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抗戰軍事思想之心理學探析

耿海霞

摘 要：毛澤東抗戰軍事思想博大精深，貫穿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立足于對個人及群體人格以及戰爭各方心理特點的分析來探究抗戰時期各方社會行為背后的思想根源，以此來闡述毛澤東抗戰軍事思想得以發揮正確指導作用的歷史應然性。

關鍵詞：毛澤東;抗戰軍事思想;社會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A84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34-0033-02

201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是永遠值得人們銘記的日子?？谷諔馉幍膭倮x不開全民族的浴血奮戰，而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毛澤東抗戰時期的軍事思想有效地指導了抗戰的勝利。其間，毛澤東本人的人格特質以及對抗戰時期各方心理特點的分析和把握對抗戰時期軍事思想的形成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毛澤東抗戰軍事思想是毛澤東以“民”為本人格特質的體現

人格是社會行為產生的內在動力，是社會行為產生的重要制約因素。社會心理學認為人格是在社會化進程中形成的包括思想、情感等在內的個體獨具的、穩定而統一的系統。人需要融入社會，接受社會生活的影響，在社會學習理論框架基礎之上，個人生活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獨特的生活經歷對人格的形成起制約作用。美國心理學家班杜拉認為，人類通過反應結果所進行的學習以及通過示范所進行的學習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習得過程，學習者不必自己直接做出反應并親自體驗到強化，通過觀察示范者的行為，學習者會呈現不同的效應，即加強或削弱觀察者對自己已有行為的抑制所形成的抑制效應或解除抑制效應，以及激活學習者行為庫中已有的反應。

毛澤東具有在逆境中同一切阻力做斗爭的堅強意志。毛澤東這種獨特的個人生活經歷并沒有使他呈現出反對封建統治的示范者的行為未得到強化時的抑制效應，反而呈現出解除抑制的效應。處于人民群眾遭受深重苦難的文化背景下，這種解除抑制的效應激發了毛澤東行為庫中已有的反應，激活了毛澤東心中已有的憂國憂民情懷。內在動力和自身能力的激活使毛澤東形成了不畏強權和以“民”為本的人格特質，這種人格特質在民族戰爭中同樣得以體現。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超越了當時社會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真理時片面強調英雄人物和精神力量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唯心史觀，在整個觀察學習過程中，習得超越所觀察到的特定反應之上的原理，運用唯物史觀來分析現實社會的變革，毛澤東以民為本的人格特質不僅體現在為民情懷，同樣體現在依靠人民群眾，在具體的戰役戰斗中，廣泛地進行政治動員，使民眾明白打仗和他們的關系，使軍隊在民眾眼中是自己的軍隊，尤其在爭取戰爭主動權，使敵人喪失優勢方面有重要作用。轉被動為主動的重要方法即是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予出其不意的攻擊。而具備優越的民眾條件，足以封鎖消息時，采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于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毛澤東深諳這一道理，毛澤東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中”。

二、毛澤東抗戰戰略方針的實現依托于中華民族群體人格能動性的發揮

民族的群體人格是民族最深層次的心理特質。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在征服和改造自然以及反對外族入侵的過程中，就體現出強烈的變革社會的內在需求，在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變革。主觀能動性在三元交互決定論中內隱地存在。三元交互決定論是班杜拉學習理論的重要部分，班杜拉認為，“行為、人的內部因素、環境因素三者相互聯結、相互決定。這些因素之間彼此雙向地影響，而不是兩個因素的結合或兩因素之間的單向作用?！?/p>

在人的主體因素和環境的關系中，抗日戰爭的殘酷環境和國民黨軍隊的參戰使國民黨內和部分共產黨人存在著“亡國論”和“速勝論”的思想傾向，而這兩種不良的情緒給國共兩黨部分人的內心帶來沖擊，也給抗戰帶來消極的影響;在人的主體因素和行為的關系中，對于國民黨，雖然行動上參與抗戰，但由于內心受不良情緒的影響，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抗戰的政策和行為;對于共產黨，通過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采取正確的戰略戰術，能夠變消極被動的行為為積極主動的行為;人的行為會影響和決定主體的思維方式，通過共產黨采取的積極行為結果的反饋，起到統一國共兩黨思想、提升士氣，從而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在行為和環境的關系中，人并不只是消極地適應環境，而是通過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采取積極的行為激活環境，使環境向著有利于己的方向轉化。積極行為的采取會使“日本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日本的士氣行將頹靡;隨著抗戰環境向著有利于我的方向發展，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中國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p>

在辯證地把握環境、人的內部因素和行為的關系中，主觀能動性內隱地存在于三元交互決定論這一互動系統中，毛澤東認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后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比祟愒趹馉幹袕娏业乇憩F出自覺能動性的特點，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陀^因素具備變化的可能性，主觀作用在實現這種可能性中起著重要作用。主動性和靈活性則為自覺能動性在戰爭中的具體體現。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指揮員通過靈活地使用兵力，堅決地實行戰略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通過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逐步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并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做到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戰爭，不論是正規戰或是高度活潑的游擊戰，都依靠全體軍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造成了集中全民力量正面沖擊敵人的威勢。

三、毛澤東持久抗戰戰略方針的實現依托于對戰爭各方心理特點的把握

在社會心理學理論中，社會態度是對某一特定的客體做出反應時所持有的穩定性的心理傾向。社會態度積極與否源于社會認知是否出現偏差，當不同群體對社會性信息的加工、判斷和理解出現暈輪效應時，就會成為影響社會認知偏差的重要因素?？箲鹨詠?，針對“亡國論”和“速勝論”甚囂塵上，毛澤東持久抗戰思想是對持有不同聲音的群體進行的溝通，統一國共兩黨思想，促使積極的社會態度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巴鰢摗焙汀八賱僬摗闭哒鞘軙炤喰挠绊?，“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這一矛盾，把它夸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是主觀的、片面的?！八賱僬摗闭邉t對于中國的長處，夸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他們的共性在于僅抓住戰爭雙方某個方面特征來進行以偏概全的推斷，形成主觀主義推斷的泛化，導致社會認知出現偏差。

在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觀點的基礎上，毛澤東對持有“亡國論”和“速勝論”觀點的人的社會態度進行了勸導性溝通。社會態度轉變的因素包括信息傳遞者、信息變量和信息接受者變量等密切相關的要素。其中信息傳遞者所傳遞的信息是否可信和富有吸引力取決于信息傳遞者和信息接受者的相似性。在中華民族面臨日本侵略的危難關頭，民族矛盾上升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時，民族成員體現出高度的契合性，民族凝聚力得以凸顯。民族凝聚力構成民族心理的內核，不論是共產黨抑或是國民黨，中華民族抵抗外族侵略的歷史中形成的休戚與共的情感體驗和認同，強烈的情感共鳴使成員之間形成彼此關懷的內在動力，內在的動力和外在的推力使民族成員能夠凝聚在一起，成為民族心理和民族凝聚力的強化物。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泵珴蓶|認為，日本發動的戰爭具有退步性和野蠻性，如果中國降了，中華民族不僅在物質上，尤其在精神上，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要受到摧殘。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所以大勢所趨，敵人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使中國人民與敵人形成絕對的敵對，是降不了的，妥協的危機能夠克服。在信息變量中，信息以單方面信息傳遞還是雙方面信息呈現對于態度改變存在重要影響。信息傳遞者并不傾向單一說服，并不只是單方面地表明對自己有利的觀點，而是提供正反兩方面信息，并通過駁斥，統一思想，從而有助于達到態度轉變的效果。關于持久論戰思想，毛澤東對中日雙方的特點進行了分析與比較，不論對于日本還是中國都采用了雙面信息傳遞。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箲鸪跗?，由于日本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驕傲自尊，其對中國人民的輕視等特點，使日軍產生了“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但隨著我軍在敵后戰場游擊戰的戰略展開，以及采取防御中的進攻、內線中的外線等正確的作戰方針，依托有利地形，趁敵處于不備時，在運動中大量消耗和殲滅處于疲勞運動中的敵人，這使得本處于異國作戰侵略他國的士兵虛弱心理凸顯，開始生長著對于戰爭前途的悲觀。隨著我軍把戰爭拖入相持階段，大量的游擊戰消耗、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使其銳氣進一步消磨，而持久戰則使其士氣日益衰敗，日軍在精神上逐漸瓦解。而中國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是比較弱的，然而正處于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上的多數國家是會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毛澤東抓住愛國官兵希望扭轉被動局面的心理，促使國民黨內部分人士的思想發生轉化，有助于幫助信息接受者形成正確的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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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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