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族先民時期的文化環境

蔡紅燕

保山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 保山 678000

文化變遷被認為是“任何足以影響文化內容或文化結構的變化”，“或由于族群（或民族）社會內部的發展，或由于不同族群之間的接觸而引起的一個族群文化的改變”[1]。而進一步探尋原委，可以發現基于文化和環境的辯證關系而言，文化變遷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文化環境的變遷所引發的。文化變遷是地域環境、制度環境、經濟環境和族際環境的變遷產生“影響文化內容或文化結構的變化”，導致了“族群（或民族）社會內部的發展”，或者產生了“族群之間的接觸而引起一個族群文化的改變”。因此，人們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及文化環境，就需要從文化環境的變遷中去追溯。

人們對布朗族先民百濮族群傳統社區文化環境的分析離不開對其族稱、族源和人口分布的認知[2]。布朗族是我國云南省世居的特有少數民族之一，屬于蒙古人種南方類型，其先民“百濮族”早在上古時期就活動在今普洱地區一帶。本民族語言為布朗語，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佤德昂語支，分為布朗和阿爾佤兩大方言，無本民族文字。

一、布朗族先民時期文化環境的遷徙背景

布朗族有文獻可考的歷史是從漢代開始，漢置郡縣，漢史稱“哀牢人”（西漢）、“永昌濮”（東漢）[3]。中國古文獻上記載的濮人，其發布地域甚為廣闊。從公元前兩千年開始，至漢朝以來，濮人便開始不斷遷徙[4]。漢晉《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了濮人因戰亂而南遷的情形，布朗族先民包括在“濮”“苞滿”“閩濮”“鳩僚”“濮”等族稱里。唐代《蠻書》記載了布朗族先民在上至今天的云南香格西拉縣、維西縣，下至今天的西雙版納的分布情況，稱“樸子蠻”“黑濮”“赤口濮”等；宋代的《元史》的地理志部分有今天的景東、景谷、鎮源等布朗族祖先“樸”所在部分地區為傣族先民“金齒白夷”所占據的追述；元明清時期，布朗族先民的聚居地變化不大，主要分布在瀾滄江以西，除景東、景谷有一部分之外，主要包括今云南西雙版納、鳳慶、永昌一帶，元代的《招捕總錄》《元史》《元史》，明代的《云南圖經志書》《云南志》《滇略》《明宣宗宣德實錄》，清代的《順要府志》《永昌府志》和《云南通志》等諸多文獻均有記載，當時主要有“蒲蠻”“蒲人”“蒲滿”“黑蒲”等稱謂[2]。歷史上布朗族先民的自稱和他稱較多，自稱主要有“布朗”“波朗”“翁拱”“蒲滿”“烏”“阿娃”“本人”“阿瓦”等，他稱有“拿娃”“蒲蠻”“阿別”“卡坡”“濮曼”等。幾次大規模的遷徙加速了布朗族先民濮人族群的逐漸分化和組合，隋唐時期布朗族先民開始向單一民族發展。至元明清時期，居住在怒江以東和瀾滄江流域廣大區域的“樸子蠻”逐漸向現代的布朗族發展，稱作“蒲蠻”和“蒲人”[5]。

二、 布朗族先民時期文化環境的“濮人”特征

布朗族先民經過長期遷徙后逐漸建寨定居，山地環境是其聚落的顯著特征?！安祭首宓倪h古祖先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但隨著以傣（泰）族為代表的稻作民族在壩區日趨興盛，布朗族及其同一族源的其他民族因退入山林而成為山地民族”[6]。今天的布朗族分布的主要地區是云南省西南部和西部沿邊，海拔多為1 500～2 300 米的亞熱帶山岳地帶，處于云貴高原東南部，在《中國生態地理區域系統》中位于西雙版納山地季雨林、雨林區中段，云南高原常綠闊葉林、松林區西部，主要屬于高山峽谷型自然地理環境，林木茂密，動植物資源極為豐富[7]。山地環境規約著濮人最初以狩獵為主的生計方式，并且形成了與山地環境相映合的原始宗教信仰，體現了濮人蒙昧混沌的思維觀念。

濮人的經濟環境由最初的居無定所、狩獵采集向“居有定址”、刀耕火種轉變。據漢史文獻對古代濮人的記載，他們曾“木弓短箭簇傅毒藥”“善用竹弓”“身無衣服”“山居而勤苦”等，反映了布朗族先民當時過著狩獵、采集、飼養的初期農業生活。樊綽《蠻書》載：“樸子蠻，勇悍矯捷，以青裟羅緞為通身褲。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部落首領謂酋為上。土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開南、銀生、永昌、尋傳四處皆有。鐵橋西北邊延瀾滄江亦有部落?！薄兜崧浴酚涊d：“蒲人……永昌鳳溪、施甸二長官司及十五喧三十八寨皆其種也?！郧诹?，耐勞苦，事耕鋤，所種蕎麥、棉花、黑豆?！惫潭ù逭?，成為布朗族先民傳統社區的最初稚形。王菘《云南通志》曾記載：“散居山林，居有定址，若易置地他處即不能居[8]?！备骷夹g從普遍盛行的刀耕火種進步到鋤挖播種，用斧、板鋤、砍刀和小鋤頭替代了竹、木尖棒等作為主要農具，這是晚清以來傣族地區輸入了以鋤頭為代表農具的漫長歷史的發展結果[2]。并逐漸形成了濮人較具特色的村寨公有、家族和家庭占有的經濟結構。

濮人從一開始族際環境就為多民族雜居交融。漢晉時期，永昌郡所轄范圍包括今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保山地區、臨滄地區和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等地。這一廣闊地帶即是古濮人、百越人他種人的交錯聚居區?！度A陽國志·南中志》記載：“永昌郡……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耳種……有閩濮、鳩僚、濮、身毒之民?！兵F僚和越乃是百越系統的今傣族先民，而閩濮、濮則是孟高棉系統的今布朗、佤和崩龍等族的先民[2]。濮人的經濟狀況隨地而異，政治和文化則多從屬于族際環境所在地的主要民族，歷史上尤以受漢族和傣族的影響為多。清末以后，特別是到了民國以后，瀾滄江以東和順寧等地的“蒲”人與先進民族的融合愈多，出現了《順寧府志》所載的“此種人之殊風異俗靡有遺”這樣的民族間的自然融合現象[9]。

布朗族先民的制度環境為歷史所孕育。道光《云南通志》載永昌、鳳溪、施甸一帶的蒲人“勤耕種”，“頭系青綠小條繩，多為貴，賤者則無衣”，可見其階級界限。乾隆《騰越州志》曰：“蒲人，散居山后，永昌以西所在多有，知漢語，通貿易?！庇袧h化傾向，而政治上則如《順寧郡志余鈔》所謂：“蒲人，平居刀耕火種，住山寨茅屋中，畏官守法，輸納以時”，受漢族壓迫。而分布在西雙版納勐?？h的布朗山、西定、巴達、打洛的蒲人，則受傣族土司的統治[10]。

布朗族信仰萬物有靈，受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南傳上座部佛教的觀念影響，布朗族先民在蒙昧之中產生了對自然和生態的敬畏，以及對祖先和族群歷史的追憶。佛教對濮人的歷史和文化影響深遠?！峨p江教育志》記載了耿馬土司屬官罕廷發于明成化16 年（1480 年）遣人從緬甸請來佛爺傳授佛經，以傣族為主的雙江地區開始興起南傳上座部佛教[11]。

布朗族在解放后一直保留著氏族公社的余遺。氏族，布朗話叫“戛滾”，直譯為血緣集團。布朗話稱為“應墨客”的“從妻居”制婚姻形態，一直到20 世紀80 年代仍然作為母系制婚姻的殘余在西雙版納布朗族中廣泛流行。而“母子連名制”則是母系氏族社會的親屬制度按照母系計算的一種反映。布朗族父系氏族社會階段，實行原始共產制，氏族公有土地，以氏族為單位集體勞作，集體祭祀，選舉氏族長“高戛滾”，共食共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數十年前，布朗族社會已為農村公社階段，但構成農村公社的氏族組織和職能依然在發揮著作用[12]。濮人聚居地較具特色的風俗習慣、氏族大家族的社會組織、“連名制”的親屬稱謂、南傳上座部佛教和原始崇拜的宗教信仰等等，體現著布朗族對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思考和應對。

三、布朗族先民時期文化環境的不平衡性

布朗族先民以百濮族群聚居地為基礎的傳統社區的建立，使傳統社區文化環境有了現實的較穩定的空間載體。在布朗族被正式識別命名前，布朗族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時期，從歷史發展階段來說，布朗族屬于“直過民族”，各地布朗族由氏族公社殘余階段，或原始社會末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農村公社階段，或封建地主經濟階段等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由于云南各地布朗族所處的具體地域環境、制度環境、經濟環境和族際環境等條件的不同，使得布朗族傳統社區文化環境從建立之初便不平衡，尤其在制度環境和經濟環境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迄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布朗族經歷了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農村公社及封建制等社會形態。當時保山地區的施甸和昌寧、臨滄地區的雙江和云縣、普洱地區的景東和墨江等地的布朗族已經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嚴密的社會組織生活了，由若干個家族構成了一個個地緣性的村寨，土地可以自由典當和買賣，社區成員可自由遷徙，已經屬于封建地主制。而西雙版納地區和普洱地區瀾滄等縣的布朗族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原始農村公社階段，村社由數個至10 余個氏族或派生氏族組成，有一定傣族封建領主制特征，布朗山布朗族就分別隸屬于傣族景洪宣慰使土司（火哈）和勐混土司（火西），各村寨頭人必須經過傣族土司的封委方被認可，布朗族要向傣族土司交納貢賦，承擔勞役[13]，此外，布朗族同時還有農村公社的村社界限、頭人制度、寨規義務等社會組織特點[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布朗山布朗族社會政治制度實際上存在著二元并行的格局[13]。

《布朗族社會歷史調查》記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布朗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和社會組織的差異情況。勐?？h巴達區帕勒寨的土地屬氏族公有，春耕前在頭人“格乃”的主持下劃得土地后，組內用藤量地平均分配給各戶，耕種過一年的土地拋荒后需待10 多年后再重新分配使用，地界以石頭或樹林為標識。頭人有召曼、格乃、老乍和老先等四人。而施甸縣擺榔鄉的“本人”，是縣城幾戶大地主“山主”的佃戶，需交納地租，大中村、楂子樹村、火石地村等村寨屬段家坡的李姓地主，雞茨村、里歪寨、湯家寨所在的山梁屬楊家地主，里格寨、里箐村寨屬張家地主，多種旱地包谷，已經會使用廄肥和灰肥[14]。

四、結語

總之，布朗族傳統社區是以古老的百濮族群遷徙過程中所形成的聚居地為基礎所形成的現實社區。布朗族傳統社區文化環境必然深烙下百濮族群的歷史印跡。一是布朗族具有云南特有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的人口分布特征，具有山地環境的民族特征，并形成與之相配合的生計方式；二是隨著以傣族為代表的稻作民族的興盛，布朗族傳統社區政治環境漸由遠古的輝煌易為暗淡的附屬地位；三是形成以斯威頓經濟文化類型為特點的“散處山林，耕種為業”的經濟環境；四是各傳統社區散居于云南西南部瀾滄江流域中下游兩側，形成與漢族、傣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彝族等多民族共處共融的族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