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業、公眾三者間的演化博弈

關海玲 王玉 張華瑋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但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對我國的生態環境構成了威脅，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本文以政府、企業和公眾三者為研究對象，從環境規制視角出發，構建政府、企業和公眾三者之間的演化博弈模型，通過演化仿真分析研究影響三個主體最終策略選擇的因素。實證結果表明：政府是否選擇監管策略受企業技術革新概率大小的影響，且政府監管概率與監管成本呈負相關，與名譽收益、企業上繳的罰款以及由政府監管不利導致的社會損失呈正相關關系;企業是否選擇技術革新策略受政府監督概率大小的影響，且企業技術革新概率與技術革新成本呈負相關關系，與企業不進行技術革新的成本、企業對公眾的賠償、政府對企業的罰金以及公眾好感度降低造成的損失呈正相關關系;公眾是否選擇監督策略受政府態度的影響，并且公眾的監督概率與監督成本呈負相關關系，與企業對公眾的賠償、政府對公眾的獎勵呈正相關關系。

關鍵詞：環境規制;政府監管;企業技術革新;公眾監督;三方演化博弈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22）01-0133-11

作者簡介：關海玲（1972-），女，山西隰縣人，太原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資源環境管理、產業經濟;王玉（1993-），本文通訊作者，女，河南駐馬店人，太原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資源環境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污染外部性、環境規制與產業空間分布演化研究”，項目編號：17BJL04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下獲得持續快速發展，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對我國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威脅，同時也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巨大隱患[1]。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務。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造成了資源浪費、大氣污染及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企業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外部不經濟，具體表現在地方經濟發展系統中由于企業的生產活動導致其他經濟主體如政府、社會公眾等承擔了不應承擔的成本，并使得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出現嚴重不平衡的現象。如何使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改變現有的經濟成本（如污染成本）外部化的狀況、怎樣減緩經濟發展對地區環境質量的影響，這些問題值得深思。為了改善這種情況，解決政府、企業與公眾之間的矛盾，只有讓企業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履行保護環境的義務，政府承擔對環境的監督管理責任，同時公眾也要履行監督企業行為的義務，才會得到環境規制下三方參與主體在博弈過程中的均衡解，保證經濟社會的良好運行。

在環境規制背景下，現有文獻多從兩方面參與主體著手研究。一些學者基于環境規制對企業策略的影響進行分析，認為不同環境規制措施、工具等作用于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主體效果也不同[2-3]。一些學者著手分析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構建兩者之間的演化博弈模型，認為嚴苛的懲罰機制不僅能夠有效降低企業環境違法、侵權行為的發生[4]，而且能夠降低雙方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概率[5]，從而有利于環保工作的開展[6]。此外，通過構建多階段動態博弈模型，引入了貼現系數，發現貼現因子的大小對企業的行為決策有極深的影響，企業政府要共同攜手保護環境，需從政策、方法和監管方面加以改進，從而努力實現環境污染治理與經濟發展“雙贏”[7]，收益水平和成本對政府與企業的行為選擇也具有重要影響[8-9];有些學者從政府層面和公眾參與方面著手研究[10-11]，在公眾參與環境規制情況下，最優環境規制的實施離不開公眾的參與[12]，另外環境規制的合理性、技術創新的能動性、政府投入的有效性三者息息相關，且我國的環境規制具體實施的力度也受到了政府投入的影響[13];一些學者認為央地兩級政府環境規制實施和執行的力度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監管措施力度、成本和懲戒措施將直接影響兩級政府在實施環境規制戰略中的整體動態變化，加大了上級環境保護部門對其他環境規制機構的獎勵力度和提高了環境規制的標準[14]，能夠有效促進央地兩級政府環境規制機構能力的提高[15]。

隨著企業經營過程中負外部性問題日益增多，多主體參與的企業行為選擇問題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課題，學者們開始將第三方參與主體引入環境保護的博弈模型中，例如曲國華等（2020）[16]以政府、公眾、游戲企業為主要研究對象來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政府監管成功率在游戲企業策略選擇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及影響，而且政府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也能夠根據自身掌握的相關數據資料和信息對游戲企業采取不同的戰略從而實施有效的控制。政府、污染企業與公眾三主體的最終策略選擇不僅與各主體的初始參與比例有關，而且與其余參數的初始值有關[17]。

現有文獻大多數是對兩方參與主體進行博弈研究，關于三方演化博弈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文構造了一個含有政府等參與主體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討各參與主體的演化穩定策略及各參與主體最優策略選擇的影響因素，進一步確定各參與主體的最優策略性選擇，從而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相互促進的雙贏。

二、模型的構建

本文選擇構建三方參與主體演化博弈模型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從經濟學工具角度出發，解決主體行為選擇問題直觀有效的方法是構建演化博弈模型[18];二是出于利益最大化原則考慮，企業的成本和收益是企業行為選擇的前提條件，除此之外企業的成本、收益還受到政府行為、公眾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涉及企業自身，還涉及政府、公眾等多個主體，參與主體間相互影響。而其中影響企業行為最大的主體是政府與公眾這兩大主體[19]，因此，需要考慮政府、公眾兩方主體對于企業行為選擇的影響。本文基于上述兩點因素選擇演化博弈方法對政府、企業與公眾的行為選擇進行探究。

（2）根據圖5可知，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當政府選擇監管企業行為的成本Cg由2增加至5時，政府監管的概率x降低，即政府監管企業行為的概率與政府的監管成本具有負相關性。其原因是政府監管成本Cg增大，導致政府的經濟負擔加重，為了緩解經濟壓力，政府會放松對企業的管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分別隨著政府因監管有效得到的名譽收益Bg由4增加到5時、政府對企業罰金Bm由4增加至5時、政府因監管不利導致的社會損失Bs由3增至6時，政府的監管力度增加，即x與Bg、Bm、Bs呈正相關關系。原因在于當政府監管有效時得到的名譽收益增加多少，那么當政府監管不力時名譽損失也會相應的增加多少，因此出于理性的考慮，當政府名譽收益Bg增大時，政府會加大對企業行為的監管力度;由于利益最大化原則，當政府因企業不進行技術革新對其罰金增大時，政府會適當的加大對企業的監管;當政府因對企業行為監管不當對社會造成較大損失時，為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政府會加強監管力度。

（3）不同初始狀態下的政府策略仿真如圖6所示。t=0，x=0.9時，即即政府初始狀態對企業行為的監管力度較大，隨著政府對企業的管制力度加大，企業選擇技術革新的概率趨向于1，在此種情況下，公眾趨于不參與監督。當t=0，x=0.1時，即政府對企業趨于不監管時，盡管企業初始進行技術革新的意愿較強，但隨著政府和公眾的不作為，企業進行技術革新的自覺性降低。隨著時間的變化，政府意識到監管企業行為的重要性且加大對企業的監管力度，此時由于成本增大等因素企業又逐漸趨于技術的革新。由此可以看出當參與主體的初始狀態不同時，均衡結果存在差異。通過以上兩種情況可以看出，在企業選擇技術革新與公眾參與監督的初始狀態不變的情況下，政府選擇監管的初始比例較大時，更有利于社會的穩定。這也說明了政府監管的重要性。

（二）企業策略選擇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2）根據圖8可知，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當企業選擇技術革新的成本C1由10增加至12時，企業技術革新的概率y變小，即企業技術革新的概率y與企業技術革新的成本C1呈負相關關系。原因在于企業技術革新的成本C1變大，導致企業企業入不敷出或者收支持平時，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企業對技術革新的意愿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分別隨著企業不進行技術革新對公眾的賠償Bo、政府對企業的罰金Bm、公眾好感度降低造成的損失Br、企業不選擇技術革新的成本C2的增加，企業選擇技術革新策略的概率y變大，即企業技術革新的概率y與Bo、Bm、Br、C2呈正相關關系。原因在于當企業不進行技術革新時，對公眾的賠償Bo、企業上繳的罰金Bm、公眾好感度降低造成的損失Br、企業不選擇技術革新的成本C2增加的越多，企業不選擇技術革新的成本越高，從理性的角度考慮，企業會選擇技術革新策略。

（3）不同初始狀態下的企業策略仿真如圖9所示。t=0，y=0.2時，即企業初始狀態對技術革新的概率較低時，隨著時間的推進及政府加大對企業行為的監管力度，企業技術革新的概率逐漸趨向于1，由于政府監管力度加大，迫使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在此種情況下，出于成本的考慮公眾趨于不參與監督。當t=0，y=0.8時，即企業初始進行技術革新的意愿較強，隨著時間的推進，企業技術革新逐漸趨于穩定，在此情況下為了節約成本，不造成資源的浪費，政府及公眾都傾向于選擇不監管策略。通過以上兩種情況可以看出，企業的初始狀態影響著的演化穩定結果，而政府監管對于企業行為選擇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公眾策略選擇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2）由圖11可知，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公眾監督的概率z與公眾的監督成本Cp呈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參與主體都是理性人，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當成本Cp增加時，為了避免給自身造成更大的損失，公眾更愿意選擇不監督策略;企業對技術革新的意愿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公眾監督的概率z與企業對自身的賠償Bo、政府對其的獎勵M呈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當公眾能夠得到高額賠償及獎勵時，不僅維護了公眾自身利益而且激發了公眾監督的積極性。

（3）不同初始狀態下的公眾策略仿真如圖12所示?？梢钥闯霎敼姵跏急O督概率較低時，企業選擇技術創新策略概率趨向于1的時間要大于公眾初始監督概率較高時，企業技術革新概率趨于1的時間，并且z（0）=0.1時政府監管概率趨于0的時間亦比z（0）=0.8時的時間長。由此可以看出公眾的態度影響政府與企業的行為選擇。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構建的政府、企業和公眾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且分析各博弈參與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因素可得到以下結論：

（1）政府是否選擇監督策略除了受企業技術革新概率大小的影響，還受政府監管成本、名譽收益、企業上繳的罰金和監管不利導致的社會損失的影響，且政府的監管概率與監管成本具有負相關性;與名譽收益、企業上繳的罰金和監管不利導致的社會損失具有正相關性。

（2）企業是否選擇技術革新策略不僅受政府監督概率大小的影響，還受企業進行技術革新的成本、公眾的賠償、政府對企業的罰金等因素的影響，且企業技術革新概率與技術革新的成本具有負相關性，與公眾的賠償、政府對企業的罰金等因素具有正相關性。

（3）公眾是否選擇監督策略除了受政府態度的影響，公眾的監督成本、企業對公眾的賠償、政府對公眾的獎勵也是影響公眾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并且公眾監督概率與監督成本具有負相關性，與企業對公眾的賠償、政府對公眾的獎勵具有正相關性。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優化政府管理機構，提升政府的監管職能。優化政府的監管機構，降低政府部門的監管成本，盡可能減輕政府的經濟負擔;同時企業也需遵循相關政策法令，通過設立官方的環境規制信息渠道，構建并完善相關的信息管理系統，建立合作、創新、雙贏的企業政府合作關系。

（2）實行獎懲制度。加強環境監察力度，對積極保護環境的企業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提高企業開展環保措施的積極性，促使企業與政府展開更多的合作，不僅可以減少政府的監督成本，也會對社會總體收益產生積極影響[20]。同時應采取一些幫扶政策，對積極進行技術改進的企業給予經濟補償，降低企業技術改進成本，提高企業進行技術改進的積極性。

（3）合理應用社會公眾力量，建立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的大眾參與機制，引導社會公眾對污染治理的積極性[21]。政府可適當對積極參與監督活動的公眾給予補償與獎勵，與相關科技中心合作，建立公正有效、功能強大的網絡監管平臺，對污染企業進行監管的同時提高群眾參與環境規制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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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