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烏托邦小說《奇島》的空間書寫

何陽

(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漳州 363000)

林語堂的《奇島》是作家人文哲思的代表,其類似《理想國》的對話體形式暗示了作者存在的一種顛覆態度。這種顛覆也是置于作家一貫的“矛盾”理論中?！镀鎹u》的矛盾具體表現為:其一,小說以一種元烏托邦方式展開——在烏托邦小說中討論烏托邦——這種形式表現了林語堂與西方經典烏托邦之間存在的距離;其二,作品中的對話與討論、場景意象,既是對東西方傳統的回歸,又在具體部分與其相違背,呈現一種再思考的平衡姿態。?？抡J為,有關現代人意識形態的沖突和焦慮問題的原因,更多的是與空間有關,而并非是時間——時間更多是作為被分攤在空間諸元素中的某種可能?！镀鎹u》的矛盾與焦慮也正是在烏托邦、反烏托邦、異托邦,在這三重空間區別與聯系的基礎上、在一種正題反題與合題的關系中表現出來,因而,以空間性來考察《奇島》與文本背后作家的“矛盾”思想成為一種必要手段。

一、烏托邦:《奇島》的空間建構

將《奇島》作為烏托邦的構想來解讀是必要和一貫的做法。?？抡J為,烏托邦是一個理念的空間,是所謂的“沒有真實場所的地方,這些是同社會的真實空間保持直接或顛倒類似的總的關系的地方”[1]53-54。這表明了烏托邦的一個基本特征,一方面它并不在現實空間中真實存在,另一方面又與生活的真實保持一種高度的同調,是被極端理想化的現實空間?！镀鎹u》無疑是符合這種特征的,那么它又從烏托邦空間的角度傳達出了怎樣的文本意義?牛紅英將西方烏托邦模式歸類為三種類型:“柏拉圖式的政治烏托邦是在黃金時代類型的生態烏托邦、畢達哥拉斯式的倫理型烏托邦之后才出現的”[2]2。本文也將從這三個方面考察《奇島》的敘事和意義。

首先是生態烏托邦空間。這種空間在本質上呈現出一種個體生態美學觀念,其核心問題是在具體作品中,作家傳達出一種怎樣的美學追求。林語堂的生態觀念在《奇島》中并不復雜:一方面是對“重返自然”的再次提倡,一方面是對人文與科學和諧發展的追求。作為小島的精神領袖和小說的核心人物,勞思曾表示盧梭的觀念雖然聽上去已經過時,但仍有不可否定的巨大意義。重返自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觀念從小說伊始就得到了展現。試看小說開頭的一段關于外在海景和內在感受的體驗的描述:“如此安詳和寧靜,沒有任何動靜。整個景象,靜止得像藝術家在瞬間捕捉的畫面,成為永恒的靜止”[3]3。小說原著是林語堂用英文所寫,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諸如“calm”(靜)、“placid”(平靜)、“immobile eternity”(不變的永恒)等詞語進行修飾。不難發現“靜”是林語堂發掘的自然之美的核心屬性;靜的自然構成了林語堂生態思想的底色。

作為從閩南寧靜的山村走出的作家,成長環境閉塞的另一面,就意味著與自然的親近,以及對“靜”的獨特感受[4]29。作品中勞思引用了《莊子·大宗師》中的話語來表現這個烏托邦世界的哲學家對自然的看法:“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供我以老,息我以死?！绷终Z堂深受道家老莊影響,而《大宗師》開篇就指出“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闭J識到自然運化的道理和人自身的行為,這就可以說是達到認識的極致了。這種認識目的是服務于找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定位。林語堂在《奇島》中所追求的就是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觀念與狀態,他對自然稱得上狂熱,但并不持有一種絕對的唯自然論觀點,他將自然和與之相應的人的體驗,放在同等重要的高度,甚至前者服從和服務于后者。只是當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現了偏差后,林語堂更著重地呼吁人要尊重和熱愛自然,正如作品中勞思想要糾正的那樣:“人和自然分了家,他想要把自然吞下去……總是人對自然,而不是人與自然”[3]128。

林語堂對科技的態度也同樣如此,他并不因為追求自然就對前者過度地厭惡。勞思說:“我們不拒絕進步,只想在進步的溪流中停下來,找出我們的方向……在二十世紀的急速進展中,思考是不可能的,人動得太快了?！@些改變發生得太快了,人只好被拖著走”[3]103-104。以勞思為代表的島上居民對待高速發展的科技,表現出的更多是無可奈何的不適應情緒,急速的科學進展和社會發展(包括越來越緊張的世界關系)使他們疲憊和厭倦。躲避戰爭的陰云促使他們實施出逃的行動,但深層次的疲憊和對未知將來的恐懼悲觀,才是他們行動的根源。然而拋開這些似乎走向歧途并且“動得太快”的社會和科技發展,島民們也欣然使用科技豐富和享受他們的閑適生活。殖民地的創建者希臘人阿山諾波利斯就覺得生活不能沒有音樂和煙草,島上不能沒有經驗豐富的制琴師和農民;勞思對流落島上的尤瑞黛說,美酒和可口的食物能讓人和宇宙調和;甚至島上的科學家還發明出了能充分利用太陽能的太陽引擎,而在島外工具理性盛行又急速焦灼的“舊世界”,這項充分體現科技、人文、自然三者和諧共生的技術還沒有得到多少發展。林語堂說:“今日世界之瓦解,可以證明是由于科學的物質主義侵入人文學思想的直接結果”[5]105。對自然科學過度崇拜的弊端是扼殺人性中自然美的存在,《奇島》的生態烏托邦性正是企圖掙脫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的藩籬,在科技和人文中找尋平衡與中庸的結果。

其次,倫理烏托邦概念起源于畢達哥拉斯學派。畢達哥拉斯從對數學的研究出發,將研究中發現的“數的和諧”,即各種奇數與偶數的對立關系的調和,逐步推廣到社會科學領域,并最終提出了唯美德是和諧的倫理烏托邦架構。親友、謙虛、時常反思等,都是從“數和諧”出發所提倡的實現和諧社會的行為,因而他在道德格律詩《金言》中說:“要做這些事情,想這些事情,愛這些事情……給我們的靈魂以數目‘四’者,恒久宇宙之源?！彪m然畢達哥拉斯的倫理烏托邦,總體上缺乏對政治的熱情,但其轉向了以平等和博愛的理念建構和諧的社會藍圖。這種以和諧為追求的倫理烏托邦,與孔子的理想追求有異曲同工之處:二者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林語堂。

尤瑞黛對小島上人們的第一印象讓她自己感到驚奇,這里不是荒蠻的孤島,而是一個“快樂、滿足、文化程度高”的歐洲殖民地。尤瑞黛和當地居民的言談間也充滿著諸如此類的形容。這種倫理價值的追求,在《奇島》中具象為在所能了解的范圍內,力求過一種簡單、快樂、有創意的生活,是一種在精神自由的環境中追求人格健康和完善的權力。林語堂建構的倫理烏托邦,本質上是對儒家道德追求的揚棄。林語堂認為:“儒家思想的中心性與其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孔子維護的社會秩序是“以倫理為法,以個人修養為本”的[6]3。

因而在文本中,道德的力量依然值得肯定,即使中心發生了改變:倫理的判斷取決于對和諧社會文化的維護,個人修養的理想實現則以人本性的健全發展為前提。尤瑞黛在島上受到了熱切的歡迎和招待,這并不全因為她是一個罕見的外來者,有著各種意義層面上的新鮮感;其主要原因在于,島上的居民享受這種悠閑的生活,因而在大部分情況下都真誠地互相喜愛。這樣集體性倫理觀念的構建,使得居民們都普遍覺得,自己有責任使尤瑞黛在島上的生活盡量快樂。這正與列維納斯“好客倫理”相呼應。在列維納斯看來,只有在對自我中心主義的西方傳統倫理進行解構后,在人與人之間“好客”的基礎上,“一個多元化與差異性的和平世界才可能存在”[7]66-67。林語堂在當代性的新倫理尚未完善之際,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已極富預見性地探索和表達了倫理所能達到的最高度,預見了一種基于多樣性的可能的共同體,從而構筑出屬于作家自己的倫理烏托邦。

最后,在政治烏托邦方面,作者通過“新世界”和“舊世界”這樣一組對立的概念,傳達出了區別于一般的政治追求?！镀鎹u》出版的時間(1955年)可謂敏感。日本本土爆開的兩顆原子彈,在結束戰爭的同時,無疑也讓作者同許多人一樣,對越發不可控的未來產生了深刻疑慮,對好似全無管控力度的政治架構產生了新的思考。

現代結構的政治調控在作家那里已經不再適應時代,因而從現實出發,林語堂開始在政治層面部分回歸對傳統烏托邦的追求。如果說柏拉圖政治金字塔的頂端唯有哲人,那么勞思們至少還是發揚了一些現代性的民主風格,勞思(哲人)與阿山波利斯(商人)、“王子”(貴族)、唐那提羅神父(宗教)、艾瑪·艾瑪(專家),與這些各自領域的代表,構成了一種小型的議會圈,盡管每個人所體現的影響力和決定權是不同的。這樣的權力安排并沒有脫出西方傳統的精英治理的框架,但島上的政治和為政治而鋪展的法律體系,由于作者的無用論觀念,并滲入了一些人治元素和重視人性的價值,從而變得更為簡化,甚至隨意。例如島上的強奸罪判得很重——至少十年的監禁與苦工——但幾乎沒有出現這樣的結局,因為施害者和受害者雙方都愿意促成庭外和解:在這個烏托邦,對施害人的諒解是政治和道德意義上雙重高尚性的體現。

二、反烏托邦:《奇島》的自反空間

即使有理想化的一面,但勞思追求的并不是簡單回歸傳統。他所建立的人文烏托邦與懷舊烏托邦框架,其內涵表現了對烏托邦理想某些方面的反思。反烏托邦構成了《奇島》的自反空間,這是一種根本屬性:每一個烏托邦的背面都存在一個反烏托邦,在諸多反烏托邦的背后也存在著一個隱秘的烏托邦[8]6-7。反烏托邦性來源于作者的創作目的與時代背景兩個方面。

第一,作者的創作目的在于表達一種現實可行性?！镀鎹u》中第一次提到理想國的概念,來自剛開始新生活的尤瑞黛的詢問,她不明白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是創造出的理想國嗎?而人類學家艾瑪·艾瑪提醒她說,這其實是一條禁忌,告誡尤瑞黛千萬不要在勞思的面前將其追求與理想國相提并論。在建立烏托邦島嶼又拒絕承認其是理想空間的兩可矛盾中,形成了作者的真實意圖。林語堂認為:“如果沒有戰爭的陰影,而過一種快樂、無憂而簡單的生活,這也許是現代人可以享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類社會理想的可能發展,并能脫離現代文明中自我的復雜與沖突”[3]6。換言之,作者創作的核心目的在于表現和探索一種現實可行的社會模式和現代人的出路。

因而《奇島》在烏托邦理念上自筑了兩重反叛,一是針對傳統的理想國,二是針對資本主義話語下的現代社會。一方面,雖然林語堂與柏拉圖在政治架構方面有相似性,但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卻有根本的不同?！独硐雵返贸鼋Y論的方法完全建立在形而上問題的討論中,試看柏拉圖與阿德曼托斯對理想文學的討論:“愈是好詩我們就愈不放心人們去聽,這些兒童和成年人應該要自由,應該怕做奴隸,而不應該怕死……我們在故事與詩歌中應當采用恰恰相反的名詞?……我們要不要刪去英雄人物的嚎啕痛哭?……他(英雄)不應該憂傷憔悴……”[9]82-86所有結論都是對類型和功用性的抽象觀念在概念上的討論。而林語堂認為:“中國人不重形而上學,因為與身體力行無關?！迂晢?‘死者有知乎?’孔子很幽默答道:‘等你死后就知道了’”[5]80。這本身就是從現實可行性出發的,也是作家所贊同的。因此“理想國”一詞在西方話語實踐的歷史中形成并帶有的空想性質,就使得勞思不得不反對了。勞思覺得,柏拉圖的共和國“只是自己寫著好玩的?！痹谶@個“奇島”上的哲人王看來,政治理想存在的意義只是“好玩”罷了:“民主是一個神話。大家相信任何事,就直接造出一個神來?！覀儧]有辦法靠冷冰冰、赤裸裸的現實活下去”[3]124。理想是抽象的而非實際的,這種政治理想的作用只是給人們留存某一種期望,是一種自我激勵或催眠的表現,因為現實環境實在太過寒冷,神話是人們實際的心理需要的產物。

另一方面,作家在文本中進一步表達了自己對政治的嘲笑——這種嘲笑根本上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結構發出的——表達了對聯合國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諷刺:“真正民主性、代表性的大會一點權力都沒有,只有推薦權,權力集中在安全理事會手上。然后大國又用否決權來扼殺理事會的功能。它根本不是為做事而設計的,即使它有任何決定,也沒有權力執行”[3]143。無意義的結構堆積與無意義的功能損耗,正如格林布拉特對資本主義結構的描述:“(以‘荒野’為例)由于官方確定了荒野的界域,荒野在被保護的同時又被抹除了;自然與人工被置于對立的位置,而所用的手段卻使這一對立毫無意義。我們的目光從瀑布的‘自然’景觀移至鋁牌上的景觀,仿佛是為了確定某種區別,盡管這一區別已被抹煞”[10]10-11。資本框架下話語領域劃分和結合的虛偽,使得林語堂認為,復雜而毫無功效的結構已經堆滿了整個人類社會,從而在集體層面上造成了對人性健康發展的結構性壓抑,生活不再單純,人的個性和獨立性都完全喪失了。

第二,上述悲觀情緒又深受時代背景的影響,并形成了島嶼上殖民者們反烏托邦性的另一種來源。如前文所說,《奇島》的寫作年代正值兩次世界大戰之后,這樣敏感的時間點,為作家的悲觀態度暗示了一種相當有信服力的可能。對戰爭和核力量兩者非理性的恐懼,讓那個年代的一批作家都產生了一種異化而來的幻滅感。一方面是對來之不易的和平的珍惜,另一方面又是對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與和平短暫的恐懼。反烏托邦小說、存在主義文學等由此盛行,反映了人們普遍的幻滅悲觀情緒。作家曾對親人直言心中的孤寂。林太乙在記敘這一時期的林語堂時說:“父親雖然如此隨和,在他心靈深處還有個我們碰不著的地方,那也許因為他是天才,天才要有天才伴,而我們僅是普通人,有時我甚至感到我們的家庭快樂是他任導演創造出來的戲。他有時居然會說他感到寂寞,因為沒有人愛他,令我們聽了莫名其妙”[11]230。家人感到莫名其妙是有理由的,林語堂內心存在的這種好似加繆筆下“局外人”的寂寞,正是現代人現代病的普遍表征,因而作家急于尋找一個可以暫時逃避的“世外桃源號”方舟,作為自己理想的凈土與現實壓力的宣泄。島嶼上的居民不厭其煩地對尤瑞黛強調自己所屬的這個團體,并不是一場簡單的社會實踐。因為實踐代表著一種不確定性的嘗試與對結果的懷疑態度,但他們已經在此定居了兩代人的成長時間,這樣的事實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的反證。由此島嶼空間上的烏托邦性與反烏托邦性達成了一種辯證的關系,統合于作者所認為的理想世界和人理想狀態的現實可行性。

這種元烏托邦關系也是《奇島》的必然。當追求回歸現實,其與現代性的間隙就不可避免在文本中產生沖突。烏托邦文學在這部小說中的自我解構性(反烏托邦)就由此而來。烏托邦文學或者思想的潛在前提即包含了對非現實性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以想象力的發揮和生命意識的昂揚為潛在主題?，F代反烏托邦思潮的本質也由此出發,其總體上可以歸結為一種以反對態度進行的新烏托邦探索。扎米亞京創作《我們》的目的即是解決他眼中的人類社會過度崇拜理想烏托邦的精神疾病[12]119-127;林語堂創作《奇島》也正是為了解決現代人的“科技恐懼癥”與存在主義困境。正是存在于烏托邦與反烏托邦這樣一對互相依存的矛盾關系中的張力,使得《奇島》充滿了思辨精神與豐富內涵。由此,文本極有預見性地反映了一種元烏托邦的架構。諾齊克認為,傳統烏托邦要求所有人接受同一種社會的構想或實踐,這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了;理想國忽略了關鍵的一點,即每個人對于什么是理想社會的衡量標準不同。[13]367-400勞思很清楚地指明了這一點,島民們只是為了生活得愉快,因而多樣性的包容取代了政治和話語的唯一性,這是對文本自身的烏托邦屬性反思的結果。

三、異托邦:《奇島》內外的權力空間

在上述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對立中,林語堂建構了一系列異托邦空間的權威,直接表明其對可能的異質性存在的探索。?？抡J為與不存在現實中的烏托邦空間相對的,就是異托邦:如果說烏托邦是最符合現實邏輯的想象空間,是反映與正常生活中的常規位所關系的差異空間,那么異托邦就完全與之顛倒,它在真實性和邏輯性上與前者相對立[1]54。異托邦本身成為了權力投影至現實中的一面鏡子,借助這面鏡子進行逆向觀察,即可發現隱藏于錯綜空間面貌中的權力本質。林語堂在《奇島》中建構了內外相合的兩種異托邦空間。而無論外部空間還是內部空間,都是基于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空間相合后現實的脆弱性。

在外部建構中,作家塑造了異質性的自然權威,通過將自然景觀的理想化,明確了自然權威的不可挑戰。這種理想化的過程和權力的建構,是通過一定的敘事手段來實現的,即作家在模糊中給自然蒙上了一層神性的面紗。這種模糊是屬于作品中的主角尤瑞黛的,也是屬于每一位讀者的。作品開篇,在經歷了飛機失事和未婚夫之死的巨大刺激后,尤瑞黛生病臥床不起,在腦海中不停播放對模糊回憶的閃回,在一片朦朧中敘述了對島嶼的唯一印象,即這是一個祥和的地方,這是一個安寧祥和的天堂。很難想象在現實情境中,一個流落孤島、同伴被島民殺害的落難者(甚至這個同伴是未婚夫這樣和自身擁有親密屬性的人),可以在病痛折磨中還對孤島有這樣美好的印象:祥和取代了恐怖,親密者死去并沒有給尤瑞黛帶來多大的創傷。這當然可以解釋成某種象征意味的表現,表現人與過去聯系的切斷等等。但更為可能的,這是一種刻意美化,目的是為了夸大自然對人的影響,樹立自然的神性,從而便于建構自然環境這樣一個異托邦空間的權威。同樣,在作品的開篇,讀者在接受時同樣會被這種神性迷惑。因為在此時讀者尚未完全進入文本的空間,對整個作品存在一種陌生與模糊,而作品的最初部分因其需要交代文本背景的必要屬性,就造成了模糊敘述的方便。當尤瑞黛第一次清晰地看見島上的風景,“靜”成為了再一次文本自然權威對讀者的敘述烙印。

島嶼上最高的“艾達山”是最具異質性景觀的代表:在作家筆下自然給人帶來的影響是超過其他一切的,代表了一種不可挑戰的神性;艾達山是這種神性的具現。但這種權力遭受了人物的挑戰。奇島上有一個格格不入的、郁郁寡歡的角色,阿席白地·里格,這是唯一一個完全產出于小島的叛逆者,他的夢想是去親眼目睹島外的舊世界,哪怕那里是一地廢墟,困在這座島上,完全扼殺了他的才華,限制住了他的想象力;這是一個完全與勞思相對的角色,這一點從二者對自然的態度就可以發現。勞思認為,當人企圖背叛自然,自然就還以顏色,使人遭到毀滅;同時現代文明的整個問題,是要使人健全并尋回自我。前者顯然是神話的模式,后者則與華茲華斯對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下的丑陋城市文明厭惡的內核相契。這樣的觀點稱得上傳統,卻并不過時。但勞思對里格的警告,卻顯出十足的保守和權威意味。

對文本內的島上世界來說,里格也是一種異質存在。他為了排解心中困鳥般的憂郁,走遍了島嶼的每一個角落,包括爬上島內最高聳的艾達山的頂峰。里格在與尤瑞黛的對話中覺得,自己攀登艾達峰,并沒有特殊的理由和欲望。這種毫無理由,或許只是想看不同的風景和為排解心中被縛的苦悶。但勞思卻不這么認為,他覺得里格登山只是一種年輕人愛冒險的感性沖動,是一種不成熟的非理性。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一種粗魯的定論,透露出了一種高高在上的話語權威色彩,他不容許自然權威受到任何一丁點的挑戰,無論行為體是否有明顯的主觀意識。勞思曾警告里格:“山是給人凝視、瞻仰,不是要人征服的?！盵3]137這里從兩個不同層面表現出了自然的權力。一是勞思對里格行為蓋棺定論般的解讀,透露出自然權威的不容挑戰;二是對山的態度又直接強化了這種權威。段義孚認為,山岳最能代表人類發展對環境態度的轉變[14]103-109:這種轉變簡而言之,就是從對山感到恐懼與敬畏,發展到將山的意象納入審美系統,對山進行一系列的審美活動。去神圣化本身也同神圣化一樣,是出于人的自身需要所得到的追求。因而僅僅是單方面強調神話天平的某一端,那么自然權力就進一步增強,集體的認同造就了這個異托邦空間的誕生。

在內部建構中,《奇島》也表現了一種社會文化和話語上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最明顯的表征是:相比其他社會,島嶼的社會結構更加脆弱。單獨地描繪島嶼,尤其是世外之島,總能找到這樣一些修飾詞:封閉的,原始的,瑰麗的,孤僻的?？傊?它遠離了主要大陸。因而當世外之島成為現實情境時,成為異托邦的空間時,其中就隱含了一種易碎的性質,它的力量相比主流世界不值一提。奇島最豪華的住宅都是搭建在陡峭崖壁之上的,這是一種極度微妙的暗示與隱喻。島上的歐洲殖民者們為了不讓外界發現,留下了所有意外拜訪者,摧毀了無線電、收音機等和外在聯系或了解信息的方式;在與土著們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從最初登島時由高臨下的欺騙戲耍,變成小心翼翼地溝通配合。島嶼在空間上的脆弱性,與勞思采取希臘化的辦法正相適應。這應當是不得不采取的現實做法,唯有鼓勵人們追求快樂和自在,沉醉于自然,滿足人們的大部分欲望,內部斗爭的損耗才得以盡可能地小,奇島才能夠維持;上文所述的作品中無論烏托邦理念還是反烏托邦的思想,都同樣來源于這種對現實可行性的追求。所以島上最為奇怪的機構,女學生們的“男子研究所”或叫“男性心靈撫慰學院”,才能以更加匪夷所思的異托邦性質出現。這樣一個空間兼具了避險和偏離的功能,一方面它用于安置處于危機中的個體,在作品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往往來到學校躲避丈夫。另一方面,它又成為了行為異常者的集中地,或者說正是這樣一個有別于我們所理解的一般學校的地點,創造了偏離的觀念和行為體:女性的最主要任務和生活意義變成了研究男性,女學生們最主要的學習目的是怎樣應對不同男性并與之和諧相處。將其解釋為保守思想的回歸并不可靠,這些行為更可信的解釋,是作家為了使島嶼脫離烏托邦的幻想性,維持這種脆弱探索的成功做出的嘗試和努力。

但無論怎樣,這種嘗試是通過話語的集權來平衡的。通過文本的描述,我們對島嶼外的舊世界只能想象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卻對這個希臘化的孤島擁有精確的印象。島嶼與希臘,這兩個緊密聯系著的空間概念,共同折射出了一種關于人本性和人性發展的文化唯一性。里格真正所叛逃的,其實并不是自然的約束,否則他也不可能帶著美的眼光發現和尤瑞黛約為秘密的小嶼;里格所反抗的,更多的是這樣一種對人自身可能的定性,這是一種發展的多樣性的限制?！镀鎹u》在強調人的自由發展和本性的同時,又反過來有意無意地創造了一種人性的固定模具,這正是一種根本邏輯的異質。

總之,在內外兩個方面,島嶼權力維系在一個脆弱的社會生態之上。首先,基于延續社會自身生命的需要,它與自然權力的力量結合,做出了對人性的唯一解釋,即人的唯一本性是追求快樂(態度)、閑適(內在手段)與自然(外部方式),只有在無憂無慮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人的多樣性。其次,相對地,知識、好奇、冒險精神、現代性與現代美學等等,變成了從屬概念或者第二性概念。這里暫且將閑適作為第一級的屬性之一,那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人性的這種唯一性解釋,又限制了人超脫閑適這塊地基,束縛了人展望其他風景的可能性。里格基于英國人的身份認同,向往哥特式建筑和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化風格,這遭到了勞思的反對。小說用悲觀的憤怒虛構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掉了西敏寺等這樣許多的建筑。對建筑生命性和審美的理解其實與對人本性的解釋共通。因此,最后,我們當然不能按照書中所提及的藝術觀念,認為只有希臘的古建筑是美的,現代性的美學只是遍地的戲謔和荒蕪,只是一張被潑灑了油墨的空白畫布。人也是如此:里格雖然最后還是被愛情和理想化的美所同化,留在了小島,但他的憂愁和叛逆,無論在什么時代什么地點,都能喚起相當數量的我們的共鳴。詩意的漫想當然是美的,那么與之相對的,我們也不能否認現實中情與美的存在,這才是人性的多樣性之美,而不是拘于某一條勒令下的自由發展。作者在充分的思辨與想象基礎上又對現實可行性過分追求,平衡的結果最終導向了文化層面上的一種非現實:從結構上來看,人的多元性和人唯閑適的自然本性,作為作者的兩種思想核心,竟在某種程度上對立了。

四、結語

林語堂晚年在《八十自敘》中,評價自己的文章和人生是“一團矛盾”?！镀鎹u》雖然在林語堂的作品中并不起眼,但這部于寫作生涯晚期創作、主要由談話和精神探索構成的小說,卻最能反映林語堂復雜的思想。透析小說的空間后可以發現,林語堂在表現自己的烏托邦理想時,也深刻意識到了這種飄渺追求背后的不可能性。為了平衡追求與現實的矛盾,作家以現實可行性為依托,努力讓烏托邦與其自身的背反屬性在島嶼的具體場所中達到某種相向而穩定的聯系,于是島上看似荒誕的、極具異托邦意義的場所由此產生。?？聫娬{現實中的異托邦場所正是我們了解現實本來面目的一面鏡子。那么同理,文本中的烏托邦與異托邦的空間架構,也正是基于理想與現實矛盾基礎上,理解林語堂思想與追求的一面鏡子?？臻g性成為撥開藩籬、表現林語堂哲學思想的重要維度;而認識、反思再彌合妥協,則是這一維度上作家現實思考的主要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