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翻譯模式探究
——兼論“借帆出?！睂χ袊膶W“走出去”的啟示

周玲琪

(常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常州 213159)

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這樣評價葛浩文:“在美國,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差不多成了一個人的天下,這個人就是葛浩文”[1]。作為“西方首席漢語文學翻譯家”,葛浩文可謂譯著等身,從1974年首次發表譯文至今,共翻譯了近三十位中國作家的五十余部作品。而真正讓葛浩文名震中西的,當屬莫言小說英譯。2012年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數十年的“諾獎情結”有了著落,葛浩文翻譯研究也隨之進入國人視野。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跨文化交流背景下,葛浩文翻譯研究更是被賦予了時代意義,為中國文字、文學乃至文化的對外傳播提供了可行路徑。鑒于此,葛浩文翻譯模式研究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一、譯介心理:雙向救贖,精神追求

2014年,葛浩文在“鏡中之鏡:中國當代文學及其譯介研討會”上正面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缺少國際性、視野狹隘、粗制濫造、與國際公認的小說標準脫節”[2]。對此,批評家認為,葛浩文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突然轉變對中國文學的態度。更有甚者認為他“一直是在以文化殖民者的身份利用中國當代文學”[2]。那么,葛浩文譯介中國當代文學的心理果真是出于“沽名釣譽”或是“文化殖民”嗎?批評家的這一評價是否公允呢?

譯介心理作為譯者主體研究的一部分,與譯者的生平事跡、教育背景、文化立場息息相關。葛浩文,美國加州人,1939年生,1961年畢業于長灘州立學院,獲學士學位。畢業后成為美國海軍軍官,被派往中國臺灣地區服役,期間葛浩文學習中文,廣泛閱讀,與中國文化結緣。1964年葛浩文離開臺灣,一年半后重回臺灣,在臺灣師范大學學習了約一年的中文。1968年葛浩文回到美國,進入舊金山州立大學學習中國語言文學,197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隨后葛浩文進入印第安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于1974年畢業。

葛浩文從選擇中國,到喜愛中國,再到譯介中國,經歷了循序漸進、層層深入的過程。葛浩文就讀中國語言文學碩士前,還未對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滋生情愫”。繼續深造的想法源于其語言天賦和大學老師的建議,“是在既無實際成就也無自我期待的彷徨狀態下的一種自我期許性的冒險”[2]。葛浩文研究生共申請了25所學校,只有舊金山州立大學予以錄取。在導師的指引下,他首次接觸到蕭軍、蕭紅的名字。碩士畢業后,葛浩文利用自身中文優勢,決定攻讀博士。他挑選了印第安納大學,師從中國文學教授柳無忌,鉆研中國古典小說、元雜劇及魯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

葛浩文博士論文的選題亦是一波三折。他報的兩個選題“朱自清散文”和“田漢的戲劇”都被柳無忌否定,最后才確定以“蕭紅研究”為選題。葛浩文最初研究蕭紅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他漸漸成為了“蕭紅迷”,自稱蕭紅是他“隔世的戀人”[3]97。然而,蕭紅當時聲名未起,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尚且名不見經傳,何況是在異域他鄉?葛浩文的研究之路頗感孤獨,他借用蕭紅的同名作品聲稱自己的努力仿佛是“曠野的呼喊”。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美國,中國文學尚屬冷門研究。葛浩文曾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英譯情況做過認真調查,所羅列出的譯本清單寥寥無幾,他不由心生感嘆:“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成就是那么高,作品是那么多,于70年代以前,翻譯成英文在美國流傳的卻只有這樣的極少幾本”[3]225。正是出于這種遺憾,葛浩文由蕭軍、蕭紅的小說入手,開啟了自己的翻譯生涯。

葛浩文從事中國語言文學的研究頗具偶然性,對于蕭紅的研究也受其導師影響。然而,正是因為命運的饋贈,葛浩文最終走上了中國文學翻譯之路。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這條路無人問津,葛浩文踽踽獨行,他撐起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美譯介的半壁江山,頗具“開山鼻祖”之勢。然而,其譯文大獲成功后,卻有評論家懷疑其譯介心理屬于“沽名釣譽”“文化殖民”。這樣的評價顯然有失偏頗。在我們看來,葛浩文從事中國文學翻譯事業,更多是出于“雙向救贖”與“精神追求”。

葛浩文說:“翻譯不是背叛,而是救贖(salvation)”[4]。這里的“救贖”可作兩種解,一是翻譯對葛浩文的“救贖”,二是葛浩文對譯出語文化的“救贖”。葛浩文曾調侃稱,文學翻譯是只有瘋子才會做的事情,而他卻甘之如飴。此言不假,從事文學翻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定力。首先,相較于譯者對于文本傾注的時間與心血,文學翻譯的報酬少得可憐。光靠文學翻譯難以謀生,而這項崇高的事業卻需要耗費譯者大量精力,沒有熱愛與信念必然難以為繼。其次,美國市場的翻譯作品不受待見。翻譯作品在美國只占圖書出版的3%～5%,讀者甚至不樂意在書籍封面上看到譯者的名字。深層原因是霸權文化的民族優越感與仇外主義,即使是優秀的譯者亦容易埋沒于市場的啃噬。最后,“一仆侍兩主”的地位讓譯者陷于永恒矛盾之中。譯者既要為作者服務,也要為讀者服務,平衡兩者并非易事,更何況“仆人”總是低人一等。葛浩文說:“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翻譯家的玩意兒,不能同原作者的才華相提并論,這似乎不夠意思”[3]199。既如此,葛浩文為何仍在文學翻譯之路披荊斬棘,上下求索?“雖千萬人吾往矣”背后的精神支柱為何?

有論者表示:“葛浩文個人對文學翻譯的感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文學翻譯作為跨文化活動的需要”[5]?！安灰逊g視為世界的和不同文化之間流通的貨幣,而要將其視為與自我救贖相關的東西”[5]。葛浩文眼中的文學翻譯是一種自我救贖。在葛浩文迷茫無措、玩世不恭之時,漢語解救了他,使他的“生活從此變得不再沉悶和平凡”[6]?！八寡越K于找到他能干好的一件事情,也許是唯一的一件事情”[7]。葛浩文多次言及“主要是為自己翻譯”,他表示:“我做翻譯,作者與讀者往往滿足不了,但總有一個人能滿足,那就是我自己”[8]。這種滿足,即翻譯對葛浩文的“救贖”。

葛浩文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譯介行為,亦是對譯出語文化的“救贖”。1972年,中美關系恢復,美國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迎來了轉機,引發了新一輪“中國熱”。葛浩文敏銳地察覺到熱潮中存在的問題,即美國學者的研究重心在于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作家和作品,鮮有涉及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文學。而后者逐漸擺脫了為政治服務的束縛,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葛浩文注意到中國當代文學這塊未被涉足的沃土,研究興趣也逐漸從中國現代文學轉向當代文學。在美國譯介中國當代文學,一方面可以使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文學,以文學為窗,進而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面貌,群眾的生活方式,乃至充斥異域情調的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可以反哺中國文學和中國當代作家,令其不囿于民族思潮,逐步與世界文學接軌。在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背景下,葛浩文為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對外開放添磚加瓦;在西方世界不了解中國的背景下,將帶有濃厚民族特色的中國文學引入西方世界,促進民族文化的交融。

從事文學翻譯的譯者往往有著熱切的精神追求,或是翻譯理想使然,或是熱愛語言文化,抑或是在推敲與妥協中享受自我價值的滿足。葛浩文亦如此?！耙驗槲覠釔圻@項事業。我喜歡讀漢語;我喜歡用英語寫作。我喜歡它的挑戰性、歧義性、不確定性。我喜歡創造與忠實之間的張力,更有不可避免的妥協。當我時不時地發現一部令我激動的作品,我的心頭就縈繞著一種想要把它譯成英語的沖動。換句話說,我譯故我在。我知道自己能忠誠地為兩族民眾服務,這給了我一種滿足感,它激勵我快樂地把好的、壞的,或不好也不壞的漢語作品翻譯成可讀的、能理解的,當然還能滿足市場的英語作品”[9]。

一言以蔽之,葛浩文對于翻譯的熱愛,既有語言文字本身帶來的飄忽不定的朦朧感,又有服務于文化傳播帶來的滿足感,還有譯作滿足市場需求帶來的成就感。葛浩文在語言、文化與市場中找到了價值歸屬。在這三者間,葛浩文以語言為橋梁,以文化為承載對象,以市場為歸宿,源源不斷地為西方世界注入中國文學的新鮮血液。這種熱切的精神追求往往不計回報。葛浩文除翻譯知名作家的作品外,還“騰出時間來翻譯,一定要花一些時間翻譯年輕作家的?！?一定要)擴大我的翻譯對象,以及讀者的閱讀范圍”[10]。而中國年輕作家的作品在美國的銷售市場未可知,因此譯介過程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包括向出版社遞交詳細報告、介紹作品情節、分析寫作特色、試譯多個章節等。其間耗費大量精力,盡管承擔著前功盡棄,不被認可的風險,葛浩文仍樂此不疲。背后支撐他的是翻譯理想,即構建中國文學的海外生態。

二、翻譯目的:譯以致用,讀者本位

有論者將葛浩文的翻譯思想歸結為:“在全球文學生產大語境下,以‘忠實’為前提,以‘可讀、平易、有市場’為基本訴求,以目的語讀者為中心,凸顯自我的‘再創作’”[4]。葛浩文坦言,自己翻譯條件唯二:其一,“我喜歡且適合我譯”;其二,“要考慮有沒有市場與讀者”[11],他對于自我和讀者的關注度可見一斑。葛浩文“讀者本位”的翻譯目的符合翻譯傳播的本質、市場經濟的需求,以及譯者自身的譯介風格。

(一)翻譯傳播

葛浩文說:“一部作品一旦進入另一種語言,就一定會有所改變”[12]31。當翻譯脫離語言符號層面的轉換,涉及文化交流與傳播時,翻譯就成了一項活動。翻譯活動作為社會活動的一部分,與人的主觀能動性息息相關。因此,翻譯活動都帶有一定的目的性,語言的變異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錢鍾書的“化境”和傅雷的“神似”都是翻譯理想,現實中難以企及。事實上,錢鍾書最初認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1985年又將“標準”二字換成“理想”。從形而下的“標準”到形而上的“理想”,可以體悟出翻譯實踐實則難以達到理論的高度。葛浩文對此深表贊同:“理想的翻譯在理論上是存在的,但在實踐中又無定論”[12]39。既然翻譯活動都帶有目的性,且語言的變異又客觀存在,譯者也就有了操控譯文的空間。葛浩文“讀者本位”的翻譯目的使他與作者間形成一種獨立的關系,他擁有創作自由,能夠生成迎合讀者審美趣味的譯本,對于譯出語語言、文化的海外傳播起到積極作用。

誠然,歸化的翻譯策略會抹煞原作的“異國情調”,西方讀者接觸到的中國文化是分解、異化后的西方文化之“替代品”,這并不利于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與吸納。但是,我們認為,作為在西方世界開墾中國現當代文學荒漠的漢學家,葛浩文的譯本起到了較好的傳播效果。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在西方世界仍處于邊緣文學、邊緣文化,在傳達原作精神面貌的基礎上,優先考慮譯本的可讀性、趣味性似乎才是明智之舉。正如葛浩文所言:“要么歪曲地展示原作,要么使之完全湮沒不聞。承認中國小說在翻譯中有所損失,就如同承認旅游業會對長城造成破壞一樣。雖然如此,但有什么辦法呢?”[13]事實上,葛浩文雖心系讀者,但一向秉持嚴謹的翻譯作風,不會為了讀者隨意歸化原文。于他而言,譯者總是顯形的,也總是隱形的。以《師傅越來越幽默》中兩個文化意象為例,對于“師傅”,他采取音譯,保留中國文化;對于“麒麟”,他選擇轉譯,處理為“unicorn”?？梢姼鸷莆脑诜g過程中有所取舍,歸化與異化并舉,具體策略的選擇則根據文本情況作出靈活變通。

(二)市場經濟

美國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對出版社和譯者影響頗深。市場銷量慘淡的書會下架退給出版社或折價甚至焚燒處理。因此,出版商“更關心銷售的情況,而不是原作者視域的忠實程度”[13]。在市場與出版商的雙重影響下,無論譯者秉持何種翻譯原則,不以讀者為歸依的譯文終將淹沒于市場浪潮之下。葛浩文對此有過評價:“有人堅稱要將讀者引向作者。對他們而言,‘異化文本’是種意識形態的需要,能夠擾亂目標語的文化符碼。而歸化翻譯是對外國文化的挪用和占有,而且拒絕了展示自身語言與原作不同的文體可能性”?！盁o論人們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可實際情況依舊是,可譯性高的作品的可讀性譯文才會得到出版機會”[13]。

在文本選擇過程中,盡管葛浩文也想嘗試嚴肅的文本,但考慮到市場行情和讀者接受度,不得不挑選趣味性、娛樂性強,迎合西方讀者的作品。在翻譯過程中,很多漢學家如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藍詩玲(Julia Lovell)都將讀者的閱讀體驗置于首位,提倡運用譯序、導讀、書后注釋,或將解釋納入故事中,從而規避腳注或尾注對閱讀流暢性的干擾。葛浩文對此深表贊同,他認為:“(文學特質)常因注釋過多而滯礙;很多注解既不必需,也無此必要”,“如果要一篇故事發展流暢,便不該使讀者經常在尾頁去看注釋。翻譯家只要用一點兒想象力,大部分的解釋都可以避免”[3]208-209。

葛浩文深諳西方讀者對東方的獵奇心理。據葛浩文所言,美國讀者喜歡性和政治成分多一些的作品[14]。為了文學翻譯作品的暢銷,葛浩文會對原作進行刪改,比如在莫言的作品中增添性描寫。這顯然已經超出“歸化”的范疇,達到“創作”的地步。葛浩文對此有著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亞洲作家的文學翻譯作品幾乎不可能暢銷[15]。他的創作行為都是為了增加原作的可讀性,以便開拓西方市場。有人將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歸功于葛浩文的翻譯,葛浩文自己也承認他是“幫助莫言開花的人”。葛浩文的譯介模式獲得了市場的認可,就其結果而言,為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功莫大焉。不過,以犧牲原作精神迎合市場需求與讀者審美的譯介模式非長久之計,與其順應目標語讀者的審美,不如引導他們感受異域文化的魅力。以性文化為例,東方含蓄的愛意表達未必遜色于西方露骨的性描寫。文學作品可以在語言層面獲得新生,但精神實質不應偏離原作。譯者為讀者考慮無可厚非,適當的歸化也是必要手段,但過分遷就市場的編譯不利于民族文化間的相互了解,容易助長目的語文化的自戀情結,加深西方對東方的誤解。

(三)葛譯風格

葛浩文眼中的文學翻譯目標為,譯文讀者能夠獲得與原文讀者“相稱的愉悅、敬畏或無論其他的什么感覺”[16]?？梢钥闯?葛浩文注重譯本的審美趣味,而非機械對應原文。太過拘泥于原作反而會折損其語言魅力,即使還原了原作的形與意,也難以捕捉其精魂。葛浩文認為:“‘雅’比‘信’和‘達’重要”[10],這與錢鍾書筆下“不忠的美人(belle infidèle)”頗為相像。葛浩文認為翻譯是重新賦予原材料一次美好的生命。他曾抱怨譯者的隱形和從屬地位[3]201,在他看來,譯者承擔神圣的使命,其地位應與作者相當,作者對源語讀者負責,譯者則對目的語讀者負責。有時,翻譯甚至“能以某種作者都難以想象的方式提升原作”[9]。鑒于此,葛浩文格外重視母語閱讀,培養文學審美與英語語感。他在原作的“鐐銬”之下,舞步翩翩,賦予原作以嶄新的生命。這種“創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凸顯了譯者個體。以原作者為中心的譯文易于淪為附庸與次等品,二次創作過的譯文方能完整展現譯者風采。譯本的最終歸宿是市場與讀者,譯文若是無人問津便失去了價值。譯者的價值同樣體現在讀者,讀者的肯定回饋給譯者巨大的精神鼓舞,給予譯者成就感與滿足感。以讀者為本位的翻譯觀既符合市場的需求,又吻合譯者渴望被接納的心理,還為大部分原作者接受。莫言在2000年的演講中說過:“許多既精通英文又精通漢語的朋友對我說:葛浩文教授的翻譯與我的原著是一種旗鼓相當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譯本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蛟S葛浩文優先滿足的是“為自己翻譯”的譯介心理,渴望通過譯寫本國語言,獲得自我價值感與成就感。而在譯介過程中,讀者導向的譯介目的收獲了市場與原作者的雙重肯定。葛浩文并非個例,諸多漢學家都以讀者為中心英譯中國文學。他們基于對目標語讀者文化審美的認知把握,發揮母語優勢,其譯本的可讀性與傳播效果往往優于中國翻譯家的譯本。在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號召下,借鑒漢學家的翻譯路徑優勢或為可行之舉。

三、文化立場:平衡協調,文化中美

葛浩文的身份是美國人,他也坦言自己是“為外國人翻譯”。他的歸化策略與“翻譯即重寫”的觀點不免遭到批評家質疑。葛浩文“以讀者為中心”的翻譯觀側重于譯本的市場價值,有時因此犧牲原作的文學價值。那么,他的文化立場是否代表美國?他的翻譯是否真如部分批評家所言,是一種文化侵略?在我們看來,葛浩文的文化立場居于中美之間,他一方面熱愛中國文化,建立中國情誼,另一方面致力于文化傳播,為讀者負責。葛浩文是中美文化的居間者,在矛盾與妥協中平衡協調翻譯場域各要素之間的關系。

葛浩文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這種興趣體現在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上。葛浩文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起步于蕭紅,1976年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專著《蕭紅》,并由其友人鄭繼宗翻譯成中文譯著《蕭紅評傳》。這部譯著資料翔實,論證充分,足見葛浩文做學問的功底。從研究蕭紅到翻譯蕭紅,再到去蕭紅故居實地考察,葛浩文對這位“隔世的戀人”可謂“情深一往”。不論是研究作家,還是專注翻譯實踐,背后都透露出葛浩文對中國元素、中國文化的熱愛。此外,葛浩文還創辦了學術性刊物《中國現代文學》,擔任主編長達15年。他常用英文或中文撰寫文章,發表關于中國文學研究的論文。劉紹銘曾這樣評價葛浩文的中文功底:“他的白話文雖未到詐嬌撒野的程度,但確已到隨心所欲的境界”[3]序。作為一名長年從事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實踐的漢學家,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不言自明。這份熱愛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文化立場。葛浩文同樣熱愛母語,享受用母語創作的感覺,并認為譯文表達比理解原作更重要。但基于其對中國文化的觀照,葛浩文的文化立場居于東方與西方之間。其譯介心理不存在“文化侵略”,更多是出于“文化傳播”。至于部分批評家所言的“東方主義”色彩是針對葛浩文翻譯策略做出的揣測,不應上升到文化立場的判斷。

葛浩文與諸多中國作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葛浩文翻譯巴金的《第四病室》的初衷是因為巴老的囑托。葛浩文一般只選擇自己喜愛的作品翻譯,但巴老的《第四病室》卻是例外——翻譯《第四病室》的立場是為了巴金,或者說是為了巴金的作品能夠在海外出版。楊憲益和戴乃迭是把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譯成英文并傳播到海外的“第一人”,他們秉持異化翻譯的原則,將中國傳統文學原汁原味地推向世界。葛浩文十分崇拜楊、戴二人,認為他們對中國翻譯的貢獻極大。他站在跨文化傳播的立場,對異化文本價值給予肯定。中國翻譯檔案館收藏的信件顯示,葛浩文在翻譯過程中與不少作家保持緊密聯系,其中包括莫言與畢飛宇。莫言與葛浩文互稱“老莫”和“老葛”,兩人自1988年首次合作以來,通信不計其數,其中不僅包括對翻譯文本的探討,也有對海外推介活動的商討。葛浩文對莫言作品的海外推介多有貢獻,他不遺余力地向美國讀者介紹莫言。而莫言則以無條件的信任回饋葛浩文,全盤給予葛浩文翻譯自由。這種作者—譯者互相信任,彼此欣賞的合作模式堪稱譯界典范。葛浩文在翻譯畢飛宇小說《推拿》時,秉承一貫嚴謹的翻譯態度,對畢飛宇拋出諸多問題,畢飛宇非但沒有因此感到困擾,反而欣賞葛浩文的翻譯態度,榮幸與之共事。從上述諸例觀之,葛浩文與中國作家之間保持著良好合作關系,并建立了深厚情誼。從譯者的主觀情感判斷,葛浩文不可能不顧作者對原作進行“文化殖民”。葛浩文的譯作被原作者接受,莫言對其稱贊有加。這是因為葛譯本以市場為導向,迎合了受眾審美,實現了作者、譯者、出版商共贏的局面。正如葛浩文所言,翻譯必然有所“失”,但他更看重翻譯之后的“得”[13]。若緊扣翻譯之“失”,對葛譯的文化立場進行抨擊,則辜負了譯者傳播文化的良苦用心,似有過河拆橋之嫌。

葛浩文認為文學翻譯工作者是文化之間的協調員。文學翻譯工作者充當著“橋梁”的作用,為民族文化交流牽線搭橋。無論是其翻譯實踐還是翻譯思想,都能體現葛浩文文化協調員的身份與立場。葛浩文在翻譯中遇到文化意象和語言特質詞時,往往采用“折中”的翻譯策略。一方面,他為目標語讀者考慮,慎用文內注釋,避免打斷讀者的閱讀連貫性;另一方面,他以其他形式對文化意象和語言特質進行補償。如《青衣》書末附有詞匯解釋,包括“菩薩”“偉人”“二郎神”等;在《師傅越來越幽默》譯者前言中解釋“師傅”的意義與用法;在《狼圖騰》附錄中對“旗”“走資派”“四舊”“黃帝”以及“蒙古包”進行解釋[17]。

葛浩文不僅注重平衡譯本的社會性和語言性,還負責協調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關系。他有時因“連譯帶改”的翻譯行為受人詬病,但很多時候其實是充當了出版商的“替罪羊”。美國編輯擁有很大的修改權限;出版商為了發揮譯本的商業價值、迎合受眾審美趣味,不惜對原作進行大刀闊斧的刪改。這種商業行為自然會損害原作的文學性,引起原作者的不滿。葛浩文作為譯者,自然擔負起了溝通協調的職責。如《香港三部曲》《舊址》《手機》《天堂蒜薹之歌》均由出版社提出刪改建議,葛浩文獲得作者同意后才進行修改。作者不愿刪改原作的情況亦有之,如畢飛宇的《推拿》。最后,葛浩文經與出版方協調,推出了未經刪改的《推拿》譯本[18]。不論是翻譯內中西文化的平衡,還是翻譯外各要素的協調,葛浩文都嚴守“文化協調員”的角色,其文化立場居于中美之間。事實上,葛浩文認為藝術超越意識形態,他說:“如果我們完全根據我們自己所屬文化的文學標準來決定接受或拒絕一項翻譯任務,而不是把它當作一個中國的作品去接受,我們就是傻瓜……文學或文化上的大一統思想從來不會輕易為譯者所接受”[16]。葛浩文從未抱有“文化殖民者”的心態,對于相關攻訐,他本人也無可奈何。

四、翻譯策略:嚴謹創造,動態忠實

忠實與創作常被看作二元對立,譯者處于永恒的矛盾之中。忠實,即成為作者;創作,即成就譯者。既貼合原作,又顧及文學性的譯筆是每個文學翻譯者的追求。葛浩文位于忠實與創作的中間地帶,譯文往往是“忠實性”與“文學性”二元互彰的結果。葛浩文享受忠實與創造之間的張力與妥協。他以忠實為基本翻譯原則,以創造性叛逆為個人特色,通過忠實與創作間的平衡之學,葛浩文在譯文中做到了動態對等。

葛浩文翻譯態度嚴謹,無論是翻譯理念還是翻譯實踐,都能體現他的態度。葛浩文自稱翻譯理論對其實踐指導意義不大,他的翻譯實踐主要基于對漢語文化語境的理解,對英語語言表達的把控以及轉換的直覺。在翻譯過程中,一直盡可能在“語氣、情感、細微的差別以及其他更多的方面保持對原文的忠實”。對于翻譯中不可避免的損失,他也只能“扼腕嘆息”[15]。顯然,葛浩文并非為了創作而翻譯,而是為了翻譯而創作。他的翻譯原則即忠實,至于那些“不可避免的損失”,也通過創作盡力彌補。葛浩文注重語言的表達與美感,最大程度保證譯文的可讀性,這是審美層面對忠實度的動態補償。

葛浩文一絲不茍的翻譯態度還體現在翻譯實踐中。對于“可以避免的損失”,葛浩文力求精準。他不厭其煩地與原作者溝通,確保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還原原作。莫言曾對葛浩文的翻譯態度有過具體描述:“他寫給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給我的電話更是無法統計……教授經常為了一個字、為了我在小說中寫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東西,而反復磋商”[19]。這種刨根究底的精神正是翻譯家的工匠精神,也體現了葛譯創作的“界限感”。

學界有不少質疑葛譯忠實性的聲音,立腳點大多在于葛浩文對原作的刪改與編譯。上文已有提及,葛浩文的刪改行為很多時候是應出版社要求,并非出于個人主觀意愿。而這位兢兢業業的“協調員”恰恰成了“替罪羊”,背負“不忠”的罵名。葛浩文的刪改行為是基于市場服務的,有時他承擔起了編輯的職責,或是精簡原作,或是彌補原作漏洞,保持譯作前后統一。對于隨意刪改的行為,葛浩文嗤之以鼻。在論及阿瑟·韋利的《水滸傳》節譯本時,葛浩文質問道:“翻譯家有權這么做嗎?他(阿瑟·韋利)盡到了翻譯家的本分嗎?本人認為沒有”[3]206?？梢?葛浩文自始至終都未摒棄忠實原則,他的一切變通與創作都基于此。

葛浩文翻譯態度嚴謹,但并不意味著他的翻譯會機械地忠實于原文。英漢語言屬于不同語系,語言差別很大。詞與詞、句與句之間對應程度較低,這就為譯者帶來了創造空間。不同于一一對等的轉換,靈活變通的創造從整體入手,運用補償手段以求動態對等。譯者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創造性補償,也是忠實的一種體現。葛浩文的翻譯亦是如此,他認為:“翻譯不可能復制原著,只能對原著進行彌補”[9]。

葛浩文認為翻譯即重寫。他的翻譯目標總是基于讀者視角考慮,即目標語讀者讀完譯作需與源語讀者讀完原作產生相似的情感體驗。重寫策略實則是更高層面的忠實。在重寫策略下,目標語表達靈活度更高,語言的質量影響著譯作的好壞。因此,葛浩文認為翻譯最難的并非理解,而在于表達。在風格層面,葛浩文也沒有復制原作,他的譯本向來帶有自己的風格。一方面,譯者風格難以消除。即使是對原作風格亦步亦趨的臨摹,也難以抹煞譯者風格的存在。另一方面,“葛浩文化”的譯文正是葛浩文注重自我的體現,重寫后的譯文好似二次創作,譯者便是其再生父母。譯者的重要性與作者相當,有時甚至可以趕超作者,創造出比原著更勝一籌的作品。旅美作家孫笑東認為,葛浩文的英譯本就審美的統一性和可靠性而言,勝過莫言的原作[17]。在實際翻譯過程中,譯筆靈活度受原文文體影響較大。以小說與詩歌翻譯為例,譯筆出原著頭地的現象時而有之。錢鍾書對此有過評價:“譯者驅使本國文字,其工夫或非作者驅使原文所能及,故譯筆正無妨出原著頭地”[20]373。錢鍾書的評論針對的是詩歌翻譯,用在小說翻譯上也未嘗不可。

五、“借帆出?！睂χ袊膶W“走出去”的啟示

目前中國文學外譯主要有三種譯者模式:一是由西方漢學家翻譯,二是由中國翻譯家翻譯,三是由中外譯者合作完成。所謂“借帆出?！本褪墙栉鞣綕h學家的譯筆,傳播中國文學。葛浩文作為幫助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漢學家,其翻譯模式在“借帆出?！狈g模式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是中國文學對外傳播,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必要參照。無論是其譯介心理、翻譯目的,還是文化立場、翻譯策略,葛浩文都為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提供了啟示。

其一,因愛而譯。葛浩文將翻譯視為“救贖”,他熱愛中國文學,熱愛語言文化。葛浩文選擇文本的條件之一是“我喜歡且適合我譯”,這一譯介心理是翻譯事業的核心支柱。由中國政府主導的對外譯介模式要尤其注重譯者的選拔。相關機構應建立合理的選拔制度,在考量譯者翻譯能力的同時,也要兼顧其主觀情況,比如譯者對文本的喜愛程度,譯者風格與原作風格的適配度等。楊憲益翻譯《紅樓夢》是服從組織的安排,但他多次表露自己不喜歡《紅樓夢》,包括書中大大小小的宴請、瑣碎的食譜細節、賈寶玉的各種行為邏輯等[1]。楊譯本《紅樓夢》成就已然不凡,若是帶入正向譯者情感,書中人物形象或許更為鮮活。

其二,心系讀者。葛浩文對市場和讀者關注度極高,為了迎合目標語讀者的審美趣味,會對原文進行歸化,甚至刪改處理。過度歸化和隨意刪改會損害原作的語言性,而大量異化和機械忠實則會使譯本喪失社會性。如何平衡兩者是譯本成功的關鍵。目前看來,中國本土發起的對外譯介活動總體不是很成功。中國本土譯者語言的劣勢,翻譯策略的異化傾向以及目的語市場的排斥都是造成銷量慘淡的原因。語言的劣勢可以通過中外合作的新型翻譯模式彌補,翻譯策略的選擇可以借鑒海外漢學家,而目的語市場的排斥則可以通過“中國文學代理機構”和“文學代理人”解決。一言以蔽之,只有打磨可讀性高的語言,使用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建立有效的傳播機制,才能贏得海外市場,俘獲讀者“芳心”。

其三,堅定立場。葛浩文是中美文化的居間者,翻譯場域各要素間的協調員。中國本土主導的海外譯介活動文化立場明確,即傳播中國文化,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我們認為,在堅定文化立場不動搖的基礎上,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需采用“三分法”,即“分文本”“分讀者”“分階段”進行譯介?！胺治谋尽敝父鶕谋绢愋偷牟煌?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如典籍翻譯等文化密集型文本適用異化為主的翻譯策略,而現當代小說、詩歌則適用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胺肿x者”指根據目標語讀者群推出不同類型的文本。如針對漢學家、史學家、文學家、翻譯學家等研究人員,推出保留文化意象與注釋的譯本。針對普通讀者,則推出趣味性強、可讀性高的流暢譯本?！胺蛛A段”指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需循序漸進地分階段進行,譯者主體應逐漸由海外漢學家讓渡給本土譯者,以確保文化立場與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初級階段的翻譯主體為海外漢學家,翻譯策略以歸化為主。中級階段應尋求本土譯者與海外譯者合作的譯介模式,歸化與異化策略并舉。高級階段的譯者主體應回歸本土譯者,翻譯策略也應以異化為主。目前,我們仍處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初級階段,以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并不代表文化立場的動搖,而是推動中國文化融入主流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

其四,變通策略。葛浩文的翻譯策略融忠實與創造于一體,本質是靈動的直覺式、印象式策略。葛浩文以忠實為翻譯原則,結合自身譯介風格,對翻譯中“不可避免的損失”進行創造性補償,達到動態忠實的效果。中國本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也需發揮主觀能動性,對于不可譯之處進行變通處理。再者,葛浩文“翻譯即重寫”的翻譯觀呼吁我們提高譯者地位,重視譯者個體。在小說和詩歌翻譯中,譯筆出原著頭地也無妨。

六、結語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中國文學“走出去”是一個漫長且艱苦的過程,其間會不斷涌現新問題。以漢學家葛浩文為參照,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需要因愛而譯、心系讀者、堅定立場、變通策略。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初級階段,盲目追求翻譯數量并不可取;摸清方向、找準定位才是長期發展的根基?！敖璺龊！被蛟S可以解決一時之需,但非長久之計。再者,海外漢學家人數有限,難以滿足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需求。我們應當吸納漢學家的譯介優勢,化為己用,將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培養一批有翻譯熱忱,有市場思維,具備堅定文化立場和靈活變通策略的本土譯才。假以時日,文化強國的遠景目標定能實現,中國文學也終將傲立于世界文學之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