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背景下的鄉村社會振興研究

遲旭 王心柯

[摘要]目前鄉村社會振興必須克服物質貧困、人口空心化、鄉村文化落后、參政主體缺位四大困境，新生代農民工返鄉這一背景之于農村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在于精神“空心化”導致社會觀念“拜金化”、理念“沖突化”導致社會關系“離散化”、返鄉“被動化”導致社會代際“矛盾化”、流動“獨立化”導致社會教育“缺位化”。對未來鄉村社會振興進行展望，需以“揚長避短，變推為拉”為宗旨。

[關鍵詞]鄉村社會振興；新生代農民工；返鄉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農村社會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吨袊r村發展報告》（2016）數據指出全國層面上農村發展指數為0.623，同1978年改革開放相比增加0.045，農村社會正在逐步邁進現代化。但與此同時也存在城鄉差距不斷增大、“三農”問題日益突出的困境，中國農村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遷。與此同時，部分大城市由于自身空間區位、自然地理等原因，已經無法承載過多的外來打工人口。圖1反映了2011～2016年農民工總量及增速，2016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2 億人，雖較2015年同比上升 1.53%，但增長率已連續3年低于2%，農民工總量下滑已經可以預見，流失部分將重新返回農村。因此，如何發揮返鄉群體的人口紅利是為鄉村社會振興新增挑戰之一。

2 鄉村振興必須克服的社會困境

2.1 物質貧困困境

從“八七”扶貧到精準扶貧，黨與政府為我國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做出巨大貢獻。從《2016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數據可以看出，重點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從2002年的不足2000元，增加到2014年的6852元。但是據2016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中國農村社會依然有4335萬貧困人口。目前針對農村地區精準

扶貧已經成為“十三五”農村經濟發展的重點建設對象之一，但精準扶貧的“脫靶”現象仍得不到很好的解決。農民工的收入相較于城市居民來說較低（見圖2），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其遺留等因素的影響，他們處于較低的社會地位，居住條件也較差。究其原因，在于農民的外出務工加劇了城市抽取本應屬于農村的人力勞動資源程度，加重了新農村建設對于城市經濟、資源、人力與政策的依賴性。并且農民外出務工收入絕大部分是支付自身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而不是流轉回農村用于修繕房屋以外的建設，無法對農村社會發展起到積極影響。

2.2 人口空心化困境

農村存在著人口“空心化”問題，直接體現在農村生產建設主體弱化，主要原因在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為進城務工從農村持續流出。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17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2016年增加501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比上年增加211萬人，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占總數的38.6%。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導致農村人力資本質量滑落。目前，“老人農業”、“婦女農業”成為農業生產常態，囿于這部分群體身體素質原因，很多地方的農村公共設施都是由城市工程隊下鄉建設完成的。另一方面，由于農業生產人員不足，一些農村的農田被拋荒，直接導致農業生產規模萎縮、結構畸形，影響到新農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性。

2.3 文化落后困境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積極文化未傳承，二是消極文化未剔除。黨于2011年10月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做出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自此，文化發展問題被列入國家戰略層級，文化發展也貫穿于鄉村振興戰略中。沒有文化的現代化無法支撐高速增長的經濟，勢必導致一系列鄉村社會問題，但各級政府在積極發展農業生產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同時，存在鄉村文化建設重視不夠、整體規劃缺乏、財政投資效益較低等問題，使得農村的文化供給處于缺位的狀態。與此相對，農村的傳統觀念和保守思想仍然影響深遠，鄉村封建迷信盛行，存在以重男輕女、看相測字、占卜風水為代表的蒙昧性文化思想及形式落后的文化活動。農民本身參與文化生活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也不高，造成農民的主體性思想無法從各種落后思維定式和制度的奴役中解放出來，鄉村文化建設限于貧乏和枯竭。

2.4 參政主體缺位困境

總體來看，隨著近些年來農村的人口外流，留在村里的居民以老人、婦女和兒童為主，大量文化素質較高的中青年村民從農村流出。目前部分農村的民主自治已開始由鄉賢文化至“重個體、輕集體”的政策取向轉變，確定了農民政治參與“獨立自主”的地位。在這一背景下，農民的權利意識日益增強，產生了除政治權利以外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權利訴求。但要滿足不斷增長的權利需要，唯有建立新的民主自治機制。機制建立至少需要兩種群體：表達訴求的群體、運行機制的群體。然而在目前農村社會的大背景下，這兩種群體均存在主體缺位現象。由于精神觀念較為先進的新生代農民工主體還停留在城市務工，因此農村社會缺乏表達多元化的需求的人員。另一方面，勞動力的過度外流使得基層民主自治機制建設存在“誰選舉誰”的問題，即參選人員與選舉人員數量質量均不高、管理組織虛化，無法通過真正民主的途徑選舉出具有全新意義的“鄉賢”以領導農村社會的治理與發展建設。

3 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之于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

3.1 精神“空心化”導致社會觀念“拜金化”

目前農民工城市經濟地位低下，飽受城市居民偏見與歧視，難以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因此其返鄉仍以“推力”為主，屬于“偽城市化”，回歸農村只能加劇其貧困。與此同時，由于返鄉農民工城市務工經歷充足，難免會將農村生活與城市生活進行不客觀地比較，并將比較的結果廣泛傳播。他們返回農村生活時所產生的不適應感，首先表現在了物質生活方面。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相較于城市而言更為落后，無法滿足返鄉農民工的需求，易使他們生發出不滿。此外，返鄉后所帶來的變化絕不僅僅是物質層面上的，返鄉農民工普遍覺得家鄉的精神娛樂生活更加匱乏，娛樂方式較為單一，讓他們難以適應并懷念起城市豐富多彩的業余生活。加之部分農民工已經失去土地，在二元社會的夾縫中處于“雙重邊緣化”的危險境地，其精神世界容易出現信念缺失、內心孤獨、人格不獨立等問題，極度空虛的內心更容易被致富欲望填滿，進而滋生出“一切向錢看”的逆反與仇富心理。這種負面心理隨著本地返鄉農民工年增量持續上升而進一步擴散，易產生社會矛盾，對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產生了極大的威脅。

3.2 理念“沖突化”導致社會關系“離散化”

農民工在務工過程中，通過業緣關系結識到大量城市居民，后者與鄉村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事務參與方式難免會對農民工產生沖擊，農民工將在潛移默化中構建全新處事理念，并將這種理念伴隨返鄉行為帶回農村。他們返鄉之后就遠離了原本城市中的社會關系，并且由于進城務工，他們原本在農村的一些社會關系也漸漸生疏，處在交際圈的缺失狀況。有學者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趨近一致，擁有強烈的維權意識，但返鄉生活中的上訪維權行動破壞了與基層干部之間的關系，使得部分返鄉者因此“顏面盡失”，作為“刁民”再度遭到農村居民孤立，讓他們更加難以融入農村的社會關系之中。這種涂爾干意義上的“機械團結”社會被打破后，返鄉農民工往往會通過兩棲“炫耀”消費的方式，力圖成為受人尊重的“消費主體”，達到其修復、拓展鄉村社會關系網的目的。這種社會融入方式總體上實現了鄉村社會交往網絡的重建，但其實際意義只不過是使用物品面前的平等，而不是社會價值的補充。因此，返鄉農民工的消費有時也會在返鄉農民工與農村居民之間產生全新的社會矛盾。返鄉農民工吸收城市生活經驗，較農村居民更偏好用錢解決問題，而鄉村社會遵守“人情交往法則”，面子作為“社區性貨幣”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部分返鄉者過度使用錢財，通過賄賂基層干部等不正當方式剝奪農村居民原有生活權利，造成兩棲消費修補好的“面子”又由于不良言行消費殆盡。最終使得鄉村社會中返鄉農民工與農村居民聯結的 “橡皮帶” 斷裂，農村社會人際關系趨于離散化。

3.3 返鄉“被動化”導致社會代際“矛盾化”

根據推力——拉力理論判斷，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分為兩種：以農村拉力為主導的主動型返鄉、以城市推力為主導的被動型返鄉。主動返鄉的農民工大多是這一群體中的“佼佼者”，以投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動力，在促進城鄉社會文化嫁接方面起到良好推動作用，或是以生命周期理論解釋，農民工考慮到家庭原因，主動回鄉，在家庭中扮演了承擔起責任的角色，傳承了積極的文化。而被動返鄉農民工在農村居民眼中的形象顯然沒有積極創業者那樣“優秀”。有學者在金融危機后針對這一問題于湖南省進行社會調查（田先紅，2009），發現部分青年農民工返鄉后由于農業知識技能缺乏，難以從事農業生產，只是游手好閑地生活。這種渾渾噩噩的生活方式已經遭到農村居民唾棄，并通過“刻板效應”大有擴大至代際矛盾之勢。這樣一部分沒有技能、難以適應農村生活的返鄉農民工沒有固定的工作，甚至處于失業狀態，沒有穩定收入，這無疑是不利于他們的生活與發展的，也使得返鄉農民工群體的形象受到了影響。此外，返鄉農民工的這種失業現象會導致精神上的壓抑和情緒的焦躁，不利于他們的身心健康（尚彩伶，2009）。長期以往，被動返鄉的農民工自我評價將降低，更容易出現社會越軌行為。那些回流的待業者也給社會治安帶來了一定的威脅，促使家庭矛盾和鄰里糾紛的增加（夏美婷，2010）。由此，返鄉“被動化”所導致代際的矛盾可能成為危害農村社會穩定性的隱患之一。

3.4 流動“獨立化”導致社會教育“缺位化”

獨自一人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在返鄉后面臨著社會關系上的斷裂。在家庭中，留守親人（以孩童為主）與其的關系也多帶有距離感。這種現象可以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論解釋，由于長期在外工作，返鄉農民工未能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好其相應的角色，缺乏在農村的穩定生活經歷，致使其在農村的社會支持網絡構建上存在漏洞，成為農村社會中的陌生人（羅菲，2015）。另一方面，返鄉農民工子女的教育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他們在外出打工的過程中深刻了解到了知識與技能的重要性，也就更加重視子女的教育。然而，受限于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此外，返鄉農民工子女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留守型，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多數是由農民工家中長輩撫養，父母在其教育中出現了缺位現象，對其自身成長以及家庭關系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盧云龍子，2015）。另一類是流動型，伴隨父母一起外出的農民工子女接受了城市的教育，隨著父母的返鄉也回到了農村學習，也可能會由于“知識斷層”出現難以適應農村教學生活的現象。

4 對策與建議

農村發展模式可歸為兩大類：內生整合與外部嵌入。依據此分類，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對于鄉村社會的發展可以歸入人力資本的外部嵌入引發效應。因此，建設合理的“嵌入”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認為，應以“揚長避短，變推為拉”作為這一背景下促進鄉村社會振興的主要宗旨?；诖俗谥季唧w提出四點展望。

（1）要消除精神“空心化”導致社會觀念“拜金化”問題，需建立返鄉農民工心理疏導機構以“扶志”，消減來自農民工精神層面的負面思想，以激發外在動力與內在活力，提升其作為優質勞動力的社會價值。同時，需引入社會資本嵌入以在農村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同步培訓服務，使返鄉農民工成為農村社會發展的主體。

（2）要消除理念“沖突化”導致社會關系“離散化”問題，需效仿城市“工會”模式，建設返鄉農民工社會互助機構。機構應定期追蹤返鄉者發展，組織引導返鄉農民工更快融入鄉村文化，將城市務工正面經歷與鄉土處事理念有機融合以緩解返鄉農民工與農村居民理念不合的困境。

（3）要消除返鄉“被動化”導致社會代際“矛盾化”問題，需加快建設農村基礎公共設施，完善政策以提高返鄉農民工福利待遇及各方面生活保障。從而積極拉動更多優秀人才返鄉，讓其成為農村社會發展的推動者與鄉村社會振興的中堅力量。

（4）要消除流動“獨立化”導致社會教育“缺位化”問題，需改善農村教育環境，加強資金投入、提供更多的教育資源、提升教學質量。對于跟隨父母返鄉回到農村就學的農民工子女，應當更多地關注他們的心理狀態，幫助他們盡快地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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