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2012—2021)：回顧與展望

黃倩兒

(福建技術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福建福清 350300)

譯者風格，又稱譯者文體，是譯者在選擇翻譯文本、翻譯策略以及語言應用等方面所呈現出的個性化特征[1]。譯者風格研究一共經歷了修辭文體觀、語言文體觀、敘事文體觀和語料庫文體觀4個階段[2]。每一次的轉變都伴隨著研究范式、理論視角和方法手段的革新。語料庫在譯學研究中的應用，為譯者風格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2000年，Mona Baker首次提出用語料庫方法對譯者風格進行量化分析，關注個體譯者在譯作中所呈現的語言和非語言的個性特征[3]。這種研究方法不僅打破了傳統譯學只關注譯文和原文對等的研究局面，同時也克服了傳統譯者風格研究的主觀性和隨意性。

2002年學者張美芳將Baker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國，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正式拉開序幕。該領域的研究從無到有，在動態發展中不斷深入，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與語料庫翻譯學的其他研究相比，譯者風格研究仍是其中最薄弱的環節。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歷史大背景下，譯者風格研究有助于總結優秀譯者的成功經驗，對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與接受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有必要對國內近10年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地梳理和分析，厘清該學科發展的總體態勢以及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以期為未來譯者風格研究的發展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CNKI)學術資源總庫為數據來源，將檢索主題設置為“‘譯者風格’或‘譯者文體’并含‘語料庫’”。為保證每個年份數據的完整性，本研究暫不收錄2022年的論文數據，將檢索時間設為2012年至2021年。在此條件下對全部期刊進行檢索，共獲得196篇論文。經過數據處理和人工篩查，剔除稿約、會訊和訪談等不符合研究要求的信息后，共獲取有效文獻141篇，其中39篇發表在國內核心刊物上。文章利用EXCEL軟件對檢索結果進行匯總統計, 建立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數據庫，從發文情況、研究內容、比較模式和描寫參數4個方面，對國內現有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和總結。

二、整體態勢

(一)發文情況

從論文數量年度分布曲線圖(圖1)可見，近10年來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在2014年和2015年達到第一個峰值。雖然之后出現了小幅的回落，但很快在2017年和2018年迅速回升，并于2020年達到一個新的峰值?；谡Z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從開始的星星之火，逐漸有了燎原之勢。另外，從圖1還可以發現，核心期刊論文數量的占比從2015年起雖有所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論文質量的下降，反而說明語料庫創建技術得到更多的推廣和普及。在起步階段只有少數的學科精英掌握這種研究方法，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這個領域的研究。雖然論文質量良莠不齊，但整體研究在摸索中不斷前進。

(二)研究內容

從文獻類型看，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可大致分為4類(圖2)：第一類理論闡釋型，共有9篇論文，約占總量的6.38%；第二類文獻綜述型，共有9篇論文，約占總量的6.38%；第三類著作評介型，共有3篇論文，約占總量的2.13%；第四類實證研究型，共有論文120篇，約占總量的85.11%，這類論文正是文章要重點研究并討論的對象。

從研究文本的翻譯方向看，中譯外文本的譯者風格更受學界關注，其研究數量約為外譯中文本的3.3倍(圖3)。這顯然與近年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浪潮有密切的關系。研究者通過比較不同母語文化下產出的譯本之間的差異，或專注某些暢銷書譯者的翻譯風格，來探索有助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最佳翻譯方法與策略，這對我國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和接受，以及提升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研究文本的類型(實證研究型)看，現有研究只有5篇論文以非文學翻譯文本為研究對象，其余115篇均為文學翻譯文本的譯者風格研究。與非文學文本相比，文學作品中豐富的語言和復雜的情感留給譯者更多的創作空間，這無疑為譯者發揮主體性，形成獨特鮮明的翻譯風格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因此，研究者喜用文學翻譯文本作為譯者風格研究的語料來源。

從文學文本的體裁看，無論是中譯外還是外譯中，小說的譯者風格研究更受研究者的青睞。據統計(圖3)，關于小說譯者風格研究的論文共有64篇，約占總量的55.65%；散文譯者風格研究28篇，約占24.35%；詩歌譯者風格研究次之，共20篇，約占17.39%；戲劇譯者風格研究數量最少，只有3篇論文，約占總量的2.61%。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統計將一些典籍文獻，如《孫子兵法》(諸子散文)、《論語》(語錄體散文)和《尚書》(古典散文集)等都列入了散文大類。典籍外譯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典籍文本的譯者風格研究備受關注，這些研究在散文類中占很大比例。而對于現代散文的研究，除了朱自清先生的部分作品外，其他文本幾乎無人問津。

(三)比較模式

Saldanha將譯者風格研究分為“源文文本型”(source-text oriented)和“目標文本型”(target-text oriented)[4]，目前國內研究基本屬于這兩種類型(表1)?！澳繕宋谋拘汀毖芯坑葿aker首創，主張拋開源文本，只關注目標譯本，來考察譯者下意識的或習慣性的語言行為特征。這類研究多采用語內類比的模式，既可以將翻譯文本與目標語非翻譯文本進行類比，如李家春以中國城市概覽的英譯本為考察對象，以美國城市概覽為參照，比較中國譯者的翻譯風格與原語作者的寫作風格的異同[5]；也可以是翻譯文本之間的類比，這種類比模式相對比較復雜，國內研究主要分為3類：第一類，考察不同譯者在翻譯風格方面的差異。這些譯者所翻譯的源文本各不相同，因而排除了源文本的影響因素。這是Baker所倡導的以目標語為導向的譯者風格研究，但目前國內這類研究為數甚少，只有2篇論文。第二類研究以同一個譯者的不同譯作為對象，分析這些譯作在語言結構運用和翻譯策略應用等方面表現出的共性特征，以此來歸納譯者的翻譯風格，胡開寶認為這才是嚴格意義上的譯者風格研究[1]。如侯羽通過對比葛浩文的多本譯作，考察其翻譯風格的一致性[6]。但這類研究數量也不多，僅有6篇論文。第三類研究將同一作者的翻譯文本與目的語創作文本進行類比，目前國內只有1篇相關論文，通過比較張愛玲英譯小說與英文創作的小說來研究張愛玲的翻譯風格[7]。

表1 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比較模式(2012—2021年)

與“目標文本型”研究不同，“源文文本型”研究采用語際對比的方式，關注譯者“對源文本的反應方式”[4]，是一種有意識的語言行為。這種方法將源文本納入譯者風格研究的限制性因素，彌補了類比方法中忽略源文本的局限[8]。語際對比主要是源文本與翻譯文本之間的比較，具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單一文本對比，即一個文本對應一個譯本的比較。事實上，基于這種比較的研究多為具體譯本的翻譯語言特征或翻譯風格分析，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文體研究，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譯者風格；第二類一文多譯對比，即同源文本與多個譯本的共時比較或歷時比較。國內這方面研究成果最為豐碩，尤其是經典文學作品多譯本的對比研究成果顯著，共有95篇論文，占總量的79.17%。但目前此類研究以共時的比較居多，鮮有歷時的動態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兩種比較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隨著譯者風格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不滿足于單一模式的比較研究，開始探索多元復合對比模式，其中包括：1)同一比較模式下的復合對比，如黃立波、朱志瑜在考察葛浩文和戴乃迭兩位譯者翻譯風格的同時，以4位英語作家的原創小說為參照，比較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的差異[9]；2)不同比較模式之間的交叉對比，如李德鳳、賀文照和侯林平在研究英國漢學家藍詩玲的翻譯風格時，將藍氏譯本與其他3個譯本進行對比，同時又將藍氏的不同英譯作品進行類比，交叉驗證[10]。這些學者根據具體語料的不同，將源文文本型和目標文本型兩種模式融合貫通，相輔相成，實現對譯者風格全方位、多側面的考察和研究。

(四)描寫參數

要想揭示隱藏在紛繁復雜的翻譯事實背后的翻譯規律性特征，就需要經過觀察、描寫、判斷和推理等步驟，描寫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11]。黃立波將現有譯者風格研究中的描寫參數大致分成4類[8]：第一，形式類參數，即以語料庫工具提供的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對比，具體包括標準化類符/形符比、平均詞長、詞匯密度、詞匯豐富度、關鍵詞、高頻詞和獨特詞項等；第二，語言類參數，如目標語中特有語言項、譯者偏好詞、文化特有詞項、外來詞、連接詞、人稱代詞、語氣助詞、情感詞、搭配和語義韻等；第三，敘事類參數，通常以敘述視點、敘事結構或敘事話語等的語言表現形式為切入點，如自由間接引語、指示詞、情態和及物性所表征的敘述視點轉換，報道動詞體現的敘事結構變化以及囊括言語表達、思想表述和書寫表達的敘述話語差異等；第四，綜合類參數，常見的有譯文可讀性和可表演性等。

表2統計了采用不同參數組合描寫的論文數量。從表2中可見，目前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形式類參數進行描寫。其中，將其作為單一參數考察的文章就有28篇，占總量的23.33%。形式類參數所體現的往往是淺層的或局部的語言特征，僅使用這一種參數進行描寫，很難捕捉到譯者更具規律性的語言使用特征。為此，大多數研究者會結合其他參數進行描寫，與語言類參數一起組合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共有53篇，占總數的44.17%。其中有對《尤利西斯》譯本中個性化用詞傾向的考察[12]，對《紅樓夢》不同譯者處理原文同一語義韻的差異比較[13]，對《水滸傳》兩譯本連接詞數量、類型和頻率等數據的對比分析[14]，還有對《棋王》兩譯本文化特色詞不同翻譯風格的比較[15]等。相較于語言類參數豐富的考察維度，綜合類參數和敘事類參數所描寫的內容較為單一，前者慣用“可讀性”和“可表演性”兩個維度對小說和戲劇的不同譯本進行比較，后者則多以“say”和 “tell”兩個報道動詞作為切入點進行分析。當然，如果一、兩種參數無法覆蓋譯者風格的全貌時，還可以運用多元參數組合來進行觀察和描寫，譬如盧靜從句長、報道動詞、特殊句式和獨特詞等方面綜合分析了《聊齋志異》兩個譯本的譯者風格[16]；王瑞、黃立波從形式數據統計、實詞使用和可讀性等多方面考察賈平凹小說譯入與譯出文本的文體差異[17]。

表2 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描寫參數組合(2012—2021年)

三、問題與展望

綜合上述分析可見，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翻譯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不僅摸索出一些有別于Mona Baker研究方法，研究范圍也在逐漸擴大，研究成果日趨成熟，但該領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

(一) 研究內容有待擴大

目前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在內容分布上出現了厚此薄彼、比例失衡的現象，具體表現在：第一，重文學翻譯輕其他文體?，F有研究多集中于文學翻譯作品，較少涉足非文學翻譯文本。第二，重小說輕其他體裁。由于小說讀者眾多，一文多譯的現象較為普遍，更易于開展研究，因此多數學者選擇小說翻譯作為研究對象，其他體裁的研究相對滯后。第三，重筆譯輕口譯。近年來，國家加大對中國優秀文化作品翻譯的出版力度，筆譯在文化傳播中的橋梁作用備受關注。受此影響，國內譯者風格研究也主要以書面翻譯文本為研究對象。另外，口譯語料庫的創建難度系數大，語料的收集和標注費時費力，因此，關于口譯譯員的風格研究寥寥無幾。第四，重譯出輕譯入。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文學肩負著增強國家文化競爭力的重要使命。然而，在現實的對外傳播中，中國文學頻頻遇冷，其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遠遠低于預期的效果。因此，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成為學界近年來關注的焦點。第五，重熱門作家譯者輕其他。自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莫言作品的譯本以及翻譯家葛浩文的風格研究層出不窮，對其他作家和譯者的研究關注不足。

有鑒于此，今后可以從5個方面豐富本領域的研究內容。第一，加大對非文學翻譯文本的研究力度。雖然與文學作品相比，在非文學文本中譯者發揮主體性和創造力的空間相對有限，但仍然會留下譯者的痕跡。第二，重視對詩歌、散文和戲劇作品的譯者風格研究。這些體裁的文學作品也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應當把這些作品的譯者風格放在與小說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三，盡快把口譯譯員的翻譯風格納入研究的范圍?？?、筆譯分屬不同的語體和不同的語言使用環境，譯員發揮主體性的程度有很大不同，基于筆譯語料庫的研究成果顯然不適用于口譯研究。第四，不要忽略對譯入作品的譯者風格研究，尤其是英語世界主動譯入的作品，這些譯本所呈現的中西譯者風格差異極具研究價值。第五，加強對其他優秀譯者的研究，同時，一些在域外傳播效果不佳的作家作品也值得關注，可以分析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探索更易達到理想傳播效果的翻譯風格。

(二)研究方法亟需完善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結合是基于語料庫譯者風格研究的主要方法。定量分析需運用各類參數對大量翻譯現象和事實進行客觀的描寫，而國內大多數研究往往把側重點放在對類符/形符比、平均詞長、詞匯密度和平均句長等形式類參數的描寫上，對其他參數只做簡單的考察。這種相對初級的定量分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譯者的翻譯風格，但解釋力明顯不足，無法真正反映譯者風格的全貌。要探究更加復雜的本質特征，亟待更可靠和強有力的統計方法。因此，有必要拓展研究參數，運用多維分析的復雜統計算法，來提升研究的精確性和科學性[18]。

定量統計方法的適當運用，可以使具體研究建立在嚴密的數據分析基礎上。但定量研究只提供對真實翻譯文本的客觀描述，并不提供對翻譯現象的解釋[19]。對譯者風格研究而言，描寫是解釋的基礎，解釋才是研究的最終目的。因此，定量分析需與定性分析相結合，才能揭示數據背后蘊含的規律和意義。然而，國內很多研究僅停留在對風格的描寫和識別層面，解釋的部分寥寥幾筆帶過。還有一些研究者在解讀數據時，帶有預設痕跡，或出于個人經驗性的推測和總結，往往帶有較強的主觀判斷。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應當避免主觀臆斷，在描寫的基礎上深入語境，多渠道全方位地了解譯者實際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翻譯外的其他社會活動。有條件的話，可以與譯者進行書面或口頭的溝通交流，了解他們的翻譯思想和個人經歷，再結合語言學、文學和翻譯學等相關理論做出深刻的分析和詮釋[20]。

(三)研究思路有待拓寬

囿于語料庫統計工具有限的觀測維度，現有研究多采用上述4個參數進行描寫，不少文章相似度高，模仿痕跡明顯?？上驳氖?，面對語料庫研究的技術瓶頸，一些研究者不落窠臼，開始思考譯者風格研究的新路徑，他們或建立數學模型分析譯者風格的成因[21]；或運用機器學習算法考察譯者風格的差異[22]；或利用多維分析的方法使譯者風格研究從靜態描寫轉向多譯本之間的動態對比[23]。

這些研究雖然只是鳳毛麟角，但對整個譯者風格研究的發展意義重大。語料庫翻譯學本身就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范式，譯者風格研究作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應大膽拓寬思路，打破學科壁壘，借鑒語料庫文體學、計量風格學、計算語言學和文本數據挖掘等相鄰學科先進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從社會、歷史、文化、政治和認知等其它視角，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充分體現研究的跨學科特點。

四、結語

近10年來，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已經受到越來越多國內學者的關注，成為語料庫翻譯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然而，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也逐漸呈現出研究視角狹窄，量化指標單一和跨學科創新不足等問題。未來譯者風格研究應緊隨大數據時代思維方式和研究理念的轉變，不再止步于淺層語言特征的描寫和局部風格的考查，而是將譯者風格研究置于更大的社會和文化語境。畢竟，對統計數據的意義建構才是基于語料庫譯者風格研究的關鍵所在[24]。只有不斷地豐富研究理念，擴展研究疆域，拓寬研究視角，提升研究手段，才能實現深度的、可持續的跨學科融合發展。這不僅是大數據時代的要求，也是大數據時代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