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論與性別正義
——論弗雷澤對哈貝馬斯的批判

劉光斌，王詩蓓

（湖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南茜·弗雷澤（Nancy Fr aser）認為，批判理論應致力于分析女性主義運動，為女性斗爭和愿望的自我闡明服務，著力推動批判理論對性別問題的研究。根據弗雷澤的有關論述，她主要基于對哈貝馬斯批判理論的女性主義審思，引發對批判理論和性別正義的思考，把批判理論引向性別問題研究。弗雷澤從性別角度討論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認為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存在性別問題研究的缺陷?；诖?，她通過重構女性主義所關心的性別正義問題，進一步推進批判理論的女性主義研究。弗雷澤主張批判理論需要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主義斗爭進行自我闡明，構建一種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弗雷澤實現了批判理論與性別正義的結合，既彌補了批判理論性別問題研究不足的缺陷，又深化了女性主義性別正義研究。

一、對哈貝馬斯批判理論框架批判：來自女性主義者的審思

弗雷澤在《批判理論批判什么？——以哈貝馬斯和性別為例》一文的開篇引用了馬克思批判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對當代的斗爭和愿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盵1]67馬克思的批判理論要求對特定時代的問題做出較好的辯護。弗雷澤認為，爭取性別平等地位的斗爭是當代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批判理論應該致力于闡釋女性從屬地位的性質、特征和基礎，而非固化男性主導和女性從屬關系。弗雷澤接受了馬克思批判理論的觀點，把爭取女性地位視為這個時代的實際情況，并以此為前提審思了哈貝馬斯社會批判理論框架，通過對哈貝馬斯關于社會再生產、社會行動情境和社會結構三個范疇的女性主義審思，指出批判理論忽視了性別問題。

（一）社會再生產的區分及其審思

第一，社會象征性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區別。前者指社會通過社會成員之間語言交往制定規范和解釋模式，使成員獲得身份認同以實現社會符號再生產；后者指社會通過成功調節人類群體與自然或其它社會系統的代謝交換，實現在社會物質上重新生產自己。社會象征性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表現為一種功能性區分，并以此對社會實踐和活動進行分類，其中，構成有償工作領域的活動和實踐被視為物質再生產活動，服務于物質再生產功能，而那些由婦女在家庭領域進行的育兒活動，即所謂的婦女無報酬的育兒工作被視為象征性再生產活動，服務于語言符號和象征性再生產功能。

第二，再生產兩種類型的女性主義審思。弗雷澤指出，社會再生產存在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自然種類的解釋”。該解釋認為，任何特定實踐和活動的實際組織或多或少與社會結構框架相對應，“養育子女的做法本身就是象征性再生產做法，而生產食物和物品的做法本身就是物質再生產做法”[2]100。二是“語用-語境的解釋”。該解釋強調，婦女無報酬的養育子女工作與其它形式的工作同樣是物質再生產，屬于雙重活動。弗雷澤指出，家庭不僅關系到兒童社會身份的建構，而且關系到孩子的生物生存，所以養育子女本身不僅是象征性的再生產活動，同樣也是物質再生產活動，屬于“雙重”活動。同樣，現代資本主義有償勞動也是如此，食物和物品的生產有助于社會成員的生物生存，它也同樣再現了社會身份。有償勞動“像無報酬的育兒工作一樣，也是一種‘雙重’活動”[2]101。在弗雷澤看來，從再生產功能角度區分再生產兩種類型，那么，婦女無報酬的養育子女工作與其它形式的工作之間的區別不是一種自然種類的區分，而是一種語用-語境的區分。這種基于某種語境中的某種目的區分，從某一方面來考慮更有益，但每種情況實際上都只是雙重活動的一個方面。那種把養育子女與有償工作分離的做法，實際上就是把女性置于一種從屬地位。

（二）社會行動情境的區分及其審思

第一，社會整合的行動情境與系統整合的行動情境的區分。弗雷澤指出，哈貝馬斯所說的社會整合的行動情境是指交互主體間基于語言和解釋的共識，是一種通過價值、規范協調彼此行動的語境。系統整合的行動情境是指不同主體的行動通過對結果或目的預期而相互協調的情境，在這種情境中，每個個體的行動由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計算決定。社會整合通常發生在現代受到限制的家庭語境之中，系統整合通常發生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情境之中。埃德加認為，哈貝馬斯提出了“解釋社會秩序問題的兩種不同理論路徑”[3]164。

第二，兩種行動情境的女性主義審思。弗雷澤認為可以對哈貝馬斯的立場進行兩種解釋：一是兩種行動情境對比的“絕對差異”的解釋?！跋到y整合的情境絕對不涉及共識或道德規范和價值觀，而社會整合情境絕對不涉及以金錢和權力媒介的戰略計算?！盵2]104二是兩種行動情境對比的“程度差異”的解釋。系統整合情境將涉及某種合意性并提及道德規范和價值觀，但不如社會整合情境。同樣，社會整合情境將涉及金錢和權力媒介中的一些戰略計算，但不如系統整合情境。針對這兩種解釋，弗雷澤認為，絕對差異的解釋太過極端，因為很少有人的行動情境是絕對非理性和絕對非規范性協調的行動。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策略的、效用最大化的交換是在主體間共享的意義和規范領域完成的，幾乎沒有任何人類行動情境完全缺乏戰略計算，例如，在核心家庭中并不缺乏個體的、自利的、戰略性的計算。家庭的行動情境雖然沒有被算作經濟領域，但也具有戰略和經濟的特點。絕對差異解釋在社會理論中沒有多大用處，夸大了社會整合與系統整合的差異，掩蓋了它們的相似之處。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未能正確區分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核心家庭，指出這兩種制度都是規范性和戰略性的混合體，指出“絕對差異的解釋過于極端，對社會理論沒有用處”[2]104，如果要在行動方式整合方面對它們加以區分，那么這種區分必須是程度上的差異。

（三）社會結構的區分及其審思

第一，生活世界和系統的區分。哈貝馬斯把社會結構區分為生活世界和系統。前者是現代生活世界的制度秩序，即專門從事象征性再生產、社會化和文化傳播的社會整合領域，主要指公共領域和家庭，“表現為一個具有符號結構的生活世界”[4]6。后者指系統的制度秩序，專門從事物質再生產，主要指經濟和國家為了應對復雜的社會環境而產生的功能系統。弗雷澤指出，哈貝馬斯將行動語境之間的區分映射到再生產功能之間的區分上，得出現代社會的制度結構圖景，而現代社會將一些物質再生產功能從象征性功能中分離出來，并將前者移交給兩個機構——經濟和國家，這兩個機構是系統整合的行動情境。與此同時，現代社會通過發展另外兩種專門從事象征性再生產和社會整合的機構，并將這些機構置于更大的社會環境中?，F代的核心家庭（“私人領域”）和政治參與、辯論與意見形成的空間（“公共領域”），共同構成了哈貝馬斯所說的兩種“現代生活世界的制度秩序”[2]106。

第二，社會結構二元區分的女性主義審思。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對社會結構的二元區分，反映了在男性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庭和經濟領域、家庭和有償工作場所的制度分離。弗雷澤指出，哈貝馬斯注意到家庭已成為完全滲透著金錢和權力的媒介，是自我中心、戰略和工具計算的場所，也是通常剝削性地交換服務、勞動、現金和性的場所。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的區分能夠讓人們注意到經濟和國家對家庭的“殖民化”[2]106。一方面，哈貝馬斯沒有充分強調在以男性為戶主的核心家庭中“由規范確保的共識協調的行動是受權力制約的行動。在我看來，將‘權力’一詞的使用限制在官僚背景下是嚴重的錯誤”[2]109。她認為哈貝馬斯沒有區分規范的家庭父權權力和非規范的官僚父權權力，導致哈貝馬斯的框架無法適用于現代社會男性統治的所有經驗形式。另一方面，哈貝馬斯沒有注意到無論家庭作為有報酬還是無報酬的工作場所，婦女都從屬于男子這一事實。弗雷澤認為可以把家庭定性為一個社會象征性再生產領域和有報酬的工作場所，但哈貝馬斯卻將現代家庭（生活世界）與資本主義經濟（系統）進行對比，夸大了這些制度之間的差異，阻礙了將家庭作為經濟系統即作為勞動、交換、計算、分配和剝削場所進行分析的可能性。

二、對哈貝馬斯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區分的批判：重建性別潛臺詞

哈貝馬斯描述了古典資本主義中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區分及其關系。按照哈貝馬斯的論述，與古典資本主義開端相伴而生的是制度秩序在生活世界中的發展，由此他便將制度置于日常意義和規范的語境中。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生活世界被區分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這兩個領域提供了適當的互補環境?！八饺祟I域”或現代核心家庭與經濟體系相聯系。政治參與、辯論和意見形成的“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與國家行政系統相關聯。家庭通過貨幣媒介進行的一系列交換與經濟系統聯系在一起，它為經濟系統提供適當社會化的勞動力，并換取工資。家庭和經濟系統之間的交換是通過工人和消費者的角色進行的，交換過程將公共領域與國家系統聯系起來；公共領域和國家之間的交換主要通過公民角色以及在晚期福利資本主義中的客戶角色來引導。

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對古典資本主義制度間關系的描述有許多優點。哈貝馬斯有關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二元區分糾正了古典資本主義對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認識。他把核心家庭視為一種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行政國家和政治公共領域相伴而生，并指出了這些機構之間交流的一些方式。哈貝馬斯將古典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簡化為“家庭、（官方的）經濟、國家和‘公共領域’四個術語之間的關系”[2]112。這意味著，在“系統”層面存在一種公私分離，即國家（公共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私人制度）的分離，在“生活世界”層面存在著另一種公私分離，即“家庭或私人生活世界領域與政治意見形成和參與空間或公共生活世界領域的分離”[2]112。此外，這些公私分離中的每一個都是相互協調、相互交換的：一是資本主義經濟（私人制度）和核心家庭（私人生活世界領域）之間的交換，另一個是國家行政（公共制度）與輿論機構和意志（公共生活世界領域）之間的交換。在這兩種情況下，由于連接相關問題領域的特定角色的制度化，使交換得以可能發生，即工人和消費者角色將市場經濟與核心家庭聯系起來，公民和客戶的角色將國家和輿論機構聯系起來。

弗雷澤指出，哈貝馬斯關于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區分未能揭示他所描述的關系和制度安排背后的性別潛臺詞。

3.2 懸掛式土壤改良機設計思路 為有效避免氣動助力土壤鉆孔機[20]勞動條件差、單鉆頭效率、精度低等問題，根據農藝參數設計了懸掛式土壤改良機，結構見圖2。主要由機架、行走輪、液壓馬達、升降架、鉆坑部件、定量施肥裝置、覆土板、位置傳感控制裝置等部分組成。牽引點與拖拉機連接。液壓馬達、鉆坑部件安裝在升降架上，其通過機架導滑槽、限位塊、液壓缸與機架連接。螺旋鉆罩后方設有半圓形的定向出土口。螺旋鉆頭部設有快換鉆頭。升降架后方設有肥箱，肥箱下部裝有步進電機控制的排肥機構，排肥機構下方的彎型排肥管正好位于螺旋鉆罩后方，機架最后面安裝有4個覆土板。

首先，哈貝馬斯雖然明確指出工人和消費者角色調節了私營經濟和私人家庭之間的關系，卻沒有揭示這些角色是性別角色。第一，以工人的角色為例，在男性主導的古典資本主義社會，這種角色是一種男性角色。男性身份與養家糊口的角色聯系在一起，男性從事帶薪工作，并用工資撫養家庭，失業會對男人產生心理上和經濟上的破壞力。由于工人的男性角色定位，它不僅使婦女在同等或類似的工作中低薪的做法合法化，而且在男性主導的古典資本主義中，女性與有償工作的關系非常緊張，這進一步證實了“工人角色的男性潛臺詞”[2]113。女性只能從事作為女性化的、有時是性別化的服務性工作者(秘書、家庭傭工、售貨員和空姐)和作為利用母性技能的成員(護士、社會工作者、兒童保育工作者、小學教師)等。女性在有償工作場所存在這些差異，證明了古典資本主義中女性特質和工人角色之間的概念不一致，這反過來又證實了工人角色的男性潛臺詞。在男性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角色是一種男性角色，工人將私營經濟和私人家庭聯系在一起。第二，以消費者角色為例，聯系經濟和家庭角色的是“女性潛臺詞”[2]114。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將工作分配給婦女，而這些工作都是無償的工作，通常是不被承認的購買行為、準備家庭消費的商品與服務的工作，可見聯系經濟和家庭消費者角色的是女性角色。

其次，公民角色將行政國家的公共系統、政治觀點與意志形成的公共生活世界聯系在一起，卻沒有分析其隱藏的性別角色。哈貝馬斯指出，自由主義政治應該保證女性主義爭取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即“確保婦女在求職、社會承認、教育和政治權利等方面的競爭中享受到平等的機會”[5]304。弗雷澤認為他的這一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認為哈貝馬斯沒有注意到公民角色在古典資本主義中“實際上是一個男性角色”[2]115，沒有對該主題深入下去。弗雷澤認為，在男性主導的古典資本主義中，公民身份具有軍人屬性，是政體的捍衛者，是婦女、兒童和老人的保護者，這些方面明顯地與男子氣概有關。事實上，女性直到20世紀才在美國和英國贏得選票。弗雷澤指出，女性氣質和哈貝馬斯公民概念的核心對話能力之間存在概念上的不一致。她認為，男性作為保護者和女性作為受保護者之間的這種劃分給婦女和公民身份的關系帶來了進一步的不和諧?？傊?，弗雷澤認為：“男性主導的古典資本主義中的公民角色是男性角色?！盵2]116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公民角色將國家和公共領域聯系在一起，也與經濟和家庭聯系起來?？墒?，在任何情況下，這種聯系都是在男性性別認同的媒介中形成的，而不是像哈貝馬斯所說那樣，在性別中立的權力媒介中形成的。當然，也可以說，這里所討論的權力就是男性權力，“它是作為男性氣概表現形式的權力”[2]116。

最后，哈貝馬斯關于古典資本主義中公共和私人機構之間的關系模型存在一些缺陷。哈貝馬斯沒有揭示工人和消費者角色背后的性別潛臺詞，因此他無法準確理解資本主義工作場所是如何與現代男性主導的核心家庭聯系在一起的。同樣，由于未能使公民角色的男性潛臺詞具體化，他錯過了國家與政治言論的公共領域相聯系的全部意義。此外，哈貝馬斯忽略了他的兩種公私模式分離中四個要素之間的重要交叉聯系，即他忽略了男性公民角色不僅將國家和公共領域聯系在一起，還將家庭和經濟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男性角色的主導地位貫穿了所有這些設定之中。一旦哈貝馬斯批判理論中的性別盲點被克服，所有這些聯系就出現了，很明顯，女性和男性的性別認同貫穿有償工作、國家管理和公民身份領域以及家庭和性關系領域。也就是說，性別認同存在于所有領域，將所有人彼此聯系在一起，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理論需要對性別問題保持敏感。正如弗雷澤指出的那樣：“與通常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理解相反，工人、消費者和工資的相關概念實際上并不是嚴格的經濟概念，相反它們有一個隱含的性別潛臺詞，因此是‘性別經濟’概念。同樣，公民身份的相關概念嚴格來說不是一個政治概念，它有一個隱含的性別潛臺詞，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性別政治’的概念?！盵2]118這一分析揭示了將性別視為政治和經濟附帶問題的批判理論的不足，而是需要另一個批判性的理論框架，來實現性別、政治和經濟的有效整合。

三、對哈貝馬斯福利資本主義觀點的批判：一種女性主義反思

弗雷澤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對哈貝馬斯有關福利資本主義的觀點及其殖民化主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哈貝馬斯正確地分析了福利資本主義的基本情況。首先，哈貝馬斯正確指出福利資本主義重新調整了經濟和國家之間的關系。隨著國家積極承擔起社會管理的任務，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在經濟層面，國家試圖通過凱恩斯主義的“市場取代”戰略來避免或管理經濟危機，“國家必須發揮集體資本家的功能”[4]69；在政治層面，國家還試圖通過“市場補償”措施，包括向工會和社會提供福利來管理社會或避免政治危機。這些做法使福利資本主義在制度層面部分克服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分離。其次，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關系發生變化。就私人領域而言，消費者作用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人們通過增加商品消費來補償與有償工作有關的不滿足感；在公共領域，公民作用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大眾媒體的影響越來越大，政黨被官僚化，公民參與減少。這樣以來，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越來越多地通過一個新的角色，即“社會福利客戶”[2]119來確認，國家向公民提供服務來獲得公民對國家的忠誠。

哈貝馬斯認為，福利資本主義這些做法與古典資本主義產生了矛盾，導致出現了殖民化主題。新的社會權利制度限制了迄今為止資本在有償工作場所和資產階級家庭中的父權制權力。社會保險計劃、社會保障法等是對貧困救濟的父權主義的明顯進步，然而，當權力和金錢媒體構建這些時，它們侵入了生活世界的核心領域，將象征性再生產功能轉變為系統整合機制，將人定位為戰略性行為、自利的個體。福利資本主義入侵生活世界，產生了“生活世界殖民化”這樣一種社會病理。在哈貝馬斯有關殖民化的主題中，權力和金錢不再僅僅是系統和生活世界之間交換的媒介，它們越來越傾向于穿透生活世界、干預生活世界。家庭和公共領域不再將經濟和行政系統置于日常生活的規范、價值觀的解釋之下，家庭越來越從屬于經濟和行政的需要。工人和公民角色不再將生活世界的影響引導到系統，相反，消費者和客戶角色將系統的影響引導到生活世界。此外，系統整合機制侵入固有的社會領域，導致受生活世界影響的領域脫離了傳統的規范共識，以致象征性再生產不再穩定，個體身份無法獲得認同。

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對福利資本主義的論述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理論盲點。福利國家確實參與了危機管理，并在制度層面部分克服了公私分離，夸大了消費者的角色，縮小了公民的角色，福利國家越來越多地將公民定位為客戶。和上文的分析一樣，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也沒有看到這些變化背后的性別潛臺詞，沒有看到新的客戶角色有性別之分，沒有意識到有些客戶是典型的女性角色。此外，他忽視了許多福利制度在內部是雙重化和性別化的，它涉及兩種基本家庭類型：與初級勞動力參與掛鉤、旨在惠及主要養家糊口者為男性的家庭和沒有男性養家糊口者的女性家庭。女性家庭的客戶幾乎都是女性和她們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市場之外并被家庭化，她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有缺陷”家庭的成員要求國家提供福利。同時，她們還被污名化，被剝奪權利，受到監視和行政騷擾，并普遍淪為國家官僚機構的赤貧家屬。這種變化不僅僅是系統和生活世界機構之間關系的變化，而且是男性支配地位性質的變化，即“從私人父權制到公共父權制”[1]123的轉變。福利資本主義維護了人們熟悉的關于男性主導地位和女性從屬地位的做法。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的殖民化主題忽略了從生活世界到系統的運動，因此，他未能解釋遭受官僚化和貨幣化影響的女性地位，但從結構上看，權力和金錢實際上強化了女性的從屬地位。

針對哈貝馬斯批判理論對性別問題研究的不足，弗雷澤提出了“批判理論批判什么”的問題。她認為，哈貝馬斯批判了古典資本主義和福利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然而并沒有深入批判女性面臨的不正義問題，沒有揭示社會存在的性別潛臺詞。弗雷澤指出，哈貝馬斯對再生產、社會活動情境以及社會結構的區分，實際上強化了性別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公正。付酬的生產勞動與無酬的家務勞動的性別區分中，后者被分配給婦女；付酬勞動中高報酬的男性主導的職業與低報酬的女性主導的家庭服務業存在顯著差別?；谏鲜鲈?，“政治經濟結構產生了剝削、邊緣化和剝奪的特殊性性別”[7]22，性別不正義表現為一種分配的不正義。男性主導的古典資本主義中的公民角色是男性角色，讓婦女處于不利地位，合法權利難以得到保障，在公共領域缺少話語權，性別不正義表現為一種承認的不正義。福利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占社會福利項目受益人的大多數，社會成員資格和程序問題變得重要，決定了誰有資格參與公正分配和相互承認，跨國政治空間的爭論產生了重要影響，性別不正義表現為錯誤代表權。這三種性別不正義與家庭、經濟和政治領域密切相關。弗雷澤認為女性主義及其不正義問題在當代凸顯出來，然而，哈貝馬斯對福利資本主義的分析存在忽視性別問題盲點，他將男性為主的核心家庭與國家監管的經濟對立起來，難以解釋當代女性主義的愿望和斗爭。她認為，批判理論不應忽視性別問題，要回答“批判理論批判什么”的問題，需要重新構建新的理論框架，把批判理論與性別正義結合起來。

四、圖繪性別正義的構想：走向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

弗雷澤指出，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雖然存在性別問題盲點，卻啟發人們思考福利資本主義背景下女權主義批判理論的基本框架。弗雷澤認為，這一框架不應將男性為主的核心家庭和國家監管的官方經濟對立起來，相反，需要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設置一個新的理論框架，把它們置于同樣重要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各自發揮作用，共同促進婦女與男性的平等地位，并免受政治爭論。弗雷澤的策略是，把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女性主義一直運用的構想性別正義的方法上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與戰后資本主義更廣泛變化的正義語境結合起來，對批判理論進行時代診斷，并評估女性主義斗爭的政治前景。具體來說，弗雷澤把第二波女性主義分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突出一個正義主題，這樣就能把批判理論與性別正義結合起來，圖繪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

第一個階段，西歐和北美女性主義與20世紀60年代的各種“新社會運動”緊密相關，凸顯了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的再分配正義維度。第二波女性主義第一階段主要發生在西歐和北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呈現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構想，這一構想“將階級再分配擺到了最顯著的位置上”[8]121。弗雷澤指出，第二波女性主義作為改變二戰后經濟主義政治構想的一部分得以誕生，它主要關注由于階級差異而產生的經濟分配問題。在這一階段，女性主義通過揭示男權的廣泛范圍，揭示出性別不正義：在有酬的生產性勞動、無酬的生產性勞動和家務勞動之間建立起基本性別分工，女性主要被指定為承擔無報酬的家務勞動，男性主要從事高薪的、生產性職業化工作。由于性別差異產生了經濟上的不正義：具有明顯性別特征的分工產生了物質上的剝削和剝奪模式，即因性別產生了分配不正義，是一種需要用再分配糾正的分配不正義。弗雷澤認為，性別正義要求消除勞動性別分工和有酬勞動內部的性別分工，女性主義批判理論應該關注分配正義。

第二個階段，美國的女性主義構想將文化問題擺到突出的位置上，凸顯了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的承認正義維度。女性主義的身份政治階段與更大范圍的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也與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以國家為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相一致。女性主義注意到性別差異在文化領域的表現，關注承認的訴求，“‘承認’成為世紀末的女性主義訴求制定的主要邏輯”[8]123，反映了一種文化價值差異。大男子主義流行，權威規范賦予男性特權，而女性遭受貶低和蔑視，遭遇性別歧視。女性遭遇家暴、性侵犯等傷害；媒體對女性貶義性的刻板描述；女性在日常生活領域遭遇騷擾和輕視；女性屈從于大男子主義規范；女性難以擁有平等參與公共領域和議事機構的機會；女性無法獲得平等的法律權利……由此造成對女性的傷害都可以視為承認的不正義或錯誤承認。弗雷澤指出，需要承認正義來矯正這些不正義，賦予女性群體以肯定性承認。承認正義成為性別正義的第二個重要維度。在弗雷澤看來，再分配和承認不是非此即彼的兩種性別正義，而是平行重要的兩種性別正義，也就是說，她提倡承認差異的文化正義理論和提倡公平分配資源的分配正義理論。

第三個階段，歐洲女性主義作為一種跨國政治在跨國空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凸顯了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代表權正義維度。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女性主義者抓住全球化跨國政治空間中的新政治機會，重新思考女性主義。全球化跨國空間的爭論正在改變女性主義政治尺度，女性主義者認識到若停留于領土國界限中，將難以改變性別不正義，因為那些影響性別不正義的跨國力量被排除在外。領土國家之內采取的政策經常影響領土國家之外婦女的生活，也就具有了跨國影響，就像那些跨國組織和國際組織所具有的影響一樣，正如弗雷澤所說“許多跨國女性主義者拒絕國家領土框架”[8]131。事實上，跨國力量在維持性別不正義中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跨國公眾輿論的力量能夠通過大眾傳媒和網絡技術滲透和影響領土國。女性主義挑戰政治訴求的國家領土建構，認為領土國瓜分了政治空間，已經成為不正義的重要手段，阻止婦女挑戰那些壓迫她們的力量。而像外國投資者、債權人、跨國公司等這些全球經濟的管理機構都能避免領土國控制，甚至對領土國產生一定影響。弗雷澤指出，性別正義需要重新建構，因為當國家領土框架突破邊界，將不正義強加到跨國空間時，錯誤建構便出現了，正是這種錯誤建構影響到人們對誰能夠成為正義對象的認識。在應對錯誤建構時，“性別正義的第三個維度變得清晰起來（除了再分配與承認之外的）。我稱這個第三個維度為代表權”[8]132。弗雷澤指出，在改變錯誤建構的過程中，跨國女性主義正將性別正義改造成再分配、承認與代表權三個維度，只有這樣才能挑戰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別不公正。

弗雷澤認為，女性主義應該將再分配、承認與代表權三維正義整合到一起，避免哈貝馬斯有關家庭、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功能對立和“絕對差異”解釋，解決批判理論在性別問題研究上的不足。這種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能夠回答我們這個時代女性主義面臨的問題，也即只有整合再分配、承認與代表權三個正義維度，才能從整體上挑戰女性主義面臨的性別不正義。只有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才能滿足參與平等的規范要求，才能改變女性從屬于男性的地位，使女性作為社會成員能夠平等參與社會規范的確定和社會制度的安排。在這里，弗雷澤提出了一個與哈貝馬斯不同的批判理論框架體系。

五、結語

從弗雷澤的批判立場來看，她恰當地指出了哈貝馬斯批判理論存在忽視性別問題的缺陷。她認為，一個社會理論框架必須能夠將家庭作為經濟系統來分析，并以復雜的方式與其它涉及有償工作的經濟系統聯系起來，而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框架劃分了系統和生活世界機構之間的主要范疇，也劃分了官方經濟和家庭之間的范疇，并把女性置于從屬地位，存在忽視性別問題的缺陷。

弗雷澤認為，如果不從理論框架上把家庭與經濟、政治領域對立起來，而是把家庭、經濟和政治視為三個相互關聯又各自獨立的領域，那么基于對上述三個領域的分析，一種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應該包含再分配、承認與代表權三維正義。弗雷澤的重要理論貢獻是把批判理論與性別正義結合起來，用女性主義正義批判理論彌補了批判理論在性別問題研究方面的不足，推進了女性主義性別正義的研究。

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存在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性別差異觀念，導致女性在社會分工、身份和地位等方面處于劣勢。改革開放之后，女性融入到經濟發展進程中，成為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隨之而來的是，爭取女性在教育、工作、社會分工和待遇等方面平等的呼聲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女性問題也逐漸成為關注的焦點。弗雷澤有關性別正義的觀點對我國女性爭取平等地位的斗爭具有一定的啟示。比如，改變大男子主義，從制度層面為女性個性自由、人格平等、權利平等創造機會，尤其是從國家制度層面為女性提供受教育機會。將家庭作為經濟系統來分析，消除性別歧視，為女性提供平等就業機會，改變男主女從與女性主要從事家務、育兒工作的分工格局，鼓勵女性通過參與再分配實現經濟上的獨立。構建承認性別差異的男女平等文化，并在文化層面上解決女性遭受的蔑視問題，改變女性作為消費者等刻板印象，賦予女性群體以肯定性承認，能夠進一步促進兩性平衡，實現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