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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社會支持與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

2022-04-23 12:24黃丹羅英廷
社會工作與管理 2022年1期
關鍵詞: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社會資本

黃丹 羅英廷

摘要:利用510名廣州市流動兒童的調查數據,探討流動兒童的社會資本對其主觀幸福感的直接影響,并檢驗領悟社會支持在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間的中介作用。研究發現:年級、學校性質和父母是否同住與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相關;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直接影響他們的主觀幸福感;領悟社會支持在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資本和主觀幸福感間起中介作用。研究建議,社會工作者要特別關注小學高年級、在民辦學校就讀和不與父母同住的流動兒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現狀下,建議社會工作者通過營造多維系統的社會資本、加強不同系統的聯結互動、提升兒童個體社會聯結感、增強兒童生態轉變適應性來提升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

關鍵詞: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社會工作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6–7640(2022)01-0032-09

一、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加速,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許多兒童跟隨其父母進入城市,成為“流動兒童”。從處于基礎教育階段的兒童規模來看,2018年全國義務教育流動兒童在校生人數為1424.04萬人,其中,小學生為1048.39萬人,初中生為375.65萬人,占同齡在讀學生的比例均在10%左右。[1]流動兒童身處身心發展的關鍵期,而流動會削弱兒童個體的社會資本,使他們處于不利狀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改變了兒童的成長環境,社交距離變大等因素使得兒童的社會支持系統功能受損,給兒童的身心健康帶來了巨大挑戰。[2]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關注流動兒童的身心健康,探討如何幫助流動兒童適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以及從個體、家庭、學校和社區等多個系統促進流動兒童的積極發展。

主觀幸福感是兒童積極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能較為全面地評估兒童的適應結果。主觀幸福感是個體依據其主觀標準對自己生活質量的整體感受和判斷,包括生活滿意度和快樂感兩個核心維度,前者是個體對生活總體質量的認知評價,后者是指個體生活中的情感體驗。[3]現有研究發現,流動兒童的生活滿意度低于非流動兒童,在朋友滿意度、生活環境滿意度和積極情感方面均顯著低于非流動兒童。[4]同時,流動兒童的主觀快樂感也顯著低于非流動兒童。[5]

根據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理論,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被視為他們所處的不同環境系統(主要是家庭、社區和學校)相互交織的產物。[6]生態系統理論將兒童置于周圍環境多層次影響的關系系統中,將兒童的發展看成動態的對環境的適應與重構,強調要注重兒童與環境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7]流動兒童的發展并非完全取決于個人的特質,還與環境對他們的支持程度有關。良好的環境能為兒童提供必要的資源,并協助他們克服多重風險的不利影響。因此,要為流動兒童培育滋養型的環境,并注重發掘蘊含在流動兒童生態系統中的社會資源。

作為一個鏈接個體與環境的社會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社會資本”受到了兒童福利研究者的關注。Coleman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網絡及其相關資源,并將兒童的社會資本分為家庭內的資本和家庭外的資本兩類。[8]家庭內的社會資本強調父母參與,主要考察的是子女與父母的關系,以及父母投資在子女身上的時間、努力與資源;家庭外的社會資本主要指社群支持,指的是家庭與社區的關系,包括與社區居民,以及與兒童社會化密切相關的學校等組織的關系,注重社會網絡對兒童的支持和幫助。[8-9]由于學校在兒童成長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后來的學者們對“家庭外的社會資本”進行細分,將學校社會資本單列出來。[10]社會資本是兒童寶貴的社會資源,從家庭、學校和社區等系統優化和積累社會資本,可以促進兒童的身心健康,保護其免受不良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進而提升兒童的社會福祉。[11]

現有一系列研究已經證明,多維度的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自尊、精神健康、心理適應和教育獲得等心理社會調適結果產生顯著影響。[12-14]值得關注的是,社區社會資本的充實可以彌補流動兒童家庭在家庭社會資本方面的缺失,如一項對北京806名流動兒童的研究顯示,社區社會資本可以通過家庭社會支持來對流動兒童的精神健康產生積極影響。[13]在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研究領域,目前研究大多關注的是一個或幾個社會資本元素,如朋輩關系、師生關系等對于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15]但多維社會資本對該群體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具體影響機制尚未得到充分的檢驗。

社會支持是影響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6]整體而言,社會支持可以提升個體的生活滿意程度、改善情緒體驗,進而增加主觀幸福感。[17]一項元分析顯示,兒童與青少年群體的領悟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度更高。[18]領悟社會支持是個體對外界支持程度的主觀感受與評價。[19]對于兒童而言,是指他們所感知到的來自身邊社會關系(如家人、朋友、老師、同學和親戚)的尊重、關愛與幫助,[20]是兒童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護因素。[21]在現有研究中,領悟社會支持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積極影響也得到了驗證。[22]

外在環境資源對個體的影響均需要通過個體某種自我知覺評估系統,才能影響個體的情緒感受和行為結果。[23]作為一個能夠較好反映個體社會網絡關系數量和質量的概念,領悟社會支持可以將中觀的環境變量“社會資本”與個體微觀變量“主觀幸福感”聯系起來。[10]并且,現有研究已經證明,領悟社會支持是社會資本影響流動兒童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內因。[24]生活滿意度是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重要衡量維度,因此,我們假設領悟社會支持可能在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分別受到社會資本和領悟社會支持的積極影響。但現有研究并未建立一個整合性的多維社會資本框架來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進行研究。并且,現有研究對該群體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和主觀幸福感三者之間關系的探討較為欠缺。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態系統理論,以社會資本為切入點,以領悟社會支持為中介因素建立多維度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和主觀幸福感的假設模型,來探究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以期為流動兒童的研究及實務介入提供借鑒。

具體而言,本研究有三個研究假設。

假設一: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二:領悟社會支持對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三:領悟社會支持在流動兒童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次調查于2020年7月在廣州市進行。廣州市作為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其轄區內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兒童達到59.6萬人。[25]綜合考慮樣本代表性與抽樣效率后,本研究以學校為目標抽取樣本,在廣州市招收流動兒童的小學中分別選取了兩所公辦小學及兩所外來子弟民辦小學進行調查??紤]到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閱讀、理解和填答問卷的能力以及接受調查的時間精力等因素,本研究選取了三至六年級的流動兒童進行調查。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本次研究采用了線上問卷方式進行調查。經過研究者單位和學校負責人同意后,由班主任在家長群發放電子問卷,并引導兒童本人在家長的監護下填寫問卷。調查前發放《調查操作指導》和《知情同意書》,以取得兒童及家長的積極配合,并指導其正確填寫問卷。在調查過程中和調查結束后,由研究助理負責對所有問卷進行復核和質量管理。本研究一共收回有效問卷660份,據此篩選出510名非廣州市戶籍的流動兒童作為研究樣本。

本研究流動兒童的年齡分布為11—14歲,平均年齡為12.57歲(SD=0.733);男生275人(占比為53.9%),女生235人(占比為46.1%);三年級的學生有42人(占比為8.2%),四年級的學生有86人(占比為16.9%),五年級的學生有224人(占比為43.9%),六年級的學生有158人(占比為31.0%);其中民辦學校學生有320人(占比為62.7%),公辦學校學生有190人(占比為37.3%);和父母同住的學生有457人(占比為88.7%)。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1.因變量——主觀幸福感

主觀幸福感包括認知層面的生活滿意度和情感層面的主觀體驗兩個核心維度。[3]本研究在認知層面采用了Diener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 ction with Life Scale,SL)進行測量,量表采用七點計分,共5個條目;[26]在情感體驗層面則采用了 Lyubomirsky 和 Lepper編制的主觀快樂感量表(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SH)進行測量,量表采用七點計分,共4個條目。[27]這兩個量表均在國內外的研究中普遍用來測量兒童群體主觀幸福感或者主觀幸福感的認知/情感維度,并在針對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擁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28-29]在本研究中,主觀幸福感整體量表的CronbachsAlpha為0.847。

2.自變量——社會資本

本研究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家庭、學校和社區為流動兒童所提供的社會網絡及相關資源,即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因為目前尚未開發經過驗證可測量各個維度社會資本的標準化量表,[23]所以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借鑒相關量表自編了各個社會資本維度的測量量表。

家庭社會資本一般包含親子關系、親子互動、父母監管和父母支持等維度。[8,14,30]該子量表參照 Morgan等的家庭社會資本量表[30],由“你會和家人一起談論事情”和“遇到困難時,家長會鼓勵你并給你幫助”等8道題組成,通過五點記分進行測量。在本研究中,家庭社會資本量表的CronbachsAlpha為0.734。

學校社會資本一般包含同學關系、師生關系、學校氛圍、學校參與等維度。[10,12,30]該子量表參照 Morgan等的學校社會資本量表[30],由“你們班的同學喜歡待在一起”和“你的老師關心和愛護你們”等6道題組成,通過五點記分進行測量。在本研究中,學校社會資本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為0.757。

社區社會資本一般包含社區關系網絡、社區信任和社區互惠三個維度。[31-32]該子量表參照方亞琴和夏建中的社區社會資本量表[33],由“你可以順利從鄰居家借到東西”和“你居住的社區里的大部分人愿意相互幫助”等6道題組成,通過五點記分進行測量。在本研究中,社區社會資本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為0.790。

3.中介變量——領悟社會支持

領悟社會支持是個體主觀感受到的從家庭、朋友和其他支持等社會關系中獲得的社會支持。本研究采用了汪向東等人所修訂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34]來進行測量。按照之前相似研究的慣例,本研究把其他支持的項目中的“領導、親戚和同事”改為“老師、同學和親戚”。量表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老師、同學和親戚)三個維度,共12個條目,采用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七點評分。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為0.923。

4.控制變量

根據以往的研究發現,性別、年齡、年級、學校性質、是否和父母同住等因素與兒童主觀幸福感有關。女生的主觀幸福感高于男生的主觀幸福感。年齡與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負相關,年齡越小,主觀幸福感越高。[35]年級與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負相關,年級越高,主觀幸福感越低。[15]學校性質與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存在相關性,公辦學校兒童的主觀幸福感高于就讀于其他類型學校的兒童。[36]和父母同住與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正相關。[37]因此,本研究以性別、年齡、年級、學校性質以及是否與父母同住這5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三)數據處理

本研究采用SPSS22.0進行分析。通過描述性分析展示了流動兒童的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狀況;通過Pearson相關性分析檢驗各因素和變量之間的關系;通過多元線性回歸進行路徑分析來探討社會資本和領悟社會支持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為進一步檢驗領悟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差矯正非參數百分比Bootstrap檢驗,抽取次數為5000次。通過觀察Bias-Corrected 95% CI和Percentile 95% CI的區間范圍內是否存在“0”來決定領悟社會支持的中介效應的顯著性,如兩個區間范圍均不包含“0”,則領悟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顯著。

三、研究結果

(一)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和主觀幸福感現狀

表2呈現了流動兒童的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和主觀幸福感現狀。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中,家庭社會資本的均值為3.896(SD=1.045),學校社會資本的均值為4.175(SD=0.814),社區社會資本的均值為3.577(SD=0.923)。流動兒童的領悟社會支持的均值為5.639(SD=1.298)。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的均值為5.019(SD=1.416)。

(二)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與各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對流動兒童的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和主觀幸福感進行相關性分析后發現:家庭社會資本(r=0.548,p <0.001)、學校社會資本(r=0.458,p<0.001)和社區社會資本(r=0.403,p<0.001)均與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存在正向顯著關聯。也就是說,流動兒童的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越多,其主觀幸福感越高。領悟社會支持(r=0.632,p<0.001)與主觀幸福感存在正向顯著關聯,說明流動兒童的領悟社會支持程度越高,其主觀幸福感越高,具體如表3所示。

在5個控制變量中,性別與年齡均和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不相關,所以不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后續的分析中。由表3可知年級(r=?0.142,p<0.01)和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呈顯著負相關,說明年級越高,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越低。在公立學校就讀(r=0.190,p<0.01)的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更高。與父母同住的流動兒童,其主觀幸福感更高(r=0.160,p<0.01)。

(三)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作用

圖1呈現了社會資本和領悟社會支持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路徑。①從分析結果來看,家庭社會資本(b=0.239,p<0.001)、學校社會資本(b=0.085,p<0.05)和社區社會資本(b=0.098,p< 0.01)可以直接正向預測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同時,家庭社會資本(b=0.347,p<0.001)、學校社會資本(b=0.266,p<0.05)和社區社會資本(b=0.197,p<0.001)對流動兒童的領悟社會支持有直接正向預測作用。領悟社會支持可以直接正向預測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b=0.403,p<0.001)。

本研究進一步檢驗領悟社會支持的中介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具體來看,中介效應由三條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組成。第一,由家庭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主觀幸福感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其中在95%的置信區間為[0.343,0.529],不包含0,表明這條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達到顯著水平。第二,由學校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主觀幸福感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在95%的置信區間為[0.560,0.844],不包含0,表明這條路徑的間接效應達到顯著水平。第三,由社區社會資本→領悟社會支持→ 主觀幸福感產生的間接效應,在95%的置信區間為[0.398,0.636],不包含0,表明這條路徑的間接效應達到顯著水平。由此說明,領悟社會支持在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預測中具有中介作用,社會資本可通過提高流動兒童的領悟社會支持來提高其主觀幸福感。

四、總結與討論

(一)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與年級、學校類型和是否與父母同住相關

本研究發現,年級越高的流動兒童,其主觀幸福感越低,這與馬蓓蓓等人的研究結果[15]一致。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級的增大,兒童的學習壓力也變得更大,尤其是對于正準備升初中的六年級學生來說,這種來自升學的壓力也會影響其主觀幸福感。公辦學校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更高,這一研究結論與夏倫的研究結果[36]相符。這可能是因為公辦學校有較多資源,能為流動兒童提供更多支持。和父母同住的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更高,這一結果也驗證了曾守錘的研究成果。[37]這可能是因為和父母同住能獲得更多來自父母的關愛和支持。因此,社會工作者在介入流動兒童群體時,要特別關注小學高年級、在民辦學校就讀和不與父母同住的流動兒童。

(二)家庭、學校及社區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影響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體的發展嵌套在相互影響的一系列系統之中,系統影響著個體的發展。[7]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社會資本是兒童寶貴的社會資源,從家庭、學校和社區等系統優化和積累社會資本可以促進兒童的身心健康。[8,11]本研究驗證了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通過研究發現,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均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這進一步證明了社會資本是兒童寶貴的社會資源,能保護其免受不良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提高兒童的福祉。[11]

研究發現,家庭社會資本對主觀幸福感的預測作用最大。這與現有研究結果相似,親子關系好的兒童可能獲得父母更多的支持,其主觀幸福感也更高。[35]這一方面是因為家庭是兒童發展的關鍵支持系統,家庭氛圍的和諧程度、成員間的親密性、父母的教養方式等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起著重要作用;[38]另一方面可能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兒童和父母在家時間增加,有助于形成更加親密的親子關系,進而提升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在本研究中,學校社會資本對于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的正向影響也再次得到了驗證,良好的師生關系和同學關系以及學校氛圍均對主觀幸福感有預測作用[39]。在本研究中,社區社會資本對主觀幸福感具有直接的影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流動兒童的主要活動場地局限于社區,這使得社區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的作用凸顯。但是相較而言,現有的社區社會資本水平較低,因此要特別注重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培育。

(三)領悟社會支持在社會資本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社會支持理論認為,一個人所擁有的社會支持網絡越強大,感知到的社會支持越多,處理問題的信心就會越強,就越有可能體驗到較多的積極情感,其主觀幸福感水平就越高。[40]社會支持對個體的幸福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同時也可以通過提高和促進個體處理應激事件的方式來降低應激源的消極影響,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觀幸福感。本研究再次驗證了前人關于領悟社會支持對于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顯著影響的研究結論。[22]

生態系統理論將兒童的發展看成是動態的對環境的適應和重構的過程,并將其分為微系統、中系統、外系統和宏系統,各個系統中蘊含的資源對兒童的發展具有直接影響作用。[7]而外部環境和資源對個體的影響是通過個體對外界的感知和評估來實現的,因此領悟社會支持作為自我系統認知的重要成分,在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發揮著中介作用。[40]本研究發現,領悟社會支持在流動兒童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社區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具有較強的中介作用。這一研究發現從生態系統理論的角度驗證了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

(四)研究局限和未來研究展望

本研究探索了社會資本、社會支持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揭示了流動兒童所處環境中各個維度的社會資本與其領悟社會支持之間的聯系,以及這兩者對于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聯合作用機制。在本研究中,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有直接預測作用。同時,也通過領悟社會支持對其主觀幸福感有間接預測作用。這說明良好的家庭、學校和社區社會資本能有效提高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也可以通過提高兒童的領悟社會支持來提高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本研究彌補了以往研究僅從單一社會資本的角度進行研究的不足。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在樣本的選擇上,以非概率抽樣的方式選擇了研究對象,所以在樣本的選取上存在一定不足,之后的研究可通過嚴格的概率抽樣來選取研究對象。第二,本研究使用了兒童自我報告方式來獲取數據,未來研究可以考慮采用家長報告、教師報告等方式來獲取相關數據。第三,本研究為橫截面研究,僅一個時間點的測量不能幫助了解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發展特征,未來可以增加測查次數、在模型中加入個體保護因子來更好地了解該群體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

五、對社會工作實踐的啟示

本研究發現各個系統的社會資本對流動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有直接和間接的積極影響。這驗證了發展流動兒童“生態資產”的重要性。對于流動兒童來說,這類生態資產存在于他們個體的生態系統中,能夠較好地預測他們的健康發展。[41]因此,社會工作者對于流動兒童的介入和服務,不應僅從流動兒童自身和其家長入手,還應該從生態系統視角出發,在家庭、學校和社區不同生態系統發力,來營造適合流動兒童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及其主觀幸福感。

本研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較為平穩、小學復課后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開展,反映了受到疫情影響的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狀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改變了流動兒童的學習、生活以及社交形態,社會工作者可更多地應用線上形式來為該群體提供精準的、支持性的主題服務。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現狀下,結合傳統與線上服務形式的運用,本研究提出了四個社會工作的干預建議。

(一)營造多維系統的社會資本

第一,在家庭社會資本的營造方面,社會工作者可通過相關培訓來加強家長對親子交流重要性的理解并協助家長掌握交流技巧;通過親子活動增進兒童與父母之間的家庭親密度,拉近他們之間的距離;提高父母和其他照顧者的親職教養能力,引導他們通過正面管教的方式來構建和諧的親子關系。另外,社會工作者還可運用線上形式來促進親子溝通和親職教育。本研究顯示,不與父母同住的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顯著低于與父母同住的流動兒童。社會工作者可促進該類流動兒童與父母進行高頻率、有規律的網絡溝通,通過線上交流來促進他們的親子關系。社會工作者還可以針對家長關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兒童居家學習困難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在線解答,成立親職教育小組和家長互助支持小組。

第二,在學校社會資本的營造方面,社會工作者可在學校開展流動兒童適應小組,或者進行班集體團建活動,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和適應學校環境;協助老師了解流動兒童的特點,增加教師對學生的情感支持,促進良好師生關系的形成;最后,引導教師與班級學生在互動過程中形成積極的班級規范,進而促進學生的心理適應與發展。[15]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兒童社交距離變大的情況下,社會工作者可組織流動兒童在線上進行生活和學習等方面的分享,增加他們與同伴互動交流的機會,提升流動兒童朋輩之間的社會支持。

第三,在社區社會資本的營造方面,由于流動兒童所居住的社區往往為混亂的城鄉接合部,社會工作者可著重打造安全的社區環境,通過舉辦居民互動活動來改善鄰里關系,建立志愿者團隊來營造互幫互助的社區氛圍,帶領流動兒童認識及發掘社區資源來加強其對社區的歸屬感。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社區線下交流減少的情況下,社會工作者可更多招募社區志愿者來協助流動兒童進行在線學習及課業輔導,開設主題講座及趣味學堂。

(二)加強不同系統的聯結互動

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是他們所處的不同處境相互交織的產物。[6]本研究也顯示了家庭社會資本、學校社會資本與社區社會資本之間的高度相關性。并且,不同維度的社會資本還對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起著互補的作用。[13]因此,要注重不同系統的聯結與互動,如促進學校和家庭的合作、社區和家庭的合作等,為流動兒童創設良好的環境。社會工作者應加強流動兒童各個系統之間的互動和聯系。例如,通過召開家長會、家訪等方式與流動兒童的家長進行聯系,及時了解兒童的心理發展變化情況,加強家?;雍吐摻Y;通過邀請學校教育專家在社區展開兒童教育講座,一方面提高社區流動兒童家庭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加強學校和社區的聯結;通過在社區舉辦流動人口親子活動、打造流動人口親子志愿者服務隊等方式來增強家庭和社區的聯結。

(三)提升兒童個體社會聯結感

作為生態系統視角的社會工作的一個重要概念,人對環境的適應是一種以改變為導向、持續不斷的應對過程,涉及個人的認知、感受和行為等不同方面的改變,包括對自己的調整、對環境的改善以及兩者之間的協調等。[42]因此,生態系統視角下的社會工作也致力于發展個人的能力,使其可以更好地實現對外部資源的聯結與轉換。本研究也再次證明了流動兒童個體所感知到的領悟社會支持對其主觀幸福感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社會支持的著眼點在于形成社會聯結。[43]所以,社會工作者不僅要注重對流動兒童各個環境系統的改善,同時也要注重為流動兒童開展人際交往策略和技能的學習和訓練來建立該群體與不同系統的聯結感。一方面,社會工作者可以通過開展人際交往小組工作,引導流動兒童學習人際交流與溝通的技巧;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應在學校、社區和線上為流動兒童組織活動,為流動兒童創造與人交流的環境和機會。

(四)增強兒童生態轉變適應性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流動兒童的整個生態系統,給流動兒童帶來了環境的壓力和生活的轉換,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工作者需要提升流動兒童個人在疫情生活場景中的適應性,注重對其個人內部和外部資源的運用。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性及反復性使得流動兒童不得不適應“線下學習—線上學習—線下學習”的轉變。社會工作者要特別注意甄別適應不良的流動兒童,幫助兒童養成正確的學習態度和習慣,引導家長創造良好的家庭學習環境,提醒老師及時關注并給予個體化關心。在居家學習階段,社會工作者可積極開展線上心理咨詢及情緒疏導服務,并配合開展線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普活動及開展居家安全宣傳,保障兒童充實而安全地度過居家隔離的階段。復學復課后,社會工作者可一方面繼續普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關知識,調節學校師生及家長的情緒;另一方面對需要隔離集中醫學觀察的學生進行心理疏導,保持積極健康的心態投入學習。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會使流動人口失業或者收入減少,進而使得流動兒童面臨較大的經濟困境。新冠肺炎疫情的變化也可能使得流動兒童家庭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社會工作者要特別關注這樣的“隱形困境”流動兒童群體,采取定期電訪、走訪和在線支持相結合的服務方式,及時評估需求、積極鏈接資源,織密流動兒童保護網。

注釋

①N=510,*p<0.05,***p<0.01,**p<0.001。為了模型圖更加簡潔,控制變量到因變量的路徑系數在圖形中未直接呈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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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徐朝科責任校對:王香麗)

Social Capital,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grant Children: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HUANG Dan,LUO Yingting

(School of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510 migrant children in Guangzhou,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rect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t has been found that grade,school type and whether migrant children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are related to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Family social capital,school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re direct factor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akes a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hese three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ocial work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igrant children who are upper primary students,study in private schools or do not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 context of regula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oost migrant childr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instance,social workers should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system of social capital,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ystems,improve childrens social connection and enhance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environment.

Key words: migrant children;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capital;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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