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與為人
——朱虹教授訪談錄

朱虹　孫繼成（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北京100732；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淄博255049）

為學與為人
——朱虹教授訪談錄

朱虹［1］孫繼成［2］
（［1］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北京100732；［2］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淄博255049）

［編者按］ 朱虹，1933年生，天津人，中國著名英美文學研究專家、文學翻譯家、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第七屆政協委員、國際筆會中心會員，歷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及外文所研究員、英美文學研究室主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導師、第一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等。朱虹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和中國小說的翻譯和推介，尤其關注中外女性主義文學作品的研究，且成就斐然，堪稱開國內女性研究之先河。早在1991至1992年，朱虹教授就應邀在美國學術重鎮哈佛大學為暑期班開設維多利亞時期小說課程。1992年以來，朱虹教授一直擔任美國波士頓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客座教授，也曾以訪問學者身份赴哈佛大學英文系、英國藝術研究院、美國全國人文研究中心、意大利（貝拉吉奧）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哈佛·拉德克力夫婦女研究中心等學術機構訪學。

朱虹教授于1949年上大學，先在輔仁大學讀英文一年，后轉學入北京大學西語系，1953年畢業，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英美文學研究，于80年代獲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資助到美國訪學，因發現婦女文學研究在美國比較熱門，遂以翻譯和研究女性文學為“副業”，并號召舉辦“當代文學中的婦女形象研討會”；業余時間向英語國家譯介中國小說，先后或翻譯或編譯《中國的西部小說〈苦水泉〉》（1988）、《堅硬的稀粥及其他》（1994）、《花的節日——女性散文選》（1995）等近十部作品，頗受國外讀者歡迎，有的作品已經再版數次。

朱虹教授的主要作品有：《19世紀英國小說研究》《美國文學簡史》（上、下卷，合作）《狄更斯小說藝術》《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世界女作家辭典》《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英國卷》《英美文學散論》等，在國內外出版社出版英語譯著：《中國西部小說選》《恬靜的白色：中國當代女作家作品選》《花的節日：中國女作家散文選》等。此外，她還發表有關外國文學的論文數十篇，用英文撰寫的多篇文學評論發表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學術刊物上。

2006年受北京大學英語語言學科史項目組委托，經沈弘教授介紹推薦，當時的北京大學翻譯方向博士生孫繼成以“為學與為人”為題對朱虹教授進行了學術訪談。

孫繼成：朱老師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北京大學英語語言學科史項目組的訪談。首先，請您談談當年報考大學時的情景。

朱虹：我是1949年9月從北京的教會學?！バ膶W校（Sacred Heart）考入輔仁大學，1950年9月轉入北京大學西語系。當時，學校之間可以轉學，只要通過兩門課的考試就可以了，比較方便?？即髮W的時候是1949年，當時的考試情況和民國時期差不多。各個大學還是自行其是，自主招生。當時，各學校招生很有意思，名牌學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都在同一天進行招生考試，這樣考生就沒有了選擇的機會，而其他的學校會晚幾天招生。

當時，我根本就不敢報考北大。我的英語水平還可以，這也是我唯一的優勢，因為我所在的圣心學校都是英語授課，“外語”是法文和拉丁文。新中國成立后，學校急急忙忙地宣布在校生畢業，外國修女撤離了中國。那一年我才15歲，心想那就趕緊考大學吧。畢業時，修女就給我們一人一張紙（畢業證），那張紙還被我弄丟了。當時各大學都在招生，很多學校在街上擺著攤位招生。我應該報考哪個學校呢？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我想都不敢想，因為在中學時我物理、化學都沒有學過，只會英語。自己所受的教會學校的教育是畸形的。想來想去我就報考輔仁大學吧。

我的大部分同學也都報考輔仁大學，因為輔仁大學也是天主教會辦的，英語系的系主任是位美國人，是耶穌會神甫（American Jesuit），也許他們會收我。在數理化的試卷上，我就嘩嘩地寫滿了英文，列出了自己讀過的書，使勁表現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我用英語說，我反正要讀您的英語專業，數理化不好也不妨礙我學習英文，等等。輔仁大學英語系果然收了我。輔仁大學頒布錄取榜的時候，我的名字居然還排在了第一名。我估計，我的平均成績肯定一塌糊涂。物理和化學我看都看不懂?，F在我覺得，學習就應該全面些，沒有數理化知識，我這一輩子總覺得腦子缺了一塊。后來，我的同事董衡巽開玩笑說：“朱虹啊，你是中國第一個交白卷的‘張鐵生’！”

孫繼成：您當年是如何從輔仁大學轉入北京大學的？

朱虹：進入輔仁大學時，他們正在搞教會改革。因中美關系緊張，輔仁大學英語系主任跑回國了。我記得當時一部分同學還為他舉辦了一個Goodbye Party。在輔仁大學時，有一個叫楊登彪的男生對我幫助很大，我對他特別感激，現在也一直想找到他。有一天，楊登彪對我說：“朱虹啊，您干嗎在這里混??？你不如考到北大去?！碑敃r，輔仁大學亂糟糟的。我說：“我哪能考進北大??！”他說：“你考轉學生，轉學考試只考英語，不考數理化?！苯Y果，我就參加了轉學考試，還真考上了北大西語系。為此，我十分感謝這位高年級的老同學。當時轉學我們就考了兩門課：英文和政治。英文我很容易就對付過去了。政治考的是“論人民民主專政”，我事先都背下來了。當時各校的轉學名額是單列出來的，比如，北大西語系今年招收多少學生，另外，還要招收幾個轉學來的學生。記得念到三年級的時候，我還突發奇想，想轉學到清華去，想把這幾個學校都體驗體驗，結果有一個同學勸阻了我。

孫繼成：您的經歷還挺離奇的。不過，教會學校的經歷也為您日后的翻譯工作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本功。進入北大西語系后，您對哪些老師的課程印象比較深刻？他們對您日后的發展有怎樣的影響呢？

朱虹：考進北大之后，我們住進了灰樓，對面是紅樓，背面就是民主廣場。我對二年級的課印象最深的就是潘家洵和朱光潛先生的翻譯課，一共兩個學期?？梢哉f，這兩位先生的翻譯課對我整個的一生都有很大影響，特別是朱先生的課。我大學畢業時，就想做中翻英的工作，于是報名去外文局?？墒?，他們沒有要我，后來才知道他們當時不要我的原因是因為我有肺病，他們說我英文好，身體不好。當時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的何其芳說，到文學研究所就是坐著看書，她身體不好，能看書就行，結果我就到了外文所。

孫繼成：潘家洵和朱光潛先生的課程有何特點？

朱虹：二年級兩個學期的翻譯課分別是由潘家洵和朱光潛先生給我們上課。這兩位老師的上課方法基本一樣，都是給學生一個text， 一個星期是英翻中，一個星期是中翻英，然后就討論同學的作業。我們班上只有20多人。記得，潘家洵老師讓我們翻譯《紅樓夢》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絹”的一個“撂”字，同學用了好多詞來翻譯，如throw， cast等，我用了“toss it over”來翻譯“撂”字，結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

朱先生對學生的翻譯討論更為嚴格。在我印象中，自己得到的批評較多。記得，朱先生從當時的《人民日報》上選過政治色彩比較重的一篇報道——《與冰的斗爭》讓我們翻譯。文章講述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破冰前進的艱難。我當時受斯坦貝克小說“Of Mice and Men”的啟發，就套用并譯成“Of Ice and Men”，對此，自己當時比較得意，我以為朱先生會表揚我。結果，朱先生批評我說，我的譯文沒有反映出struggle的意思，沒有反映出ice和men之間的關系，這種嚴謹的教學精神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孫繼成：您對當年的哪些人和事印象深刻？

朱虹：我印象比較深刻的老師有三年級的卞之琳先生。在三年級的第二學期，卞之琳給我講的課程名稱好似是“Great English Writers”。課上，卞先生對不太有名的Christopher Isherwood講得很多，以至于我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Christopher Isherwood是當代最偉大的英國作家。我們精讀過Goodbye to Berlin等，欣賞得比較細致。后來，我們才知道，卞先生在英國的時候見過Christopher Isherwood。記得，卞先生通過16、17世紀的詩歌Exchange of Hearts給我們分析當時等價交換觀念的普及，分析text分析得比較細致。那時候，我們都很喜歡卞先生，他為人比較瀟灑，上課經常遲到。他遲到了，到了教室以后，就給我們解釋自己為何遲到：說頭天晚上自己吃了安眠藥也睡不著，結果安眠藥到了后半夜才起作用，定的鬧鐘也沒有響，所以睡過頭了。

孫繼成：當年在學校里您都經歷了哪些運動？哪些老師受到的沖擊比較大？

朱虹：我們學生直接參與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校的知識分子改造重點是西語系的朱光潛先生和中文系的楊振聲先生。當時，北大開大會批判朱先生，說他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朱先生說這是國民黨的教育部長朱家驊送給他的稱號。全國解放時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請朱先生去工作，被朱先生拒絕了，他希望留在自己的祖國工作。對此，有人說，朱先生留下來別有用心，有特殊任務。另外，還批評朱先生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是毒化青年。還有，朱先生的美學是資產階級的美學，與蔡儀的馬列主義美學是對立的。朱先生認為，什么是美？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都是學術討論，與政治無涉。蔡儀認為美是有客觀標準的，而朱光潛認為美是主觀的，是由一些主觀因素組成的。有人還指出，朱光潛說過“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最高峰或頂峰”，說他居心不良：到了“頂峰”，馬列主義難道就不要發展了么？后來，人們還喊起了口號：“朱光潛，你要老實改造！”

當時，我的內心十分矛盾，因為我十分崇拜朱光潛先生。但是，我個人家庭出身不好，又受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是一個需要被黨員和團員帶動的普通群眾，需要在運動中鍛煉。記得，后來北大還給朱光潛搞了個批判展覽會，展覽室里面都貼滿了畫，上面還寫有“‘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最高峰’是一個陰謀”。當時負責這個展覽室的是一名群眾同學，比較有才能，比我高一年級，畢業后到了國際書店工作，后來去了東北師大工作，再后來他又到了《中國翻譯》工作。

當年，我們從老師那里學到的東西很有限，時間都浪費在各種運動中了，對老師的批評和整治也有些歇斯底里。比如，當年卞先生得到了“British Council Grant”到英國游學兩年。解放的時候，他正在國外，當年他也可以不回來，也可以待夠兩年再回國，但卞先生趕回來了。后來，他私下里說過，他追求了十年的張四小姐，也就是沈從文的小姨子，要跟美國學者走，于是自己就回國來了。有人指責他回國并不是愛國，而是自己追求的女人要跟美國人跑了才回來的，這對卞先生的感情傷害很大，有點損。

還有一個教德語的老師，此人比較邋遢，穿著又臟又破，家里有四五個孩子，家就住在紅樓那邊的房子里。當時，學生就批評他，說你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這些話對人家都是很侮辱人格的。他的名字我記不清了，只記得他帶著一幅大厚眼鏡，當時我們感覺他一點尊嚴也沒有了。

對朱光潛的批評十分執著，好似他就是一個死老虎，他自己怎么講也過不了關。另外，當時系主任聞家駟也做檢討，聞家駟是聞一多的弟弟，他做的個人檢討很有意思。他說，我的問題主要是個人主義，我的個人主義的特點是自高自大的個人主義，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乍一聽，好似他在做報告一樣，他很容易就過了關。當時我感覺他自己一點壓力也沒有，大模大樣的。對卞之琳的批評很多，說他的課是歪曲馬列主義，講資產階級的破詩歌居然講了一學期也沒有講完，說他拿詩歌分析資產階級的腐朽是生搬硬套。盡管這些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重炮彈，但對個人情感也是很傷害的。

潘家洵老師說，我給學生的計分原則是“錦上添花”和“落井投石”。如果你不及格，干脆我再扣你20分。后來，有人就整他這一點，說本來我可能及格的，就是你把我打入不及格的。學生還批判他上課大模大樣，還有人批判卞之琳上課遲到，等。

孫繼成：您談一下北大西語系在52年的全國院系調整中有何變化？

朱虹：這些運動之后，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北大西語系是五校合并，由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和師大的外語系等合并而成。也就是說，我和輔仁大學的同學在分開兩年之后又見面了，當時一共有108人。于是，學校就給大家來了次摸底考試，試題是美國式的填空，我們的考試成績也張榜公布了，按照成績把我們分成四個班，27人一班，英文成績最差的是丙班，大多是輔仁的同學。我當時考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李濟深的女兒李筱菊。記得我把aftermath拼寫錯了（aftermeth），丟了一分。當時，差班配備的老師是最好的，我們一班（成績是前27名）配的老師是教學經驗較少的趙昭熊老師，那一年我沒有學到什么東西，但他為人可親可愛。最弱的那個四班好似是李賦寧或楊周翰老師教的，確實讓他們費了不少勁。當時，我們使用的教材是蘇聯編的，比我中學的教材還容易。半年之后，1953年春天，我們就畢業了，大學時間也算四年吧。

孫繼成：畢業后，您的同學大都分配到哪里工作了？

朱虹：記得，當年畢業的大部分同學去了朝鮮，參加聯合國板門店中國戰俘甄別的翻譯工作。當時，我十分自卑，覺得同學都上前線了，而我還在這馬列主義的“廟”里當“小和尚”讀書。

孫繼成：我們看到《生活》雜志辦了“傳承·導師”專題（2006年9月第10期），他們采訪了14位學界人士來談自己的導師，您追憶了自己與朱光潛先生之間的深厚師生情誼。

朱虹：是的。記得《生活》雜志采訪過我，讓我懷念朱光潛。我就給他們談了兩件事（《兩道傷口》）。他病重住進友誼醫院，在《光明日報》社附近，我去看他，他像個孩子似的在練習寫字。那次，他住院一開始被送到了北大校醫院，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后來才轉院到了友誼醫院。他見了我就說，你看，我在練習寫字，還讓我看熱鬧的電視節目。記得好似是1986年，天氣比較冷，我給老師買了六朵玫瑰花，當時我很窮很窮，如果買12支玫瑰，我一個月的預算就會出現一個大洞，只好買了6支玫瑰。那一年，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3月6日，朱光潛先生逝世。但是，外界對朱先生逝世的關注遠不如對丁玲逝世的關注。后來，有關方面還給朱先生補辦了一個紀念儀式。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傷痛。①朱虹的恩師朱光潛先生因病住院，她前去探視并帶去了一束盛放的玫瑰。朱虹說，這冬天里的玫瑰象征著老師火焰一般的生命和精神。后來，在朱光潛先生病床前看到這束玫瑰的另一位學界師長宗白華感嘆道：現在能夠這樣尊師的人不多了，能夠用心體諒導師的學生，將來也一定會受到學生的尊重。我后悔當時自己為什么沒有給先生買上12朵玫瑰花，恨自己當時怎么就沒有多花上幾個錢。

還有一件傷痛的事情，就是20世紀80年代在北大臨湖軒召開了一個朱光潛執教50年紀念會，社科院的馮至和我出席，還有誰出席我不記得了。當時的氣氛也比較冷漠，可以看出這次紀念會給朱先生并沒帶來什么榮譽，記得當時朱先生的臉上也沒有什么笑容。當時，有一位當年經常露面的學生主將說：“我對朱光潛先生最佩服，佩服他敢于承認自己的錯誤，還善于糾正自己的錯誤?！蔽覍@話比較吃驚，認為朱先生這一大寶藏被人們漠視，對我們是一個多么大的浪費??！我們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這么少，居然沒有一絲愧疚。我當時就想反駁，自己也有了腹稿，但環視左右我又猶豫不決，最后也沒有能說出自己的心里話，心里十分難受。當時，朱先生最需要有人站出來給他說話的時候，我沒有說出來，我讓他失望了。當時，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當年的“白?！狈肿?，如果我說出來這些話，當時會是一個什么情景？在場那么多的人，都是我的老師輩，比我更有資格說，他們也沒有說出來。我對此也一直十分懊悔。

孫繼成：學界盛傳您是朱光潛先生最喜歡的“三大弟子”之一，請問其他兩位又是誰？

朱虹：學界的這個說法我不知道，我算是其一？另一位應該是施咸榮。施咸榮文筆挺好，還沒有畢業時，他就開始翻譯東西。記得，畢業后不久，我去拜訪朱光潛先生，看到朱先生的桌前就擺放著施咸榮翻譯的一本書，題詞是獻給朱先生的。我自己感覺很刺激，看到人家有成就了，我來看老師，自己卻啥也沒有，覺得慚愧。畢業之后，朱光潛先生是我們文學所的編外委員，有時候我也會因公拜訪他，有時作為學生去看他。

施咸榮做了不少翻譯工作，他去世這么早，應該說是被累死的。他岳父母家被打倒，他需要照顧他們生活。他妻子在總工會工作，被莫名地以反革命罪投進了監獄，出獄后也不能說明自己為何坐牢。施咸榮對自己的太太很好，他不但要養活兩個孩子，還要養活岳父母一家，他確實是把自己給累死的。有人還批評說，施咸榮的翻譯比較粗糙，但我們對此卻比較理解，他壓力這么大，能出細活？

朱光潛先生喜歡的另外一個人是不是戎逸倫？我不太清楚。戎逸倫確實才華橫溢，但他也有不少毛病。朱先生給他上的課不多。他中文英文都很好，字寫得特別好，還會拉小提琴，非常有文采。畢業后，他到了國際書店工作，他工作賣力氣，升到了科長，后來出了經濟問題，不是他貪污，而是外匯誤差，經營虧損。戎逸倫是南方人，父親是基督教牧師，新中國成立后被政府槍斃了，他自己跟家庭劃清了界限。這時，有人為他出主意，說讓他到南方去教書。他說，隨便，祖國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結果一下子他就到了長春。他太太孫國臻是上海人，出身富有，跟隨他到了東北一家中學去教書。后來，戎逸倫工作狂熱，點子也比較多，給學生開了門圣經課，又挨了批判。孫國臻受不了他的工作狂，兩人就分開了。20世紀80年代，很多人做翻譯都發財了。我給戎逸倫介紹過翻譯活兒，《世界文學》主編李文俊看他的文筆很喜歡，想讓他多翻譯作品，可是他不干，別人一年干的活，他要慢慢干上三年。他一生坎坷，屢屢不順，晚年又得了肺心病，①東北師范大學網站消息：戎逸倫同志于2007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6歲。 戎逸倫同志1961年由北京調來我校工作。他是我校英語專業奠基人之一，專業學術帶頭人。他師德高尚，學風嚴肅，英語和漢語造詣很高，深受中外同行專家的贊賞；他為提高英語專業的教學水平，培養青年教師傾注身心，做出了突出貢獻，深受師生的愛戴。他教過的許多學生已經成為我校英語專業和國內外從事英語教育和研究的學術骨干。http://xyh.nenu.edu. cn/dbsd/journal/showarticle.jsp？articleID=803， 2007-6-28。這些人才的埋沒是我們國家的損失。

孫繼成：在您的同學中，有哪些同學比較有成就？

朱虹：1953年春天，我們畢業了。當時，我們有些人沒有要畢業證，當時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沒有要那一張紙。所以，我現在就不能證明我是北大畢業的，呵呵。②筆者訪后于2007年7月3日上午從北大檔案館中找到了朱虹教授當年的畢業證；1953和1954級同學中有24人沒有領取自己的畢業證。2很遺憾，我到現在還沒有聯系到輔仁大學的楊登彪，因為他是高班的同學，沒有趕上北大和輔仁大學的合并。

我們老北大的那一班比較出色的同學，有的到了外交部，如禮賓司的鐘良珩。成績比較突出的還有宋耀南，到了聯合國，負責婦幼保健工作。退休后，他又到了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工作。還有一個呂婉如，到了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工作。小提琴家Isaac Stern到中國演出時，就是她一路陪同翻譯，她現在負責路易·艾黎基金會。

有一些有才華的同學被時代埋沒了，當時有一個比較沉靜的南方孩子，浙江人，普通話說得不太好。英語讀音也不太好，可是書面英文很好。畢業臨走時，他送給我一本Evelyn Waugh的小說。他到了浙江大學給理工學生教大學外語。1990年代，我到浙江大學訪問時找到了他，那時候他已經很顯老了。

還有一名從香港來的同學，當時不知道她是如何“蒙騙”家人到了北京讀書。畢業后，她到了外交部工作，后來成了右派，丈夫因此對她不好，內外困頓，加上她心臟本來不好，很早就去世了。當年，她的英文一般，但為人熱情。另外一位同學分配到了外貿部，因為出身問題不能出國，只能做辦公室工作。后來，她隨著丈夫到了東北師大教書，最后才到了China Daily工作，可沒有幾年就去世了，一生坎坷。

還有一個同學是工人出身，他老是自己埋頭讀書，不問閑事，畢業后到了馬列編譯局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一個來自上海的同學，白白瘦瘦的、典型的上海男人，家庭比較富裕，經常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他英語發音好，后來還入了團。那時候，我們周六上午上課，周六下午開生活會，有人就常常批判他的“少爺作風”，在宿舍里臟衣服亂丟，臭襪子亂扔，不顧及別人。這個文弱的上海人后來被打發到東北教中學，同時去東北教中學的還有一位聰明活潑，多才多藝的同學。后來，他們都默默無聞，不知下落。

我有時候常常想，與那些被埋沒的同學相比，我們這些幸存下來的都是些平庸之輩，起碼我是一個。

孫繼成：感謝朱老師為我們回憶了自己的大學生活以及深厚的師生情誼。希望有機會請您談一下您在文學研究以及文學翻譯方面的治學心路，謝謝。

朱虹：我哪有什么研究心得啊。我們這一代人都是lost generation（迷茫的一代），也感謝你們的訪談，希望能對你們的研究項目有些幫助。

語言學研究

朱虹（1933—），女，天津人，曾在輔仁大學、北京大學西語系等學校求學，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際筆會中心會員、北京市第七屆政協委員、第一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女性文學、文學翻譯、文學評論等。聯系地址：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100732）。

孫繼成（1970—），男，山東巨野人，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學翻譯、文化比較、來華傳教士文化研究等。聯系地址：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張周路12號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255049）。Email：jichengsun@pku.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