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

李一鳴 吳瑤

文章編號：1008-7133（2022）06-0085-12

摘要：本研究以2010—2020年滬深兩市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企業數字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同時，引入企業責任感與環境規制作為調節變量，考察對企業數字化水平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在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企業社會責任正向調節了企業數字化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環境規制負向調節了企業數字化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本文的研究不僅對企業數字化和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論補充，而且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感和環境規制調節效應的研究，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思路，激發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活力與積極性，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實現企業的綠色發展。

關鍵詞：企業數字化；綠色技術創新；企業社會責任；環境規制

DOI：10.16315/j.stm.2022.06.005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志碼：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I Yi-ming，WU Yao

（School of Busines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using A-sha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isted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t the same tim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ere introduced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lement to the study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provides ideas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and enthusiasm of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wa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國正在向綠色經濟、低碳經濟轉變，而綠色技術創新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軸心。2021年10月，國務院發布《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提出綠色低碳科技創新行動是十大重點行動之一，旨在加強企業在創新中的關鍵作用，幫助企業實施國家綠色低碳科技重大項目，加快綠色低碳革命。企業作為創新的主要發起者、推動者和實施者，對可持續發展負有重大責任，即要加快綠色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和環境責任。此外，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包括許多高污染行業。因此，發展和深化制造業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是我國綠色技術創新戰略的核心，綠色技術創新的推進將大大提升我國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和綠色發展，同時促進環境和經濟發展。

同時，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加快數字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作為一篇單獨的文章，提出應該把數字轉型作為生產、生活和治理變革的動力，大力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加快。此外，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實現突破性發展和創新。數字技術為組織開發新的商業模式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技術和大數據分析等數據技術影響企業在綠色制造、廢物制造和高效制造方面的創新商業實踐，迫使企業創新綠色技術，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以減少環境污染的可能性，以提高環境的可持續性[1]，并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的潛在價值。特別是，數字技術涉及到高智能的使用，它可以通過監控和分析生產過程來提高流程效率，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2]，從而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然而現階段對企業數字化是否能夠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缺乏研究。以往的研究關注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環境可持續性的影響[1]以及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3]，少有研究探討制造業企業數字化在誘導綠色技術創新中的作用，缺乏實證證據支持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因此，基于制度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構建了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模型，探討企業數字化如何在企業社會責任與環境規制的調節作用下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問題：企業數字化對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是否具有積極作用？企業社會責任會影響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嗎？環境規制對二者關系有何影響？以2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制造業公司數據為樣本，實證研究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分別檢驗企業社會責任感和環境規制對兩者關系的影響。這不僅有助于準確揭示企業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影響和調節效應，填補相關研究空白，而且對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促進綠色經濟增長、實現中國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1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1文獻綜述

1.1.1企業數字化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研發，“數字化（digitalization）”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共同熱點話題。中國學者對數字化關注起步相對較晚，自2016年起，相關研究才開始迅速興起[4]。那么，究竟何為數字化呢？有的學者認為公司的數字化是意識形態價值的轉變[5]，客戶的價值主張被重新塑造，企業通過使用數字技術來重新設計商業模式，以更好地與客戶互動和合作。也有的學者認為數字化與企業自身選擇的戰略密切相關[6]。Tilson等[7]認為數字化是將數字技術應用于更廣泛的社會和制度環境，使數字技術成為基礎設施的過程。新興數字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和大數據等前沿數字科技技術，數字技術將所有的信息基于二進制轉換為0和1，從而達到信息同質化的目的，使得數據具有可重復編程性和可供性。狹義的數字化是指基于數字技術將模擬信號轉變為數字信號的過程。廣義的數字化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數字技術與產品、流程、組織和商業模式的融合，利用數字技術對組織進行系統性的、全面的變革[8-9]。本文所指的數字化是廣義的數字化。

數字化描述了如何使用IT或數字技術來改變現有的業務流程[10]。例如，創建新的在線或移動通信渠道，使所有客戶能夠輕松地與公司聯系，并改變傳統的公司客戶互動[11]。這種變化通常涉及到用數字制品組織新的社會技術結構，而這在沒有數字技術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的[12]。在數字化領域，信息技術通過改變現有的業務流程，如通信[13]、分銷[14]或業務關系管理[15]，成為抓住新業務可能性的關鍵促成因素。通過數字化，公司使用數字技術來優化現有的業務流程，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協調流程，或通過改善用戶體驗為客戶創造額外的價值[16]。因此，數字化不僅涉及成本的降低，還涉及可以提高客戶體驗的流程改進。馬賽等[17]提出數字化不僅僅存在于傳統企業IT部門，而是生根在企業各個環節內，不論是從企業管理層面還是生產方面，都將會受到數字化的影響。

1.1.2綠色技術創新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綠色技術創新（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的研究逐漸興起。Braun等[18]認為綠色技術創新可以減少環境污染，減少原材料的浪費，改善能源技術、工藝和產品。這不僅有助于企業提高其核心競爭優勢，而且有助于綠色總要素生產率（GFP）和全球低碳經濟的發展[19-20]。在綠色技術創新的解釋和發展中，綠色技術創新的概念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許慶瑞[21]概述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定義范圍及其在降低成本方面的積極影響。Ramus等[22]認為綠色技術創新是指企業的員工通過技術改進減少環境負擔并最終提高企業的績效，并將綠色技術創新定義為通過企業的技術改進來減少環境負擔，并最終作為企業績效的改進。綠色技術創新可以減少生產過程中以及產品使用和處置中對環境的任何負面影響。楊燕[23]提出綠色技術創新從生態學角度看是環境和經濟效益的共同點，是以環境政策和社會進步為基礎的。盡管至今仍未針對綠色技術創新形成統一的概念，本研究將綠色技術創新定義為企業通過生產技術的改良和綠色產品的迭代獲得生產效率和生產成本上的優勢，在產品生產或工藝流程中進行改造以減少能源消耗，生產出對環境污染較小的產品，從而使企業獲得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進而提升市場競爭力和自身軟實力的技術創新。

隨著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不斷深入研究，現階段，現有研究已通過環境法規[24-26]、政府補貼[27]、利益相關者要求[28]、媒體關注[29]、人力資本[30]、組織特征[31]、綠色信貸[32-33]、企業數字化轉型[34]等視角考察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1.1.3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

根據自然資源基礎觀理論（natural resource based view），企業的內部組織因素，如技術能力，為引入綠色技術創新創造可持續的競爭優勢提供了基礎[35]。首先，企業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識別和獲取更多的網絡資源，打破信息孤島，把握市場發展趨勢和消費者需求，在形成資源網絡的同時加快綠色創意的形成[36]。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通過鏈接和聚合促進了數據的處理，使其成為有用的信息，這可以幫助企業確定未來的技術發展方向和市場需求，從而做出明智的創新決策[37]。其次，公司的數字化有助于促進企業內外部信息的交流與融合，互聯網和大數據有助于擴大信息傳播范圍，降低企業經營中的信息不確定性[38]，提高企業內外部信息的整合和交流，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39]。再次，現代企業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或參與相關虛擬綠色技術創新組織的低成本合作與交流平臺，從而打破因經濟、地理和時間限制而減少知識和信息資源的組織之間的學習障礙。這有助于企業識別、獲取和吸收成本，實現組織間的協同創新、資源共享和雙贏合作[34]。最后，數字技術在企業層面的應用不僅可以降低經濟系統的不確定性，幫助創新主體發現和交易資源，從而降低獲取資源的成本[40]，還可以擴大創新資源的配置范圍，鼓勵協同創新，這也可以提高企業基于現有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例如，制造業公司通過使用工業機器人能夠顯著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工業機器人可以通過增加綠色研發支出的投資和增加對綠色研發人員的投資來促進制造業的綠色技術創新[41]。它還可以提高企業在現有技術基礎上自主創新的能力，從而優化創新技術資源[3]。

綜上所述，雖然目前關于企業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愈發增多，但大都在考察數字化技術層面對綠色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影響，較少關注到企業自身以及企業外部環境層面，而作為數字化的重要載體企業來說，考察其內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著重研究在企業社會責任感和環境規制的調節效應下，企業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

1.2研究假設

1.2.1企業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突顯出其綠色創新競爭優勢[42]，信息技術更新引發的企業數字化變革，能夠提高信息共享的效率并促進知識積累，從而增進企業綠色創新表現[43]。一方面，企業數字化是順應當前建設“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潮流的前沿轉型模式，符合國家政策戰略的企業釋放的信號效應更容易獲得市場的青睞，企業為了持續獲取政府創新資源與市場融資支持，往往更愿意加大研發投入[44]，進而提升自身綠色技術創新發展[45]。然而，與一般創新相比，綠色技術的研發需要更多的資本投資，成功的概率較低。這是因為綠色創新面臨著資本投資高、回收期長和財務回報不明確的風險[46]。如果管理者無法獲得全面信息來進行合理的定價管理工作，職業經理人往往會避免實施為股東創造價值但具有高風險的綠色創新項目[47]。企業數字化通過加強公司治理提高了公司透明度[48]，調整了管理層（代理人）和投資者（委托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效緩解了創新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代理問題，降低了信息分析與過程優化的成本，提升了企業的資源利用度以實現更高水平的創新產出績效，這種積極信號是吸引外部投者的重要因素[49]，融資壓力的緩解會進一步促使企業更愿意承擔社會責任，采取更加有為的綠色創新活動。另一方面，Pacheco等[50]、Matray[51]的研究認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綠色技術創新關系到企業未來的生存與發展，企業為了保持競爭優勢，會受同群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綠色技術創新策略變化信號的影響而做出類似的模仿反應。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1：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呈正相關。

1.2.2企業社會責任的調節作用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在與利益相關者互動的過程中自愿考慮社會和環境問題的組織文化[52]。企業社會責任還反映了塑造綠色管理風格和直接關注社會問題的企業價值觀[53]。從創新投資需要的資源基礎的視角，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強度越高，意味著企業愿意為社會環境議題領域的責任投入越多的資源支撐，且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作為具有一定周期與市場風險的創新活動，意味著企業在社會責任戰略導向與社會環境議題實施過程中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基礎，更好地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提供物質與非物質資源支持[54]。具有高度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重視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并將環保理念融入產品和工藝創新[55]，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發。這些組織更加關注商業運營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56]，而企業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更好地處理海量、非標準化和非結構化數據，提高信息的可用性，進而能夠更迅速地發現綠色技術創新的機會。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來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可以充分解決與利益相關者的沖突，從經濟、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妥善處理利益相關者的關系[57]。社會責任履行得越好，利益相關者的要求就越得到考慮，那么當企業做出決策時，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越和諧，企業的形象和社會地位越好[58-59]，企業數字化減少了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進而減少了相應的成本，能夠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因此，如果企業在與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基礎上保持互利關系，從而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更多資源，那么它們會更成功[60-61]。因此，企業責任感程度高時可以促進企業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谏鲜龇治?，提出以下假設：

H2：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受到企業社會責任正向的調節。具體而言，當企業社會責任程度較高時，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更加突出。

1.2.3環境規制的調節作用

環境規制是政府通過制定環境政策，利用市場機制干預企業行為，減少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實現環境與經濟平衡發展的社會監管[62]。一方面，由于環境規制的實施成本高，執法效率低，難以有效打擊污染企業，對企業的生產投資有很強的擠出效應[63-64]。特別是，企業不僅要承擔購買污水處理廠的直接成本，還要承擔受環境合規約束的投資活動的機會成本[65]，而且綠色技術研發需要比一般創新更多的資本投入。因此，在環境規制更加嚴格的環境中，企業必須為環境違法行為支付罰款，當企業支付了更高的罰款時，環境投資的成本可能會降低，因為這限制了企業的數字融資[66]，這反過來又影響了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投資。另一方面，由于環境規制的目的是使企業負的外部性內部化，其本質上是將研發支出通過市場價格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從而減少產品的需求，而企業可以通過利用大數據技術對客戶價值、滿意度、消費者回購可能性等信息進行梳理和整合，詳細分析客戶消費需求和產品供應趨勢，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明確方向。因此，當環境規制較弱時，符合國家政策戰略的企業釋放的信號效應更容易獲得市場的青睞，企業為了持續獲取政府創新資源與市場融資支持，往往更愿意加大研發投入，企業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識別綠色創新機會，展開綠色技術創新活動?；谏鲜龇治?，提出以下假設：

H3：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受到環境規制負向的調節。具體而言，當環境規制強度較弱時，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更加突出。

2研究設計

2.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以2010—2020年中國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所用數據來源主要包括：綠色專利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企業數字化數據來源于《中國上市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評價研究報告》公開數據，企業其他特征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CSMAR），企業社會責任數據來源于和訊網對上市企業社會責任評分，環境規制強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對初始數據進行以下處理：剔除來自金融行業的樣本；保留樣本期內正常上市的企業；剔除數據存在遺漏的企業；對主要連續變量進行1%雙側縮尾處理。經過上述處理后，最終得到1 586家上市公司總計10 700個“企業-年度”觀測樣本。本文使用stata17.0進行數據處理。

2.2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rePat）。該變量由綠色專利申請總量來作為代理變量，其中包括綠色發明型專利（GreInvPat）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GreUtiPat）。借鑒已有研究，對所觀測的樣本企業當年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進行加1然后取對數的方式處理［67-68］。

2）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Digital）。借鑒趙宸宇等[69]的研究，通過運用數字化相關特征詞在年報中的詞頻數量來分析評價企業數字化程度。首先，構建企業數字化特征詞圖譜（共110個特征詞）；其次，基于機器學習方法對企業年報進行文本分析，統計得到110個特征詞在年報中出現的頻數總和；最后，構建企業數字化程度的評價指標，由于特征詞頻數具有典型的“右偏”特征，同時為避免0值的影響，將其加1后進行對數化處理。

3）調節變量。企業社會責任（CSR）。借鑒張多蕾等[70]的研究，和訊網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測評體系自2010年起，依托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年報以及其他公開信息，從股東責任（shareholder）、員工責任（employee）、供應商、顧客和消費者權益責任（customer），環境責任（environment）和社會責任（social）5個方面，對上市公司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進行打分，該變量使用以上5個方面的綜合分數來衡量。環境規制（ER）。借鑒劉榮增等[71]的研究，從環境規制強度方面設定環境規制指標，采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完成額占第二產業比重衡量環境規制。

4）控制變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借鑒綠色創新的權威文獻，選取以下控制變量[72-73]：企業規模（Size），采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進行衡量;企業年齡（Age），即企業成立年數;總資產凈利潤率（ROA），以凈利潤/平均資產總額進行衡量;兩職合一（Dual），即董事長同時兼任總經理的情況，是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獨立董事占比（Indep），獨立董事人數/董事會人數;股權制衡度（Balance），用第二到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比值衡量;資產負債率（Lev），以年末總負債/總資產進行衡量;成長性（Growth），使用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率進行測度;企業盈利能力（ROE），以年末凈利潤/凈資產進行衡量;企業收入（Income），使用總收入對數值進行衡量。此外，設置年份虛擬變量，若觀測值屬于該年度取值為1，否則取0；按照證監會2012年行業分類標準設置虛擬變量，若觀測值屬于該行業取1，否則取0，對模型進行雙向固定處理。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2.3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假設H1，構建模型（1）：

GrePat=β0+β1Digital+β2Size+β3ROA+β4Growth+

β5Age+β6Indep+β7Dual+β8Income+β9ROE+β10Balance+β11Lev+∑Year+∑Ind+ε。（1）

為了驗證假設H2，構建模型（2）：

GrePat=β0+β1Digital+β2CSR+β3Digital×CSR+

β4Size+β5ROA+β6Growth+β7Age+

β8Indep+β9Dual+β10Income+β11ROE+β12Balance+β13Lev+∑Year+∑Ind+ε。（2）

為了驗證假設H3，構建模型（3）：

GrePat=β0+β1Digital+β2ER+β3Digital×ER+

β4Size+β5ROA+β6Growth+β7Age+

β8Indep+β9Dual+β10Income+β11ROE+β12Balance+β13Lev+∑Year+∑Ind+ε。（3）

其中：模型（1）用來檢驗企業數字化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主效應，模型（2）、模型（3）分別用來檢驗企業社會責任和環境規制的調節作用。在調節效應檢驗中，參照喬朋華等[74]的方法，用解釋變量乘以調節變量作為交互項帶入模型中進行驗證，β0～β13是模型參數，ε為干擾項。

3實證結果與分析

3.1描述性統計分析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制造業上市公司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發明專利以及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均值分別為0.505、0.324和0.319，反映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產出水平相對較低。綠色技術創新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兩者的差值為6.267，說明綠色專利申請的數量較低，且不同企業之間的綠色創新比例具有一定差距。企業數字化的最大值為6.733，最小值為0，表明不同企業的數字化程度有一定的差異，平均值為2.448，標準差為1.218，說明企業均有一定程度的數字化傾向且存在變化差異。

3.2多元回歸分析

1）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本文采用OLS回歸對假設1進行了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列（1）～（3）所示。企業數字化（Digital）與綠色技術創新（GrePat）的估值系數為0.007，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綠色發明專利（GreInvPat）的估值系數為0.006，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綠色實用新型專利（GreUtiPat）估值系數也為0.006，同樣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表明企業數字化程度越高，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程度也越高。假設H1得到證實。

2）企業社會責任的調節作用。企業社會責任（CSR）和綠色技術創新（GrePat）的回歸結果如表3列（4）所示，企業數字化（Digital）與綠色技術創新（GrePat）的系數為0.012，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交乘項（Digital×CSR）與GrePat的系數為0.001，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數字化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即企業社會責任感越強的公司，對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越顯著。假設H2得到驗證。

3）環境規制的調節作用。環境規制（ER）和綠色技術創新（GrePat）的回歸結果如表3列（5）所示，企業數字化（Digital）與綠色技術創新（GrePat）的系數為0.011，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交乘項（Digital×ER）與GrePat的系數為4.112，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環境規制對企業數字化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有負向調節作用，即環境規制強度越弱，對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越顯著。假設H3得到驗證。

4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還使用以下穩健性檢驗，如表4所示。

1）替換被解釋變量。將綠色技術創新的測量方法替換為企業綠色專利授權的對數，結果見于列（1），通過回歸結果發現其結果仍然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與前文結論一致。

2）滯后性的問題?？紤]到企業數字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引入企業數字化的滯后一期項和二期項進行回歸。對企業數字化分別滯后一年（L1.Digital）和兩年（L2.Digital），結果見列（2）和（3），通過回歸結果發現其結果仍然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與前文結論一致。

3）剔除從未申請綠色專利的企業。由于一些公司在所考慮的時期內從未提交過任何綠色專利申請，考慮到這可能會影響本文的回歸結果，為了避免回歸結果可能被扭曲，沒有提交任何綠色專利申請的公司從樣本中排除。結果顯示在列（4）。剔除從未提交過綠色專利申請的企業，企業數字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仍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一致，并進一步加強了本文結果的穩健性。

4）更換回歸方法。使用隨機效應回歸對方程進行估計，結果見列（5），通過回歸結果發現其結果仍然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與前文結論一致。

5）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剔除2020年樣本量，結果見列（6），通過回歸結果發現其結果仍然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與前文結論一致。

以上檢驗均未改變主假設結果，企業數字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仍然顯著存在，本文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5結論與政策建議

5.1研究結論

在數字化轉型和“雙碳”的浪潮中，中國制造企業在實施對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的綠色技術創新實踐中面臨著重大挑戰。本文基于2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以上市公司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為衡量標準，研究了企業數字化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即企業數字化水平越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效果越好，且通過多種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在企業數字化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關系中存在顯著正向調節效應，即社會責任越強的企業，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更加突出。環境規制在企業數字化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關系中存在顯著負向調節效應，即環境規制越弱，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更加突出。本文的研究豐富了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的既有文獻，對企業社會責任以及環境規制對兩者關系的影響作出探索性研究，為實現中國雙碳目標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5.2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2010—2020年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探究了企業數字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其研究結論對企業和政府均有一定參考價值。

對企業而言，本文研究發現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所需的企業數字化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企業應緊跟數字化轉型潮流，在企業內部積極使用數字前沿技術，以提高綠色技術創新。另外，企業應提高社會責任感，企業社會責任對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能夠帶來促進作用，企業應該打造面向利益相關方的數字信息披露和價值共創的數字平臺，擴展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過程中所鏈接的利益相關方邊界，以更好地實現綠色發展。

對政府而言，應當完善制度建設，發揮“資源補償”效應，激發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力。多年來，中國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包括嚴重的環境污染、高能源消耗和資源枯竭，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已然成為當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綠色技術創新有利于解決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對經濟與生態平衡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因此，政府應從以下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制度環境是企業決策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影響企業數字化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關鍵。政府應當貫徹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創新體系建設方案，營造良好的制度發展環境;另一方面，健全以綠色技術創新為導向的政府補貼機制，加大對綠色技術創新相關活動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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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厲艷飛］

收稿日期： 2022-10-02

作者簡介： 李一鳴（1998—），女，碩士研究生;

吳瑤（1983—），女，碩士生導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