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與死亡（上）

胡福貞

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哲學都始于對無知的認識，通過不斷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展開探究，而最終止于不再需要提問和回答的靜默會通狀態。提問是為了不再需要提問，這種哲學探究的悖論式使命，本質上與人類命運的悲劇性相吻合。因為人類命運最核心的悖論莫過于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無限的存在本質。死亡橫亙在有限與無限之間，死亡恐懼深埋于人類個體心理和社會生活的深谷之中。柏拉圖在《斐多篇》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哲學就是“為死亡做準備”，維特根斯坦說：“生命的意義只能在生命之外找到”。確實，“我們如何能夠于不存在死亡可能性之處真正地活著呢？”正是死亡的確定性和面對死亡的勇氣，每一個生命方才凸顯其超越性的存在本質，從而賦予生命以真正意義。盡管“死亡學”（Thanatology）這個術語一般被定義為“對死亡的研究”，但從根本上說是“對于以死亡結束的生命的研究”（卡斯騰鮑姆），其基本原理最終總是“愛心、關心和同情心……就是幫助人和治愈人”（沃斯）。

也因此，當我們探究“兒童是誰”這一基本哲學主題時，我們既要面對“兒童的存在”，也必須有勇氣和好奇去探究“兒童的不存在”。這種“不存在”首當其沖的是基本生物學事實和文化現象：兒童的死亡，而不只是象征意義上的即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的被忽視、被隱藏、被蒙蔽、被糟蹋的兒童，也不是玄學意義上與以肉身為確定性存在的其他對應形式。尤其是當兒童哲學的使命是“在宇宙中定位兒童”時，我們就必須能在勇氣和好奇的牽引下，直面“兒童死亡”及其相關聯的主題，從而能超越俗世的喧囂，于無限中與兒童相遇，會通承/享受作為人類的共同命運。

這里的勇氣是面對“兒童死亡”所引發的恐懼時的勇氣。盡管人們早就充分認識到死亡不僅是確定無疑的，而且還永遠都是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不只是老人和病人的事情，孩子們就生活在死亡的近旁。正如諺語所說：“沒有人年輕得不能死，也沒有人老得必須死?！比欢?，縱觀人類文化史，“兒童之瀕死”仍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否定性的、禁忌性的話題。相比較于成年之死，哲學上的確定推理（一代代的哲學研習者都是從這個有名的三段論開始學習邏輯推理的：“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蘇格拉底是人，因此蘇格拉底是有死的”。而且，這個推理的意義不僅在于邏輯上的正確性，更重要的是確立起一種普遍的確證與某個個體命運的聯系。而每個生命的基本特征是：知道自己作為一個“類”會死，但作為人卻不愿意死。哲學提供了很多慰藉）、科學的事實發現（如美國的統一腦死亡法）、宗教的虔敬信仰（宗教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賦予死亡以意義，如復活、轉世、輪回等永生說）等，無論人類文化對死亡做出多少種解釋，兒童之死終歸都總屬于“不正常的”：是被迫終止和割裂的“酸澀的死”，是“命運殘酷的詛咒”，是“大自然在向孩子表明它的真實面目時太過殘酷”，是“惡的死亡”，是“應當對其抗爭的不祥”……這種充滿憤怒和哀痛的否定性闡釋既源自兒童之死所帶來的真實有形的喪失，也源自其所帶來的象征性喪失。尤其對于父母而言，孩子是真正的親骨肉，“不管我們的理性多么清醒地洞察死后的虛無，我們的種族本能仍然使我們多少相信孩子的生命是我們自己生命的延續。所以，目睹孩子的死，差不多是目睹了自己的死。這是一種最接近于目睹和身受相重合的死。目睹自己所孕育的生命毀于一旦，無常在眼皮子底下演出一整出戲，世上不會有比這更可怕的幻滅之感了”（周國平《妞妞》）。一個孩子的夭折不僅割裂了人們視為最理所當然的代際傳承，粉碎了父母養育下一代的自然責任以及未來寄托，而且加倍凸顯了“人人都有一死”的人類命運悲劇色彩。

與此同時，兒童之死的象征性喪失更具深遠廣泛影響。因為無論對于父母還是其所屬家庭、社會，兒童通常代表了許多東西：祖宗的基因、傳宗接代的工具、家族財產、家國接班人、神的使者、希望（未來、可能性）、父母自我的組成部分、愛或幸福之源、紐帶、責任、原罪、恥辱、錯誤、游戲、人性本來……托馬斯·林奇是死亡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在代表作《殯儀業：從令人憂郁的行業研究人生》一書中這樣寫道：“當我們埋葬老人的時候，我們是在埋葬我們已知的過去，那是我們有時想象得比實際更好的過去?？墒?，過去的還是過去了，老人和我們同在的日子也過去了。記憶是壓倒一切的主題，也是最終的慰藉。但是，埋葬一個嬰兒，我們是在埋葬渺茫而未知的將來，它充滿了期待和可能性，以及由我們美好的夢想而希望達成的結果。悲痛沒有邊界，沒有限度，不知道何時是頭，而且每一個沿著墓地和圍墻分布的嬰兒的小墳墓，絕不可能大得足以容納那么多傷心的眼淚。有些悲傷是永難撫平的。夭折的嬰兒確實沒有給我們留下記憶，他們留給我們的是破碎的夢想”（Thomas）。死亡是對兒童作為上述象征性存在的過早阻撓和提前破壞，進而影響和破壞了與其相關聯的所有生活。一位悲痛欲絕的父親說：“我不只是失去了一個可能追隨我的腳步的兒子，而且沒有了他，我就失去了雙腳?！弊鳛橐晃桓赣H，同時承受著喪子之痛和喪失自己人生意義之空虛的雙重壓力，這是何等殘酷的命運??！何況，死亡體驗的私人性和不可轉移性加劇著喪子者的哀傷、自責、疏離等情感：“不可抗拒的反常情感、深深的孤獨感和仍然活著的內疚感是對精神的打擊，沒有人能安然無恙地從中走出”（皮埃爾·內羅杜《古羅馬的兒童》）。

詩人兼社會哲學家奧克塔維奧·帕斯曾說：“一種否認死亡的文明，通過否認生命而終結?！眱和啦粌H發生在喪親者的心靈深處、小家庭內部，而且發生在關聯著的大的社會背景里?？v觀人類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對兒童死亡的否定性闡釋，從根本上說，這是與人類在生命有限之痛中充盈著死亡焦慮的悲劇性宿命相關聯的。對兒童而言，在人類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中，這種主導性的否定性闡釋則明確折射出不同歷史時期的兒童觀里所蘊涵著的共同事實：否定、歪曲、貶抑、忽視兒童作為其自有的存在。尤其是當我們透過重重迷霧，去審視不同歷史時期都存有、至今仍潛伏在世界上各個社會的隱晦角落里的虐嬰、棄嬰、販嬰、殺嬰等現象時，會加倍激起對生命存在本身及其意義的探尋：喪鐘為誰而鳴？因此，唯有只有認真對待“不存在的兒童”，才能真正賦予“存在的兒童”以應有權利、高度和深度。

（未完待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