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與環境規制

王凱松

【摘? 要】近年來，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發展速度不斷下降，比起2008年左右的高速增長，現在中國第三產業正處在低速發展的階段，研究當前中國第三產業發展情況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論文結合當前中國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大這一情況，從波特假說和環境經濟學理論出發，探究環境規制強度對中國服務業增加值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國經濟發展當前階段，環境規制強度的加深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呈抑制作用，同時這種影響呈正U型。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added value of China's tertiary industry has been declining. Compared with the high-speed growth in 2008， China's tertiary industry is now in a stage of slow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rtiary industr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based on Porter hypothesi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value-added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 value-added growth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this effect is positive U-shaped.

【關鍵詞】環境規制;第三產業發展;波特假說

【Key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industry; Porter hypothesis

【中圖分類號】F719;X321?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章編號】1673-1069（2022）01-0049-03

1 引言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飛速發展，我國的生產力和國民生活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但是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空氣和水體的污染、資源的過度消耗等問題，這些問題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中提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如何改善中國的環境問題成為學術界的重中之重。

隨著國家對第三產業的需求越來越高，中國的第三產業也進入了高速的發展軌道，第三產業逐漸成為中國新的經濟支柱，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直接代表了國家產業結構的完善度與先進程度，目前的中國，第三產業也在信息科技革命的影響下逐漸由低端服務業向高端服務業迅猛發展。但是自2007年以來我國第三產業增速開始下降。第三產業增速的變化會對我國GDP增速變化有重大影響，第三產業的發展直接影響了國家的產業升級和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與發展前景。

考慮到我國目前對于環保問題愈加重視，環境規制力度也在不斷的加強。在這種情況下，環境規制也許是第三產業增速變化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以環境規制程度為主要的解釋變量，探究其和第三產業增速間的關系。

2 文獻綜述

近年來，環境規制這一話題已經吸引了大量學者的關注，目前學術界的焦點主要在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轉移調整和環境規制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梅國平和龔海林[1]發現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一個主要因素是環境規制，他們還探討了這種影響的路徑和機制。陳璇和錢薇雯[2]將環境規制分類，并利用GMM方法研究得出二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宋華、郭然等[3，4]研究得出環境規則和產業結構優化之間存在U型關系，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遞進對產業結構優化呈先降后升的趨勢。另一部分學者則著重探究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響，胡暉、朱鈺琦、方德斌等[5]的研究表明，環境規制能影響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和合理化和高度化進程。上述文獻表明了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的非線性，這種影響是以U型為規律變化的。

由上可得，盡管目前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但是針對環境規則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影響這一問題的研究仍然是欠缺的。李眺、譚靈芝、王國友[6，7]表明了環境規制對服務業的增長有促進作用。王恕立、汪思齊和滕澤偉[8]證明了環境約束有利于服務業的發展。

從以上的綜合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對于環境規制對服務業即第三產業發展影響的研究仍然比較匱乏，因此，本文目的在于研究環境規制對第三產業發展影響的具體規律。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有，豐富了對環境規制和第三產業增長的實證研究，并且豐富了相關領域的理論研究。

3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從外部性理論可以得出，環境規制的本質是強制增加了企業的成本，降低企業生產帶來的負外部性。高污染制造企業是規制的主要對象，環境規制會對這些制造產業發展起到抑制的作用。從“波特假設”出發，環境規制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發展起到正向作用。本文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已有研究進行假設推導，結合當前中國服務業發展和經濟發展情況。發現在我國制造業蓬勃發展時，環境規制處于低強度時制造業所能獲得的利潤遠大于其帶來的成本，因此，企業仍然會選擇繼續生產。此時制造業的聚集會吸引大量勞動力，進而低端服務業開始聚集。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制造業競爭加大，利潤下降，而此時環境規制的強度開始加大，使得企業難以承受成本的上升，進而這些企業會選擇離開當前地區選擇將生產轉移至環境規制強度低的地區，同時低端服務業的聚集開始減慢，從而第三產業的發展速率開始下降，并且由于產業的轉移需要時間，因此，此時服務業的發展速度會呈現一個穩態。

結合當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情況和波特假說，可以合理地推測出，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上升，企業會逐漸加大創新的力度，這種創新除了技術上的創新還有模式上的創新，從這幾年制造業服務化、生產性服務業等名詞不斷地被提出可以窺見，廖瑞斌[9]指出環境規制會促進服務業和制造業往新模式演變。由上所述可以得到環境規制對第三產業的影響會有消極作用和積極作用，在規制強度還比較不足時其主要產生的是消極作用，當達到某個強度值時則會起到積極作用。如上所述，提出本文研究的假設：

H：環境規制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影響是非線性的，主要是U型趨勢。

4 研究設計

4.1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囿于數據的獲取，本文選取中國除香港、澳門、臺灣和西藏的30個省份為研究初始樣本，研究區間為2005-2017年，對原始數據整理得到一個平衡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年鑒。

4.2 變量說明

①被解釋變量。本文主要研究的是2005-2017年中國不同省份第三產業的發展，考慮到數據獲取的問題，為反映出服務業的發展情況，本文選取中國不同省份的第三產業增加值為代表，并且為了避免共線性均采用對數處理，變量符號為Tit。②解釋變量。環境規制是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相關的衡量指標有很多，結合當前已有文獻，本文選擇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和中國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作為衡量指標變量，本文采用變量符號為eps。③控制變量。參照現有相關文獻，本文采用和選取的控制變量有：城鎮化水平（lubl），采用各省城鎮人口和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采用各地區人均GDP（lmgdp）來表示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各地區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lyd）表示地區收入水平，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主要集中于各地區城鎮，故采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地區總體居民收入;科技創新（linn）采用各地區每年申請授權專利數表示科技創新水平。以上4個變量為了消除異方差性故對其采取對數化處理。各地政府每年的財政投資（lg）則采用政府投資額和地區總GDP的比值來表示，表示政府對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表1是所有變量的數據描述性統計分析。

4.3 模型設定

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和環境規制程度進行設定并且引入環境規制的二次項以檢驗研究假設，具體模型如下：

Titit=α0+α1epst+α2eps2t+μi+εit? ? ? ? ? ? ? ? ? ? ? ? （1）

Titit=α0+α1epst+α2eps2t+α3CVit+μi+εit? ? ? ? ? （2）

其中，Titit是被解釋變量，代表第i個地區在t時期的第三產業增加值;eps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在t時期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eps2t為解釋變量的二次型;CVit為控制變量;μi為固定效應;εit為殘差項。其中模型（1）為沒有控制其他因素對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影響。模型（2）則納入了其他變量，在控制住其他因素后探究被解釋變量對解釋變量的影響。

5 實證結果及分析

5.1 模型選擇

在模型的選擇上，本文以模型（2）分別在混合回歸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混合回歸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中進行選擇。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經過Hausman檢驗最終選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5.2 基本回歸實證結果

表3對回歸實證結果進行了報告?；貧w結果表明，在研究期內，環境規制和第三產業增加值之間是負向關系，同時可以看到eps變量的二次項顯著為正，表明環境規制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影響非線性，為開口向上的拋物線，即U型。其結果符合本文假設。環境規制是當前引起第三產業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同時也表明了我國環境規制強度還沒有達到最低點。

5.3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上文回歸結果的穩健程度，本文需對上文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加入聚類穩健標準誤，即在回歸過程加入robust進行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由穩健性回歸結果可以看到，結果仍然在10%區間內顯著，穩健性檢驗進一步證明了環境規制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影響，因此前文所作的假設成立。

6 結論與啟示

6.1 結論

本文得出如下結論：目前中國環境規制強度對于第三產業發展仍然具有顯著的抑制沖擊，但是前者對后者影響為非線性，是正U型，這一結論證明了環境規制是中國目前第三產業發展降速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環境規制強度仍然沒有到達拐點。

6.2 啟示

由以上結論可以分析得出，我國第三產業增速下降并逐漸趨于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目前環境規制強度的加深。結合經濟學理論，通過加大環境規制的強度，中國第三產業發展會實現一個U型的變化，當前我國第三產業發展仍然處在U型最底端的左邊，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會有一個向上的趨勢。我們要遵循這一規律，加速完善落實環保事業，盡早推動第三產業進入新一輪的高速增長。

【參考文獻】

【1】梅國平，龔海林.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機制研究[J].經濟經緯，2013（02）：72-76.

【2】陳璇，錢薇雯.環境規制對制造業產業轉移和結構升級的雙重影響[J].統計與決策，2020，36（18）：109-113.

【3】宋華，張國林，劉岑婕，等.環境規制對我國省級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效應研究[J].科學決策，2020（09）：68-85.

【4】郭然，原毅軍.環境規制、研發補貼與產業結構升級[J].科學學研究，2020，38（12）：2140-2149.

【5】胡暉，朱鈺琦，方德斌，等.環境規制影響產業結構的路徑與機制——基于湘鄂贛皖地區城市的實證研究[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0，29（12）：2620-2635.

【6】李眺.環境規制、服務業發展與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J].經濟管理，2013，35（08）：1-10.

【7】譚靈芝，王國友.環境規制、服務業發展與區位分布影響研究[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5，28（04）：38-43.

【8】王恕立，汪思齊，滕澤偉.環境約束下的中國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J].財經研究，2016，42（05）：123-134.

【9】廖瑞斌.環境規制下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J].中外企業家，2015（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