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狀況調查研究——以江蘇省徐州地區三所農村中學為例

平和光 吳義昌

（江蘇師范大學 教育研究院，江蘇 徐州 221116）

一、問題提出

教育權威是指教師在教育教學中使學生信從的力量或影響力。[1]隨著我國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的發展，要求消解教師權威的呼聲越來越高。然而完全消解教師權威還是帶有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因為教師權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蘇霍姆林斯基就曾經指出：“教育領域中最細致，而又最缺乏研究的一個問題，是人對人的權威問題，是年長者對年輕者的權威問題。[2]雅斯貝爾斯曾經說過，“教師權威的存在有助于促進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包括知識內容的深度、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的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年青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長，并啟迪其自由的天性”。[3]我國的吳康寧教授也曾論述過教師權威存在的必要性，他說“從班級管理角度看，班級的組織成員—學生的非成人特征，使得作為班級管理者的教師的權威產生成為必然。[4]因此在當前教育改革的背景之下，特別是在教育改革難度較大的農村地區，如何把握教師權威消解的質與量張力，以及如何在消解的基礎上重新構建適合當代的教師權威就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對農村初中生的教師權威的認知狀況進行了調查，了解了農村初中生對教師權威的認知特點，從而為農村初中教師合理地構建和發揮自己的教育權威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證依據。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教師權威認知問卷》收集資料。該量表是由北京師范大學張日昇等編制，共27個項目、6個維度，分別為師德與知識、情感、處理方式、規則、道德和個人生活。這6大維度又分為影響教師權威的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主觀方面是由師德與知識、情感和處理方式組成，客觀方面是由規則、道德和個人生活組成。[5]該問卷在選項上采用5選1的等級排列，選項為完全服從、較服從、不一定服從、較不服從和完全不服從。計分采用利克特5點評分法，按照“完全服從=5、較服從=4、不一定服從=3、較不服從=2、完全不服從=1”來計分。經檢測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28。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從江蘇省徐州市首羨初級中學、和集初級中學、柳新初級中學三所農村初中隨機抽取513名學生進行問卷測試，總人數分布為：初一175人，初二178人，初三160人，男生245人，女生268人。

（三）調查過程

調查由筆者親自承擔，于2014年5~6月份進行。以班級為單位，采用《教師權威認知問卷》進行測試，測試時間為20~25分鐘。在三所學校共發放問卷513份，回收486份問卷。

（四）數據處理

回收問卷后，對其中答案缺失的問卷、應答趨同的問卷以及應答極端的問卷進行排除后，最終得到有效問卷453份。其中初一、初二和初三年級有效問卷數量分別為150、158和145，男生和女生的有效問卷數量分別為213和240。之后將有效問卷編碼，經檢查無誤后，按照順序將各卷面的原始分輸入計算機，全部數據均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相關的統計分析。

表1 ：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的一般特點

三、統計分析結果

（一）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的一般特點

通過平均數分析（見表1），發現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水平總體較高（108.22±13.97），無論從年級上還是從性別上看，均值都超過100分（81分為問卷均值）。由于均值與教師權威服從趨勢呈正向關系，由此可見農村初中生對教師權威總體上還是比較服從的。具體來看，在不同年級上，發現隨著年級的增長，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呈下降趨勢；而從性別上來分析，發現無論男生或女生，農村初中生各年級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都是呈下降趨勢，并且初中男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低于初中女生；通過標準差分析，發現農村初二學生教師權威認知得分的離散程度要大于初一和初三學生。農村初中男生教師權威認知得分的離散程度比初中女生高出兩個百分點，即初中女生教師權威認知得分分布比較集中。

（二）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在主客觀方面的遵從差異

表2 ：初中教師權威在主客觀方面的遵從傾向

表2 ：初中教師權威在主客觀方面的遵從傾向

性別 年級男 女 初一 初二 初三主觀方面52.094±7.218 53.800±5.774 54.980±6.132 52.285±6.755 51.724±6.274客觀方面54.197±8.555 56.133±7.974 58.353±7.805 54.025±8.415 53.290±7.774

影響教師權威主觀方面的因素主要指教師具有的道德品質、知識水平、教師對待學生的態度以及處理學生問題的方式方法等對教師權威的影響；影響教師權威客觀方面的因素主要指在學生的學習生活中經常涉及的與教師權威相關的問題和情景中，學生對教師權威的服從狀況，[6]見表2。

表2分析結果顯示，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不僅在影響教師權威的主觀方面存在著顯著的性別差異（F(405.253)=8.581,p<0.05），而且在客觀方面也存在著極其顯著的性別差異（F(451)=0.255,p<0.05）。此外，農村初中各年級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無論在影響權威的主觀方面（F(2)=11.004,p<0.05）還是在影響教師權威的客觀方面（F(2)=17.430,p<0.05）也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差異性的表現為（見表2）：在性別上，無論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農村初中女生教師權威認知的得分均值都大于初中男生，且得分離散程度均小于初中男生；在年級上，無論是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隨著年級增長，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呈遞減的趨勢，且各年級教師權威認知在客觀方面均值都大于主觀方面。此外，無論在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農村初二年級學生教師權威認知得分離散程度最大。

（三）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在六大因子上的遵從差異

在《教師權威認知問卷》的編制中，張日昇教授將該問卷所包含的27個問題歸為6因子，不僅對每一類進行了命名而且對其歸類和命名的原因進行了解釋和驗證。其中“師德和知識”因子考察的是教師自身的知識水平、教學質量及個性品質和道德修養等對其在學生中的權威的影響；“規則”因子反映的是學生在有關日常行為規范的問題上對教師權威的認知；“道德”因子考察的是學生在有關道德的問題上對教師權威的態度；“情感”因子反映的是教師對待學生的態度、情感等對其權威的影響；“個人生活”因子考察的是學生可發揮其自主性、獨立性的個人生活領域內,學生對教師權威的服從狀況；“處理方式”因子考察的是教師采用不當的方式方法處理問題時，學生對教師權威的認知狀況。關于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在這六大因子上的遵從差異見表3。

表3 ：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在六大因子上的遵從差異

F檢驗結果顯示（見表3），除情感因子外，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在其它五大因子上均存在顯著性年級差異，表現為，隨年級的增長，學生教師權威認知得分均值呈下降趨勢。在師德和知識因子上，初一與初二（F(305.631)=0.855,p<0.05）相比和初一與初三（F(292.300)=0.317,p<0.05）相比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表現為初一學生比初二、初三學生在該因子上更趨向于服從教師權威，且初一學生得分均值離散程度最??；在處理方式因子上，初一與初二（F(306)=2.326,p<0.05）相比和初一與初三（F(292.185)=0.914,p<0.05）相比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表現為初一學生比初二、初三學生在該因子上更趨向于服從教師權威，但是初一學生得分均值離散程度最大；在規則因子上，初一與初二（F(305.998)=0.012,p<0.05）相比和初一與初三（F(293)=0.083,p<0.05）相比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表現為農村初中各年級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在該因子上呈下降趨勢，且初一學生得分分布相對比較集中；在道德因子上，初一與初二(F(305.446)=3.54,p<0.05)相比和初一與初三(F(292.830)=0.132,p<0.05)相比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表現為初一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最高；在個人生活因子上，初一與初二(F(305.995)=0.227,p<0.05)相比和初一與初三(F(292.003)=0.000,p<0.05)相比也都存在著顯著性差異，表現為初一學生在該因子上更趨向于服從教師權威，且初一學生得分均值的離散程度最小。

（四）父母學歷水平對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顯示（見表4），父親與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多集中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父母同時具有高中以上學歷的學生沒有。經F檢驗和T檢驗，總體上，父母受教育程度對農村初中學生教師權威的認知發展存在著一定的影響（F(2)=4.662,p<0.05），父母具有高中學歷的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最高，父母具有初中學歷的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最低，但其均值離散程度最大。在“情感因子上”，父母具有小學學歷的學生與父母具有高中學歷的學生在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上具有顯著性差異（F(91)=0.739,p<0.05），后者更傾向于服從教師權威；在“規則因子”上，不僅父母具有小學學歷的學生與父母具有高中學歷的學生在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上具有顯著性差異（F(91)=0.392,p<0.05），而且父母具有初中學歷的學生與父母具有高中學歷的學生在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上也具有顯著性差異（F(48.781)=0.904,p<0.05），并且后者的差異性更顯著（P=0.000

表4 ：父母學歷對教師權威的問卷分量表上的認知差異

（五）父母職業身份對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的影響

對農村初中生父母職業調查分析發現，28%的學生的父親都是農民，45%學生的父親外出打工（指常年在外，學歷比較低，無技術職稱，社會保障不到位），15%學生的父親是工人（指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技術職稱、工作固定、按時上下班、社會保障全面），剩余的其他12%學生的父親包括在當地任教的老師，在當地上班的公務員、工商個體戶等等。而相應的學生母親職業分別為：農民30%，農民工47%，工人15%，其他8%。因此在該項研究中，本文選取所占比例最大的四種職業作為研究的變量。調查分析具體情況見下表。

由統計檢驗結果表明（見表5），父母不同職業身份對其子女教師權威認知發展的影響比較顯著（F(3)=9.628,p<0.05）。主要表現為，父母職業身份地位越高（職業社會地位排序請見參考文獻7），其子女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就越高，且其子女教師權威認知得分離散程度反而越小。具體來看，在六大因子上，父母職業身份地位的高低與其子女的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呈正相關。在“師德和知識因子”上，父母是農民的學生教師權威認知水平與父母是工人或農民工的學生存在著顯著性差異，但后者的差異遠遠大于前者的差異（前者P=0.009＜后者P=0.023）；在“情感因子”上，僅其父母是農民的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與其父母是工人的學生存在著顯著性差異（F(39.119)=6.830,p<0.05），表現為父母是農民的學生對教師權威更趨向于不服從；在“處理方式因子”上，具有四種職業身份的父母的學生在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上存在著顯著差異，其中父母是農民的學生與父母是教師的學生在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上差異最大（F(5.920)=4.223,p<0.05）；在“規則因子”和“道德因子”上，父母是農民的學生與父母是農民工、工人或教師的學生在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上均存在著差異，其中父母是農民的學生在教師權威上趨向于不服從；在“個人生活因子”上，僅其父母是農民的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與其父母是教師的學生存在著顯著性差異（F(5.556)=1.024,p<0.05），表現為父母是農民的學生對教師權威更趨向于不服從。

表5 ：父母職業對教師權威的問卷分量表上的認知差異

四、分析與討論

總體來看，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與年齡成正相關，表現為從服從向不服從的方向發展，該結果是符合人的認知發展規律的。根據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中學學生正處于形式運算階段。[8]該階段學生思維逐漸脫離具體的事物，具備了假設演繹推理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的思維更具獨立性和批判性，學生自我意識展現的欲望更加強烈，他們更加重視從自我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并綜合多種因素去分析解決問題，對老師不再言聽計從。

從影響教師權威的主客觀因素上來看，農村初中生對教師權威的認知存在著顯著的年紀和性別差異。從性別上來分析，無論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農村初中女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要大于初中男生，即農村初中女生比初中男生更傾向于服從于教師權威，且農村初中女生教師權威分數的離散程度要小于初中男生。這與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的農村社會對男女角色的期待不無關系。孩子一出生便以其性別差異而被寄予不同的角色期待，男孩被教導為獨立自主、勇猛果敢、敢于擔當、成就功名，女性被教導為賢良溫柔、矜持端莊、勤勞節儉、溫順善良。因此，這些要求表現出性質完全不同的“女性化”和“男性化”的性別角色特征對男女教師權威認知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年級上來分析，無論在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農村初二年級學生教師權威認知得分離散程度均大于初一和初三年級。經過深入分析，我們認為初二是思維發展和品德發展的質變期，這一時期學生自我意識發展迅猛，思維日益復雜化和抽象化，獨立性意識日益強化，情感波動幅度較大，這種變化有可能是積極的也有可能是消極的。當一部分學生對這種變化適應性較好，角色轉變較為順利的話，那么這些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結果初二學生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波動幅度必然會大于初一和初三。因此教師應該充分抓好這個質變期，密切關注學生的變化，充分發揮利用好學生的優點，積極引導學生朝好的方向發展，防止消極變化，只有這樣，既能促進學生的發展，同時教師權威也能較好地構建。

從家庭因素來看，農村初中生對教師權威的認知在其父母學歷和職業維度上均存著顯著差異。從父母學歷上來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對農村初中生教師權威的認知的發展存在著一定的影響。父母是高中學歷的學生其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要顯著高于父母是小學或初中學歷水平的學生，但是父母是初中學歷的學生與父母是小學學歷的學生在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上幾乎相當。經過進一步調查發現，這些學生父母45%為農民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學生與父母相處的機會極少，無論父母什么學歷都很少影響到這些學生。此外經過更深入地調查發現這些學生獨立性與自我意識較強，性格也比較叛逆，在角色上往往想扮演大人的角色，獨立思考解決自身遇到的各種問題，對于教師權威他們往往更多的是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因此對于這些學生，教師更要在學習上關心他們，生活上更加體貼他們，人格上更加尊重他們，情感上更加理解他們，道德上更加引導他們。從父母職業上來分析，父母職業身份的不同對其子女教師權威認知的發展影響比較顯著。父母職業身份地位相對較高的學生，其教師權威認知發展水平就越高。這是因為父母職業地位越高，相應的家庭收入就越高，能夠為其子女提供豐富的教育資源。此外經過深入分析發現，職業身份的地位與父母接受的教育文化水平呈正相關的，父母有意識為其子女營造一個相對較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在這種相對較好的教育環境的熏陶下，其子女待人接物的態度更為積極，因此這些學生也更愿意以積極地態度接受教師權威的影響，對教師許多方面表現為服從的傾向。

[1]張良才,李潤洲.論教師權威的現代轉型[J].教育研究,2003,11.

[2]蘇霍姆林斯基.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249.

[3]雅斯貝爾斯,鄒進譯.什么是教育[M].上海：三聯書店,1991：3.

[4]吳康寧.論作為社會組織的班級[J].教育理論與實踐,1994,2.

[5][6]張日晟,李琳琳.教師權威認知問卷的編制[J].心理與行為研究,2003,1.

[7]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9.

[8]皮亞杰著.傅統先,陸有銓譯.兒童的道德判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