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政策對產業升級的作用機理

張麗麗++李鴻磊

摘要：產業升級成為中國經濟結構優化的必經之路，也是制造業面對成本優勢漸失的必然選擇。稅收負擔的輕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家的產業導向，也深刻的影響著產業升級的路徑。文章通過分析行業稅收負擔和產業升級之間的作用機制，隨后以1995年至2012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的5個行業數據為樣本，運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行業稅收負擔對于產業升級存在負面的影響，隨著產業升級水平的上升影響力在增大。結合實證結果給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以期對于我國制造業產業升級和稅收政策的優化有些許的啟示。

關鍵詞：稅收負擔;產業升級;高技術產業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經濟增速出現明顯的下降，中國制造業原來所依靠的低成本優勢逐漸減弱。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新形勢下亟需優化現有的產業結構，從而實現轉型升級。稅收政策對于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引導著資金、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與分布情況，國家通過稅收政策的變化來調控各產業的發展方向。稅收負擔的輕重不僅反映國家財政收入的多少，更與相關的產業政策相配合影響著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和方向。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已經逐漸減弱，產業升級已經迫在眉睫。通過相關稅收政策的有效引導，加快產業升級速度對于制造業以及整個工業的發展具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指導價值。

目前，對于稅收負擔如何影響產業升級較少有學者展開研究，因此對于這一問題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有些學者的研究認為稅收優惠和減免政策能夠通過提高企業的積極性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而實現產業升級;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較低的稅收負擔讓企業停留在低附加值、依靠勞動和資源的大量投入的產業鏈的底端，應該提高稅收負擔從而實現優勝劣汰，最終達到產業的升級。正是針對這一理論的空缺，文章對于制造業的產業升級與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再通過實證模型來進行驗證，從而豐富相關的理論研究。

二、 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之間的理論機制

稅收政策作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一種方式，對于一個產業、行業或者微觀企業主體的發展方向產生指導作用，體現出國家對于相關產業發展的政策導向，引導著社會資源的流向和聚集。一個國家稅收政策直觀、定量的體現就是各經濟主體所承受稅收負擔的輕重，合理的稅收負擔不但會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從而使其更好的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稅收政策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當其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時，稅收政策也要做出及時和相應的調整，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向產業鏈條高附加值區域移動，從而實現產業升級，最終助推整個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

產業升級最終可以歸結為各生產要素在不同的產業或行業之間動態配置過程，那么稅收政策對于相關生產要素的引導作用就成為影響產業升級關鍵，產業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到相關稅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從而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產生影響。我國從1949年建國以來就對稅收政策進行著不斷的完善，對于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在日漸改善。從供給的角度而言，稅收政策對于產業升級從要素供給側來發揮作用。從需求的角度而言，稅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政府支出的以其收入為基礎，當政府的收入充足時，其可以進行的投資范圍就有擴大的空間。而政府的投資和稅收負擔的過高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占私人的投資空間，從而引起微觀主體投資需求的降低，進而改變產業的結構。

基于上面關于產業升級與稅收負擔之間互動關系的理論分析，可以知道，稅收負擔的輕重對于一個國家產業升級水平和速度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運用相關的數據和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則從另一個角度來驗證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稅收政策的改進和加快產業升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 高技術產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的測度

建國以來，中國的稅收政策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變革，第一次是在全國范圍內將原來分散的稅收制度進行了統一。接下來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這次改革理順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再就是2012年率先在上海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這些稅收政策的變化無疑會對制造業稅收負擔產生影響，最終反映在制造業的發展趨勢上。將高技術行業的稅收負擔界定為小口徑的稅收負擔，即稅收總額與各行業工業總產值的比值。對與產業升級水平的界定則沿用大多學者的測算方法，即高技術產業的各行業總產值占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根據《高技術產業（制造業）分類（2013）》中對于高技術產業（制造業）的界定，另外考慮到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只對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和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的相關數據進行了收集和分析。表1具體列示了1995年和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稅收負擔情況和在制造業中所占的比重，從表中的數據可以發現高技術產業的比重呈現上升的趨勢，而稅收負擔卻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

四、 實證分析

1. 樣本選擇和數據說明。本文以1995年～2012年高技術產業的5個行業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高技術產業的總產值、稅收總額和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的數據均來自2002年～2012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年鑒》，鑒于2012年各行業總產值數據存在缺失，使用主營業務收入作為替代。一個行業的產業升級水平與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所在行業的競爭程度有很大的相關性，因此將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和非市場化程度作為控制變量，從而能夠更加準確的對行業稅收負擔和產業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其中非市場化程度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產值占高技術產業的比重進行測度。表2對總體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進行了列示。

為了檢驗行業稅收負擔對于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水平的影響，文章在用面板數據經常用到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基礎上，借鑒了楊廣青等（2014）在研究宏觀稅負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時采用了分位數回歸模型。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Upgradingit=α0+α1tax-burdenit+α2unmarkit+α3rdit+εit（1）

Upgradingit（τ|tax-burden，et al）=βi+βτ1tax-burdenit+βτ2unmartit+βτ3rdit （2）

其中，Upgradingit代表產業升級水平，由各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tax-burden代表行業稅收負擔，以相對額來表示;unmark代表行業競爭程度，反映了市場力量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力;rd代表了行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的部分，反映了行業對于研發的重視程度;εit為干擾項;Upgrading（τ|tax-burden，et al）代表因變量的條件τ分位數。i代表不同的行業;t代表不同的年份。

2. 實證結果與分析。在對于回歸模型選擇時，Hausman檢驗的結果支持固定效應模型，從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均反映了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再就是所在行業的非市場化程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是正向的，也就是說國有或者國有控股企業總產值所占的份額越大越能推動制造業的產業升級，這與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戰略定位以及國有企業在投融資方面的優勢等存在很大的關系，進而延伸到政府和市場在經濟發展中應該扮演著何種角色的問題。最后，行業的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在固定效應模型中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不顯著，在隨機效應模型中也僅在10%的水平上顯著，這與我們通常認為的有所差異，當涉及到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時，大多會提及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或者知識密集型產業轉移，而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產業一般具有較高的研發費用的支出，出現這種回歸結果是由于樣本選擇行業均是高技術產業，因此它們在研發費用的投入方面已經經過了規模報酬遞增的階段，研發費用的支出對于這些行業的產業升級不存在明顯的推動作用。

通過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我們檢驗了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面板分位數回歸則進一步的對于產業升級水平的不同分位點進行了檢驗，這對于分析現階段我國工業發展中的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的產業升級水平下何種因素起到主要作用具有重要價值。對于0.2分位點處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產業升級水平較低時，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和研發費用的支出對于產業升級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的仍然存在負相關關系但不明顯;再看當位于0.6分位點處時，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的負相關關系開始在10%的水平上顯著，隨著分位點的增加，稅收負擔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在不斷增大;研發費用的支出對于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則恰好相反，隨著分位點的增加，其對于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在不斷降低。這同上面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中，研發費用支出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的結果是一致的，兩者相互之間得到了印證。國有企業在行業中所占比重對于產業升級存在著重要的正面影響，這在不同的分位點上均有所體現，這也反映出我國的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政府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指導性的作用。

通過對于三個模型回歸結果的分析可以發現，行業稅收負擔對于產業升級存在負面的影響，隨著產業升級水平的上升影響力在增大;國有企業在其所在行業中所占的比重對于產業升級有著顯著的正效應;最后研發費用支出對于產業升級存在推動作用，其隨著產業升級水平的上升而降低。

五、 相關政策建議

本文以1995年～2012年的高技術產業相關行業的數據為樣本，對于行業的產業升級水平和稅收負擔進行了測算，并建立了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以及分位數回歸模型對產業升級和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驗證。因此結合實證研究的結果和現階段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狀況，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應該繼續推行增值稅改革。我國從2009年開始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變，將原有的增值稅進項抵扣的范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擴大，起到了降低企業增值稅負擔的作用，但是距離完全意義上的消費型增值稅仍然有一定的距離。2012年開始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進一步擴大了增值稅的征收范圍，主要是針對服務業進行的減稅政策。從整個產業鏈條上而言，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稅收負擔的降低，也有利于制造業稅收負擔的降低，只是存在著間接性和局限性。當前我國制造業正處于轉型和升級的關鍵階段，應當針對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的產業升級水平，實行不同的增值稅征收政策。目前我國稅制結構呈現出以間接稅為主，特別是增值稅所占比重較大的稅收結構，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將有利于稅收結構的優化，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從而推動中國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或者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創造”。

（2）對于高技術產業試行準備金制度。對于高技術產業而言，其研發活動存在著高風險性，投資的收益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對于這一類型的行業或者特定項目可以嘗試設置準備金并可以在稅前扣除，這一準備金制度在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早就開始實行。這一舉措既可以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又可以有效的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特別是在創業期或者新產品開發階段，從而引導社會資金流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優化現行的產業結構，實現制造業產業升級。

（3）針對各行業產業升級水平的差異采取不同的調控政策。鑒于面板數據的分位數回歸結果，不同的行業處于不同的產業升級水平上，會有不同的因素對于產業升級的速度產生影響。因此政府或者行業協會等在采取政策措施時要將各種刺激措施綜合運用，針對處于產業升級水平相對較低的行業加大研發費用的投入;而對于產業升級水平較高的行業則從稅收優惠方面進行有效的刺激，從而對不同的產業升級階段發揮不同的作用，形成相互輔助，相互結合的政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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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麗麗（1985-），女，漢族，山東省臨沂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公司理財與企業稅負;李鴻磊（1982-），男，漢族，山東省濰坊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公司控制與企業并購。

收稿日期：2017-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