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處罰聽證范圍存在的問題與解決對策

摘 要：行政處罰作為一項具體行政行為，與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緊密相關，行政處罰聽證制度對于規范執法行為、維護處罰結果的公正有著重要作用。但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對于行政處罰聽證制度的規定上存在一些漏洞，缺乏較強的操作性。本文從行政處罰聽證的范圍出發，探討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行政處罰;聽證制度;范圍

一、我國行政處罰的聽證范圍概述

行政處罰聽證制度，是指行政機關在作出處罰決定前，告知行政相對人違法的事由和處罰依據，允許其針對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質證申辯的一項法律制度，這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中的聽證制度。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內容可以得知，我國行政處罰聽證制度的適用范圍包括：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執照及較大數額的罰款?？梢?，只有法定范圍內案件的當事人才有申請啟動聽證的權利。

二、行政處罰聽證范圍存在的問題

我國一些法規規章依據《行政處罰法》的內容和立法精神，對行政處罰聽證制度作了相對具體的規定。但由于我國行政處罰聽證制度引入和實施相對較晚，聽證范圍的規定中難免存在一些問題。

1.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未被納入聽證范圍

《行政處罰法》第42條中規定，當事人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有異議時，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執行。但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沒有關于行政相對人可以申請聽證的相關規定。由此我們可以推知，限制人身自由類處罰不屬于適用行政處罰聽證的范圍。實踐中，行政拘留在處罰決定中卻經常適用。限制人身自由類處罰作為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手段，與當事人的利害關系最為密切。其他三種處罰措施對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影響不及限制人身自由類處罰大，卻都已經被規定在應當聽證的范圍之內，出于對行政相對人切身利益的保護，限制人身自由類處罰更應該列入聽證的范圍。

2.部分法規未規定對沒收類處罰的聽證

長期以來，對《行政處罰法》第42條中的“等”字如何理解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實踐中往往堅持“等內等”，即將行政處罰聽證的適用范圍嚴格界定在該條所列舉的三種情形中。而有些學者主張“等外等”，認為條文中沒有窮盡列舉，其他那些與這三類性質相近、危害程度相當甚至更為嚴重的行政處罰決定，也應納入聽證的范圍。最高院指導案例6號的裁判要點啟示我們，對于以沒收較大數額涉案財產為代表的沒收類行政處罰，在作出最終的處罰決定之前，應當賦予案件當事人申請聽證的權利，否則該處罰行為就是未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的。那些以凍結、扣押為主要手段的行政強制措施也涉及到當事人的經濟利益，即使一些相關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規定，它們也應當和沒收違法所得或較大數額財產這一行政處罰一樣，需要被列入聽證范圍，以此體現財產罰的公平性。

3.對“較大數額”的界定不夠明確

考慮到我國各地經濟水平發展不均，《行政處罰法》對“較大數額”罰款的下限沒有作出具體規定，這屬于典型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可能使罰款聽證的舉行任由行政機關決定，破壞行政處罰的“法明確性”原則。但從學理上講，這并非可以解釋為授權每個行政機關自行制定數額標準。如果當事人受到了罰款處罰，想申請聽證時，也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他們自己無法做出判斷，具體金額為多少時，才能算是法律規定中的“較大”。由于數額標準難以確定，很顯然會給當事人的申請帶來困難，導致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權利受到損害，甚至更有可能使得當事人的失去申請聽證的權利。

三、我國行政處罰聽證范圍的改進措施

為了充分發揮聽證制度的價值，規范行政機關的處罰行為，切實保障公民的質證權和申辯權，必須對聽證的適用范圍進行必要的改進。

1.擴大適用對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聽證

憲法規定，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設定限制人身自由類的處罰應屬于手段最嚴厲的處罰類型之一。既然行政拘留也是經常適用的處罰類型，且相對于罰款、吊銷許可證之類的出發來說，它對于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影響最大。類比刑法當然解釋中“舉輕以明重”的原理，其他三種處罰類型已經被規定在行政處罰聽證范圍內，作為處罰程度更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理所應當規定在行政處罰聽證范圍內。

2.將沒收類行政處罰明確納入聽證范圍

現有法規中，僅工商和食品藥品兩部規章中規定了，對于沒收違法所得類的行政處罰，當事人有權利申請聽證，但其他領域內的法規中都未將“沒收類”處罰納入聽證范圍。應當明確地把沒收類型的處罰納入到聽證的范圍內，甚至那些查封、扣押、凍結類強制措施也可以賦予當事人申請聽證的權利。這樣受到此類型處罰的當事人獲得申請聽證的權利，能夠切實參加到聽證程序中來，行使陳述申辯的權利。

3.細化確立“較大數額”的標準

首先，在全國范圍內統一一個較大數額標準的參照范圍。章劍生教授曾經提出過，以法定最高額的50%為標準確立較大數額，同時限制一個最低數額。我們可以將罰款數額區間的某一數值確定為最低標準，這樣給下位法提供了的一定的借鑒，防止各地區對于“較大數額”的隨意適用。其次，在上位法規定的范圍內，各地方依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細化“較大數額”的標準。實踐中最好明確規定出具體的數額，經濟發展程度好的省份，可以選取較高的數額作為“較大”起點的標準;發展狀況相對落后的省份，可依照自身特點，選擇較低的數額。

四、結語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進程不斷加快，十九大對于新時期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政處罰聽證制度在部門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信通過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能夠不斷推動有關部門作出的民主、科學、合法的決策，切實發揮聽證制度規范公權力、保障民眾合法權利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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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馬坦（1996.7～ ），女，漢族，河南南陽人，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