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農村改進社與民國鄉村教育的轉型
——以安義萬家埠實驗區為中心

■余永和

鄉村教育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重要領域。民國鄉村建設派面對急劇變革的時代潮流，力圖整合官方與民間教育資源，承襲本土辦學傳統又吸納西方教育理念，開展別具特色的鄉村教育活動，反映了識字教育普及化、家族教育社會化、成人教育實用化的趨勢，加速了鄉村教育乃至整個鄉村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步伐。當然，由于客觀環境的掣肘與鄉村建設派的局限，這些不同層次的鄉村學校都遭遇了生源不足、師資短缺與經費匱乏的困境。安義萬家埠實驗區鄉村教育的成就與命運，無疑也是當時江西乃至全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縮影。

民國風起云涌的鄉村建設運動中，鄉村教育無疑是各實驗區著力最多、成果最豐、影響最巨的領域。梁漱溟的鄉農學校、晏陽初的平民教育與陶行知的曉莊學校等一直為學界津津樂道。然而，如果單純強調鄉村教育抵御西方文化入侵與復興傳統文化活力的努力①，或過分強調鄉村建設派突破官方教育體系與另起民間教育爐灶的初衷②，也許都難以對鄉村教育與近代社會變革作出完整的闡釋。本文嘗試以江西農村改進社主辦的南昌安義萬家埠實驗區為例，考察鄉村建設派開展鄉村教育活動的情況，揭示鄉村識字教育普及化、家族教育社會化、成人教育實用化的發展趨勢，以深化對鄉村建設運動與地方社會轉型關系的認識。

1933年7月，江西農村改進社在南昌正式成立，“以研究農村問題企圖農村改進事業為宗旨”［1］，匯聚了當時江西一眾政學名流，時任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親自兼任理事長，常務理事王枕心與蘇邨圃等實際操持社務。經費主要包括普通社員會費（入社金個人社員1元、團體社員2元，常年金個人社員2元、團體社員5元），社員特別捐，政府補助費，其他團體或個人的捐助。該社最初確定的工作范圍如下：調查并報告各地農村情況，研究農村改進事業方面的重要問題，訓練并介紹從事農村改進事業的專門人才，設立實驗區并承辦各方委托的有關農村的事務，協助并聯絡各機關或個人從事農村改進事業，出版刊物并解答政府及各方的咨詢。1934年3月，江西農村改進社擇定熊式輝家鄉安義萬家埠，正式設立實驗區，逐步開展鄉村建設的實踐，涵括了多方面的內容：經濟方面主要是改進生產技術、勵行合作事業、調劑農村金融；政治方面主要是扶植農村自治、加強民眾訓練、充實自衛力量；文教方面主要是化除成年文盲、培養集體意識、發展天賦才能，其中尤以教育方面的成就最為矚目。萬家埠地區之前只有3所縣立小學（其中縣立第二小學是完全小學，內附1個女職班），仰公學會主辦的私立龍津初級中學與私立仰公小學（包括1所本校及4所分校），7所私立小學（分別設于鶴樓、磨溪、西源、駱家洲、古塘、水田埠、五皋垅等處），5所私塾（分別設于珠市堎、胡家山、醴源角、下莊、楊梅廠等處）［2］。江西農村改進社在萬家埠實驗區普遍開設保立小學，大力推進學齡兒童義務教育與失學成人補習教育；接辦私立仰公中心小學及分校，將家族式的私立學校轉變為社會化的教育資源；接收私立龍津初級中學，改辦為農村實用學校，著力發展成人職業教育。這些興學措施促進了萬家埠實驗區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推動了鄉村教育現代化的進程。遺憾的是，這些學校都好景不長，普遍遭遇了難以為繼的困境，最終在日本侵略時被迫中斷。

一、保立小學與鄉村識字教育的普及化

1935年春，根據江西省政府勵行保立小學的政策，萬家埠實驗區辦事處制訂《普設保學暫行辦法》，明確規定保立小學“以所在地之整個社會為施教范圍，全部民眾為施教對象”；要求“凡本區各保，每保應設立保學一所”；利用該保內原有校舍、祠堂、寺廟、會館、公所等作為保立小學校舍。［3］萬家埠實驗區最初共有15保，共開辦17所保立小學（其中第二十四保因村落分布稀散且經濟較富裕而開辦了3所保立小學）。實驗區范圍后來擴至50多個保，保立小學的數量相應遞增［4］。

保長兼任保立小學校長，綜理校務。保學委員會“負籌劃經費校舍及調查學齡兒童及失學成人征派入學等責任”，由5—7人組成，保長為主席委員，保立小學教員為當然委員，其余委員“從本保內熱心教育、具有聲譽者遴選”［3］。根據“政教合一”原則，保甲與保立小學融為一體，以保為組織中心，以保立小學為基礎，組成保立小學大同保。根據學校當局核準后公布實施的《保立小學大同保行政組織大綱》規定，保立小學全體同學都是該保保民，保甲長任期為一學期，可以連選連任。全體保民大會為保內最高權力機關，每學期開學與期末時由保長分別召集一次。保民大會閉幕期間，以保長甲長會議為最高權力機關［5］。各保將原學款、公款、會款、祠款與廟款等用于保立小學的開支，如不足時由保內住戶分攤，其中甲種保（120戶以上）每年負擔180元，乙種保（100—120戶）每年負擔150元，丙種保（100戶以下）每年負擔120元。如出現經費困難等特殊情況時，可報請縣政府予以補助。

實驗區辦事處向每所保立小學委派一名教員，教員至少必須具備下列一項條件：師范學?；蚋咧袔煼犊飘厴I生、考核合格的小學教員、中等學校畢業生、曾在小學任教一年以上且成績卓著的教員［3］。為穩定師資力量，實驗區辦事處一方面盡力保障保立小學教員的收入：確定了保立小學教員的年薪標準，其中甲種保的專任教員年薪為120元，乙種保的專任教員年薪為100元，丙種保的專任教員年薪為80元；所有保立小學教員每月還可領取洋14元的生活費［6］。另一方面每年暑假舉辦保立小學師資訓練班：先組建保立小學師資訓練班考試委員會，從符合條件的報考者中選拔出教員，再送往農村實用學校培訓一個月，期滿后分派去各保立小學任教［7］。

每所保立小學要求至少開設一個兒童班與一個成年班，有的還附設婦女班。兒童班白天上課，采取復式教學編制③，6—10歲兒童四年畢業，10—16歲兒童兩年畢業；課程以公民訓練、國語、常識、勞作、體育與算術為主。成人班夜晚上課，每晚持續兩個小時（19：00—21：00），星期日照常上課。所有不能認識丙種三民主義千字課本1/3生字的15—45歲男女，都必須入學。如人數過多超出教室容量時，可以分期舉辦（按年齡段分期）或分班教學。成人班偏重啟發式教學方法，盡量幫助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一定知識技能。每期要求上足150天的課程，一般半年畢業，每年至少辦理一期畢業［8］。婦女班課程也遵照教育部的標準，但職業指導科目更注重傳授家庭常識。［9］

保立小學最初采取廣告宣傳與挨戶勸導的方式進行招生，但效果并不理想。1936年開始實行分期征派入學法與成人班強制入學法。實驗區辦事處提前調查學齡兒童與失學成人的狀況，先責成各保保長限令其入學，再根據各保的不同規模，確定每期最低入學名額：甲種保至少須有兒童與成人各50名入學，乙種保至少須有兒童與成人各40名入學，丙種保至少須有兒童與成人各30名入學。保立小學在防止學生輟學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盡量選擇符合民眾實際需要的教材，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二是完善設施，方便學生求學；三是每個班都推舉出班長，負責勸導同學履行共守信條及規約；四是制訂《保學成人班留生辦法》，明確規定對于成年人輟學、緩學與曠課等的處理細則。成年人如中途退學，先由保長會同保立小學教員勸告其家長或本人，限期復學；如不接受勸告，則張榜警示家長或本人，限期復學；如仍不遵守規定，則報請實驗區辦事處科以罰金，并勒令復學。凡有重病或其他特殊情況暫時不能入學者，由家長或本人提交緩學或免讀申請，由保長與保立小學教員共同核準。學生如有特殊事項（如離家一日以上、患病、婚喪喜慶等）也須向教員請假，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經核準而擅自缺課者，都以曠課論處，并處以罰金。對于勸學不力或弄虛作假的保長與教員也有相應的懲處措施。保立小學通過加大招生與留生的力度，使得學生數量一度有了較快的增長。1936年，實驗區各保立小學的學生總數接近3000人［4］，其中兒童班學生562名，成人班學生787名［8］，婦女班學生達到1115名［9］。

可以說，江西農村改進社響應政府號召，發揮自身優勢，整合多方資源，在萬家埠實驗區普遍開設保立小學，盡管辦學層次還比較低，辦學水平也不算高，但還是快速推動了學齡兒童義務教育與失學成年補習教育的發展，從而大大促進了鄉村識字教育普及化的進程。必須強調的是，開設保立小學以開展國民義務教育與失學成人補習教育并非江西農村改進社的創舉。普設保立小學是當時江西省政府的既定政策，而推進義務教育則是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發出的號令。1934年11月，江西省政府頒布了《江西省設立保學暫行辦法》，開始在豐城縣試辦保立小學，逐漸推廣到全省各地。1934年12月，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通過《實施義務教育標本兼治案》；1935年4月，國民政府公布《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不久，江西省政府陸續推出《江西省推行義務教育計劃》與《江西省保甲條例》，要求“利用本省保甲制度用政教合一方式推行保立小學以實施義務教育”［10］。因此，江西農村改進社在萬家埠實驗區普設保立小學，并非努力沖破官方教育體系的結果，而恰恰是積極貫徹政府教育政策的產物。

二、仰公學校與鄉村家族教育的社會化

熊式輝為紀念父親熊府山（字仰之），捐資建立了公益助學組織——仰公學會。1929年，仰公學會在熊式輝家鄉梓源熊氏宗祠內開辦了“仰之小學”。熊式輝擔任省政府主席后，根據學校教員的建議，將校名改為“仰公小學”。之后，仰公學會又相繼在荊莊熊村、柏樹熊村與福德園吳村開設第一、第二、第三仰公初級小學。1932年春，梓源熊村的仰公小學增辦一個高級班，成為完全小學。仰公小學雖然已經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私塾，但仍然屬于典型的家族私立學校。

1934年，仰公學會將幾所學校陸續移交給實驗區辦事處。梓源熊氏宗祠內的仰公小學遷至實驗區辦事處，更名為仰公中心小學。同時，在下莊張村新設仰公第一分校；原福德園吳村校區遷至梓源熊村，稱仰公第二分校；原荊莊熊村校區改為仰公第三分校；原柏樹熊村校區遷至西源熊村，稱仰公第四分校。實驗區普設保立小學時，仰公中心小學與四個分校又都代用為所在保的保立小學，即仰公中心小學代用為第十八保保學，仰公第一分校代用為第十一保保學，仰公第二分校代用為第十九保保學，仰公第三分校代用為第二十五保保學，仰公第四分校代用為第二十三保保學。

實驗區辦事處接管仰公小學后，熊式輝的本家熊云岌擔任首任校長，但他只掛虛銜，幾乎未到學校辦公。蘇邨圃的同鄉江小珍擔任校務主任，但不久就返回貴溪老家。畢業于江西第一師范的周恭先接任校務主任。學校管理比較規范，明確了中心小學與分校的關系：中心小學對分校進行指導監督，將不負責任的分校教員上報給實驗區總干事議處；分校教員必須盡力推行中心小學所制訂的計劃，接受中心小學的指導并力求改進。中心小學也提高了指導監督各分校的效率，如減少校務主任的教學任務，以增加其視導分校的時間；實驗區辦事處安排人員承擔學校的繕寫任務，以便中心小學擬就的各項計劃能夠盡快分發到各分校。學校每年都要統計多種報表，如校務概況表、學校組織系統表、學生年齡統計表、學生性別比較表、校務分擔一覽表、課務分擔一覽表、各級每周教學時間表、上學期各級學生缺課比較表、上學期各級學生學業成績比較表、上學期各級學生操行與成績比較表等，以全面細致地掌握全校師生的實際情況。

學校對師資的選拔與管理也比較嚴格，擬定了遴選教員的標準：第一，教員精神是否充足？第二，教員能否吃苦耐勞？第三，教員對于農村事業是否有興趣？能否立志從事農村改進工作？第四，教員是否和藹可親，并具有相當的活動能力？第五，教員有無相當的學識和經驗？1935年初，學校還規定了教員的注意事項：第一，教員事先要作充分準備，切忌敷衍塞責；第二，教員教學時應注意教室管理；第三，教員態度要和而不懦，剛而不火，使兒童敬愛而不畏懼或輕視；第四，教員要活用教材；第五，教員要促進兒童學業成績平衡發展；第六，教員要及時更換教學環境，以滿足不同學科的需要。學校冀望所有學生都能順利完成學業，所以對第五點尤為重視，并為此擬定了具體方法：一是教員不能以高智能兒童學習成績作為教學進度準則，而罔顧低智能兒童的接受能力；二是教員指導低智能兒童學習時，必須不厭其煩地反復解釋，直至其能懂會用為止，但智能過低的兒童另當別論；三是教員指導兒童學習時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隨意打罵，以免兒童因畏懼而逃學；四是教員指導兒童學習時應多用比喻，尤其盡量以實物比證，以增強兒童理解能力［11］。

學校成立了兒童中心村作為學生自治機關，設有正村長、副村長、學藝股長、勞作股長、衛生股長、公安股長、圖書股長與體育股長等職位。每學期開學后一個月內進行改選。兒童中心村還開設了圖書館，由高年級學生輪流擔任值日員，負責書報整理與還借事宜［8］。

實驗區辦事處接管后，仰公小學發展較快（發展概況見表1），由初辦時的10來個學生，增加到300多名學生。除了安義本地生源外，還有新建與永修等地的學生也慕名前來就讀［12］(P134-139)。學校還積極聯絡實驗區辦事處職員，隨時勸導農民送子弟入學，以擴充學額。仰公小學分設初級與高級兩級，初級修業四年（一、二、三、四年級），絕大部分是走讀生；高級修業一年或兩年（五、六年級），大部分為寄宿生。教員盡量因材施教：對于低年級兒童采用整個教學法④，對于中年級兒童采用設計教育法，對于高年級兒童采用自學輔導法。各年級的課程設置也遵照教育部頒布的小學課程標準，當然，有些科目的作業略有增減，以適應實際教學的需求。大多數科目選用教育部審定且符合課程標準的教材，勞作、音樂、體育、童子軍課程盡量選用適合兒童實際需要的教材。學校也自編各科補充教材，尤其農業常識科目完全以教員自行編撰的簡明講義作為教材。仰公中心小學與各分校都開辟了學校園（類似現在學校的生物園），供學生農作實習與課外游覽。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還要接受童子軍訓練，全校學生組成1個團，下分3個中隊，每個中隊又分為3個小隊。學校除每周規定時間安排童子軍課程外，還在校園內設置了7個崗位，由各小隊輪流值日，以幫助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8］。學校定期舉行懇親會（家長會），會后舉行頒獎典禮，鼓勵學生勤奮好學與家長盡力督學［11］。

仰公小學師生積極參加鄉村建設活動。一是組織消費合作社。全校師生組成一個小規模的消費合作社，專營日常用品，初定資本50元，分作1500股，每名社員最多限購50股，每周由兒童中心村合作股人員輪流擔任售貨員，每周營業總額平均約在10元左右。二是開展保潔與救災等公益活動。學生積極參加實驗區的整理村容運動，除參與大掃除外，還分組奔赴各村開展衛生宣傳。學校還組織勸募寒衣隊，隊員深入各村進行勸募活動，并將募集到的寒衣交由實驗區辦事處轉寄給省賑務處。三是參加體育文藝活動。實驗區辦事處為慶祝新年，改良民俗，振奮民心，自1935年起，每年元旦都舉行新年游藝會，每次都持續多日。仰公小學10余名師生參演話劇、音樂、舞蹈、魔術、國術等多個節目。學校也派選手參加實驗區的運動會［8］。

不難看出，實驗區辦事處接管后，仰公中心小學及其分校雖仍未完全褪去人情色彩（如熊式輝的本家與蘇邨圃的同鄉都曾在學校擔任職務），但還是逐漸擺脫了舊式家族教育的窠臼，步入新式社會化教育軌道。尤為有利的是，仰公中心小學及其分校繼續得到仰公學會的資助，又新增江西農村改進社的撥款，加之代用為保學，還能獲得所在保的扶持，所以一度發展勢頭不錯，教學質量也比較高，會考成績高居安義全縣榜首［14］?？梢哉f，江西農村改進社在萬家埠實驗區靈活轉化民間教育資源，及時注入新式教育理念，從而增強了鄉村教育的整體實力。

表1 1934—1936年仰公中心小學及分校概況［13］(P117-123)

三、職業學校與鄉村成人教育的實用化

1929年9月，仰公學會創辦私立龍津初級中學，后因生源問題難以為繼。1934年春，應仰公學會的請求，實驗區辦事處接收私立龍津初級中學，改辦為農村實用學校。學校設有教室、學生寢室、陳列室、辦公室、會議室、圖書室、儲藏室、保健室、俱樂部、廚房與膳廳，還可與實驗區辦事處共用很多公共設施，如將仰公紀念堂作為學校大禮堂。此外，學校還開辟了兩個試驗場：第一試驗場位于學校大門前邊，主要栽種水稻與蔬菜等；第二試驗場在后背山頭上，主要栽培油茶、油桐與桃花等。［15］(P93-96)

江西農村改進社常務理事兼萬家埠實驗區總干事王枕心負責學校的涉外事務。江西農村改進社常務理事蘇邨圃擔任校長，全面掌管校內事務。校務主任協助校長處理各項工作，加上教導主任、軍訓主任、事務主任及專任教員，一并組成校務會議，此外還有一些事務員。1935年，隨著年級增多，各年級都增設了級主任。［16］

蘇邨圃親自確定“農村實用學?！钡男Ｃ?，也盡力踐行自己的辦學理念。他痛感中國過往的教育與社會需要嚴重脫節，“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人沒有事做，事沒有人辦”；大多數學生一畢業即失業，只好去鉆營官場。他創辦農村實用學校，旨在糾正這類錯誤，“造成人無不學，學無不用的環境”。農村實用學校既不同于普通中學，又有別于單純的農業學校，以造就改進農村的下級干部人才為宗旨，以“學教用合一”為原則，以勇樸誠勞為校訓，以實學實用、立己立人為目標，以實現“農村社會之革新，農村生活之改善，農村經濟之繁榮，進而復興民族”為己任。［17］(P226-227)

農村實用學校招生對象“并非普通一般青年與全體農民，而系青年農民干部，以及含有此種意識之其他青年”［11］。學校原定招收3個班，每班暫定50名學生。學校分設普通班與高級班：普通班相當于初級中學，學制長達3年，1935年開始招生，面向高級小學畢業生；高級班相當于高級中學，學制只有1年，1936年開始招生，面向初級中學畢業生。到1939年停辦為止，學?？偣才囵B了3屆普通班與2屆高級班畢業生，畢業生總數上千人。由于熊式輝的名頭（熊式輝本人確實也有通過該校培植地方勢力的考量），民眾起初以為該校前途看好，所以踴躍報名入讀。由于免收學費，貧困家庭的子弟尤為積極。學校面向全省招生，學生來自永修、安義、奉新、靖安、新建與南昌等20多個縣，尤以安義與永修的學生最多。1935年春季招收115人，按學生文化程度分為甲、乙兩班。學生年齡跨度較大，從15歲到23歲不等，其中出身農業家庭的學生超過一半，此外還有來自工、商、學、醫、軍、警等家庭的學生。1936年夏首批38名學生畢業時，熊式輝以省政府主席的名義頒布訓令，重申農村實用學?！霸瓰檫m應客觀環境之需要，養成改進農村干部人員”而創設，“現當本省農村事業發展之際，各縣農業推廣人員需用甚急，本區農校畢業生，正應此刻實際之需要，理合造具本屆畢業生名冊一份，備文呈請鈞座鑒核，準予通令各縣政府及農業院推廣部，暨其附屬機關盡量錄用本區農校畢業生為農業推廣人員”，訓令中還附錄了首批畢業生的基本信息。［18］

學校制訂了翔實的周歷，安排了比一般學校更多的行政活動。學校每天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緊湊，旨在通過高強度的訓練，培養學生兼具農人、軍人、文人的綜合素質，即力求使學生具有“農人的身手、軍人的精神、科學的頭腦，并且還要有改進農村的決心”［19］。學生一般每天早晨進行軍訓，全校學生編為1個中隊，下分為3大區隊，每區隊又分為3個班；江西省保安處派遣的兩名教官分別擔任正副中隊長，實際負責學生的軍訓事宜。上午學習文化與技術課程，所有課程都以適合農村實用為目標，總計327課時，主要包括基礎類、農業類、農村類、體育類與勞作類等。下午從事農業勞動，至少安排3小時（14:00—17:00）作為實習勞作時間，總共有15項實習勞作科目［20］。每星期六下午，學生還要參加野外演習，學習軍事學科知識，熟悉軍隊日常生活。

學校完全實行軍事化管理，學生全部寄宿在學校。學生日夜輪流在學校門口持槍站崗放哨，各班班長擔任排頭兵［12］(P134-139)。學生干部主要有各級長、室長、班長與自治會職員。級長由各級學生自行選舉，其職責為：檢查教室整潔，啟閉教室門窗，輪派值日學生，傳達上下情意。室長由校務主任指定，其職責為：檢查本寢室衛生，輪派值日學生，處理本室糾紛，傳達上下情意。班長由軍事訓練主任挑選，其職責為：傳達命令；負責本班個別訓練；秉承軍訓主任的命令，維持本班風紀軍紀，推動生活軍事化。自治會職員由全體學生投票選舉，其職責為：向學校傳達同學的意見；養成自治能力；負責推動農村文化；切實執行自治會決議案［16］。

總之，江西農村改進社在萬家埠實驗區尚無力舉辦中高等教育的情況下，主要針對高小畢業或同等學力以上的鄉村青年開展職業教育。值得稱道的是，農村實用學校與一般職業學校不同，并不是單純培訓學生從事農作的基本技能，而是全面培養青年服務農村的綜合能力，因而為鄉村建設事業輸送了大量合格人才。

四、江西農村改進社鄉村教育的成效

民國年間，伴隨著社會動蕩與經濟衰敗，傳統教育體系在挑戰中依然延續，西方教育模式在質疑中被逐漸吸納。民國鄉村教育界既要弘揚傳統教育的寶貴遺產，又要借鑒西方教育的先進理念，并力圖以教育為切入口，助推鄉村社會乃至整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江西的鄉村建設派同樣是在內憂外患的危局中艱難地啟動了教育現代化步伐。透過江西農村改進社在萬家埠實驗區的鄉村教育實踐，可以看到：國家（官方）與社會（民間）、西方現代與本土傳統間并非單純的“二元對立”關系，鄉村建設派也沒有進行“二者只取其一”的簡單化抉擇。面對20世紀30年代急劇變革的時代潮流，江西農村改進社既充分利用官方扶植政策，又大力發掘民間教育資源；既移植西方現代教育理念，又承襲本土悠久辦學傳統，在萬家埠實驗區創辦各類學校，取得了令時人矚目的成就，推動了當地鄉村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也促進了傳統鄉村乃至區域社會的現代轉型。

第一是因地制宜，全面規劃學校布局。萬家埠地區之前只有3所公立小學、12所私立小學與5所私塾，且分布不均，不少農村根本沒有任何教育資源，農民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萬家埠實驗區辦事處經過通盤考慮，統籌規劃，初步建立了現代各級各類學校體系。一方面是完善了普通教育體系，按照省里普設保立小學的要求，短期內實現了保立小學的全覆蓋，個別經濟實力較強的保甚至設立了3所保立小學。保立小學面向保內所有民眾，全面實施學齡兒童義務教育與失學成人補習教育，逐步掃除文盲。另一方面是根據實驗區的實際情況，開展各種職業教育。除農村實用學校外，實驗區辦事處還開辦了綺云女子職業補習學校，校址最初也設在實驗區辦事處所在地萬埠鎮。由于區位方便，該校一度吸引了不少生源?？梢哉f，實驗區全境遍布各種新式學校，并且大多采取“政教合一”的原則，甚至率先實施“管教養衛合一”的制度，雖然不乏加強鄉村控制的動機，但對于啟迪基層民眾與促進鄉村社會轉型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是因材施教，合理安排教學內容。1933年2月，江西省教育廳頒布《江西教育行政方針》，總共10條，其中前3條內容如下：“集中教育力量，改造國民心理，強健國民體格，振發民族精神，以謀挽救國家之危局；鍛煉青年服務之精神，增厚民眾自衛之力量，以保障地方之安寧；特別注重科學教育、生產教育與鄉村改進事業，以謀國民經濟之發展?！保?1］1933年6月，江西省第574次省務會議通過《二十二年度改進本省教育實施方案》，其中開篇就明確了教育的一般原則：“教育應以培養民族精神為首要；教育應社會化、科學化與生產化；教育應特重身體鍛煉與人格修養?！保?2］實驗區的學?；旧县瀼亓水敃r省里最新的教育政策，注重精神、文化（或技能）、身體三方面內容，培養民眾的公共意識，傳授基礎的文化知識與實用的生產技能，提高民眾的身體素質。當然，不同類型的學校在具體教學安排與教學內容上也存在不小的差別。如保立小學兒童班、成年班與婦女班都以識字教育為主，但上課時間與授課內容等都有所不同。同為職業學校，農村實用學校的學生每天早晨進行軍訓，上午學習文化與技術知識，下午參加農業勞動；而綺云女子職業補習學校的課程大多以適合農村實際需要與農村婦女生活為目標，主要科目有：精神講話、國語、珠算、算術、家事、音樂、體育、織布、織巾、織襪、染色、縫紉與紡紗等［23］(P79-80)?？梢哉f，實驗區學校盡量考慮學生的學習特點，結合農村的社會情況，進行相應的教學安排，選定合適的教學內容，滿足學生的實際需求，因而有助于培養出各類從事鄉村建設的人才，也有利于激發民眾參與鄉村建設的熱情。

第三是因勢利導，綜合運用多方資源。在教學設施等硬件方面，實驗區辦事處一方面積極爭取政府資源，如及時配合省里普設保立小學的政策，以獲取省里的專項支持；還充分利用熊式輝的個人影響力，從政府各部門爭取農村改進事業資金。另一方面大力挖掘民間資源，如接管仰公學會，將其名下的私立仰公小學及分校代用為各自所在保的保立小學，將其私立龍津中學改為農村實用學校；接手私立綺云女子職業學校，改為新的綺云女子職業補習學校。此外，各保立小學大多是利用原有校舍或祠堂、寺廟、會館、公所等傳統公共場所進行辦學；甚至學校運動會的獎品，不少也是由社會各界捐助的。在師資等軟件方面，實驗區辦事處除了留任原來的合格教員及從外面引進師資外，主要是就地取材，在實驗區內部選拔與培養新的師資。一方面是由實驗區辦事處職員兼任教師，從實驗區總干事王枕心到普通職員，基本上是身兼數職，大多要承擔學校的教學或管理任務；另一方面是從實驗區各地選拔符合條件的人員，甚至從學校中選拔成績優異的學生，進行一定的培訓后再讓其登臺教學?！皞鹘y的鄉村治理有非常強的行政色彩”［24］（P55），江西農村改進社本身雖然沒有行政職能，也缺乏強大的創收能力，但作為具有濃厚官方背景的社會機構，巧妙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與熊式輝的鼎力支持，爭取到不少政府資源，也盤活了許多鄉土資源，從而一定程度上為實驗區教育乃至當地鄉村建設事業注入了新活力。

江西農村改進社在萬家埠實驗區開辦的鄉村學校雖然取得了較大成就，但由于客觀環境的掣肘與鄉村建設派自身的局限，也遭遇了諸多困境。

首先是生源不足。實驗區基本實現了一保一學的目標，并且在勸學方面費盡心力，但生源依然難盡人意，即使在1936年保立小學最興盛的時期，大多數保立小學也只有一個班，其中女生人數更是稀少，除了第五保與第十七保的保立小學女生稍多外，其他保立小學至多10來個女生，有幾所保立小學甚至沒有一個女生，這自然與全面掃盲的目標相距甚遠。農民對入學就讀反應消極，當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農民的愚昧無知或冥頑不化，而恰恰反映了：鄉村建設派寄予厚望的普設保立小學，并不能解決實驗區農民的燃眉之急。農村實用學校曾經生源充足，但只是曇花一現。在首批畢業生大多分配到安義縣各區、鎮或鄉公所擔任鄉長或干事后，原本指望憑借熊式輝名頭而升官發財的報考者紛紛另覓他途。學校吸引力急劇下降，只好降格錄取一些同等學力的學生［12］(P134-139)。雖然蘇邨圃的辦學初衷是培養真正扎根農村造福農民的人才，但農村實用學校生源迅速萎縮的殘酷現實，說明蘇邨圃當初的設想未免過于理想化。

其次是師資短缺。實驗區辦事處為解決師資問題使出渾身解數，但依然未能從根本上緩解師資短缺的難題。很多保立小學只有一名教員，招考教員的標準也不高，具有初中畢業同等學力者和任教兩年以上的小學教員都可報考，但即便如此，還是難以配齊足夠的師資。師資奇缺導致保立小學的成人班與婦女班無法滿足快速掃盲的需求。實驗區辦事處無奈之下，還曾經嘗試小先生上門教學的辦法。先由萬埠中心小學試行，再視其效果決定是否推廣。小先生從萬埠中心小學中高級學生中選出，只要言語清晰、品行端正、學業成績較優就可以勝任。1936年3月10日，教員帶領小先生上門與文盲接洽，接洽完妥后，小先生就正式開始施教。第一期小先生教授的文盲共計44名，經畢業考試，只有16名成績及格。試驗結果證明：小先生上門教學只能輔助識字教育，而不能作為識字教育的主要方法［9］。農村實用學校師資比較特殊，專任教員很少，大多數教員都由實驗區辦事處職員兼任，雖然主要是出于節省經費的考量，但其實也是師資短缺的無奈之舉。

最后是經費匱乏。江西農村改進社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撥款與熊式輝個人的捐助，自身造血能力嚴重不足，能投入實驗區的資金自然有限。根據1935年6月的報告，萬家埠實驗區資金主要來自江西農村改進社每年撥付7000元，全國經濟委員會等機關補助5000元，還有龍津初級中學基金撥付5400元與仰公學會補助1600元；但開支方面，光實驗區辦事處每年就需9000元，投入農村實用學校每年5500元，仰公小學每年2900元，基本沒有資助保立小學的款項［25］(P877)。各學校普遍經濟拮據，即使收入來源最多與財政狀況最好的仰公小學，也因為缺乏資金，無法配備足夠的標本儀器與體育用具；部分貧困生因無錢購置服裝而沒法參加童子軍課程，學校也愛莫能助［6］。仰公小學尚且如此，主要依靠各保自籌經費的保立小學，其經濟境況可想而知。

鄉村學校的窘境，讓當時的教育視導員也倍感無奈。有教育視導員曾經哀嘆道：視察江西鄉村學校時，“只要有教師，有校舍，有學生”，他就會給滿分，“因為根本不能再苛求，再苛求鄉村就沒有一所能稱得起是學校的”。［26］因此，不妨這樣說，鄉村建設派雖然懷有獻身鄉村教育的熱情，但并沒有找到破解鄉村問題的良方。他們寄予厚望的鄉村教育乃至整個鄉村建設事業只能無疾而終。1937年后，萬家埠實驗區內的學校大多陷入危機。1939年，安義縣被日軍占領，萬家埠地區的保立小學也就停頓了，仰公小學與農村實用學校人員隨難民一道遷往遂川。在熊式輝的扶持下，仰公小學師生在遂川縣東門云山村搭起簡易校舍，農村實用學校人馬次年則在遂川縣云崗村改掛私立仰公中學的牌子，招收仰公小學的畢業生。1945年抗戰勝利后，仰公小學遷回萬家埠實驗區舊址；私立仰公中學則輾轉到南昌北郊牛行車站，1947年也遷入萬家埠實驗區舊址。1949年安義縣解放后，私立仰公中學兩個班（春季、秋季各一班）的所有教職員工與學生并入公立安義中學［27］(P356)；在私立仰公中學、仰公小學與原保立小學的舊址上則新建了多所公辦小學，萬家埠地區的基礎教育步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

注釋：

①美國學者艾愷將梁漱溟思想置于“挑戰——回應”的現代化模式中，視其為文化守成主義者。不少學者也強調梁漱溟抵御西方文化侵略與激發傳統文化活力的努力。參見（美）艾愷《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王宗昱、冀建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頁），馬勇《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頁），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7頁），李善峰《民國鄉村建設實驗的“鄒平方案”》（《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翟凌楓《梁漱溟鄉村教育思想初探》（《焦作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20年第1期）等。

②學界長期認為鄉村建設運動最初是學術團體等社會機構發起與領導的社會運動，而到1935年后，由于行政力量的介入，鄉村建設運動才逐漸導入政府“農政”的軌轍。參見王先明《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歷史轉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學月刊》2016年第1期）。

③復式教學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年級的學生編在一間教室，由一位教師使用不同的教材，在同一節課里對不同年級的學生進行教學的組織形式。教師給一個年級講課時，讓其他年級學生做作業或復習，并有計劃地交替進行。單式教學則是同一年級的學生合成一班，由一位教師在一間教室內進行教學。

④整個教學法就是將教學內容整個地、系統地傳授給兒童，也就是將各種功課打成一片進行教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