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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培育下失獨老人的身份認同危機及重建

2022-04-23 12:07陳瑩
社會工作與管理 2022年1期
關鍵詞:社會工作

摘要:失獨老人在經歷重大創傷性事件后面臨深層次固化的自我身份“特殊化”和集體身份“差別化”的危機。這種認同危機對失獨老人及其生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效應,嚴重影響到他們晚年的生活質量。研究嘗試運用抗逆力理論,分析如何通過社會工作介入提升失獨老人對抗身份認同危機的能力,重建其身份認同。主要以三個失獨群體社會工作服務項目中的運作過程為研究對象,在研究社會工作的介入過程中,發現抗逆力的培育可以逐步減緩失獨老人身份認同危機的影響和對其生活的負面連鎖效應,同時可以增強失獨老人的個體能力特質和環境支持網絡建設,達到重建其身份認同的目的。

關鍵詞:失獨老人;抗逆力;身份重建;認同危機;社會工作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6–7640(2022)01-0023-09

一、問題提出

失獨者的強烈悲痛根源于獨生子女家庭引發的高風險性家庭結構危機。失獨老人在經歷失獨創傷后,神經系統失去平衡,出現應激障礙,主要表現為閃回、回避、負性的心境認知、反應性改變等癥狀,內在心理依戀與外在關系的斷裂凸顯了失獨對他們造成的精神和心理創傷的嚴重性。[1]心理創傷是一種“個體主觀經驗”,失獨者對失獨事件的主觀經驗常常表現為持續思念與長久悲痛的情緒、脫離現實及自我封閉,行為與情緒混亂,甚至產生無助且無意義感。[2]心理創傷導致行為進一步退縮,失獨老人的“內卷”式行為選擇使他們與社區的關系出現斷裂、隔離和相斥[3],失獨老人由此出現社會身份的斷裂。失獨老人在面臨重大創傷事件后的客體應激反應及個體主觀經驗均對其自我概念、身份認同及生命意義產生了影響。鄭佳然發現失獨對中老年婦女的負面影響集中表現為自我認同危機,如母親角色喪失、家庭地位下降以及消極再社會化等方面。[4]Yongqiang Zheng等的研究強調失獨者作為集體身份不僅是個人的悲痛,更體現為一種文化的獨特性及獨生子女政策意想不到的結果。[5]綜上,失獨老人在經歷重大創傷性事件后,在其客觀應激反應和主觀經驗持續影響下,產生了自我身份認同危機,甚至引發了集體身份認同危機。

針對失獨老人的客觀應激障礙和主觀持續悲痛情緒障礙,學者們提出了心理干預、社會支持或二者融合的解決路徑。心理干預層面,針對失獨老人哀傷階段主觀經驗的調適,通過個案輔導方式進行負面情緒轉化。[2]從心理問題對價值觀念的沖擊角度,探索重建失獨老人的價值觀念。[6]社會支持層面,針對失獨老人情感危機采用危機分階段介入和社會支持網絡建構的解決路徑。[7-8]心理與社會融合的層面,主要采用以依戀關系重建為導向的心理治療,建立危機事件應急管理,同時優化人文情境。[1]通過社會工作個案介入的方法(從心理干預和社會支持的雙向角度)緩解失獨老人的心理創傷。[9]針對失獨人群的身份認同危機,提出心理干預與社會支持結合的建議。[4]目前學術界在如何改變失獨老人的自身和群體身份認同危機這方面的研究不多。從相關老人心理調適和精神幫扶方面的干預研究更多從問題視角提出解決策略。而以社會工作優勢視角和增能視角探索失獨老人服務的研究,則主要體現為從優勢視角理念分析失獨老人的養老問題和從增能視角增強失獨家庭的自我效能感。[10-12]與傳統被動的問題解決視角不同,優勢視角從更為積極的主動視角來幫助失獨群體,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因此,本研究嘗試從優勢視角出發,引入抗逆力概念。失獨事件符合逆境的情境,給失獨老人的生活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最終形成了他們的負面身份認同,并進一步引發一系列負面連鎖效應。社會工作可聚焦于通過干預行動改變失獨老人的身份認同危機,從優勢視角出發,在抗逆力培育過程中增強失獨老人個體層面的能力特質和環境層面的支持系統,重建其社會身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

二、抗逆力的概念及培育過程

抗逆力是指盡管個人處在明顯具有威脅性情境脈絡中,但仍能表現出超乎預料的功能或行為結果,從而成功適應環境并獲得發展。[13]擁有抗逆力的人,在逆境中仍能突破自身所處的困境,獲得恢復的力量,能充分運用擁有的內外在資源,不受困境的影響,與周圍環境建立良性的互助關系,讓生活有更多發展的空間,并讓自我的生命歷程一直向前??鼓媪碚摰暮诵母拍畎婢?、風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等內涵。逆境常見的類型之一是重大創傷事件,比如失獨老人經歷的子女死亡事件,當失獨老人經歷短期急性逆境事件——子女死亡后,事件還會逐步發展為長期慢性逆境困境,使其身心出現問題,人際關系遭遇瓶頸,生活處境受到限制,失去社會支持。風險因子,指特定個人、群體或其所處情境中那些可被預測、會產生特定負面結果的指標。[14]36在失獨老人群體所處的失去唯一子女的情境中,被預測的會產生特定負面結果的指標包括個體因素——消極效應、反應效應、反身效應,環境互動因素——人際關系、社會政策、文化認同。保護因子常用來指那些能減緩、調節或修補風險的能力,并用以預測未來發展結果的相關要素。[15]失獨老人群體用來減緩、調解和修補風險因子的能力包括個人的應對能力、特質以及社會環境的支持力量。

抗逆力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培育過程,也是多因素互動交流的動態過程。多因素包涵個人的能力特質和生態系統下環境的正向影響因素,即個體的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以及兩者相互作用后產生的效果。動態過程主要強調個人的抗逆力并非固定不變,而是會隨著個人與環境的不斷交互作用而發生變化,因此,提升抗逆力的力量能夠應對更多生活中的挑戰。在抗逆力的培育過程中針對失獨老人采用優勢觀點取向的抗逆力強化策略,這種基于生態系統理論的優勢為本的觀點更加關注失獨老人自身及環境中的能力和資源,當失獨老人面臨困境和不利環境時,可通過社會工作專業力量,運用優勢視角促進問題的解決,協助失獨老人增強其潛在的抗逆能力,幫助他們從失獨的逆境中逐步復原。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三個政府購買失獨群體社會工作服務項目的運作過程為研究對象,采用個案研究法,對三個項目進行持續跟進,項目主題均為計生特殊家庭的幫扶或關愛服務,項目服務對象中失獨老人占了較大的比例,其中兩個項目持續跟進的時間為三年,另一個項目為兩年。本研究通過深入服務項目的運作過程,采取觀察、訪談等方式從失獨老人的實際生活情境中探索他們的主觀經驗世界,感知他們對自我、周遭環境和生活的反映與理解,發現問題,并關注他們內在的力量和周圍的資源以及運用資源的能力,同時也為社會工作的服務介入指引方向。

在研究過程中,對三個項目服務對象的日常生活狀態進行了動態評估,服務對象樣本148人,其中女性86人,約占58%,男性62人,約占42%,50歲以上(失獨人群中女性以49歲作為生育界限)約占81%,60—70歲的失獨老人有90名,約占60%。項目開展初期服務對象日常生活狀態主要呈現在三個方面。在身體健康方面,失獨老人的健康水平低于同齡人,健康水平中主觀感受不好與非常不好的約占54%,主觀感受較好的僅占12%左右,其中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的老人占比較高。在心理健康方面,失獨老人的情況更為復雜,主要表現為失獨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并表現出不同的抑郁傾向。具體表現為:有情緒困擾的達33%,有較大情緒困擾的達43%,即76%的失獨老人受情緒困擾的影響,其中女性的情緒困擾較男性而言更加明顯。73%的失獨老人主觀感受中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抑郁傾向,其中女性的抑郁傾向程度也高于男性。在社會參與方面,失獨后受心理不良情緒的影響,失獨老人出現不同程度的社交退縮,80%的失獨老人表示主觀體驗到失獨對自己社交有影響,其中表示有較大影響占45%;與親戚、朋友、鄰居等保持互動的水平較弱,52%的失獨老人表示與親朋好友互動低于平均每個月1次的水平;社區參與的主動性水平也較低,78%的失獨老人表示不經常參與社區活動,經常參與的僅占8%。

隨著項目服務的開展,項目行動者通過溝通、觀察、評估了解到失獨老人有改變生活狀態的需求和內在想改變的力量,而周圍環境支持力量的建立,也進一步提升了他們獲得支持和資源的信心和能力,具體表現在失獨老人的日常生活狀態三個方面。在身體健康方面,70%的失獨老人表現出了積極關注健康、健康改善、生活照顧與養老的需求;在心理健康方面,56%的失獨老人希望有人傾聽與陪伴,有較強的心理支持、精神慰藉的需求;在社會參與方面,失獨老人的主動性雖不足,但不排斥參與社區活動,43%的失獨老人表示愿意嘗試參與適合自己的社區活動,同時,他們也開始意識到周圍環境中一直存在支持系統,包括親戚、朋友、鄰居、社區組織、社會工作團隊以及社區的正式支持系統。項目服務需求評估從問題、缺失轉向優勢、資源,從失獨老人個體內部挖掘內在優勢和力量,從外部環境重建支持系統并整合資源,促進其自我調適能力與應對能力的提升,改善生活狀態,重建關系網絡,提升其獲得支持和運用資源的能力,逐步重建其身份認同。

在研究過程中,分別對三個項目中的重點個案進行持續跟進式訪談。從優勢取向抗逆力的理論視角出發,項目行動者在行動介入過程中注重優勢的挖掘和運用,從失獨老人個人內在因素和外在支持因素兩個層面開展行動,重在通過個案管理、小組互助、社區支持等手法幫助失獨老人重建生活希望,放下限制,逐步走出家門,主動參與活動,重建身份認同,重構社會關系,重新融入社區生活。持續跟進式訪談對象有六位。

四、失獨老人的身份認同危機

身份這一概念與類別、角色等概念相聯系,揭示的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個體與社會的關系。認同不僅僅是簡單的個人心理過程,它反映了個人與社會、個體與集體的關系。[16]身份認同是個體或群體對“我(們)是誰”的回答,這個答案來源于社會環境和個體心理結構,既受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具有群體共同性,又受個體因素的影響而具有個體差異性。[17]? 失獨老人的身份認同則側重于研究“失獨”這個特殊標簽下對老年群體身份認同的影響。在特定的“失獨”情境中,老年群體同時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當下社會情境與社會關系的制約,逐步建構出被“標簽化”的消極身份認知,進而產生身份認同危機。失獨老人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出現了自我心理和精神上的壓力,并由此引發自我認同失去同一性,同時與社會隔離、斷裂,造成嚴重的生命無意義感與生活延續的困境,產生扭曲的身份認同。[18]

當個人生活出現重大風險事件時,事件會引發消極效應、反應效應與反身效應。[19]失獨老人在經歷喪子的重大創傷性事件后首先出現消極效應,開始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家庭不一樣了,逃避與人接觸,自我孤立,感覺逐步被周遭的世界拋棄和拒絕。研究發現,喪子父母普遍存在羞恥感和孤獨感。[20]? 受訪者A和C均表示:“我們和別人不一樣,沒什么好聊的,一般我也不怎么想出去,沒什么朋友?!痹趩首邮录^去一段時間后,失獨老人會逐步出現反應效應,此時更傾向于尋找與自己有共同經歷的人做朋友,他們在一起并逐步感受到群體的力量,但此時仍然與周圍的環境有距離感,刻意保持界限。受訪者E和F激動地說:“我們這群人(身份均為失獨老人)每周三下午都會聚在一起,一起聊天、做手工、鍛煉身體……我們感覺生活有了盼頭,每周都期待聚會的這天!”當問及會參與其他社區活動嗎?她們均表示“不想參與,我們喜歡和‘自己人 (失獨老人)在一起,比較自在,不怕被別人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大家都能相互理解,毫無顧忌”。隨著喪子事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不斷深入,失去孩子的父母必然會對他們舊的身份感到悲傷,創造一個新的身份認知以承認孩子離世的事實。喪子使他們處在一個不連續的家庭環境中,在家庭關系和角色定位上出現斷裂,失獨老人對事件的理解及對生命意義的重構逐步內化,形成反身效應,固化自我身份,重構身份認同。

“鏡中我”理論認為,人的自我概念是在與他人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就像照鏡子一樣,通過從他人的評價和反應中“看到”自我的樣子。當失獨老人被標上“失獨”和“老人”雙重標簽后,消極的身份認同逐步在經歷喪子事件后,形成一個累積的連鎖性負面影響。喪子的負面事件經常成為引發失獨者后續生命歷程中“差異性”認同的開端。失獨者在喪子初期的反應狀況會影響到周圍他人的回應,而這種回應在后續的生命階段中會再影響失獨者個人如何去應對與內化。這種回應機制具體表現為,喪子后失獨者后續的家庭結構、功能、資源、居住條件、家族親友間關系、日常生活安排以及因年齡增長身體機能下降帶來的生活照顧、醫療照護等問題,都會發展變化。這一系列的回應機制同時也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人際關系、社會政策、文化認同等因素都在持續的生命變化過程中相互作用。反之,失獨老人的反應也影響著環境為其提供哪些機會、服務和空間。在人際關系方面,不同的親密度關系對個體會產生不同影響,在相互依賴的強關系中,家庭成員的親密感及期望值相對較高,而往往具有強依賴性及高親密度的個體對自我的認知會過度關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表現出過度依賴他人的看法,并努力取悅他人。失獨老人長期在高依賴關系中生活,失獨后會更介意身邊熟悉的人對自己及家庭的看法,于是開始自我封閉,改變原有的人際交往圈子,造成“失獨”標簽的特殊身份認同。在社會政策方面,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及社會風險已經出現,這種政策性失獨容易導致失獨者的主觀情緒不滿并可能引發集體行動,進而形成“失獨群體”身份認同效應。在文化認同方面,在我國傳統文化里“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多子多?!薄敖^戶是報應”等觀念一直潛移默化地植入人們的思想意識中,“無后”成為失獨老人身份認同中最大的桎梏。

五、抗逆力培育過程中失獨老人的身份重建

(一)抗逆力培育的構成要素

Norman提出的11種正向的抗逆力指標分為兩類:一是個人層次指標,包括自我效能、現實性評估、社會問題解決、方向或使命感、同理心、幽默、超越性別角色的固定特質;二是人際層次指標,有正向的關懷關系、正向的家庭環境、其他親密的環境和有高度的期望。[14]36

根據Norman提出的正向(優勢)抗逆力指標體系,抗逆力培育的構成要素可以分為個人層面的能力特質和環境層面的支持網絡兩大類。個人層面的能力特質偏重個人能力和特質,即個人所擁有的能夠對抗逆境的能力特質,主要包括問題解決能力、自主能力、社會能力和希望感。問題解決能力,主要是對抗壓力、逆境的自我解決以及尋求資源和幫助的能力;自主能力,主要是指自我效能感,擁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能力,持有堅持力和毅力等;社會能力是指與他人建立積極關系的能力,擁有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希望感是指擁有樂觀的態度,對生活有希望、目標和積極的信念。環境層面的支持網絡是指周圍環境中的正向支持關系及資源網絡。正向的支持關系包括與家人、朋友、同事、鄰居、社區及其他關系系統的正向支持力量;資源網絡包括參與機會、各個系統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資源系統。

(二)失獨老人身份重建的抗逆力培育過程

根據抗逆力培育的構成要素,結合Rutter提出的抗逆力培育運作的四階段歷程[21],將失獨老人身份重建的社會工作介入的抗逆力培育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如圖1所示。

1.信任關系重塑失獨老人的文化認同

第一階段為社會工作者與失獨老人專業信任關系的建立階段,這個階段為失獨老人身份重建奠定文化認同基礎。社會工作者在面對處于逆境中的失獨老人和家庭時,需要放下病理性或問題性視角,放下專業者身份,而從生活支持者的角色給予失獨老人足夠的關懷、溫暖、接納和尊重,成為他們生活中的支持性力量。這種良好專業關系的建立是失獨老人身份重建的關鍵要素,同時也是行動介入的基礎。信任關系貫穿抗逆力培育的全過程過程,是培育抗逆力的關鍵影響因素。社會工作者最初通過人性化的態度逐步進入失獨老人的生活情境,主動上門關心、關愛失獨老人及其家庭,用親切真誠的態度使失獨老人感受到溫暖和尊重,逐步放下心理防備并接納和信任社會工作者,改變失獨老人眼中他人對自己身份看法的片面認知(失獨老人常擔心他人會看不起或歧視自己)。之后社會工作者還需通過實際行動成為失獨老人真正的支持者、協助者,用行動建立信任關系。獲得失獨老人的信任并維護這種信任,是幫助失獨老人進一步培育抗逆力的核心影響要素。在持續信任關系建立過程中,面對“失獨”這樣的特殊現象,社會工作者需具備文化敏感度,從文化認同的角度與失獨老人互動交流,接納失獨老人因社會文化影響下的行動結果,比如不愛與人溝通、封閉自我等,充分給予理解和同感,在文化共識中達成互動的適切性,并逐步產生認知上的共鳴(接納失獨老人對身份的敏感,理解他們的行動困境),為失獨老人身份重建奠定文化理解與認同的基礎。

通過與六位服務對象(訪談對象)的跟進式訪談了解到,三個項目的社會工作者分別與服務對象建立了相互信任的良好互動關系,社會工作者用親切真誠的態度尊重并關心他們,用實際行動創造條件關愛與溫暖他們,從文化角度接納和理解他們的身份認知,這種相互信任支持的關系成為失獨老人重建身份認同的一把鑰匙,打開了他們封閉的自我世界。其中訪談對象A和B表示:“這些孩子們(社會工作者)非常好,他們一點都不嫌棄我們,讓我們有勇氣面對生活,期待有人愿意聽我們說話,其他人(周圍的人)還是愿意關心我們的?!?/p>

2.積極因素減緩失獨老人的身份認同危機

第二階段重在減緩失獨老人身份認同危機的影響,進一步分析危機的影響程度,挖掘失獨老人個體和環境兩個層面應對危機的積極因素,減緩其身份認同危機的影響。

第一步,當失獨風險事件發生后,失獨老人受到消極效應、反應效應和反身效應的身份認同危機沖擊時,社會工作者需要對失獨老人受身份認同危機的影響程度進行基線評估,即對失獨老人產生的消極效應、反應效應和反身效應的不同階段的影響程度進行基線評估。

第二步,在抗逆力培育過程中,社會工作者重在挖掘失獨老人個體層面的能力特質和環境層面的優勢,在面對逆境時,失獨老人表現出自我對抗壓力和尋求幫助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他們的環境系統也發揮了一定正向的支持作用。部分失獨老人表現出主動求助解決問題的能力。服務對象A表示自己在無助時,會主動尋求姐姐的支持,姐姐會寬慰自己,姐姐比較體貼,經常來探望和關心她;同時,社區工作人員也會經常上門關心她,她覺得不再是孤身一人。服務對象C表示自己腿腳不便,遇到困難時會向鄰居、社區志愿者求助,他們也會主動幫忙買菜、買藥。部分失獨老人表現出較好的與他人溝通和合作的能力,遇到問題時,會主動與朋友溝通交流,并積極參與一些活動以緩解自我壓力。服務對象E表示會經常和朋友一起聚一聚,緩解自己獨處時的孤單感;服務對象F表示會經常參加一些社區活動,在參與過程中可以忘記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和大家在一起相互支持,也有了依靠。部分失獨老人表現出較好的自我調適能力,遇到壓力時會嘗試培養個人興趣愛好,轉移精神壓力,為生活找到一點希望。服務對象B和D表示通過激發自己的興趣愛好,找到喜歡做的事,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興趣上,可以獲得一些樂趣,緩解生活壓力。

第三步,社會工作者進一步強化失獨老人重建身份認同的個體及環境層面的積極因素,針對處于不同身份認同危機階段的服務對象采用不同的強化策略。當失獨老人處于消極效應危機階段時,社會工作者與同伴、志愿者、醫護人員同時主動上門探訪,引導其走出家門并加入社區互助關愛小組;意在通過關愛探訪服務,改善失獨老人的孤獨感、悲觀感和負罪感,通過建立互助關愛網絡,改善他們的無用感和無意義感,強化積極的身份認同。當失獨老人處于反應效應危機階段時,社會工作者積極設計一些大型社區活動,通過多種形式的活動由志愿群體協同帶動失獨老人群體走出自我封閉的小圈子、嘗試融入社區,并逐步帶動其身份的轉換和重建,鼓勵部分失獨老人成為服務社區的志愿者,意在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感,對集體身份的“差別化認同”降低,強化其社區融入感。當失獨老人處于反身效應危機階段時,社會工作者通過發掘他們自身的興趣,逐步改變其對生活的態度,引導他們放棄非理性固化的身份認知,建立更具積極意義和希望感的自我身份認同。

3.能力建設降低失獨老人的負面身份效應

第三階段通過社會工作者服務介入降低失獨老人身份認同危機的負向連鎖效應,培育并增強失獨老人對抗負面身份認同的能力。失獨老人在面臨失獨危機后,身份認同危機的負面效應還將對他們以后的生活產生一系列的負面連鎖影響。失獨老人失去生活的重心(孩子),伴隨著家庭結構和功能的變化,他們的身心狀況及自我照顧能力出現弱化。社會工作者在這個階段要評估失獨老人當下的日常生活安排能力、自我照顧能力、身心健康狀況與人際交往情況等,重點考量失獨老人日常生活安排和應對各類問題的能力,深入到實際生活處境中減輕因失獨身份的負面效應引發對生活的負向影響。

服務對象A和C由于受到失獨身份認同危機影響,在身心健康水平下降的同時,自我照顧能力、日常生活安排能力變差,進而產生自我否定、貶低的想法,無用感和無意義感加重。社會工作者通過與醫務人員配合調適她們的身心健康,制訂計劃逐步提升她們日常生活安排和自我照顧的能力,并同時建立環境支持系統,增強應對問題的能力,進而逐漸減輕負面身份認同效應,降低該效應對其生活的負向影響。服務對象B和D面對失獨危機,自我逃避、刻意孤立自我且不愿意與人交往,逐步內化負面身份認同,固化反身效應。社會工作者通過強化其自身的興趣和優勢(B喜愛養花,D擅長中醫調理),逐步建立關系,鼓勵他們與有相同興趣和喜好的人進行交流互動,改變他們封閉孤立的現狀,在熟悉的圈子中找到認同感,放棄孤立、無意義的負面身份認同,降低對其生活的負面影響。服務對象 E和F受到“失獨群體”集體身份認同的影響,害怕獨處、集體依賴性強,且產生集體“差異性”認識。社會工作者通過舉辦一些大型節假日活動、助老助困的活動,提升集體的參與意識,強化集體的助人力量,加強互幫互助的意識,提升她們應對“獨處”問題的能力,轉換其身份(服務對象向志愿者的轉換),提升她們生活的意義感和自我價值感,降低負面身份認同效應對其生活的負向影響。

4.增強自我效能感重建失獨老人的自我身份認同

第四階段重點通過對失獨老人個人能力特質方面的服務介入,提升失獨老人的自我效能感,使其對自我身份賦予更多正向的意義和解釋。自我效能感的高低與抗逆力可能性的大小呈相關關系。自我效能感高者傾向于遇到困難仍能堅持自己的行為,低者相反;自我效能感高者勇于面對逆境,相信通過努力可以克服困難,低者則選擇逃避;自我效能感高者自信心強、情緒正向,低者相反;自我效能感高者愿意習得一些新的行為,做出改變,低者相反。[14]194總之,個體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抗逆力也越強,表現出較好的問題解決能力、自主能力、社會能力以及較高的希望感。社會工作者在失獨老人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即個人層面能力特質培育方面,主要通過敘事治療、認知重塑等個別化的輔導方式,重新賦予“失獨”事件新的理解,逐步改變他們的負面認知。但認知的改變并非線性過程,而是螺旋式改變過程,比如服務對象A的自我否定在改變過程中也會因為遇到生活中的問題而反復呈現。因此,個案輔導在轉變為個案管理的同時,還需為失獨老人建構同伴支持系統,建構失獨老人同伴之間互相學習、鼓勵和肯定等互幫互助的網絡平臺;加強個體自我興趣和希望感的連接;通過服務改變中成功經驗獲取及強化、自律行為養成等生活情境嵌入的方式,逐步培育和提升他們的自我效能感,強化自我身份的正向認同,提升其問題解決能力、自主管理能力、社會交往能力,建立更加積極、有意義、有希望的自我認同。

5.建構支持網絡重建失獨老人的社會身份認同

第五階段通過對失獨老人環境支持網絡建構的服務介入,增加個體融入環境和獲取資源的機會,幫助失獨老人重建社會身份認同,重拾生活希望。從生態系統視角來看,個人在面臨逆境時,個體層面能力特質是否發揮作用還受到環境系統的影響。失獨老人的環境支持網絡主要包括家庭、鄰里、同伴、社區等系統,開放、包容、支持的系統可以增加個體的機會和資源,減少偏見、排斥和污名,重建失獨老人的社會身份,可以幫助他們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在家庭系統層面,社會工作者需避免將失獨家庭問題化,忽略其家庭面臨困境時可能具備的潛能,要幫助失獨老人及其家人形成相互支持的家庭氛圍,促進失獨老人與家人、親人的溝通與交流,充分調動家庭對他們的理解、接納和支持。服務對象 A表示家里兄弟姐妹現在都很關心她,她不再覺得孤單和無助,經常主動和姐姐打電話溝通現狀。在鄰里系統層面,不少失獨老人居住的環境均是熟人環境,周圍都是老鄰居,這對于他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統,給予他們最近距離的保障。服務對象C 表示鄰居提供了很多幫助,平時經常噓寒問暖,遇到節日還會邀請她一起過節,感覺自己不是孤立無援的。在同伴系統層面,社會工作者通過組織特色且可持續的小組或社區活動為失獨老人建構同伴群體,同伴擁有共同的經歷和感受,他們能夠在生活照顧、精神層面互相支持、鼓勵,形成一個穩定的互助圈。服務對象E和F表示她們的姐妹中有一個住院了,她們輪流到醫院照顧,直到同伴康復出院,同伴特別感動。她們覺得這樣的同伴群體特別好,對未來充滿了愛和希望。在社區系統層面,社會工作者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力為失獨老人構建社區層面的支持網絡,包括社區工作人員、計生工作人員、離退休小組長、樓組長、志愿者隊伍、社會工作者、醫生、護士、康復師、心理咨詢師等跨專業、跨部門的服務支持體系,還包括社區的服務活動場所、社區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項目、社會各類資源等資源系統。六位服務對象均表示,社會工作者盡力尋找資源,建立社區支持網絡,志愿者、醫生、康復師經常上門提供幫扶,社區工作人員也經常上門關心慰問他們,社會工作者創造機會讓他們融入社區,為他們搭建活動平臺,提升生活質量,讓他們感覺到自己不再特殊,更堅定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氣,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三)失獨老人身份認同重建的介入成效評估

隨著服務的深入開展,三個項目都顯示,在抗逆力培育過程中,失獨老人群體生活狀態的改變需求越來越明晰,生活狀態整體上有所改變,在個人內在能力以及周圍環境的支持力度均有所提升,身份認同逐步重建。服務的成效評估結果體現在四個層面。

第一,在與項目服務介入初期的生活狀態調查數據的對比中呈現服務的效果。具體表現為日常生活狀態的三個方面都有改善。在身體健康方面,失獨老人對身體健康狀況主觀感受不好和非常不好的比例下降。服務介入后,失獨老人健康意識提升,生活習慣改善,適當運動的增加,對身體健康的積極認同增強,消極主觀感受下降了15個百分點(從54%到39%左右),積極主觀感受的比例上升了12個百分點(從12%上升到24%左右),對一些慢性疾病也積極尋求醫療服務,健康咨詢的主動性有所增強。在心理健康方面,失獨老人的心理健康狀況改善。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務介入為失獨老人提供心理支持、精神陪伴、放松治療、情緒疏導、同伴互助支持、康娛活動等,失獨老人的情緒困擾影響下降了21個百分點(從86%下降到65%左右),抑郁傾向程度下降了26個百分點(從73%的主觀抑郁感受下降到47%左右),其中女性的心理健康狀況改善較男性明顯一些。在社會參與方面,失獨老人社區參與的主動性提升。失獨老人經常參與社區活動的比例提升了將近30個百分點(從8%上升為37%左右),與親朋好友和鄰居的互動也增加了,開始主動尋求他人的幫助。

第二,在服務介入過程中,抗逆力培育服務效果體現在失獨老人的改變需求更加明晰、改變的希望和動機在逐步提升、生活整體的把控能力增強等方面。在身體健康方面,85%左右的失獨老人開始對身體健康更加關注,重視養生、保健、健康照顧和管理方面的需求。在心理健康方面,90%以上的失獨老人的情緒困擾和抑郁情緒得到控制,同時開始積極探索有效的情緒疏導方式,其中50%的失獨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開始重視居家環境的改善,并培養發展出1—2項的興趣愛好,這些轉變逐步成為日常生活安排的一部分。在社區參與方面,接近65%的失獨老人社會交往的主動性和互動頻率都有所提升,39%的失獨老人愿意接受志愿服務,8%的失獨老人愿意主動提供志愿服務。

第三,在抗逆力不斷培育過程中,失獨老人內部能力和外部支持力量的提升呈現出了服務的效果。在個體能力方面,失獨老人的日常生活問題處理能力得到提升,其中36%的失獨老人明確表示問題處理能力和生活安排能力得到較好的提升;失獨老人的自我認同感有所提升,58%的失獨老人表示更多看到自己身上的優點和力量;失獨老人知識技能運用能力得到提升,67%的失獨老人表示從服務中收獲至少1項知識技能,并能夠運用到生活中解決問題。在外部環境方面,社會工作者通過服務建立了失獨老人社會支持網絡。首先,加強了原有親朋好友以及鄰里支持網絡的緊密度,80%左右的失獨老人開始改變自我封閉的狀況,主動與親友互動,互動頻率每個月至少達1次及以上。其次,進一步強化鄰里支持和同伴支持,建立了社會工作者、鄰里、同伴的社區關愛網絡。最后,積極挖掘和構建愛心幫扶網絡,聯動社區黨員志愿者、社區各類志愿群體、高校志愿隊伍、社區社會組織、家政、醫療等機構,為失獨老人建立了社區關愛支持網絡;同時,加強失獨老人與這些支持網絡的連接,增強他們主動運用資源和尋求支持的能力,失獨老人連接、運用資源的能力得到提升,少部分失獨老人還從被服務者轉化為服務提供者。

第四,在抗逆力培育的過程中,持續跟進的重點個案的變化情況具體呈現出項目服務抗逆力培育的成效。介入前后服務對象生活狀態和身份認同的比較可以明顯呈現出介入成效(見表1)。服務介入過程中,失獨老人在個人層面的能力特質和環境層面的支持網絡均有所增強,個體自我效能感有所增強,與環境的互動交流加強,開始愿意甚至積極融入周圍的環境,重新構建自我或群體的身份認同。具體表現為:失獨老人遇到問題的應對能力增強,當應對出現困難時,會主動尋求幫助,主動求助的能力明顯增強;日常生活安排、自我照顧的能力增強,可以調適自己的情緒,愿意學習嘗試新的行為方式,獲得新的生活體驗,改變固化的身份認同;愿意與人建立積極的互動關系,愿意與同伴在一起建立互助支持的關系,愿意參與社區活動,融入社區,不再固著于自己熟悉的群體,以更開放的姿態去接納周圍的環境;運用環境中的機會和資源的能力增強,加強了與周圍環境的互動與交流,在更加寬松和接納的環境中重建自我身份認同,逐步去“差異化”和“特殊化”。

六、總結與反思

在問題視角的分析框架下,我們會更多地從病理或缺失的角度去分析失獨老人面臨的困境和存在的不足,更多看到的是問題和如何解決問題,這是一個相對被動的實務研究路徑。當失獨老人面臨逆境時,在負面標簽的“特殊化”自我認同和集體身份“差異化”認同危機出現時,從優勢角度嘗試通過抗逆力培育,開展失獨老人身份重建的行動干預,發掘并強化其個人層面的能力特質,增強環境層面的支持網絡建設。在“螺旋式”的介入過程中失獨老人表現出來的“抗逆力”需要被發現,而且需要不斷強化關注,這有助于提升他們發揮個體能力、運用環境資源應對身份危機的能力,有助于他們重新調適個體和環境的關系和定位,逐步去除“特殊化”和“差異化”的非理性認知,形成新的自我概念和集體身份認同。

在抗逆力培育的過程中發現,服務成效并不是直線上升狀態,失獨老人的自我逃避、否定、貶抑經常反復出現,集體身份的“排他性”有時也會非常牢固,集體的立場很難統一,環境的支持系統要達到穩固且持續還有很大的空間,失獨老人身份的轉換有時也會因出現新的刺激而產生倒退現象。因此,介入過程中的困境和沖突還需要通過后續不斷的實務研究進一步探索更加有效的改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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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鄒紅責任校對:徐朝科)

Identity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Bereft of Their Only Chi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CHEN Ying

(College of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Fujian,363000,China)

Abstract: The elderly bereft of their only child often suffer from a deep and solidified crisis of“specialized” self-identity and“differentiated”collective identity after experiencing major traumatic events. The identity crisis?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m and a hug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ir later lif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whose only child has passed away to cope with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rebuild their? identity through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 article studies this social group? alone in three social work services projects. It is found that through improving resilience,the elderly can mitigate? the negative domino effect caused by the identity crisis,enhance their individual abilities and build a stronger ?supporting network so as to rebuild their identity.

Key words: the elderly bereft of their only child; resilienc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dentity crisis;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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