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在北部邊疆的歷史實踐

周振光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黨校(呼和浩特市行政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中國共產黨在北部邊疆(以今內蒙古地區為主)的革命活動是“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形成與發展完善的重要基礎。 早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之前,中國共產黨就十分注重團結內蒙古各民族,尤其是蒙古族一致抗日。 1935 年11 月,中共中央抵達陜北后不久,中共西北中央局即頒布了《關于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指出:“加緊少數民族的工作,特別是蒙古人民中的工作,發動他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掠與漢人官僚軍閥的奴役,同他們一切的反日反漢奸軍閥的武裝隊伍訂立作戰協定?！盵1](319)這明確指出了內蒙古地區的工作中心和首要任務,即聯合各種武裝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大革命時期“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在北部邊疆的初步探索

1919 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引發了一場廣泛且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運動,當時一些在北京(榮耀先、王祥、趙瑞年、巴文峻、張良翰等)、天津(韓麟符等)兩地求學的內蒙古各族青年直接參與其中。 為喚醒家鄉同胞們的斗爭意識,趙瑞年、巴文峻等人回到歸綏地區開展活動。據載:“(趙瑞年等)首先來到這幾所學校,講述北京五四運動的經過,揭露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罪惡陰謀,痛斥北洋軍閥政府出賣民族利益的行徑,并且針對‘二十一條’中與內蒙古地區有關的內容逐條進行分析和批判,呼吁歸綏學生行動起來,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盵2](10)在趙瑞年等人的宣傳影響下,歸綏幾所學校成立了“學生會”,統一領導本地區學生參加反帝愛國斗爭。 1919年5 月17 日,北京學生聯合會決定于5 月19 日舉行全體總罷課運動,歸綏地區部分學校積極響應。 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每年5 月,歸綏地區各學校師生都要組織“紀念五四運動”和不忘“五七國恥日”的示威游行活動。 五四運動以后,在各學校學生會的基礎上成立了綏遠學生聯合會,統一領導學生運動。 為了向內蒙古各族群眾宣傳革命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共北方局黨組織和李大釗決定由蒙藏學校進步青年學生創辦刊物。多松年、烏蘭夫、奎璧等人接受了此項任務。 1925年4 月28 日,《蒙古農民》正式出刊,隨后被廣泛散發到綏遠、熱河、察哈爾等地,有效促進了內蒙古各民族群眾革命意識的覺醒。 大革命時期,李大釗等人在內蒙古建立黨的組織,1925 年開始,陸續在綏遠、熱河、察哈爾和包頭四地建立了工作委員會,開始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形成有力的統一戰線,推動了內蒙古地區國民革命的開展。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在北部邊疆的逐步成型

面對大革命失敗后的嚴峻局勢,1927 年8 月7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同時確立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 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內蒙古革命運動必須與蒙古民族解放斗爭相結合,因為“只有本黨組織及其政治影響在內蒙有偉大的發展,內蒙革命才有發展與成功的可能”①。 1928 年中共六大指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問題(北部之蒙古,回族,滿洲,高麗人,福建之臺灣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對于革命有重大的意義,特委托中央委員會于第七次大會之前,準備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會時列入議事日程并加入黨綱?！盵3](450)1929 年2月,中共中央針對內蒙古的民族問題進一步指出:“蒙漢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取消王公貴族一切特權,取消奴隸制;沒收一切王公地主的土地牲畜,歸牧民自牧,農民自耕;取消一切政府軍閥王公貴族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盵4](102)1930年11 月,中共中央進一步指出:確認內蒙革命的動力是工人和雇農、貧農、中農、牧民、奴隸以及兵士。 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軍閥、王公、地主以及資本家。 這一革命的任務是完成內蒙包括蒙古族在內一切勞動群眾的解放,徹底鏟除封建制度,實行土地革命,趕走帝國主義,推翻王公軍閥國民黨的反動統治。[1](137)八七會議以后,在中共中央和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內蒙古的黨組織大多得以恢復。 至1936 年10 月,黨組織包括“中共綏遠特別支部”“中共內蒙特別支部”“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中共綏遠地區特別委員會”“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中共歸綏中心縣委員會”“中共綏遠省特別委員會”“中共臨河支部、臨河特別支部、臨河縣委員會”“中共烏審旗工作委員會”“中共墾區工作委員會”“中共鄂托克旗工作委員會”等。[2](59-74)這些黨組織擔負起了組織和領導內蒙古革命運動的使命。

三、抗戰時期“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在北部邊疆的基本成熟

1935 年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把陜甘寧邊區北大門的伊克昭盟的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 中共中央專門“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角度強調要尊重少數民族的傳統和習慣……爭取充分的時間在烏審旗建立統一戰線組織,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2](127)。黨中央還進一步指出:“蒙古民族在政治上應與漢族享有平等的權利?！盵5](418)“幫助蒙古民族改善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激發蒙古人民抗戰熱忱與生產熱忱……”[5](419)七七事變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建立起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一時期,黨中央開始系統研究民族問題,成立了專門的民族工作機構。1936 年10 月,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共蒙古工委基礎上成立中共少數民族工委,由中共陜甘省委領導,李維漢任書記。 1936 年12 月,高崗接任書記,中共少數民族工委在原所屬各單位外,還新增設了蒙古部、回民部。[2](124)1938 年11 月,中共中央提出,“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夷、 番等) 為統一的力量, 共同抗日圖存”[6](760)。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中共中央指示,將戰地動員委員會逐步過渡到抗日民主政權,大力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斗爭。 1940年8 月,中共綏遠省委為了將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各個民族和主張抗日救國的各界代表有效組織起來,在綏西武歸縣小西梁村召開了綏察人民代表會議,會上產生了晉綏第二游擊行政公署駐綏察辦事處,以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推動大青山地區抗日力量的整合。 1941 年4 月15 日,綏察行政公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7 月1 日,公署即發布了《關于動員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愛國人士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布告》。[7](245)爭取國民黨中積極抗日的愛國將領,配合支援他們的抗日行動,成為內蒙古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內容。

四、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在北部邊疆的重大成果

隨著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出現的重大變化和中國抗戰的不斷勝利,日本帝國主義敗局已定。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中國晉察冀分局和晉綏分局為華北和熱、察、綏地區的戰略反攻作了充分準備。 1945 年10 月,中共中央提出:“放手發動與組織蒙人的地方自治運動,建立自治政府?！盵8](760)按照這一指示,1945 年11 月6日,烏蘭夫同志主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在張家口宣告成立。 黨對內蒙古的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首先,要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下大力氣幫助內蒙古地區發展,并把人民群眾組織在黨的周圍,在軍事上幫助建立一支真正體現人民性的地方民族軍隊;其次,基于自由民主和民族平等原則,主張一切民族在政權組織形式上, 實行親密的聯合與平等的合作。[9](1)11 月26 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大會在張家口舉行,此時內蒙古東部地區也在籌備東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并成立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鑒于呼倫貝爾和興安地區自治運動背景復雜、熱河自治運動領導力量薄弱、內蒙古東西部地區自治運動尚不統一。 于是,在承德召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史稱“四三”會議,通過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的主要決議》。 四三會議完全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內蒙古自治運動的領導,從理論上厘清并明確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性質、方向、道路和領導權等核心問題。 1947 年4 月23 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王爺廟隆重開幕,出席會議的有漢、蒙古、達斡爾、鄂溫克、滿、回、朝鮮族等各族代表,共392 人,包括工農牧商學兵各界代表及地方士紳和民族、宗教界的代表人士。 伊克昭盟和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因為還處于國民黨統治之下,所以未能派出代表,其他盟旗均有代表參會。 1947 年4 月27 日發布的《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指出:根據內蒙古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決定于今年五月一日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這是我們內蒙古民族數百年來一件最大的喜事”[10](238)。 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內蒙古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的誕生,預示著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真正落地,成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成功范例。

注釋：

①參見《中共順直省委關于內蒙古工作方針(1928 年3 月)》,載于中央檔案館、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編《內蒙古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七年)》,內部資料,1988 年,第1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