茣氛f黃巢“善擊劍騎射”“喜養亡命”，應該說，就是對其能力和手腕兒的實錄。

關于外圍，我認為，就是那批最早投奔起義隊伍的士人和游民（即《舊唐書》所云的“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19]）。這些“人士”，在我看來，既包括從手工業者商販及農村中脫序而來的各種游民，也包括從士階層（尤其儒士）脫序而來的人。黃巢文武兼備，喜歡結交各種士人。這些士人由于沒有金榜題名（也許壓根兒就沒有參加過科舉），也沒有在體制內擔任過一官半職，也許還有其他原因，在正史中見不到姓名。但在甫起義到進長安的整個流動作戰過程中，卻可以處處察覺他們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例如，盡管新舊《唐書》開口閉口罵黃巢為“賊”為“盜”，但對其文告卻稱贊備至。甫起義發布的檄文，被《舊唐書》贊美為“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并承認是“士不逞者之辭也”[20]。攻下廣州后所發布的露表，被《新唐書》贊美為指陳時事，“皆當時極弊”[21]。這些被贊美的文告，沒有士人執筆是不可能的。亁符五年（879）黃巢在尚讓率王仙芝余部歸并后自稱“沖天大將軍”，署拜官屬，建元王霸。廣明元年渡淮后又自稱“率土大將軍”，整眾不劫掠，所過唯取精壯擴兵。在“沖天”“率土”這些名號背后，在設置官屬、建元及頒布軍紀擴建部隊等一系列行動背后，沒有士人之策劃也是不可能的。還有，起義過程中利用朝中朋黨（如“盧[攜]鄭[畋]”）相爭之隙采取忽降忽叛的戰爭策略等，雖有被迫因素，但也是士人參與軍機的杰作。該策略的基本理念，就來自于儒經《易·系辭》的“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

五

尤其準備起義時所做的宣傳，以及黃巢登大齊皇位后用符命所做的關于國號年號的宣傳舉措等，更能體現士人之機巧。

黃巢起義稍晚于王仙芝，但謀略明顯高于一籌。這是因為，它不是突發的而是由士人做了一番精心準備的。據《舊唐書》載，王仙芝起義前，曹州一帶就有謠諺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盵22]此謠諺明顯是黃巢手下士人為黃巢起義所做的輿論準備。（1）“金色”，即黃色，亦即黃巢之黃?！敖痼　?，晚唐五代成為黃巢之代名詞。它與“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黃金甲”相同，是黃巢將起義的讖言和黃巢本人獨有的代碼。（2）王仙芝起義的首發地點是濮陽，不是曹州。用謠諺為起義做輿論非常重要，也是游民最常用手法之一。元末朱元璋起義，就曾篡改并利用黃巢之謠諺，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從《舊唐書》可知，黃巢進長安后手下士人還為登皇位做過一番符命宣傳。該符命認為，僖宗“廣明”年號的“廣”，就是黃巢“黃”的興起和預示?！皬V”，乃“唐”下去掉“”“口”而安上“黃”?！皬V明”年號的“明”，指日月，又指天下。合起來，“廣明”就隱示著“黃家日月”或“黃家天下”的來臨和出現。也就是說，唐家天下將被黃家天下所取代?！疤啤敝袧摬刂粋€變型的“土”字，所以唐家是“土”命。從“五行說”看，“土”生“金”，所以，黃家天下的年號，應取“金統”[23]。這是一種以陰陽五行說為新政權服務的舉措。陰陽五行說，戰國時代本為諸子一支，漢以后被儒家吸收和利用，成為儒家文官體系吹噓美化每一個新皇帝新皇朝且為之提供合法性合理性依據的一種天命理論。儒家士人最擅長這一套。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體制內儒生既可用它來鞏固唐政權，投奔了起義隊伍的士人（含儒生）也能用它為黃巢的大齊張目。起義隊伍若無士人只有一幫大老粗，是想不出這樣的點子的。

六

在官軍（含儒生文官）與黃巢隊伍（含王仙芝）博弈過程中，唐朝士人（尤其儒生）當中還出現過一些極蹊蹺之言行。如，宋威劉巨榮有“留賊說”及舉動，高駢有“縱賊”行為，劉允章張直方有“迎賊”舉措，其他士人還有“附賊”事件等。我認為，對它們必須認真清理并以新視點做進一步觀察。因為，這些行為和事件背后不僅潛藏著士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即對黃巢隊伍內部士人的同情和期待），潛藏著對朝廷腐敗政治的痛惡和絕望，而且也與晚唐五代思想史的潛在走向有關。

宋威，新舊《唐書》無傳，但在“僖宗本紀”尤其“黃巢傳”中有較具體記載。劉巨榮，《新唐書》卷186有傳，“黃巢傳”也有記載。兩人共同點是，身份均為節度使（前者為平盧，后者為山南東道）。區別在于，前者曾節制河南諸方鎮兵馬（相當于中原剿匪總司令）。兩人言行也驚人一致。宋威在沂州擊敗起義軍后不乘勝追擊卻假奏首領死且勒兵回青州，導致整個黃河兩岸和長江以北地區成為起義軍剽掠的對象。不僅如此，宋威還私下與曾元裕（左散騎常侍兼剿匪副司令）說：“……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盵24]又在招降后故意殺死請降者代表尚君長等，多少有以激反為手段而保留起義軍的嫌疑。劉巨榮在起義軍攻打荊門失敗后也不追擊，反而說：“不如留賊，冀后福?！盵25]這就是“留賊說”。高駢，新舊《唐書》皆有傳，“黃巢傳”和《資治通鑒》也有較多記載。從《舊唐書》本傳可知，高駢任淮南節度使并繼宋威任朝廷兵馬都統（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即全國剿匪總司令），但在大破黃巢后卻“欲賊縱橫河洛”，即使東京洛陽被攻陷后仍“逗撓不進”，甚至欲兼并兩浙“為孫策三分之計”[26]。這明顯是“縱賊”行為。劉允章，《舊唐書》卷153有傳，新舊《唐書》“黃巢傳”和《資治通鑒》也有記載，《全唐文》（卷804）還有其大作《直諫書》。他在黃巢起義期間擔任東都留守（級別不一定最高但行政負全責），卻“率分司官迎之”[27]?！奥史炙竟佟?，可見是一種集體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張直方，新舊《唐書》皆有傳，“黃巢傳”和《資治通鑒》也有記載。他在黃巢起義期間擔任金吾大將軍（皇帝警衛部隊兼儀仗隊最高軍官之一），卻“率在京兩班”出城“迎賊霸上”[28]。兩班，即文武官員。霸上，即灞橋——長安東二十里地名?！霸诰﹥砂唷?，可見也是集體行為。從“霸上”可知，它還是一種有組織有特殊意義的行為；從組織言，“霸上”距城較遠，需要一定的動員也需要做儀式上的準備；從意義言，不在城門口迎接而選擇“霸上”還有更復雜的含義。如果參考當年秦王子嬰在長安以東軹道“素車白馬，系頸以組”迎接劉邦的故事，我認為，張直方率唐文武官員迎黃巢進京，也有負荊請罪之意[29]。張直方雖非王子，但甘心投誠的愿望還是有的。否則，為什么大老遠跑去“霸上”？

除此之外，儒生文官在黃巢起義過程中還有許多其他蹊蹺行為。例如，（1）據《資治通鑒》卷252載，汝州刺史王鐐被俘后，曾與堂兄王鐸及蘄州刺史裴渥一起替王仙芝乞降。（2）同書卷253又載，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等曾一起為黃巢向朝廷求官。（3）同書卷255載，崔璆做大齊宰相“首尾三載，不逃不匿”[30]。（4）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均載，時任太常博士的皮日休及進士沈云翔等著名文人曾任大齊翰林學士……如上這些行為，算不算附賊？我認為，算。因為，他們無一不被當時尚未覆亡的唐朝廷所譴責所懲罰，也無一不被正史如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所責備。

七

在這些人中，如果說宋威、劉巨榮是武夫情有可原，其他人就難以理解了。儒家正統觀念是效忠皇帝，儒生也無一例外把自己說成是不折不扣的忠君模范，但高駢、張直方等恰恰具有濃重的儒學背景?！杜f唐書》說高駢“好為文，多與儒者游，喜言理道”[31]，《新唐書》說張直方生于一個“通左氏春秋”[32]的家庭?！白笫洗呵铩奔础蹲髠鳌?，是儒家著名經典，也是唐代科舉考試主要內容“三傳”之一。而劉允章、王鐸、王鐐、裴渥、崔璆[33]、皮日休、沈云翔等人，則是純粹的儒生，甚至全都登過進士第。這是出身一面。另一面是，不管“留賊”“縱賊”“迎賊”還是“附賊”，反正都與“賊”有關。士人，尤其儒學士人，私下竟與“賊”沆瀣一氣，這在與唐同屬大一統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的前朝如漢代不唯不可思議，也沒有先例。在西漢末脫序農民與亡命者發動的綠林及赤眉起義中，具有儒學思想的人（如劉秀等）是在起義如燎原之火燃遍中原情況下自組軍隊（而不是個人）加入以便火中取栗的。至于東漢末由道教人士組織的黃巾起義，則自始至終都遭到了儒學士人及儒生官員的一致咒罵和鎮壓。

這是為什么？

我認為，它與晚唐五代思想史的走向有關。具言之，與中唐以來由古文運動興起而導致的孟軻（前372-前289）理論的逐漸走紅有關。對此，筆者正在撰寫的《晚唐五代思想史走向及其他》一文將予以詳細探討。這里簡單談談。與孔丘（前551-前479）相比，孟軻理論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投機性。其最著名的，就是耳熟能詳的“誅獨夫說”和“迎新君說”。前者認為，末世之君（如商紂王）已腐敗并在事實上轉化為“賊”，人人可得而誅之。后者認為，被誅之后應迎立一個賢明的新君（真龍天子，如周武王）[34]。（1）由于宗法制和皇權主義體制是一個金字塔式的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因此何謂腐敗何謂賢明，并沒有開列出任何具體標準。（2）由于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觀念是“勝者王侯敗者賊”，其間沒有任何關于是否合乎民主是否合乎自由的考量，因此誰都可以用小恩小惠假扮自己為賢明之君（真龍天子），而把對方說成是腐敗之獨夫。（3）中國歷代最高權力（皇權）之轉換大都通過血腥起義或血腥殺伐進行，但起義或殺伐之初誰也不敢說到底哪一個起義者或殺伐者才是未來的新君（真龍天子），因此只能憑直覺憑猜測。以上幾個因素，在我看來，就是晚唐士人（尤其儒家）“留賊”“縱賊”“迎賊”和“附賊”行為的最深層心理動機。由于迎立新君（真龍天子）的偶然性很大，而早跟隨意味著成為開國功臣，也意味著能攫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所以士人爭相擦亮眼睛依附可能的新君或爭相迎接攻下京城的起義者。在他們看來，也許僖宗就是那過了氣的“商紂王”而黃巢則是未來的“周武王”。

經晚唐五代之發展，宋以后孟軻成為儒家“亞圣”，而實際地位比孔丘更高。最明顯的是，作為科舉考試教材的《四書》就有三部與孟軻有關?！睹献印肥钦诶贤趼樽优频拿陷V理論，而《大學》《中庸》是用來溝通孟軻心性論與古代儒經之聯系的，可憐的《論語》無形中被架空為迂腐之學。由于孟軻理論走紅，元初清初都出現過儒學士人“一隊隊夷齊下山來”集體依附新君的惹眼景象?！耙凝R”即“義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本為儒生最高榜樣，但當元初清初新君（真龍天子）登基后，他們一個個搖頭擺尾都迤迤走進了新朝，成了儒家文官體系的骨干（甚至成了帝王師）。這些所謂的夷齊，與晚唐宋威、劉巨榮、高駢、張直方、劉允章等稍有不同，是最保險當然也是最無恥的“迎新君說”的獲利者。他們無須在戎馬倥傯的起義過程中冒險，也無須費盡心機猜測新主子是誰，只須高臥山中等待投機而已。美國華裔學者黃仁宇（1918-2000）《中國大歷史》準確地稱他們是“投降主義”的實踐者，是用孟軻理論消泯良心煎熬的投機者。黃仁宇分析南宋儒家士人心態時指出：“被稱為亞圣的孟子，曾經強調要是能使一般群眾生活有助益的話，則向外來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擇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節……這文句被所有有學識的漢人熟讀而構成了與異族合并的根據?！盵35]在分析清初儒家士人心態時，他又說：“傳統上孟子的原則，只要民情歡悅，國君的出處不成問題。在這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抗清的憑借?！盵36]我認為，這種分析很有道理。如果元初清初儒學士人之投機行為都可以被理解，那早幾百年出現的唐末儒學士人之投機行為就更應該被理解。

八

關于黃巢是否燔燒搶掠長安及黃巢起義的影響究竟有多大等問題，亦須澄清。

黃巢是否燔燒搶掠過長安？

有一種說法認為，是。此乃韋莊（836-910）《秦婦吟》的觀點。其中有“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烔……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等句[37]。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不實之詞，是想象出來的場景。從新舊《唐書》可知，（1）黃巢進長安前，僖宗已被宦官田令孜率五百名神策軍保護逃往咸陽。（2）黃巢之進長安是被張直方等率百官迎接而不是攻打的，不存在燒殺搶掠行為。（3）事實是，黃巢從春明門進入時受到了廣大市民的熱烈圍觀和歡迎。這就是《舊唐書》半吞半吐道出的“坊市聚觀”“競投物遺人”和“慰曉市人”等[38]。（4）含元殿等不但未被燒毀相反是黃巢住宿和登基之所。這就是《新唐書》所云“卜日舍含元殿，僣即位”等[39]。（5）還有，黃巢不是傻瓜不會殺盡“公卿”（三品以上暫停四品以下留用），更不會燔燒搶掠一座已經投降而且將要在此建立新朝廷的城市的“內庫”。（6）黃巢確實殺過人，但不是進長安時而是大齊建立之后，所針對的也不是普通民眾而是一幫圖謀不軌者和妖言惑眾者。（7）長安確實被燔燒和劫掠過，但不是黃巢而是官軍。從新舊《唐書》可知，一是黃巢進長安前從潼關潰退的神策軍一支（博野軍）曾搶掠并點燃西市個別坊市但很快被撲滅。二是黃巢退長安后方鎮軍隊進城大肆燒掠使之幾乎成為廢墟——此除新舊《唐書》外，清人趙翼（1727-1814）《二十二史札記》卷20的“長安地氣”有更清楚的敘述[40]。

是什么動機使韋莊憑空杜撰呢？我認為，應當是對黃巢的憤恨。因為，黃巢進長安之行動，擊破了世家子弟韋莊試圖通過科舉正途入仕的美夢。這使韋莊由怨生怒由怒生恨。從第一句可知，該詩是韋莊于事后第三年即中和三年（883）春三月在洛陽城外聽某女郎講述而寫的。但此女郎與此講述，我認為，純粹是詩人自己的杜撰。據同代人孫光憲（901-968）《北夢瑣言》卷6“以歌辭自娛”云，韋莊為此付出了慘重的聲譽代價。由于《秦婦吟》在士民口中作為笑料廣泛傳播，韋莊被戲稱為“秦婦吟秀才”。為了“止謗”，韋莊晚年被迫自撰《家戒》不許家人提“秦婦吟”字句[41]。而其弟韋藹在兄長死后編《浣花集》時，也未錄此詩。它的多種版本1900年在敦煌石窟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1862-1943）和法國人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所發現?？磥?，韋莊還是無法逃避歷史的裁判。

黃巢起義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我認為，黃巢登了基也建立了大齊，但畢竟沒有推翻而只是從根本上動搖了唐的統治基礎。臺灣學者陳致平（1908-2002）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說：“黃巢起事有兩大影響：一是動亂之慘使農村崩潰民生經濟全面破壞，一是地方州鎮紛紛擁兵自保造成國家政權的全面破裂。以前政令自專的藩鎮僅有河北三鎮，到了黃巢起事以后，則自?？姑姆偙橛谌珖?。這些藩鎮有的是政府的官吏，有的是投降將領，也有一部分的新興勢力。他們一方面割據自雄，一方面又互相吞噬，形成一種非?；煦绲木置??！盵42]黃巢大齊倒臺之后，唐至少還存在了二十多年。朱溫建梁（史稱“后梁”），才徹底從歷史上抹掉了它。朱溫原為黃巢舊部，有勇力且善投機，中和二年（882）投降并成為唐剿滅黃巢的主力之一，也成為后來中原逐鹿并最終得鹿（建立梁政權）之人。梁之建立，使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時期——即武夫跋扈而文人偷安的五代十國，簡稱“五代”。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2009年度重大項目《隋唐五代文學藝術思想史》的一項成果，項目批準號：2009JJD750006，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基金資助）

注釋：

[1]包括秦朝陳勝吳廣起義，我認為也不是農民起義。陳勝曾被人雇傭耕地（“傭耕”），但本人身份到底是什么很可疑。從司馬遷記載看，只知道他是陽城人罷了。與他一起的傭耕者，也不一定是純粹農民。這從其期許“茍富貴，勿相忘”就可知道。這種期許不是被安土重遷觀念支配的渴望豐收和娶妻生子等，而是離開農村去冒險去享受。如果沒有脫離傭耕身份成為一名前往邊疆的戌卒并愆期，陳勝后半生要干什么，還不知道。

[2]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第70頁，[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脫序，在我看來，其實可與“亡命”互換。后者是中國古籍常見概念（如“亡命之徒”“亡命之人”等）。美國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隋唐史研究專家薩默斯有很好的解釋，“亡命”即離開家庭或家鄉而放棄了正規社會中合法地位的人（[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第66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3]遺憾的是，王學泰僅把重點放在北宋以后的游民形成及起義上。在我看來，該觀點其實具有普遍性，亦即，唐以前也是如此。因為，從西周以來，中國古代社會就進入了宗法制和皇權（天子）主義體制社會。雖然各代政治系統略有不同，但宗法制一直沒有變，皇權主義一直沒有變。說到底，皇權主義和宗法制是二而一的存在。也就是說，皇權主義國家形式不過是宗法制家族形式的擴大，而宗法制家族形式又是皇權主義國家形式的雛型。

[4]這種情況直到上世紀20年代末還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毛澤東1927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此有很好的分析。經過“五四”洗禮，經過上世紀20年代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政治斗爭洗禮，宗法制農民依然是中國社會中最保守的群體。

[5][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第66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6][9][11][30][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4冊）第405、388、388、427頁，[長沙]岳麓書社1990年版。

[7]它如同讓孫悟空任弼馬溫一樣。糟糕的是，喝過儒家雞湯的黃巢并不像孫悟空那么好愚弄。

[8]若比照《資治通鑒》，可知這里“書記”應該是“書傳”。書記，即略會讀書記賬而已。而書傳，是指儒家經典。一字之差，意義全殊。為什么《新唐書》模糊黃巢儒生身份？我認為是歐陽修宋祁私心造成的。儒生在北宋猛烈宣傳忠君孝父觀念，其回報就是使儒家文官體系成為朝廷唯一可與皇權頡頏的勢力。由此，儒生忌諱人說具有儒學思想的人竟然造反。為什么《舊唐書》不載黃巢與儒學的關系？我認為可能是輾轉傳抄過程中漏掉了。從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可知，《舊唐書》在《新唐書》出現后曾被廢棄了幾百年，直到明清才陸續從他書輯出。在廢棄及輯出過程中，可能有個別字句被無意遺漏，也可能被故意遺漏。這都是很難判斷的。

[10][清]董誥等：《全唐文》第374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2][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85）第5407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13][宋]張端義（1179-1248）《貴耳集》說黃巢《題菊花》為五歲時作品，我認為不確。從詩文所透露的失意和憤怒看，可能是早年應試下第之作。

[14][15][16][17]《全唐詩》（卷733）第8384、8384、8384、8384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

[18][21][24][25][39][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25）第6454、6454、6452、6455、645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19]“人”，即“民”。唐人為避太宗諱，將它們互用。士，即士人，包括儒家和其他各色士人。

[20][后晉]劉昫：《舊唐書》（卷200）第539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順便說一句，王仙芝起義應當也有士人參與。這從《新唐書》（卷225）贊美其起義之初所發布檄文歷數朝廷大弊而被“宰相恥之”可知。

[22][38][后晉]劉昫：《舊唐書》（卷200）第5391、53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23][后晉]劉昫：《舊唐書》（卷200）第53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關于符命說，《新唐書》抄錄《舊唐書》但解釋有誤，故不取。

[26][31][后晉]劉昫：《舊唐書》（卷182）第4704、470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27][后晉]劉昫：《舊唐書》（卷200）第539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缎绿茣贰包S巢傳”記為“以百官迎賊”，《資治通鑒》卷254記為“帥百官迎謁”。

[28][后晉]劉昫：《舊唐書》（卷200）第53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缎绿茣贰包S巢傳”記為“與群臣迎賊霸上”，《資治通鑒》卷254記為“帥文武數十人迎巢于霸上”。

[29]新舊《唐書》云，張直方后因藏匿唐高級官員被人告密而以謀反罪被殺。若有其事，應有兩個原因：一為緩兵之計，即他在霸上迎接是假意的。二為對封賞不滿。黃巢建大齊后，最高軍職由舊部尚讓等人擔任而不可能讓一個降將擔任，引發張直方不滿。據我推測，后一種可能性很大。因為，張是一個“性暴率”且極愛金錢的人，自以為率眾投降立有大功卻無大封賞甚至無封賞，當然不干。

[32][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12）第598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33]儒家文官體系為了掩蓋“為士族法”的世代儒生家族子弟竟在黃巢大齊政權任宰相之事，新舊《唐書》居然不載崔璆之家族。但《資治通鑒》說了實話，指出崔璆是清河望族崔邠的兒子?！杜f唐書》卷155崔邠傳下，吞吞吐吐記載了其子崔璀崔璜“皆登進士第”卻不載崔璆，《新唐書》卷163就更離譜了?！洞捱搨鳌废逻B崔璀崔璜也不載，只載其弟崔鄧崔郾崔郇崔鄯崔鄲等人。

[34]李珺平：《孟軻“民貴君輕說”的盲點及其他》，載《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10期。

[35][36][美]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136、224頁，[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

[37][五代]韋莊：《秦婦吟》，見聶安福：《韋莊集箋注》第31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0][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20）第276頁，[北京]中國書店1987年版。

[41][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6）《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第185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孫光憲是從南平國（做過荊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等）入宋之人。

[42][臺]陳致平：《中國通史》（第4冊）第346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