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第二次柏林危機與歐洲冷戰格局的演變*

滕 帥

冷戰時期的“柏林問題”是當時國際政治的焦點和大國關系中的重大問題，它集中反映了東西方大國在德國乃至于整個歐洲地區利益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上的斗爭，是影響歐洲冷戰格局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第二次柏林危機(1958—1963)是以蘇聯、美國為首的東西兩大集團在歐洲進行冷戰對抗的又一次高潮，它的發生、發展與結束對東西方關系以及東西方在歐洲的冷戰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場危機中，英國作為重要的參與者，試圖借助危機的解決來實現東西方之間的緩和。為此，英國麥克米倫政府完善了它的對蘇緩和政策，利用既有的英美特殊關系，積極協調盟國推動對蘇談判的進程，為第二次柏林危機和東西方關系走向緩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英國外交

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英國，處于帝國的加速衰落階段，如何維持既存的大國實力和地位是當時麥克米倫政府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和戰略問題。而且，由于當時的英帝國極大地依賴貿易而生存，所以需要維護世界范圍內的政治與經濟穩定，避免毀滅性的全球戰爭與昂貴的有限戰爭，為自身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因此，在1958年1月，英國確定了以避免戰爭和維護穩定為核心的帝國外交總體戰略。這一戰略不僅要求與蘇聯實現裁軍和歐洲安全的基本目標，還建議加強與蘇聯之間的文化和信息交流，擴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關系。*C(58)9, Relation with Soviet Union: Cabinet memorandum by Mr. Selwyn Lloyd, 21 January, 1958, CAB129/91, British Doc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Empire Project Series A Volume 4,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Part Ⅱ,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pp.239-240.

之所以把蘇聯看作是可以進行合作和交流的對象，除了經濟上的需要之外，另一個關鍵因素則是遏制德國的需要。中歐地區是東西方在歐洲進行冷戰的前沿陣地，中歐安全事關整個歐洲的安全和戰略格局，而德國問題又是中歐安全的核心問題。二戰后，英國一直把保持德國的分裂和防止一個強大德國的出現看作是中歐安全政策和對德政策的主要目標。這一方面是源于戰爭的痛苦經歷，擔心統一后的德國再次威脅歐洲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限制西德快速發展的需要，擔心統一后的德國對英國形成強有力的競爭。但在第二次柏林危機之前，法國和西德關系的日益密切，使英國愈加擔心德國的發展可能失去平衡的力量。此時，仍然秉承大陸平衡政策的英國，自然把蘇聯看作是遏制德國崛起的另一個重要力量，因為蘇聯同樣害怕德國的再次強大會威脅東歐和蘇聯的安全，尤其是一個統一并且重新武裝的德國。

為了保證英國外交總體戰略的實現，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繼續秉承“三環外交”的基本原則，確立了提升英國大國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具體方針。首先，麥克米倫把國家防衛政策的核心確定為發展獨立的核威懾力量，以此來作為英國實現國家安全與大國地位的實力支撐。*[英]哈羅德·麥克米倫：《麥克米倫回憶錄》，四：《乘風破浪》，陳體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41頁。其次，著手恢復和加強英美關系。因為這既可以為英國核武器的發展尋求技術支持，也可以借英美特殊關系鞏固它在西方聯盟中的地位。*CC76(57)2,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at Washington talks, 28 October, 1957,CAB128/31/2, British Doc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Empire Project Series A Volume 4,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Part Ⅱ,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pp.237-239.再次，麥克米倫試圖在東西方關系的緩和中發揮作用，希望通過斡旋和協調美蘇關系成為國際舞臺中的“第三種力量”，提高它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和地位。*Alan Farmer, Britain: Foreign and Imperial Affairs 1939-1964,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4, p.119.

因此，當第二次柏林危機爆發后，英國認為蘇聯引發危機的整體策略是防御性的，其目的主要是阻止德國的核武裝、維持中歐無核化、保持東德和東歐的穩定，并無擴張勢力的因素。在英國看來，柏林危機可能僅僅是蘇聯希望與西方談判的手段，西方只要與東德和蘇聯進行交涉和談判，甚至做出適當的妥協，就可以不需武力而平息危機。*Lloyd to Caccia No.8113, 15 November 1958, PREM11/2715.此外，英國的外交行動和政策沒有局限于危機本身的緩和或解決，而是要把柏林問題與歐洲安全問題、德國統一問題、裁軍問題相掛鉤，努力促成盟國與蘇聯在廣泛議題下進行談判，意在使東西方通過協約方式維持德國分裂的現狀和實現中歐安全的目標。

二、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蘇、美、英三國關系互動

第二次柏林危機是蘇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在歐洲的對抗，但其本質卻是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歐洲為尋求軍事和戰略平衡，維持既有勢力范圍和政治格局而進行的交鋒。

解決西柏林對民主德國的不良影響是當時蘇聯重啟柏林問題的直接原因。西柏林不但日益成為西方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個宣傳和間諜中心，而且大量的東德技術人員和專家通過西柏林逃往西德，給東德政府和蘇聯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和輿論壓力。當東西方陣營在中歐形成明確分界的形勢下，處于東德境內而又被西方占領的西柏林就成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所以，解決柏林問題不僅是穩定東德政權的需要，還是回擊西方，穩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需要。此外，西德軍事力量日漸加強以及向美國尋求在境內部署核武器的行動，也使蘇聯加劇了對中歐安全問題的擔憂，希望借柏林問題的解決，撬動懸而未決的德國統一問題和歐洲安全問題，以求消除中歐潛在的威脅因素。因此，赫魯曉夫先后兩次提出所謂的“最后通牒”，要求美國、英國、法國在限定期限內撤出它們在西柏林的駐軍，使柏林成為一個“自由市”，否則將把西方進入柏林的通道管理權移交給東德。*U.S. Department of States,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pp.542-546.

這種形勢引發了美國和蘇聯之間關系的緊張。美國從全球冷戰的視角出發，認為蘇聯挑起的危機是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發起的進攻和挑戰，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外擴張的體現；雖然西柏林并不具備實際的軍事和戰略價值，但美國和西方盟國在柏林的退卻，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縱容社會主義力量在全球蔓延，事關冷戰全局。*Circular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Missions, Washington, November 13, 1958, FRUS, 1958-1960, Vol.Ⅷ, p.57.基于此種認識，美國政府對柏林危機采取了強硬的“雙管齊下”策略。一方面嚴陣以待，積極協調盟國制訂柏林軍事應急計劃，調動美國和北約軍事力量，增加西方在中歐的軍事部署，形成強有力的威懾；另一方面，美國雖然與蘇聯展開了談判，但在關鍵問題上并不退讓和妥協，既不承認東德政權，也不同意立即改變柏林局勢現狀，更不同意放棄兩德“自由公投”的前提來實現德國統一。*Memorandum Prepar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January 29, 1959, FRUS, 1958-1960, Vol.Ⅷ, pp.305-306.所以，在整個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美蘇之間的軍事對峙、核威脅持續不斷，從U-2飛機事件到柏林墻危機，從核試驗競賽到古巴導彈危機，都體現出美蘇之間的直接對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與緊張的軍事對峙和威脅相并存的，是美蘇之間同時展開了艱難而持久的政治和外交談判。從日內瓦四國外長會議到美蘇戴維營會談，從東西方高峰會議到美蘇維也納會談，從裁軍會議到部分核禁試條約談判，美國和蘇聯在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進行了戰后歷史上密度最大、議題最多、時間最長的談判。這些圍繞美蘇在德國統一、歐洲安全、裁軍等問題的談判，是兩個超級大國除了戰爭和軍事對峙之外的另一種較量方式。美蘇之間談判的持續存在，是雙方通過軍事對抗認識到要避免戰爭和直接軍事沖突的必然結果，也是兩者不肯輕易讓步，維持在歐洲勢力均衡和現狀的重要體現。盡管這些談判大多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但卻使雙方加強了認識和溝通，意識到了要避免美蘇之間直接戰爭的對抗底線，有效地緩和了雙方的緊張關系。所以說，軍事對峙與外交談判共存，極力避免戰爭，實現有限合作，維持歐洲冷戰既有格局，是美蘇在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關系的主要特征。

在第二次柏林危機走向緩和的過程中，英國作為美蘇關系的斡旋者，在緩解美蘇緊張關系，推動美蘇進行談判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國麥克米倫政府不僅希望通過居間協調來加強它與美、蘇之間的關系，借此提振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還希望通過推動美蘇持續談判來緩和國際局勢，確保實現自己在經濟、軍事和國家安全上的最大化利益。為此，英國在危機中積極勸說美國保持克制，竭力避免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與蘇聯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制訂對蘇緩和政策，借助訪蘇之行和大國首腦會議，麥克米倫加強了與赫魯曉夫的聯系和溝通，最終打開了美蘇會談之門，也成為此后美蘇之間持續談判并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妥協的重要推動力量。從這個角度看，英國在危機解決過程中的作用僅次于美國和蘇聯，英、美、蘇三國之間的關系互動是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大國關系的核心。

三、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西方盟國內部國家間關系互動

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大國關系的另一個層面是西方盟國內部國家之間的關系互動，具體表現為美國、英國、法國、西德為形成統一的盟國政策和危機解決方案而產生的分歧與合作關系。

在盟國內部，通過與美國的協調與合作，英國進一步加強了英美特殊關系，推動盟國形成了對蘇談判的有效合力。加強英美特殊關系是英國麥克米倫政府的既定外交政策，第二次柏林危機的發生，為英國達成這一目標提供了契機。在盟國對蘇聯判過程中，麥克米倫在積極支持美國政策的前提下，盡力謀求使美國聽從和吸納自己對蘇緩和的相關政策和建議，從而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制訂。同時，英國又與美國共同抵制法國和西德的強硬主張，勸說法國和西德同意盟國的對蘇談判立場，使盟國整體政策趨向軟化，更加符合東西方談判與緩和的需要。應當說，英國的“良好表現”贏得了美國的信任，英美特殊關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柏林墻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都把英國作為盟國政策咨詢和獲取支持的首要對象；在美、蘇、英核禁試談判過程中，美國政府推動國會通過了《麥克馬洪法修正案》，解除了英美核合作的限制，加速了英國核武器的研制。*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 as Amended. Office of the General Counsel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uclear Regulatory Legislation. NUREG-0980, Vol.Ⅰ, No.6, pp.75-77.就英國而言，借助英美特殊關系，鞏固了它在西方盟國中地位，提升了它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然而，危機中美國、英國的對蘇緩和政策引起了西德的不滿，美德關系遭受挫折，英德關系也出現惡化。西德始終反對盟國與蘇聯進行談判，擔心東西方一旦就柏林問題和歐洲安全問題達成協議，就將犧牲德國的利益，阻礙德國未來統一的步伐。所以，西德總理阿登納一直主張把德國重新統一作為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前提條件。但在對蘇談判與緩和的過程中，美國卻不愿意為德國重新統一承擔義務，這顯然挫傷了美德關系，也使西德開始檢討完全依賴西方實力統一德國的傳統政策。而英國為了與蘇聯進行談判并達成妥協，更主張以事實上承認東德、在德國實現無核化并裁減軍備、承認奧德—尼斯河為德國東部邊界等可能符合蘇聯要求的條件，來換取蘇聯在柏林問題的解決上做出一定的讓步。但這些建議直接與阿登納所主張的德國統一以及平等地融入西方聯盟的政策相沖突，在阿登納看來，英國和美國的做法就是以要犧牲德國利益為代價達成對蘇妥協。

與英、美關系的疏離直接加速了西德與法國的接近。1959年1月戴高樂上臺后，為加強在西方陣營中的地位，確定了法國與西德合作的方針。所以，第二次柏林危機發后，法國的政策開始出現向西德靠攏的傾向，并逐步與西德一起成為反對英美對蘇談判和妥協的力量。*[法]夏爾·戴高樂：《希望回憶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9頁。這一方面是戴高樂上臺后為促進歐共體的發展實行法德和解與合作政策的體現；另一方面則是法國向壟斷盟國領導地位的英、美證明其在盟國政策的制訂和執行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的體現。因此，在柏林危機中，法國對英國和美國對蘇政策的有力抵制，既獲得了西德的信任，又彰顯了法國在盟國中的重要地位。在這一過程中，把西德加速推向法國的，正是英國所實施的對蘇緩和政策。此外，英國與美國特殊關系的加強也使法國相信英國申請加入歐共體的目的并不單純，懷疑它是被美國利用來插足歐洲的一匹“特洛伊木馬”。對此，戴高樂在1962年6月麥克米倫訪問法國時就直言不諱地表示：英國的加入會在經濟上特別是政治上改變共同體的性質，忠于英聯邦的英國會在美國的影響下把歐洲變成美國的一系列衛星國。*John W. Young, Britain and European Unity 1945-1992,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79.正是受此影響，法國于1963年1月否決了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

四、第二次柏林危機時期的大國關系與歐洲冷戰格局演變

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是兩極格局形成后東西方在歐洲進行再一次較量的關鍵時期，也是冷戰雙方由尖銳對抗走向緩和的過渡階段，其中既有充滿緊張的軍事對峙和可怕的核威脅，又有相互妥協、進行談判的對話與緩和。東西方大國之間的利益爭奪和意識形態斗爭是第二次柏林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圍繞著危機緩和與解決而展開的大國關系互動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戰略關系，構成了歐洲冷戰格局的基本態勢。

在第二次柏林危機中，東西方大國圍繞德國問題展開均勢博弈。蘇聯想要借解決柏林問題穩定和控制東德，從而穩定東歐，由此在中歐形成一個安全的緩沖地帶；美國則寧要一個納入到西方聯盟的西德也不要一個中立統一的德國；飽受兩次世界大戰之苦的英國，基于傳統的大陸均勢政策，強烈地要求保持德國分裂的現狀*Zulueta to Prime Minister, On Germany, 12 January 1959, PREM 11/2715.；法國雖然希望與西德合作，但也是出于戴高樂想要法國主導歐洲的需要，絕不希望德國真正、迅速地實現統一。所以，從這一視角看，第二次柏林危機的實質是歐洲安全問題，歐洲安全問題的實質是德國問題。德國分裂為兩個國家是東西方冷戰的結果，而德國的分裂和兩個德國的持續存在則是歐洲安全和緩和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條件。第二次柏林危機使蘇聯暫時解決了柏林問題對東德的困擾，通過危機所開啟的東西方會談和美蘇談判使冷戰雙方相互確認了東西德分裂的現狀，默認和穩定了各自在歐洲的勢力范圍，由此形成了歐洲冷戰從激烈對抗向相對緩和的過渡階段。

第二次柏林危機造成了西方盟國內部關系的緊張，法國和德國逐步認識到美國霸權的本質，開始為謀求“歐洲人的歐洲”而走向聯合，揭開了西歐擺脫美國，走向獨立的序幕。在危機中，美國一直以全球冷戰視角和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導盟國，不僅造成了聯盟內部的分歧和矛盾不斷，還壓制了不同的聲音。其結果是法國被排斥于蘇、美、英三國核俱樂部之外，西德盟國地位遭受質疑，德國統一遙遙無期。法國和西德因為受到美國和英國的輕視而逐步認識到歐洲國家應為自身利益和自身壯大而彼此聯合的重要性，因此加快了歐共體的建設步伐。所以，第二次柏林危機加速了西歐走向聯合與獨立的步伐，是西歐成為多極化力量的覺醒和醞釀時期。盡管第二次柏林危機是兩極格局在歐洲定型的重要體現，但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一邊卻已開始了多極化的量的積累，萌發出了多極化的趨勢。

英國在第二次柏林危機中執行的政策和發揮的作用使它成為了東西方在20世紀60年代由激烈對抗走向相對緩和狀態過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使我們認識到，促進歐洲冷戰走向緩和的力量是多元化的，美、蘇所起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英國在其中的作用亦不可或缺，它使我們更加全面而客觀地認識到了解影響歐洲冷戰發展和格局演變的多種因素。更為重要的是，英國以國家現實利益為出發點來處理危機的理念是它影響盟國對蘇政策制訂并促成東西方緩和局面出現的關鍵性因素。這不僅在當時有利于沖破意識形態的束縛，為東西方之間的談判與緩和創造機會和條件，還有助于為我們今天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正常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