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利益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作用及其形成路徑分析

摘要：“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自提出以來，對于何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它能為沿線國家帶來何種影響，在國內外還存在極大的認識差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需要創造增量利益，并通過增量利益來承擔各國調整資源分配、啟動經濟增長的成本。增量利益須在貿易發展、工業化水平提升、區域性公共產品供給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才能形成。

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增量利益；歐亞地區

中圖分類號：D912.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16）05—0038—07

自從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儀以來，在國內外受到極大關注，但在眾多的研究中，對于究竟什么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怎樣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尚未形成較為統一的觀點。這說明需要深入分析絲綢之路經濟帶究竟能為沿線國家帶來什么，或者說沿線國家需要的是什么樣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如何在中國和沿線國家尤其是中亞國家之間找到利益重合的領域。

20世紀80年代以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國家提出過不同的絲綢之路的項目與計劃，但“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提出則使“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一些學者的觀點比較樂觀。如王保忠、何煉成、李忠民認為絲路帶就是區域一體化的戰略，并提出了不同領域的一體化路徑和實施方式?；艚▏袛嘀袊c中亞國家有共同發展經歷，文化相同、基礎堅固，在已有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進行絲路帶建設具有良好基礎。張建倫提出要制定規劃，明確產業轉移路徑；在上合組織基礎上成立常設機構，對絲路帶的產業轉移、貿易投資、旅游觀光進行統籌。白永秀將狹義絲綢之路經濟帶定義為世界范圍內面積最大、覆蓋人口最多、經濟總量位居第三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可以幫助世界擺脫經濟低迷狀態。

許多從事俄羅斯中亞研究的學者則較為謹慎，提出了在歐亞地區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所面臨的諸多困難。周明指出哈薩克斯坦的地緣政治想象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可能帶來的物質收益，為哈積極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提供了理由。與此同時，在哈民眾并不十分了解中國的情況下，如何使絲綢之路成為一條合作之路而不是一條“荊棘之路”，是中國在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過程中須仔細思考的問題。

孫壯志指出在不謀求建立超國家的協調機構的前提下，各國差異明顯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各國不可能始終從“帶狀合作”中受益，這就會產生利益上的疏離，如果再考慮更加復雜的政治和安全因素，不確定性又會大大增加。絲綢之路經濟帶雖然體現了多數國家的合作愿景，但短期內也很難獲得巨大成功。馮玉軍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強制性的制度安排，不是人為強行推動的一體化方案，不是計劃經濟的結果，而是自然形成的進程，不設時間表。

在國外，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多國政府都表達了歡迎和積極的態度，普京提出歐亞經濟聯盟和絲路經濟帶可對接、納扎爾巴耶夫提出“光明之路”計劃，也有眾多學者提出了不同觀點。

Brugier認為中國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是為了確保能源安全，同時也含有要繞開俄羅斯的想法，以便直接與中亞和歐洲開展經濟往來。努爾謝伊托夫認為，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補充，其核心是通過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發展和解決就業。Hordk指出，在俄羅斯和中亞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只要歐亞經濟聯盟建立，就能夠促進彼此經濟發展。不過近年來中國在中亞擁有的經濟軟實力影響也越來越大。Gallo認為，由于中國與俄羅斯都對中亞地區各種資源存在需求，因此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會產生摩擦。

瑟拉耶什金認為北京未必能夠理解“一帶一路”構想會對希望保留自身在中亞區域地位國家產生負面影響，而且“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戰略，還是地緣政治戰略；目前，中方學者提出的所有論據只能證明他們理解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只不過是對未被接受的上合組織自貿區的精美包裝；“一帶一路”的發展并不是以沿線國家的工業發展為基礎，其首要任務是促進中國西部發展；中國學者沒有回應區域國家能夠得到哪些好處，也沒有回答如何看待俄羅斯的作用。

盧賈寧和薩佐諾夫認為，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關于利用所提供的歷史性機遇和發展條件，有時是以非常強硬的命令式的形式提出的，并且不希望伙伴國家做出其他反應（贊同與謝意除外）。拉林提出，中國也并不清楚何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而俄羅斯則擔心絲綢之路經濟帶影響俄羅斯的利益，采取了謹慎的合作態度。

須注意的是，中亞和俄羅斯學者對歐亞經濟聯盟的樂觀正如中國學者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樂觀，雙方都存在以自己的思維和觀點來判斷對方行為的思維模式，而且普遍不了解對方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

總體而言，國內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研究結論較為樂觀，從輿論界、學術界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支持性的論證，且多從中國角度出發論證其合理性與可行性，這與國外審慎甚至疑慮的反應形成鮮明對照。國外的研究結論則既有歡迎，也有疑慮和擔心，如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會損害俄羅斯的利益和優勢地位，以及中亞國家沒有看到如何從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獲益，尤其是在提升本國工業化水平方面。這充分說明對于究竟何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將給沿線各國帶來何種影響，并沒有較為一致的觀點（即使在中國學者之間，也是如此）。

一、增量利益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順利推進的關鍵

對于究竟何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有觀點將其界定為基礎設施的建設，尤其是高鐵等交通設施的構建，亦有觀點認為其即為自由貿易區。中國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在其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并未明確何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只是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要推動沿線各國開展更高水平的區域合作，形成開放、包容、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本文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實質在于能夠為沿線國家創造價值和利益，正如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就是滿足了當時各國的不同需求并創造利益（不僅僅是經濟利益）從而受到了歡迎，絲綢之路經濟帶不會改變這一基本屬性。絲綢之路經濟帶本質在于為沿線國家創造利益，但鑒于中國與沿線國家在經濟領域的競爭力相差頗大，這些國家看不到中國如何能夠將利益傳遞給其他國家的路徑，因此產生懷疑態度也就在情理之中。

絲綢之路經濟帶所創造的利益首先體現為增量利益。這里的增量利益是指新創造的、沿線各國能夠從中受益的新增利益，增量利益不僅僅是各國所獲得的直接的經濟利益，還包括能夠促進各國經濟發展、相互合作的制度性因素，當然經濟利益的創造是增量利益的基礎。增量利益須具有自生能力，即能夠持續不斷地創造新的利益并不斷發展和擴展，從而真正使沿線各國從中受益。這意味著增量利益必須是基于市場經濟與國際分工所形成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具有自生能力。在實現增量利益機制形成過程中，要避免從中國自我的角度來認識看待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定位與作用，避免以中國的自我意識推進，上合組織自貿區已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改善國民生計，是沿線各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各國在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由于各自資源稟賦、競爭優勢等不同，必會產生競爭，而由此引發不同的利益訴求乃至矛盾，都是正常的。沿線各國經濟發展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國內現有資源分配格局和發展政策制約了經濟發展，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帶動經濟增長會引發改變現有利益的問題，對不同利益群體會產生影響，而利益受損群體會成為各國推進變革的成本。因此，增量利益的作用在于可抵消在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合作中所引發的成本，由于新創造的增量利益不會影響現有利益的分配，避免引起矛盾，通過增量利益使得各國不同利益群體均能受益，或者實現大部分群體受益，這樣有利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獲得各國不同利益群體的支持，有助于克服、抵消各國在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成本。隨著2015年國際能源價格的大幅下跌，中亞各國也因俄經濟狀況惡化而受到嚴重影響。中亞國家再次深刻認識到本國經濟的脆弱性，創造增量利益無疑是會得到支持和歡迎的。

怎樣創造增量利益，成為絲路帶在中亞地區推進的關鍵因素，須進行認真深入研究。須明確的是，增量利益絕非是只要中國大量投資就可以立即見效的，而是需要各方的持續付出和努力，形成利于經濟發展的機制與基礎。由于對發展經濟所需條件認識不足，許多沿線國家將其參與絲路帶獲益途徑簡單地視為中國向其源源不斷地提供不計成本的巨額資金，使其經濟實現增長。如果各國沒有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和產業鏈，而僅僅依靠中國的援助，則與當年蘇聯對中亞國家的財政支持方式并無差別，這不可能實現各國經濟真正發展，而且中國也不具備如此的經濟實力。

二、區域性貿易能夠促進增量利益的創造

中亞各國主要向區外出口能源和原材料、進口工業制成品，而且在中亞業已形成區域性貿易網絡，這為各國發展經濟合作奠定了基礎，只是貿易規模在官方統計數據中被極大地低估了。

在通過對外貿易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和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中亞國家對與區外國家（主要是中國）的貿易逆差頗為不滿，認為這導致本國企業在競爭中倒閉并造成失業。在看到進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同時，也要看到各國對外貿易在解決就業、滿足國內基本需求、引入市場經濟制度、促進市場要素發育、逐步了解國際市場規則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對外貿易的溢出效應對各國經濟的影響，各國的要素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而發育、完善，初步形成要素市場，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對外貿易的增長促進了區域性市場和中亞國家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形成，也帶動了各國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需求，并拉動對區域性公共產品的需求，這又會進一步帶動外來投資進入各國。

中亞各國均從對外貿易中取得了巨大利益，如土庫曼斯坦發展TAPI管線，就是通過對外貿易來進一步促進本國利益最大化。吉爾吉斯斯坦的服裝業、烏茲別克斯坦的汽車業、哈薩克斯坦的能源開采和塔吉克斯坦的鋁業的發展，也都是通過與區外國家的貿易實現的。加工貿易已成為促進中亞國家工業發展的新動力，帶動了各國加工型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中亞國家通過貿易的發展可進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這會使各國在競爭中逐步具有利益創造能力，通過競爭才能使沿線國家融入世界市場，形成國際競爭力，當然這是一個漫長且困難的過程。絲綢之路還是其他國家進入中國大市場的道路，中國的經濟規模足以吸納沿線國家所生產的產品，為其經濟發展提供資本、技術來源和產品銷售市場。

三、工業化是增量利益形成的基礎

積極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沿線國家均希望中國帶動其經濟增長，但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和極強的競爭力使得只有極少發達國家能夠與中國形成互利的分工體系，大部分沿線國家面臨的現實是本國產業是否能夠在與中國企業的競爭中生存下來，中國強大的制造業的競爭力是各國政府必須認真考慮的壓力，這種壓力也成為各國內部反對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上看，蘇聯對哈薩克斯坦和中亞兩個經濟區的定位就是原材料產地與商品銷售地。在蘇聯時期這里的工業化水平不高，盡管也形成了如卡拉干達鋼鐵基地、拜科努爾航天基地以及契卡洛夫飛機制造廠等科技含量較高的企業，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這些企業更多表現為工業飛地，中亞各共和國自身的工業體系并沒有形成產業鏈。在蘇聯中央部的管理下，中亞各國還是主要把原材料運往歐洲地區，加工為制成品后再運回到中亞地區。這樣盡管形成了緊密的分工關系，但卻是違背經濟規律、低效甚至負效率的，這也是蘇聯解體的經濟原因。納扎爾巴耶夫指出，盡管蘇聯時期的集中計劃體制形成各地區間的經濟專業化使得一個地區離開其他地區將無法生存，但這大多是經濟上毫無意義的一體化，只是為了維護體制的穩定。

獨立后，俄羅斯和中亞各國也提出發展本國工業的規劃，但實際上工業化水平和產業結構并未改善，反而是“去工業化”的趨勢日益明顯。隨著能源價格下跌，困難日益嚴重，各國紛紛強化提升本國工業化的政策，只是當前各國多以進口替代作為實現工業化的指導戰略，但其成效遠未達到各國預期。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經歷了部分制造業由歐美轉移至日本，后又轉移至亞洲“四小龍”，最后到中國的轉移路徑。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出現離開中國的轉移趨勢，這對中亞各國來說無疑是一次歷史性機遇。如果中亞國家能夠基于本國優勢吸納一部分產業，將會為其創造出巨大增量利益。

各國須認識到必須基于本國比較優勢發展工業，建立適合本國實際情況的工業而不能單純追求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適應中亞國家的工業化是基于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使得各國從現在的利益競爭關系變為競爭與互補共存的關系。較為可行的方式是通過政府保護和出口導向政策的結合逐步轉型為具有自生能力的工業體系，從而具備國際競爭力。出口導向可以促進各國建立能夠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滿足國內需求的工業體系，解決就業，形成產業內分工。吉爾吉斯斯坦服裝業的發展就是基于本國勞動力優勢而形成的具有自生能力的典型，當然要實現服裝業的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并形成產業集群，因為真正具有自生能力的工業化一定是以工業鏈的完整和產業集群的形成為基礎的。提升各國工業化水平，建立起基于比較優勢的工業體系，才能使各國參與國際分工，形成與中國的產業內分工格局，從而實現各國經濟發展。

只有中亞各國的工業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與中國形成產業內分工格局，才有助于形成能夠創造新的增量利益的利益共同體，絲路帶也才會具有自生能力，從而在利益共同體基礎上形成命運共同體。中國市場也為吸納各國產品提供了良好機遇，當各國的工業化水平提升和中國市場相結合，對絲路帶的建設會形成良好的促進。

四、地方政府須積極探索增量利益形成路徑

“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提出后，中國多個省區的地方政府紛紛從各自角度論證本地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優勢，試圖通過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來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應該說，各個省區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混亂，而且因各地政府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并未形成清晰準確認識就發表的聲明也在國外造成不良影響。各地政府行動中，既存在大量固守舊有思維的做法，如爭奪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核心區等行為的實質就是爭取中央政府給予地方特殊政策以獲取利益；也有對本地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的積極探索，如重慶推動的“渝新歐”的成功是基于多年來重慶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的一以貫之的政策，從而不但實現本地發展而且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形成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重慶通過努力形成了電子產業集群和完整的產業鏈，使得“渝新歐”有貨可運，各參與方都能從中獲益，形成了一個具有自生能力、良性循環的利益生態系統。

絲路帶的頂層設計須以基層探索為基礎，因此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是雙刃劍，既可以探索為各國創造利益的合作方式與機制（如重慶發展的“渝新歐”運輸），也會因為只考慮地方利益（而且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給政策、給資金）的隨意作為而引發其他國家的反感。盡管存在諸多不足，在各界對何為絲路帶，怎樣建設絲路帶并未形成共識的背景下，各地的探索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因為只有通過各方面積極探索適合的方式和路徑，才能逐步形成對絲路帶的準確認識。

地方政府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作用如何，關鍵在于各地僅是將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其索要相關利益的招牌還是真正結合本地實際情況來確定經濟發展方向與路徑。

五、區域性公共產品是產生增量利益的保障

中亞國家之所以多年來經濟發展緩慢，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區域性公共產品，這制約了各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獨立后，中亞國家一直致力于建立與參與各種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其實就是對區域性公共產品需求的表現，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滿足本國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俄羅斯推進的歐亞經濟聯盟之所以被接受也源于此。

實現各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前提之一是完善的基礎設施，這也是當前中亞國家大力推進的工作。區域性公共產品不僅是鐵路、公路和電力設施等物質性公共產品，同時也表現為對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或經驗的需求，可稱之為知識性公共產品。從世界范圍內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即使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投入巨額資金，如果未形成促進國家經濟增長的制度體系，依然無法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成熟市場經濟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形成，成為制約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瓶頸因素，在不具備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完全照搬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與政策，如“500天計劃”和華盛頓共識，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

市場化和工業化是一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工業化要在市場經濟體系的發育中逐步實現。作為轉型國家，中亞各國在實現經濟發展時，不僅需要基礎設施等物質性公共產品，還需要了解如何提升工業化水平、開展國際經濟合作，要具備優良的政府治理能力，界定市場經濟體系中政府所發揮的作用及制定的制度，這些也是中亞國家迫切需要得到的區域性公共產品。工業化過程中，政府的治理作用頗為關鍵，正如日、韓和中國的經驗所表明的，其中中國的轉型經驗對中亞國家無疑更具有借鑒價值，即政府創造條件實現經濟轉型與增長并提供制度支撐。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與轉型的跨國經濟學越來越看重政治組織、政府治理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是將俄與中國對比，政府治理與政策優先選擇引發了更多思考。應該說，俄羅斯、中亞國家雖然偏好政府主導的政策選擇，但在政府如何制定恰當政策并有效實施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當前，中亞國家普遍建立各種經濟開發區和工業特區就是對中國經驗和路徑的一種借鑒，哈薩克斯坦設立了9個不同類型和定位的工業園區，卻規定這些經濟特區一般為25年的運營期，這個時間限制對其所希望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特別是制造業投資來講，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治理在經濟增長中如何有效發揮作用是一個復雜且難以把握的問題。張軍指出，中國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一個具有長遠目標和中性的強勢政府才有足夠的組織上的激勵去執行和維護經濟發展的戰略。

中亞國家在推進經濟轉型與改革時，也需要政府能夠制定恰當的政策并有效實施。漸進型改革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提升，政府如何定位自身作用，這是中亞國家迫切需要了解的。俄羅斯安全類公共產品具有供給能力，也掌握著歐亞地區的區域合作主導權，但難以提供各國需要的全部區域性公共產品。從國家治理與經濟轉型來看，俄采取的激進政策使得其市場體系發育不足、去工業化嚴重，因此俄在發展經濟方面難以為中亞國家提供符合要求的區域性公共產品。

中國在政府治理與經濟增長方面的經驗與制度能夠對中亞國家起借鑒作用。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中國外溢的不僅僅是資本、技術，同時是市場經濟制度和發展中國家向工業化、市場經濟轉型的經驗，這種經驗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而言是值得借鑒的。在不對政治制度做大幅改變而通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來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或者說將“市場”與“政府作用”——無形的手與有形的手相結合方面，中國具有最為豐富的經驗，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為寶貴的。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如果沒有政府提供的這種秩序穩定性，理性行為也不可能發生，所以政府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是怎么強調也不為過分的?！币ＷC政府始終明智而不是不明智地制定相關政策和制度，對于中亞各國政府來說，也是一個學習過程。因此，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中國經驗的外溢，過去中國的開放是學習、引進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制度和經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中國以自身的發展經驗對沿線國家的引領。對不同類型區域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會在中亞地區形成綜合性公共產品供給機制，這也符合該地區的發展現狀與要求，從而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保證。

六、通過增量利益形成中國與俄羅斯的共同利益

俄羅斯與中國在歐亞大陸具有廣泛的共同利益，當然也存在利益競爭，關鍵在于要形成求同存異的機制，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創造新的共同利益，如經濟利益。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加入的歐亞經濟聯盟的成立源于俄羅斯提供了中亞國家所需的政治、能源、經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只是俄羅斯更多是依靠傳統聯系和現有資源滿足，很難在經濟上創造新的增量利益，只能分配現有經濟利益。王維然指出，僅憑現有成員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工業化水平，歐亞經濟聯盟無法成為具有利益創造能力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與絲路帶的結合，可以為歐亞經濟聯盟的發展提供動力。

關鍵在于俄羅斯如何認識開展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俄羅斯須改變以地緣政治思維看待一切區域合作的事宜，并實現對經濟結構的改造和制造業的復興，否則任何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都不可能成功。俄羅斯的工業化水平成為其短板。在2015年經歷了能源價格下跌帶來的嚴重影響后，俄羅斯如果能夠轉變思維，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擺脫能源型經濟路徑，那么俄羅斯的工業化進程一定會促進中俄之間的經濟合作。

如果不是基于經濟利益的創造，即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架構再完善，都不會成為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只會再次成為其沉重的包袱。俄羅斯已經認識到歐亞經濟聯盟的貨幣一體化尚不具備穩固的經濟基礎。

俄羅斯依然在思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是強化還是削弱了歐亞經濟聯盟的經濟基礎。要想真正實現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接，那么一定是以俄羅斯實現工業化、市場化為基礎的，而不僅僅是當前談論的基礎設施建設。

俄羅斯要實現經濟發展，開展與中國的合作是一個機遇，但能否抓住這一機遇，不僅僅取決于中國，要清醒認識到俄羅斯在地緣政治考慮和經濟利益之間的平衡。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歐亞經濟聯盟可以實現雙贏，只是這必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如果俄羅斯不能實現工業化、市場化，即使實現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對接，那也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俄羅斯將會固化商品銷售地和原材料產地的路徑，而這種模式只會激化俄國內對開展國際經濟合作與開放的反感情緒。

絲路帶建設成功的基礎是為沿線國家創造共同利益，而經濟利益是其中關鍵的一環。線沿國家要在中國經濟的強大競爭下實現經濟發展，要通過發揮中國大市場吸納效應，帶動各國實現工業化。沿線國家要和中國形成緊密經濟分工體系，實現互利共贏。而增量利益的創造是沿線國家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前提，但這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過程，須深入扎實地研究沿線各國的不同需求及各自利益，求同存異，找到最大公約數。共同利益機制一旦發揮作用，中國與沿線各國就是長期持久的利益伙伴，而且這一利益機制不能僅從中國角度出發，須考慮到其他伙伴的利益。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過程也就是中國為沿線國家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和發揮大市場吸納作用的過程。由于中國實力有限，加之周邊國家的現實發展階段和工業化程度，這將是一個漫長且困難的過程。因此，中國不應該追求短期效果，而是要耐心推進，須認真分析中國的條件、能力和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需求，也要認真分析沿線國家的條件、能力和對中國的需求。

當前，學術界對絲路帶的研究亦應從關注宏觀論證轉向具體國別問題的研究。國內自2013年以來發表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多，但對沿線國家包括周邊國家的具體真實情況能夠有清晰準確認識的研究成果則寥寥無幾。在不了解影響各國經濟發展因素以及各國發展經濟所存在的優勢與困難的情況下，絲路帶相關合作項目的提出必然潛伏著極大風險，這一問題解決不好，不排除會出現“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的結果。

避免過分依賴能源業，但至今未實現實質性改變。

（12）為符合WTO標準，哈薩克斯坦對3512項商品征收低于歐亞經濟聯盟的關稅，目前哈平均關稅6.5%.歐亞經濟聯盟為10.4%，在四年人市過渡期結束后，哈將再次與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商談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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