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語言變革中的國家意識

張向東 景芳洲

【內容摘要】在清末民初的語言變革運動中，有兩種對立的觀點，即保守派和激進派，前者堅持繼續使用文言，后者則主張廢除漢字而改用拼音文字，或者至少是廢除文言而使用白話。但這兩種對立的觀點中也有被人們忽視的共識，那就是他們都認為語言是維系一個國家統一的重要因素。正是語言變革中的民族國家想象，使得“國語”成為民國初年對立各方基本都能接受（達成妥協）的一種語言改革方案，并釀成聲勢浩大的“國語運動”。五四文學革命中“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合流，使得“國語”被普遍接受并取得合法地位，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通用語言。

【關 鍵 詞】??語言變革；保守派；激進派；國家意識；國語。

【作者簡介】張向東，文學博士，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近期研究方向為清末民初的語言變革與文學轉型。

景芳洲，西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文學碩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英美文學研究。

一、引言

清末民初的語言變革，是挽救民族危亡、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工程的一個重要方面。晚清以降的改革思路，簡單來講，分為保守和激進。在語言變革中，當然也存在這兩種思路。他們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諸如文白之爭、漢字存廢、拼音文字的創制等方面。保守派的主張，主要是想借作為中國幾千年傳統思想文化載體的文言，作為維系陷入分崩離析的中華帝國的精神紐帶，但他們貴族主義的觀點，忽視了識字不多的下層民眾，而這與現代民主國家的理念產生了矛盾；激進派不論是創制拼音文字，還是推廣白話文，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納入到現代民主國家體系中來，而國語就是現代民族國家最有效的編織物。

但由于受語言自身發展規律和現實的制約，兩種意見又不斷調整各自的立場、吸收對方的觀點，最終演化為清末興起的“國語運動”：既不廢除漢字，也不堅守文言，而是以明清以來通行于官僚階層的“官話”為基礎，制定現代民族國家共同語——“國語”。在五四文學革命中，由于文學革命者的大力倡導和白話文學寫作實踐的推動，使得國語最終在國家制度層面得到確認，逐漸成為文學寫作、教育、學術研究的通用語言。

研究清末民初語言變革中的國家訴求，既有助于我們理解貌似極端對立的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的趨同點，也有助于理解現代中國通用語的歷史形成過程。

二、保守派——國粹學派的國家意識

在清末，隨著切音文字主張的提出和實踐，以及像譚嗣同“盡改象形字為諧聲”這樣激進的文字改革思想的出現，使另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從民族國家的角度思考文言的地位和意義。1903年，鄧實將人種、學術、風俗、實業與語言文字并列，看作一個國家取得獨立地位的標志：

合一種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處，領有其土地山川，演而為風俗民質，以成一社會。一社會之內，必有其一種之語言文字焉，以為社會之元質，而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國。一國既立，則必自尊其國語國文，以自翹異而為標識。故一國有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夫一國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為一國之粹。精神不滅，則其國亦不滅。文言者，吾國所以立國之精神而當寶之以為國粹者也。滅其國粹是不啻自滅其國[1]。

章太炎在對語言文字和民族國家之關系上，也有和鄧實類似的觀點，他說：“國于天地，必有與立，非獨政教飭治而已。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為亟?！盵2]章太炎將語言文字當作國粹來看，并不是純然出于民族主義的情緒，而是有他作為小學家的學理做依據。他認為漢字有本義和引申義、雅言與方言，有大篆、小篆、隸書等等區別，這些因字義、字形和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語音、語義之間的差別，包含著諸如政教風俗、事物建制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這些都是維系民族情感的根本所在。所以，他對語言文字中“古音”“古義”的追尋，隱含著他對一個民族共同的歷史文化的心理認同。

1908年3月，《新世紀》上署名“前行”的文章認為，“中國現有文字不適于用，遲早必廢”“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欲使萬國新語通行全國，恐持論太高，而去實行猶遠”。所以提出編造“中國新語”作為過渡?！缎率兰o》同人以進化論和世界主義為其理論背景，認為表音文字符合文字發展進化的潮流，而漢字卻是野蠻、落后的象征，造成了教育的不普及，阻礙了中國走向大同世界，從而提出了一系列以西方表音文字為楷模的文字改革策略。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學派，則以復古論和民族主義為其理論背景，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的特性及其文化的集中表現，它的形成與特定民族的歷史、地域等客觀因素緊密相關，因而強調，各民族語言具有差異性是勢所必然，認為廢除漢字改用萬國新語是“震懾于白人侈大之言”，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并說“所謂世界語者，但以歐洲為世界耳。亦如中國五十年前，稱中國為天下”。章太炎以“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為體”而文化也很落后的事實，反駁了將中國的文化教育落后歸因于象形文字的說法，指出教育是否普及、文化是否發達，在于是否實行義務教育，而與象形文字無關。

與章太炎同為國粹派的劉師培，也將語言文字看作民族的構成要素。1903年，他在《中國民族志》自序中引用意大利人瑪志尼的話說：“凡同一人種、風俗、語言者，即可組織一國?！盵3]1905年2月23日，他與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創辦剛剛成立的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刊物《國粹學報》，在該刊連載的《論文雜記》里，他認為通俗之文可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又說：“古代文詞，豈宜驟廢？”所以他對俗語和古文做了二元并置處理：“一修俗語，以啟瀹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碑敗缎率兰o》和章太炎因世界語問題發生論戰之后，劉師培也在《國粹學報》上著文，聲援章太炎。他此時之所以認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是因為他認為漢字作為象形文字，字形的演變，反映了華夏民族演進過程中的社會制度、風俗禮儀、宗教信仰等的變化，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實證，有助于糾正社會學研究中的穿鑿附會。為了擴大“中土文字”的影響和使用范圍，他建議用世界語翻譯《說文》：“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體，切以Esperanto之音，擬以Esperanto相當之義，并用彼之文詳加解釋，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窮其造字之形義，以考社會之起源。此亦世界學術進步之一端也?！盵4]顯然，此時的劉師培想以象形文字所具有的獨特優勢來抗衡西方的切音文字。

到了1920年代，五四文學革命的反對派學衡派基本上與國粹學派持同一論調。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中說：“今中國適當存亡絕續之交，憂患危疑之際，茍一國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夢，不更為保國保種之際，沉溺于謠污之小說，棄德慧智術于不顧，又國粹喪失，則異世之后，不能還復。文字破滅，在全國之人不能喻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凡百改革建設，皆不能收效?！薄爸寥粑淖种w制，乃由多年之習慣，全國人之行用，逐漸積累發達而成。文字之變遷，率由自然，其事極緩，而眾不察，從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強令全國之人以必從。一旦變革，自我作古，即使其制完善，國大人多，一部分人尚未領悟，而他處之人又創出新文字、新語音，故行用既久者，一廢之后，則錯淆渙散，分崩離析，永無統一之日。故吾文云‘文字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誠以吾國之文字，以文之寫于紙上者為主，以語之出于口中者為輔，字形有定而全國如一，語音常變而各方不同。今后字形而以語言為基礎，是首足倒置，譬如筑室，先堆散沙，而后堅巨石于其上也?！盵5]

二次大戰期間，正當中國的大半國土淪陷于日本鐵蹄之下時，不得已屈身為日本占領者服務的“漢奸”周作人，這位文學革命的健將，又一次回到他的老師章太炎清末的觀點。這雖然從時間上看，已不屬于本文論述的范圍，但它卻有助于我們理解語言民族主義的觀點。

1943年，周作人在《漢文學的前途》中說：“中國民族被稱為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辭，但民族間自有系維存在，反不似歐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視之或無甚足取，唯亂后思之，正大可珍重……反復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中有如是維系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此而已?！盵6]1944年，周作人在《十堂筆談·漢字》里又說：“我們最大的希望與要求是中國的統一，這應從文化上建立基礎，文字言語的統一又為其必要條件，中國雖有好些方言系統，而綜合的有國語以總其成，以有極古的傳統的漢字記錄之，上貫古今，旁及四方，思想禮俗無不通達，文化上的統一維持，此極是幸事也。假如沒有這漢字，卻用任何拼音文字去寫，中國的普通國語文便無法可以讀懂，勢必須拼寫純粹方言，此在拼寫方面或可滿意，通行地域亦自有限定，其結果即是文字言語之分裂，一方言區域將成為一小國，中國亦即無形的分裂了?，F今的國語與文誠然未為完善，漢字的使用亦有艱難之點，唯因其有維系文化的統一之功用，政治上有極大意義，凡現在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應予以重視?！盵7]

國粹學派將語言文字訴諸民族國家，一方面是他們將語言文字看作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心理的維系物，另一方面是自秦始皇統一中國文字以來，盡管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言殊異，但由于延續幾千年的文官制度和教育制度，能將這一統一的書寫語言擴展到廣大的領域。清末以來，隨著切音字運動和廢除漢字主張的提出，使國粹學派擔心語言的變革，不論是“崇白話而廢文言”的白話文運動，還是切音字運動，都會失去維系民族情感的作用，從而喪失國之為國的根本。

三、激進派——切音字運動中的國家意識

與國粹學派不同，革新者不論是穩健的還是激進的，都有一個基本的共識，那就是文言作為官方通用語言，同時也是一種貴族語言，它長期以來將下層民眾排除在外，從而使得社會的上層和下層之間、各區域之間處于一種相互隔絕的狀態，無法相互溝通[8]；因而在國粹學派眼中是民族情感維系物的古文，在革新者眼中，卻成了將社會分裂為兩個互相隔離的階層的罪魁禍首。清末以降語言變革中的革新派，在將語言訴諸民族國家時，有兩個基本的取向，一是針對言文分離造成的社會上下層之間的嚴重分離和隔閡，從而使政令無法暢流、民意無法上達，這與建立在現代民意基礎上的民主國家相違背；二是針對各區域間因方言歧異而造成的地域間的隔閡，這與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也相違背。

針對言文分離造成的社會分離現象，很多有識之士在清末掀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創制拼音文字的運動。切音字本是用以拼切方言俗語的，它本身并未成為中國的通用語言，但其倡導者的一些主張，尤其是對語言的民族國家構造功能的強調，使他們的主張最終融入到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通用語的改革進程當中去了。

馬體乾說：“我國之大，病在不通。智愚不通，貧富不通，朝野不通，北南不通，古今不通，各省不通。究其極，概以文字不通，語言不通二者為諸不通之源。今為串字母特為通此諸不通者歟?！盵9]王照認為，世界各國文字，因其言文一致，其朝野自然一體；而“吾國有力讀書者，不過千人之一，朝野如兩世界”[10]，從而使得“官府詔令，無論若何痛切，百姓茫然莫知。凡政治大意，地理大略，水路交通，貨物灌輸之大概，無從曉譬。是以遠近隔閡，上下戾，不可救藥”[11]。于是他創制字母，希望于“朝野一體之治化不無小補焉”。

言文分離不僅造成社會上下層之間的分離，也造成了各地域間的隔閡：“百里或歲不相通，千里或世不相通。異者不可復同，而同國漸如異域，妨害多端，誤盡蒼生?！盵12]所以嚴復提出要以國語統一全國，他說：“中國方里三千萬，而蒙藏準回等二千萬里之地，語言全別，感情何由而合?！盵13]盧戇章也建議用切音字來改變全國各省相互疏離的狀況，他說：“若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則19省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無言也?！盵14]

當時的很多有識之士認為，如果朝廷能夠推行王照的官話簡字，“從此士農工商均可學習，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傳其妻，姊妹妯娌互相傳習。不數年間，人人皆能識字，個個口操官音。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朝廷，上下通行，文明日進”[15]。在他們看來，“官話簡字”這一新的文字形式是能夠將國民由個人而家庭、而社會、而朝廷聯結起來的精神紐帶。

四、“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文學革命”中的國家想象

胡適于1918年4月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文學革命宗旨，將肇始于清末的“國語運動”與五四文學革命聯合起來，共同促進了中華民族現代共同語的誕生。

美國當代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民族國家定義為“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他認為宗教共同體、王朝和舊的時間觀念的衰微與解體，使得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新的文化因素而非政治意識形態成為形成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關鍵性因素。他將語言看作是編織“想象共同體”的要素，這有助于我們理解近代知識分子何以那樣倚重語言文字，并將之訴諸民族國家的想象性建構。

到了近代，隨著西洋拼音文字的傳入和傳教士對漢字和拼音文字的比較、批判，從而動搖了文言長期以來享有的威權；同時，隨著西方民主觀念的傳入和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衰微與解體，民眾由“臣民”而變為“國民”，“國民”所使用的與“神圣語言”相區別的“俗語”也上升為“國語”?！皣Z”正是為了將所有國民不分等級地納入到國家這個共同體的想象中去的必要工具。所以，“統一語言，以結團體”，幾乎成語言變革論述中的一句口頭禪[16]。在語言變革的論述中，清末民初創造或引進的一系列概念中，將語言文字與民眾、國家掛鉤（如國語、國音、國文、國民），充分說明了語言在近代的民族國家這一共同體想象中所起的作用。若對“國語”一詞在近代的引進和傳播稍做分析，便能看出這一新詞的創制和使用背后所隱藏的豐富的想象內涵。

“國語”一詞在近代中國最早的使用者可能是黃遵憲，在1887年成書、1890年開始刊刻，1894年甲午戰爭前后行世的《日本國志》中，數次用到“國語”“國音”“國字”“國史”“國學”，可知“國語”這一詞的創制與日本的國粹派有關。但從此時到庚子之亂，“國語”一詞并未廣泛流傳。直到1902年，在河北保定蓮池書院主講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吳汝綸（1840-1903）被委任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奉命先去日本考察學制。他在日本看到了中國留學生印行的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同時又聽取了日本教育界人士對中國普及教育和統一國語的意見，從而使這位認為“古文外必無經濟”的桐城派古文大師，屈尊折節提倡“國語”。這年吳汝綸回國后給當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的信中，開始宣傳他從日本教育家那里學來的國語主張：“中國書文淵懿，幼童不能通曉；不似外國言文一致……今教育名家，率謂一國之民，不可使語言參差不通，此為國民團體最要之義。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吾若效之，則省筆字不可不仿辦矣?！盵17]

語言雖然可以溝通情感、維系民族精神，但僅限于上層社會所使用的文言卻無法做到這一點，它必須而且最好的方式是近代興起的可大量復制的能為全民所通曉的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18]——白話報刊、白話教科書、白話小說等。這些印刷語言，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因其本身的虛構性更符合以語言這一形式將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聯結為“讀者同胞們”——想象的共同體而受到青睞。所以，晚清的語言變革中的國家訴求，因此也常常將文學納入其論述的范圍。這是因為教育、政治和文學，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和更高的層次上，都是借語言將其國民納入到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中去的三種不同方式，而且文學更具“想象”的優勢。

陳獨秀和胡適是文學革命最主要的兩位發起人，他們在清末都創辦過白話報，這時他們關于語言的國家想象和五四文學革命中對文學的國家想象一脈相承。

1905年6月，陳獨秀在他主編的《安徽俗話報》上發表《國語教育》中說：

全國地方大的很，若一處人說一處話，本國人見面不懂本國人的話，便和見了外國人一樣，那里還有同國親愛的意思呢？所以必定要有國語教育，全國人才能夠說一樣的話[19]。

《競業旬報》是胡適早年在上海讀書期間參與編輯的一份白話報，該報提倡白話文，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心理期待。該報第一期《論學官話的好處》說：

……無論倡立憲，改共和，只看我們通國的人心聯合不聯合。我看我們中國的人，隔省隔縣，情誼不通，彼此猜疑，爭些什么客籍又鬧些什么省界，將來恐怕要同室操戈，不知鬧成什么樣子。如何能夠合群愛國，共同富強。這是什么緣故呢？都為是話音不同，性情遂異，生出了無數惡感情來。諸位呀，要救中國，先要聯合中國人的心。要聯合中國人的心，先要統一中國的語言。這才是變弱為強的下手第一著[20]。

《競業旬報》第32期《論白話報》一文，也希望用“普通話”來聯合國人的感情：

列位知道的，我們中國各處方言，真正不知幾千百萬種……要想統一起來實在不容易，稍使看了白話報那些普通話，就不知不覺的習慣了，連合團體，振興祖國，未始不是白話報大大的原動力呢[21]。

楊度是近代較早從語言文字的國家訴求轉向文學的國家訴求的人。1902年，他從意大利詩人但丁“編國語以教民族”，竟有意大利統一；日本維新名儒福澤諭吉用國語著書教人，而有日本振興實效得到啟發，認為中國“語言文字，歧而為二者，其國家之教育，人民之進化，必不能普遍于全國上下”。為了論證文學具有維系民族感情的作用，他引用托爾斯泰的話說：“藝術者，使作者之感情傳染于人之最捷之具也，作者之主題當如何，則必以直接或間接向于人類同胞的結合，而求其好果，以為感情之用也?！彼闹鲝堁晕暮弦?，也是以這種通俗語言能夠更加廣泛地喚起國民的民族想象為出發點的：“夫小說文字之所以優者，為其近于語言而能喚其國民之精神故而?！彼M而大聲疾呼：“我國文學界中，求一能以文字喚起國民之精神，而使之獨立，如德之洛丁、英之意克里夫者誰乎？”[22]

梁啟超在近代將小說提升到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也是看重小說這種以通俗語言結綴的文學形式，在喚起國民想象方面所具有的潛力和優勢。他將小說與群治聯系起來思考就是基于這一認識的。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說：“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于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議論為之一變?！盵23]正是小說的這種人人能理解的通俗語言，將農、工、商、兵、婦女、幼稚全都納入到“未來中國”的想象中去，從而使維新志士的變法主張最終變為國家的意愿而得以實現。

不獨是梁啟超將小說與國家想象聯系起來思考，在更大的范圍內，清末以降的語言變革、文學變革，其最終的目的之一便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而文學所能承擔的任務就是對這一民族國家的想象性建構。

我們一般人都知道梁啟超有《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但這一訴諸國家的語言變革和文學變革思考模式在清末是非常普遍的。

劉師培在1904年4月25日、26日的《警鐘日報》“社說”欄連載其《白話與中國前途之關系》[24]一文，把區區白話報與中國前途勾連起來，從而將白話報的地位夸張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全國語言雜糅，本于國民相互之愛力大有障礙。各省官話雖亦不無小異，而大致相同，合各省通用之官話，以與各省歧出之方言相較，亦可謂占之大多數矣。欲統一全國語言，不能不對各省方言歧出之人而悉進以官話。欲悉進以官話，不可無教科書。今即以白話報為教科書，而省會之人為教師，求材甚易，責效不難，因以統一一省之語言，而后又進而去其各省會微異之音，以馴致全國語言之統一[25]。

清末民初以國家為指向的語言變革運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終于結出了正果：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讀音統一會于1913年審定的作為“國音”的注音字母；1920年教育部公布了作為“國字”的《國音字典》；1920年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改“國文”為“國語”科。

同時，作為新文化運動之一部分的新文學運動，從一開始便表現出與語言變革相一致的民族國家的指向。1915年9月，胡適在送梅光迪詩中提出“文學革命”時即說：“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勘天差可儗?！痹诎l動文學革命的《文學改良芻議》里，他就以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為例，來論述在中國提倡“國語的文學”的必要。他說：“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后一意大利有但?。―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德（Luther）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此……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應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盵26]一年多以后，胡適提出“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這一新口號，他再次詳細征引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等由方言文學演變為國語文學的過程。他特別提到15世紀，印刷術輸進英國以后，對英國“中部土話”提升為國語過程的作用，這也說明胡適注意到了國語與印刷技術的結合在編織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中所起的作用。胡適自認他是從語言形式入手來從事文學革命的，批判胡適的人也多以“形式主義”為其罪責。但事實上，從胡適對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國語文學的認同上來看，他的文學革命主張絕非是“形式主義”一詞所能涵蓋的。錢理群就指出：“胡適的卓識在于他并不限于文學本身的考慮，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國語，取替往昔言文脫節的狀況，以此實現思想啟蒙和建立統一的現代民主國家的必要條件?！盵27]1935年1月12日，胡適在廣西梧州中山紀念堂講演時說：“我國全國為同一的民族，是應該有同一的‘語言，這就是所謂的‘國語。我們希望‘國語文成為全國的教育和宣傳的工具，同時它也就是統一全國應該著手的初步作?！盵28]這雖是后證，但也足見胡適的“國語文學”與清末以來的語言變革中的國家訴求有相一致的地方。

當錢玄同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提出“廢除漢字”時，陳獨秀說：“鄙意以為今日‘國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觀念，皆野蠻時狹隘之偏見所遺留，根柢甚深，即先生與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國語之所以不易廢也?！盵29]我們無法確知錢玄同這一驚世駭俗的主張背后的真實用意，因為在1934年的一次訪談中他否認了這一主張來自他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是代魯迅立言[30]。魯迅雖在給許壽裳的私人信件中說到“漢文終當廢去”，但他從未公開著文提倡“廢除漢字”。這說明在這一代人的心里，對漢字的態度異常復雜，它也許包含著諸如世界大同與民族認同、現實考量與情感寄托、策略與隱情等矛盾。陳獨秀這里所說的“未能免俗”就包含著啟蒙理念和世俗情感之間的沖突。

蔡元培針對有人認為使用白話就會分裂中國的論調爭辯說：“提倡白話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著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并且用讀音統一會所定的注音字母，來幫助他，哪里會分裂呢？要說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那些大多數不通文言的人，豈不屏斥在統一之外么？”[31]他還說：“為什么要有國語？一是對于國外的防御；一是求國內的統一，現在世界主義漸盛，似無國外的防御的必要，但我們是弱國，且有強鄰，不能不注意國內的不統一，如省界，如南北的界，都是受方言的影響?！盵32]

可見，從清末開始的語言變革運動到五四文學革命，不管對語言變革的方向和策略如何分歧，但其中的國家想象是其共有的意識形態，正是這些共識，才使得廢除漢字使用拼音文字這一西化的主張未能實行，而是采用了折中的方案：既不廢除漢字，也不堅持使用文言，而是使用在明清官話基礎上發展起來白話文，即現在中國大陸所稱的普通話，港臺所稱的“國語”。

五、余論

清末的那場語言改革運動現在過去已經一百年了，現在再回頭看那場爭論，不論是對文言的堅持，還是對拼音文字的提倡，各方的觀點都有些偏激。其原因是那時的中國處在“亡國滅種”巨大陰影之中，持論很難心平氣和。整個20世紀，中國人對漢語一直有一種焦慮：一種既要維護漢語自身純潔性又要和世界接軌的焦慮。今天，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西方世界對漢語態度也發生了轉折，不再認為漢字是中國野蠻落后的象征，漢語正在借助“孔子學院”在海外得到大力推廣。反觀一個世紀以來漢語的世界地位和國人對它的認知，有助于我們反思語言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

注釋：

[1]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1905年），載《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七》第173-174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

[2]章太炎：《重刊〈古韻標準〉序》，載《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20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轉引自萬仕國：《劉師培年譜》第32頁，[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版。

[4]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國粹學報》第四十六期，1908年10月），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第33-35頁，[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版。

[5]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1922年4月第4期），載孫尚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第78、85-86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

[6]周作人：《漢文學的前途》，載《藥堂雜文》第3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周作人：《十堂筆談·國文》，載《立春以前》第128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傅格遜（Charles Ferguson）用diglossia一詞描述在同一個語言共同體（a speech community）中存在high variety和low variety兩種不同階層的人使用的不同語言體系的狀況。陳國球在《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一書中用這一概念來分析中國的“文言”和“白話”兩種語言并存的現象。但在中國的事實情況是，并非上層社會使用文言、下層社會使用白話這一簡單的區分可以說明問題。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官僚在某些場合不論口語和書面語都用文言，但在另一場合又用白話。從根本上講，文言和白話的使用者都不屬于下層社會，中國的下層社會并不具有使用文字的權利和能力，不論其為文言還是白話。所以清末以降的語言變革的實質問題是要使得普通民眾獲得使用語言文字的權利和能力，而并不是彌合文言和白話的差別，當然文言分離是造成普通民眾缺乏使用語言文字能力的一個因素。傅格遜對diglossia的闡述見“Diglossia”.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Selected Readings. Ed. Pier Paolo Giglioli. London: Penguin， 1972. pp232-251.

[9]馬體乾：《談文字》，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6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0]王照：《〈字母書〉序》，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2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1]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原序（二）》，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1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2]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原序（一）》，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0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3] 嚴復：《資政院特任股員會股員長嚴復審查采用音標試辦國語教育案報告書》，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5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4] 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5]劉照藜、陶枬：《陳請資政院推行官話簡字說帖》，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3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6]王用舟：《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盧戇章《頒行切音字書之益》，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7、72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7]吳汝綸：《上張管學書》，載《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9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8]這一術語借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作者認為，沒有什么比資本主義更能有效地將彼此相關的方言組合起來。在文法和句法所限制的范圍內，資本主義創造了可以用機器復制，并且通過市場擴散的印刷語言。這種印刷語言以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

[19] 三愛：《國語教育》，載《安徽俗話報》第3期，1905年6月17日（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一日）。

[20] 大武：《論學官話的好處》，載《競業旬報》第1期，1906年10月28日（丙午年九月十一日）。

[21] 漢卿：《論白話報》，載《競業旬報》第32期，1908年11月4日（戊申年十月十一日）。

[22] 楊度：《游學譯編敘》，載《游學譯編》第1期，1902年11月。

[23]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清議報》第一冊，1898年），載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第37-3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4]此文發表時未具名，萬仕國編：《劉師培年譜》（廣陵書社2003年版）中認為是劉師培所作；李妙根編：《劉師培論學論政》（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該文。根據文中所提“舊作《小學釋例》言之最詳”，即為劉師培所作；該文“斯賓塞言世界愈進化文字愈退化……”也與《論文雜記》篇首一段相同。由此斷定此文為劉師培所作，應無疑義。

[25] 劉師培：《論白話報與中國前途之關系》，載《警鐘日報》1904年4月25日、26日。

[26]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2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

[27] 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第2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8] 胡適：《中國再生時期》，載《胡適全集》（第13卷）第188、19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新青年》四卷四號，1918年4月15日。

[30] 熊夢飛：《記錢玄同先生關于語文問題談話》，載《文化與教育》旬刊第27期，1934年8月10日。

[31] 蔡元培：《國文之將來——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演說》，載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第15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年版影印本。

[32] 蔡元培：《在國語講習所的演說（九年六月十三日》，載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第15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年版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