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學規》精神與臺灣書院的具體實踐*

鄧洪波,吳淡如

(湖南大學 岳麓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一 前 言

明鄭時期(1662-1683年)是臺灣的儒學啟蒙期,大批士民東渡,建立最初的漢人統治規模,也建立了臺灣最早的政經架構。鄭成功本人曾為國子監生,儒生出身,渡臺之后所用之人也以儒生居多,臺灣在當時經濟社會狀況屬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1]15-16,鄭成功及其子在此立廟、設學校、辦考試選拔人才。其輔佐大臣陳永華,有浙東經世學派的儒學背景,對于文教倡導不遺余力,此時之儒學為明末經學與經世實學,雖然明鄭統治臺灣的時間僅僅二十二年,但是臺灣文教體系因此初具雛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之后,朱子學隨著政權拓展,在臺灣落地生根?？滴踝鸪缰熳?而臺灣本屬閩地,政治因素加上地緣因素,使臺灣教育深受朱子學的影響。閩地儒學向來被稱為“道南之傳”,可追溯到北宋楊時(福建人)。楊時是二程弟子,學成歸閩,明道云:“吾道南矣?！贝撕笃鋫髦亮_豫章,再傳李侗,再由朱子發揚光大。朱子之學在宋時歷經各種困境,卻在元朝仁宗延佑年間,因國家考試多規定用《明經》《經疑》和《經義》等朱熹注釋[2]12738-12743,成為顯學。

入清之后,閩臺之行政長官大多為朱子學說的信仰與推行者。朝廷為了政治認同與教化,地方官則以提倡儒學及改善民風為期許,支持書院與義學的設立。臺灣書院繼承福建鰲峰精神,成為朱子學道南之傳的“道東之傳”,朱子學通過書院、社學、義學全面向臺灣社會遍地扎根。朱子手訂的《白鹿洞學規》也成為臺灣士人們在書院學習時的重要準則。

筆者歸納分析文獻中所載臺灣書院學規及各府縣通志、人物傳記,探討朱子學“道東之傳”及重視篤行的《白鹿洞學規》對于臺灣書院士人實踐精神的影響。全文分為三部分:一是探討朱子學“道東之傳”的脈絡及其重要人物;二是從臺灣書院學規探討其承載的朱子《白鹿洞學規》精神;三是抒論臺灣書院士人經世致用精神的具體實踐,申明朱子學為臺灣文化之源頭活水。

二 朱子學“道東之傳”的傳承脈絡

朱子生于閩地,與閩臺有深刻的地緣關系,而朱子學在臺灣的早期傳播,莫不與鰲峰書院有關。福建鰲峰書院創辦者即為堅定奉行朱子學的張伯行。

曾任“八閩巡撫”,閩地最高行政長官的張伯行(1662-1725),字孝先,晚號敬庵,清史本傳稱他“生平學宗朱子,篤信謹守,無稍依違”。唐鑒《清學案小識》將他列于“傳道學案”之中[3]33。張伯行在《近思錄集解》序云:

伯行束發受書,垂五十余年,兢兢焉以周、程、張、朱為標準,而于朱子是錄,尤服膺弗失。[4]1-3

張伯行奉朱學為圣學,居官清正廉明,康熙皇帝稱贊他為“天下清官第一”。[5]10165-10168盛朗西所著之《中國書院制度》稱之為“道南嗣音”,閩地“弦歌不絕,皆先生倡導力也”[6]56。不管在何處任官,張伯行都熱心創辦書院,“至必立學延師,在閩建鰲峰書院,在吳建紫陽書院,在臨清建清源書院,在夏鎮建夏鎮書院”[3]33。張伯行就任福建巡撫期間,以鰲峰書院為基地,一面辦學,一面從事宋儒學有關之理學著作的刊刻,在福建巡撫任內刻了不少書籍,如《學規類編》《養正類編》《道統錄》《正誼堂文集》等,不遺余力地傳揚程朱理學。福州鰲峰書院著名山長有陳壽祺 (1771-1834),著名學子有藍鼎元(1680-1733)、林則徐(1785-1850)等[7]103。早期臺灣書院教育資源不足,若想繼續深造,就需渡海到鰲峰書院就學,鰲峰書院成為臺灣士人心中的最高學府。然而長路險阻,且所費不貲,若非富家無力負擔,故“諸生一仰止鰲峰,且不免望洋而嘆也”[8]558-559。

張伯行的儒學立場分明,一心崇朱、批陸象山與王陽明。他批評陸象山:“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腳?！懠跁壬?‘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圣賢之理?！粝笊?則硬使圣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為學者害也?！盵3]40-42他又批評陽明學:“姚江學派以不檢飭為自然,以無忌憚為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污為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為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圣學之藩籬決矣!”[3]42

在張伯行心目中,只有程朱才能上溯孔孟,而象山和陽明之學都是偽學?！栋茁苟磳W規》也成為張伯行所認定的學規。其《學規類編》序云:“人守一編,學共一規。則夫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者,一皆圣賢進德修業之方?！盵9]1-3他隔海積極推動臺灣文教,以朱子學為唯一儒學正統,是臺灣朱子學傳播的首要推手?！杜_灣縣志》有如此記載:“康熙四十八年,知縣張宏奉巡撫張伯行建立社學于各里莊十六所?！盵10]83

臺灣朱子學及書院奠基者則為陳璸。陳璸(1656-1718,廣東?？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為張伯行所推薦,再度來臺任分巡臺灣廈門道并兼理學政。陳璸除了整頓行政制度之外,在文教上也盡心盡力,“修圣廟,重修府學,又新建朱子廟、文昌閣及重修臺灣縣學等,更置學田以資師生膏火,以期書院經費無虞。凡所創建,親董其事,終日不倦,于是臺灣文風丕振”。[11]135-136他在康煕四十一年(1702年)曾任臺灣知縣,聲望極佳,第二次來臺時“民聞其再至也,扶老攜幼,歡呼載道如望歲焉”。[11]680-681在陳璸的推動下,朱子在臺灣成為“教育標竿”,也漸漸神格化。他第一次來臺時修孔廟、新建了臺灣府學的明倫堂,再次來臺又重修臺灣府學,在學宮內新建文昌閣,還自費興建朱文公祠,可見他對朱熹之崇敬。[11]683-684康煕五十六年(1717年),陳璸鞠躬盡瘁卒于任內,“以勞,卒于官。屬纊時,一綈袍覆以布衾而已。屬員入視,莫不感涕;民有相向哭于途者”。陳璸將在臺俸祿全部奉獻給臺灣,一生清簡,康熙因而“特設帑金歸葬”。陳璸來臺興教育,重民生,以一生實行朱子學學者的政治理想。陳璸在臺八年,去世后臺人也將他配祀于孔廟,并在他所興建的文昌閣之內塑像紀念。

陳璸以他的一生成為朱子學者的在臺典范。在《新建朱文公祠碑記》中,陳璸特意強調義利之辨:“文公之言……曰:‘分別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x利分際甚微,凡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凡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義固未嘗不利,利正不容假義。敬在心主一無適則內直;義在事因時制宜則外方。無纖毫容邪曲之謂直,無彼此可遷就之謂方?！盵11]683-684“義利之辨”也是《白鹿洞學規》的重要內容,而陳璸就“義利之辨”提出自己的看法,強調無所為而為的奉獻行動力,又以“義固未嘗不利”來提高“義”字的包容度,為臺灣重商社會強調了有義才有利的原則。

陳璸重視民間尊奉的科舉之神文昌帝君,并且建造了臺灣第一座文昌閣,為了提高臺人對于文教之重視,“神道設教”確是有效率的方法。文昌閣也開啟臺灣文昌祠中祭祀朱子與宋儒之例。以書院培育菁英和以廟宇建設對大眾宣揚賞善罰惡的神道信仰,自此成為臺灣地方官在文教上的雙重文教施政方針。

乾隆五年(1740年)修建海東書院的巡道劉良璧、御史楊二酋亦崇尚朱學,另有張伯行弟子、臺灣府海東書院首任教席薛仲寅(士中)當時甚有文名,亦為當時知名朱子學者,參與制定海東書院學規。

朱子之學的“道東之傳”,實因張伯行一脈學者在朝廷政教合一政策下的積極推動。張伯行及陳璸開創了閩臺地方長官推崇朱學與建立書院及文廟之風,宣示了政治官員的文化態度,對后來在臺的官員有相當的影響與感召,此后熱心推廣朱子學、捐俸建祠、建書院、印書助學的地方長官甚眾。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有載,雍正十二年(1734年)上任臺灣府儒學訓導的袁宏仁(福建建陽人),也捐俸修朱子祠[12]347。又如道光年間任鳳山縣令及淡水同知的河南人曹瑾,除了刊行《小學》之外,對于能夠讀《易經》朱注的學童還特別給予獎賞,又捐俸修成了艋舺的文甲書院(后改名學海書院)。[1]941-942朱子學在來臺地方官與士人的推動下成為清代臺灣教化的堅實基礎。

乾隆十年(1745年)任臺灣知府、創建白沙書院的曾曰瑛(1708-1754),曾題《白沙書院示諸生》(時書院新落成)詩:

敢因小邑廢弦歌?講苑新開事切磋。誰謂英才蠻地少?由來高士海濱多。

文章大塊花爭發,詩思淵泉水蹙波。他日應知化鄒魯,好從斷簡日編摹。[1]948-949

由此詩可看出:臺灣行政長官推行文教的目的,在以儒學教化灌溉文教未成型的移民社會,辦教育成為儒學學者在臺任官的精神任務。朝廷在臺推行教化,主旨固然在于提高邊區人民對于清廷的政治認同,而多位致力宣揚朱子學的地方官,承繼了朱子的教育家精神,以儒學文化的推廣為己任,積極“以行政權辦教育”,成為朱子學在臺灣傳揚的推動者。

三 《白鹿洞學規》影響下的臺灣學規

來臺地方官及士人出錢出力從事書院建設,并不只是為了爭取政績,可從朱子《白鹿洞學規》精神解釋之:“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之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p>

《白鹿洞學規》為朱子親擬,是對儒學教育影響最深的學規。它除了宣示學生讀書目的、行為準則之外,也言簡意賅地說明了朱子對教育的期許。自綱領至實行要目,層次分明,原文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為學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白鹿洞學規》在朱子講學于岳麓書院時,也曾演進為《岳麓書院揭示》,揭示了學子的為學路徑與宗旨:以德育為中心,強調教育是為了培養具有儒家典范人格并重視實際行動的讀書人。學規中無一“禁止”學生不可如何如何的“他律”規定,每一條目都勉勵學生要“自律”己身,并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約束,由內而外,篤行其學。這正是孔孟之道“為仁由己”之“自律精神”的發揚;表明書院的教育目標不只在于使士人的道德修養符合儒者行為規范,還有傳道及濟民的社會要求,融合了個人道、社會儒理以及經世濟民。

臺灣書院早期皆為官憲創建,依據著朝廷所訂立的方向而發展。乾隆元年《上諭》:“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酌效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效分年讀書之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迸_灣《苗栗縣志》《淡水廳志》等都將這段話錄在其“學校志”之中,表明了官方以《白鹿洞學規》為書院學規的標準。[13]121

上行下效,清代臺灣諸書院,皆以《白鹿洞學規》為典范,也有依此學規精神另立學規者。被視為臺灣書院標竿之鰲峰書院學規,也依循《白鹿洞學規》而作?？滴跷迨?1711年),陳璸任福建巡撫時,曾延攬丁蓮為鰲峰書院院長,康煕五十二年(1713年)之后將其調任臺灣府儒學教授,據《泉州府志》記載:“(丁蓮)主鰲峰書院,教士一循白鹿洞規,多所成就;旋調臺灣府學教授,倡明經術,海外化之?！盵14]152鰲峰書院一直奉守程朱理學,丁蓮也以此為準則教育臺灣子弟,并將之帶到臺灣府學。目前鰲峰書院亦存覺羅滿保(1673-1725)《學約》。覺羅滿保[5]10187-10189所著《鰲峰學約》大體承襲《白鹿洞學規》。其八條條目為:一曰立志,一曰立品,一曰尊經,一曰守約,一曰虛心,一曰樂群,一曰敬業,一曰課文(科舉文章)。此為《白鹿洞學規》學、問、思、辨之窮理的發揚。[15]其中言及科舉讀書方法者,只有最后一條目,重點在于強調儒者修身處世的原則以及具體實行的方法,諄諄教誨學生,務使之成德敦行,并在日常生活中樹立儒者風范。此學約也成為臺灣各書院創建學規的范本。

覺羅滿保在《鰲峰學約》中也呈現了他崇朱抑陸的觀點。例如其學約第三條:“至六經皆吾注腳,此則賢者過高之語,弗愿以此借口也?！敝鲌鲺r明地站在朱學這邊,和張伯行觀點一致?！饿椃鍖W約》特別強調《白鹿洞學規》中之“言忠信”“行篤敬”,并在五教之目中更強調“朋友有信”,期使學子在書院中能重視自我的品格,并在人際關系中能誠信守約、虛心就學、樂群敬業且能終身奉行。

在此將臺灣重要書院之學規所發揚的精神特色做一探討:

(一)重視讀書目的及社會功能的海東書院學規

臺灣諸書院以鰲峰書院為標竿,學規中也多強調師生、同學關系?，F存臺灣書院學規中,乾隆五年(1740年)的海東書院學規是臺灣最早對《白鹿洞學規》精神做進一步闡釋的學規。海東書院上承鰲峰書院,下領全臺各大書院,早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為巡道梁文煊所建,當時只是義學,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以巡道劉良璧(1684-1764)之名(出自當年講席薛仲寅之筆)訂學規六則——明大義、端學則、務實學、崇經史、正文體、慎交游,每則之后有具體說明與揭示,其內容仍然不脫《白鹿洞學規》教誨,重點也與鰲峰書院的學約類似。

其中,“明大義”指的是明白尊君親上的倫理,也就是《白鹿洞學規》的五教之目,說明讀書的目的,是期待讀書人能成為儒者和名臣,進而端正風俗,矯正“海外頑梗之風”?！岸藢W則”則是注重修身功夫,強調讀書人要有讀書人的行為準則?！皠諏崒W”“崇經史”表明書院并不只為科舉而存在,做人正直實在,以后可以為國效力。而六經為學問根源,也是科舉文章的根柢,必須通經明理,判斷是非,不能只學習如何寫科舉文章。此二則再三強調書院并不只為登科而設。在“正文體”這一則,強調寫文章“理必程朱”,不可偏頗?！吧鹘挥巍眲t特別強調以文會友、謹慎交友,要以道義相規范。

海東書院自創立后幾經興廢。在劉良璧重修十二年后再度荒廢,這個全臺最重要的書院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由滿人巡道覺羅四明移址重修,覺羅四明將學規重新勘定為八則,浩浩瀚瀚三千言,對讀書方法及求學目的加以規范。八條條目如下:

一,端士習;二,重師友;三,立課程;四,敦實行;五,看書理;六,正文體;七,崇詩學;八,習舉業。[16]811

覺羅四明崇尚朱子學,也是當時知名經學學者[1]267-282。這八則學規內容也屢列程朱之言[17]48。此學規中有關讀書的條目增加了,強調讀經之重要:“朱子云:‘讀六經功夫多、得效少,論孟功夫少,得效多?！套釉?‘《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自明矣?！睂W規中列舉朱子之言“使孔子在今日,也須應舉”,明言科舉是書院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雖然提及舉業不可不習,但他卻把士習、師友、書理、文體、詩學的重要性都放在舉業之前。其學規的基本精神仍依《白鹿洞學規》博學、篤行要目加以推衍。這個學規重視師友關系,而舉業雖然被列為書院教育的目的,卻并非主要目的。

學者陳昭瑛對于此學規評價甚高:“以覺羅四明的旗人身分,能將習舉業置于最末,且全篇不提君臣大義,已是非常的難能可貴。且全篇更在論讀書之本末、體用方面所達到的理論水平與細膩精致的風格,皆薛士中(仲寅)的初篇所不及,堪稱臺灣書院學規的佳構?！鼻昂蠛|書院之學規,都以實學與實行為求學的重要目標。前者著重于士人報效社會,而后者則在前有學規的基礎上,更具體而微的陳述讀書方法。

(二)倡導敦品力學及身體力行的文石書院學規

位于臺灣離島澎湖的文石書院,由澎湖海防通判胡建偉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建立。胡建偉是第一個重視文教的澎湖地方官,其長達五千余字的《文石書院學約》是史料記載中最為“諄諄教誨”的書院學規。

澎湖無縣學。自有文石書院之后,這個終年風沙的島嶼才有了朗朗讀書聲。胡建偉事必躬親,體察民情,更時常到書院授課。他對澎湖的文教與商業發展都居功厥偉,雖然在任只有短短四年,但已經做到了“士興于庠,農歌于野,商旅樂出于途,政通民和,百廢俱舉。士民為位祀于書院,歷久不替……”[18]57-58從此澎湖士紳以書香之家自豪,澎湖漸漸有了舉人與進士。

澎湖文石書院講堂匾額有“鹿洞薪傳”四字,至今猶存,表明以白鹿洞書院為楷模。文石書院學規五千言,屢引程朱之言及《白鹿洞學規》之文,茲摘要并說明如下:

(1)重人倫:揭示“古者庠序學校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詳引“朱子鹿洞條規,首列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為學者學此而已,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則所以學之也……”

(2)端志向:其后引朱子“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無著處。世人讀書,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睆娬{讀書人要把人品放在功名前面。

(3)辨理欲:其后云“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性發而為情,情動而欲生焉”,闡揚了“性即理”的學說?！靶约蠢怼笔怯沙填U提出,為朱熹所發揚的哲學命題。從本質上來說,心、性為一,皆本于理或天理。

(4)勵躬行:“……伊川程子亦嘗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蓋讀書不力行,只是說話也?！熳铀?‘須要將圣賢言語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察…方為有益?！边@是《白鹿洞學規》注重 “篤行”的承傳。

(5)尊師友:此條目后引程門立雪故事,也強調朋友是朱子所言之“五倫之綱紀”,呼應之前海東書院學規。

(6)定課程:其中規定了讀書、溫書并檢驗課程是否嫻熟的細節,是胡建偉讀書心得的分享?！懊课迦沼钟谝咽熘畷?按簿抽背一次,或余于公事之暇到院,亦按簿抽背,以驗其生熟?！彼嘀?常自任教席與試官,重視教學實效。

(7)讀經史:“經,經也;史,緯也?！焙▊ッ銊顣簩W子“要讀十三經,二十二史”。固然經史也是科舉考試中的內容,但他鼓勵學子多充實經史知識,并不只是為了科舉而已。

(8)正文體:“文所以載道也。秾纖得中,修短合度,莫不有體焉?！蓖瑫r告誡學子,“清真雅正”是科舉文章和一般文章書寫的原則。

(9)惜光陰:鼓勵學子“勵志潛修,及時勉學,斷不可群居燕坐,三五閑談,以致耗費精神,荒廢時日也”。

(10)戒好訟:為何要在學院規章中寫戒好訟? 事實上,鄉里間讀書識字的文人,如果無法登科,為了謀生常在鄉里間為人寫訟書,從宋朝以來,這就是傳統的讀書人的出路之一。[19]181-188胡建偉在此明訓,勿因多識得幾個字,就變成了為鄉里添糾紛的訟棍,此絕非教育的本意。

自胡建偉建的文石書院成為澎湖的官學書院之后,不少后繼的澎湖地方官也“自為山長”,同時擔任行政與教育工作,使得澎湖文風鼎盛。到了光緒十九年(1893年),寫過《澎湖廳志》的文石書院講席林豪,又為文石書院作《增擬學約八條》。時間已與文石書院建立相隔一百二十多年,此八條為:

一,經義不可不明;二,史學不可不通;三,《文選》不可不讀;四,性理不可不講;五,制義不可無本;六,試帖不可無法;七,書法不可不習;八,禮法不可不守。[18]120-124

這八條增擬學約以讀書為闡述范圍,與林豪本身純粹擔任教席有關,可視為前學約的讀書方法之補充。

大體而言,臺灣書院創立初期的學規強調的教育理念都與朱子《白鹿洞學規》貼近,后期補充學規較重視讀書內容,擬約者以自己的學養開導學子如何讀書與應試,但所言及的必讀書籍都不限于科考,更重視讀書人本身的知識涵養。

(三)講求孝悌,強調讀書以力行為先的白沙書院學規

臺灣地方官為了鼓勵管轄地區的教育風氣,在經費欠缺的狀況下,往往捐贈俸祿以拋磚引玉,與地方仕紳一起創辦書院。位于臺灣中部的彰化白沙書院,即為當時彰化知縣曾曰瑛創辦。曾曰瑛在臺為官多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調升臺灣府知府,可惜升職后不久就因中暑去世。曾曰瑛“以彰化設治二十余年,尚無書院,慮無以為培養人材地,遂捐俸建書院于文廟之西偏”[20]101。白沙書院創建時間是乾隆十年(1745年)迄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一百五十年間,為臺灣中部文教帶動者。前所述及的白沙書院落成詩作,就是曾曰瑛創辦白沙書院時所寫,傳說他也曾經為書院“手定規條”,惜今已佚。目前留存的學規是嘉慶十六年(1811年)知縣楊桂森《白沙書院學規》。學規中特別強調品格修養和具體實踐,以當時口語化的文字循循善誘為特色。其綱目與簡錄如下:

一,讀書以力行為先:圣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孝順父母,尊敬長上。父母,吾根本也:兄弟,吾手足也。凡讀一句孝悌之書,便要將這孝悌事,體貼在自己身上。古人如何孝悌,我便照依學將去。始初勉強,漸漸熟習,自然天理融洽?！?/p>

二,讀書以立品為重:立品莫如嚴義利之辨,試思伯夷、叔齊,何以能留芳千古?不過于義利辨得明,雖餓死而不改其節,所以傳也?！?/p>

三,讀書以成物為急:讀書不是單管自己的事,譬如我能孝悌,那些不讀書人,不知孝悌者,都要我去勸導他?！?/p>

四,讀八比文(八股文):成化之渾穆,正、嘉之深厚寬大,隆、萬之架取機法,啟、禎之精奧透辟,國初之瑰偉雄壯,要辨得體段出來?！吘挂幠庀?各有互異,不可粗心囫圇讀去。

五,讀賦:三都、兩京、子虛、上林,雄厚麗則之正規者。律賦始于唐,亦莫精于唐,宋人賦則單薄矣。讀者于古賦、律賦,俱要尋求正路,不可扯雜。

六,讀詩:五古要讀漢、魏、六朝,七古要讀杜甫、溫庭筠……

其中求學目的與讀書方法各半,又將求學目的:力行、立品、成物列于讀書方法之前,特別重視《白鹿洞學規》的篤行綱目?？梢?楊桂森對于書院正式學生,愛之深責之切,溢于言表。

從教育理念看來,這些根源于《白鹿洞學規》的清代臺灣書院學規,有如下重點:一是重視學子對于儒家義理的認同與實踐,強調品德教育,要求學子在生活中擔起讀書人的責任;二是重視書院人際關系規范,在書院中,師友關系與朋友關系特別被提出來闡揚,比科舉目的更為立學規者諄諄叮嚀,且不希望學子眼中只有功名;三是期許讀書人成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講孝悌,戒訟爭,在械斗及紛亂頻發的移民社會,期許讀書人從己身落實道德責任,不成為社會亂源。

其后,因臺灣面臨各種內憂外患,書院士人在《白鹿洞學規》的學問思辨及篤行精神影響下,采取了與傳統文人不同的行動,在具體表現上有不同的詮釋,在臺灣社會中承擔多元職責。

四 臺灣書院士人經世致用精神的具體實踐

臺灣書院學風向來以朱子學為正統,教育理念受到陽明學以及乾嘉之后的考證學派影響有限?！栋茁苟磳W規》精神以及朱子學中的經世致用精神,對清書院士人影響深刻,大部份臺灣本籍進士在生涯選擇上認為“回鄉服務比在異鄉平步青云重要”;面對動亂,書院士人也勇于承擔安定社會的責任,英勇事跡在文獻中多有記載,身體力行地闡揚了“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白鹿洞學規》精神。

從臺灣本籍進士來看,不赴仕或在短暫赴仕后選擇返鄉者,不在少數。這些寧可返鄉擔任教職而在民間備受推崇的社會賢達者,以鄭用錫和施瓊芳、施士潔父子為代表。他們的共同點在于:

一是他們是地方望族,本是富商或富農子弟,經濟上無匱乏之虞,取得功名的目的在于家族社會地的提升;二是登科后無意宦游他鄉,寧可返鄉作育英才;三是他們建立了一種與步入官場不同的“經世致用觀”,在大時代亂局中承擔安定社會的責任:除了在書院任教培養原鄉子弟成為社會精英之外,也出錢出力對抗外侮、團練平亂、修筑城墻、興建文廟宮廟、矯正社會風俗(如勸止械斗,倡導禁用鴉片)。道光六年(1826年)“開臺進士”鄭用錫,可以說是帶動這個風氣的領頭人物。他在考上進士候官期間,曾任明志書院山長教育人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鄭用錫通過捐官,分到兵部武選司任職。不過,他就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自言不喜官場文化,以侍親為由請求歸養,返鄉后擔任明志書院山長。出身富商的鄭用錫在家鄉興建自宅“進士第” ,平日熱心于地方建設與濟貧,深受鄉人敬仰,被稱為“鄭善人”。他雖然不再為官,但在民間仍然“替官行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國海軍犯臺,鄭用錫率先募鄉勇援救,以剿敵之功加四品銜。[13]270-271

鄭用錫與大多數臺灣進士都家道豐厚,并不以求官為利祿之梯。他也非常重視生活空間品味,咸豐元年(1851年)在竹塹城北修筑“北郭園”(引李白詩“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命名),與文士唱和以自娛,此園也列為臺灣五大名園之一,開臺灣各大望族修筑庭園之濫觴,民間士人詩文唱酬風氣也以此為發端。

鄭用錫的人生跨度相當多元。他不只是一位書生、一位教師,也是一位文才武略皆備的地方領袖;是臺灣籍第一位進士,也是第一位返鄉做貢獻的進士。

臺灣有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說,是因為除了特殊經濟、戰略位置成為各國必爭之地內斗與內亂之外,還要應付外國海上強權入侵。因而在本地出生或成長的讀書人,以及在考取功名后紛紛返鄉的進士與舉人,責無旁貸、文兼武職,成為維護治安的主要力量。

咸豐年間臺灣械斗案紛起,鄭用錫和陳維英[1]982(1811-1869,陳維英系咸豐九年舉人,亦出身富商之家,曾協助平定戴潮春事件,曾任教明志書院、仰山書院,并擔任學海書院院長)共同主持和解事宜,并奉旨與進士施瓊芳等協辦團練,并助捐米糧等經費。鄭用錫這位開臺進士親赴各村莊排除糾紛,并寫下《勸和論》告諭臺灣百姓以和為貴,消干止戈,臺人械斗死傷人數因之減少。

臺灣縣(今臺南)的施氏父子,施瓊芳(1815-1868)與施士潔(1856-1922)是全臺唯一一對父子進士。施家原是臺南米街富商,也是書香世家。施瓊芳二十二歲就考上舉人,接連三次赴京參加五次會試,在三十一歲登進士第。其原本被分派江蘇做知縣,但以奉養母親為由,并未赴任,回到臺灣擔任海東書院院長,勤于賦詩與著作。施瓊芳擔任山長時對教學進行改革,增設賦詩雜作課程,使學習本身更具有文學性,還與當時的名人結社吟詩作文,帶動臺灣各地結社吟詩之風。雖然無意于官場,但他也是一個有愛國情懷的文人,注重文學的社會教化功能,比如《惡洋煙》一詩,抒發的就是對英國將鴉片賣入臺灣的憤慨。[21]23-57

施氏父子返鄉任教、無意仕進,但卻著力于書院教學內容改革、地方文化提升以及參與地方維安,改良社會風氣。施士潔在光緒二年(1876年)二十一歲中舉,第二年赴京即考中進士,與父親一樣絕意仕進。他二十三歲就在彰化白沙書院任教,其后也在海東書院擔任山長,并任教崇文書院十多年。施士潔在書院中實行教學改革,于八股制之外,提倡學詩詞、學古文。個性外向的施士潔更參與民間各種調解,且活躍于各大詩社。面對時代變局,施士潔在甲午戰爭前也應臺灣巡撫劉銘傳之聘請,入幕參贊政事,積極抗日。清廷簽《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后,施士潔和當年不少知名士人一樣,不愿做日本國子民,寫《別臺作》,舉家搬遷至廈門。

施士潔門生如丘逢甲、鄭鵬云、許南英、汪春源等人也紛紛考上進士。[22]1889經歷割臺事件的臺灣進士,大多不愿被異族統治,舉家搬回內地。施士潔門生丘逢甲(1864-1912)在二十六歲登進士第。他也以奉養親人為由辭官返臺,其后擔任教職,在臺中的宏文、羅山、崇文書院擔任山長,并參與辦立新學堂。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丘逢甲奉旨督辦團練,次年臺灣即遭割讓。丘逢甲反對割臺,倡立民主國,與士紳將總統印獻于巡撫唐景崧,并聲援義軍反抗。勢不可為之后,丘逢甲攜家眷離臺,臨行前之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盵23]128至今傳頌。丘逢甲內渡后依然講學于潮州之書院,并成立嶺東同文學堂,以教育英才并支持革命推翻滿清。[1]1033-1034

同為施士潔門生的許南英,是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無意求仕,返鄉協助臺灣巡撫唐景崧編纂《臺灣通志》等。甲午戰后,許南英在臺灣為最后仍頑強抗日的黑衫軍劉永?；I劃;日軍進入臺南后,才在英國人協助下逃往廈門。施士潔另一學生汪春源是臺灣最后一位進士,他成為舉人之后,曾與臺灣籍進士、舉人一起上書光緒,反對割讓臺灣。臺灣割讓后,他也不愿在異族統治下生活,寄籍福建龍溪,其后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登進士第,之后曾任江西宜春等地知縣。

辭官不仕寧任教職的進士,還有楊士芳、丁壽泉、蔡德芳、江昶榮、林啟東等人,在臺灣本籍進士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出身貧農子弟的楊士芳是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得到鄉紳資助才得以應考,登第后本被欽點浙江省即用知縣,也因父喪而未赴任,之后一直在宜蘭仰山書院作育英才。他曾出任宜蘭廳參事[24],至今在地方上仍受推崇。

在臺灣民亂中,應聘書院教席的士人也不曾缺席。比如明志書院掌教孫讓,曾聚合義勇萬人,助力平定林爽文事件[13]262-263;還有海東書院掌教曾中立,也在同一事件中招募義民防御[25]50,義舉皆被載入史冊。

從上述臺灣讀書人的生涯選擇來看,回到家鄉對他們而言更具有“經世致用”意義,與其徘徊官場,不如選擇當書院山長或主講教席,以教育家鄉子弟,并且積極協助地方平亂,安定社會。臺灣書院士人在各種非常狀況下,盡一人或一族之力,貢獻所學,為維持社會民生安定及教育發展做出具體貢獻,是臺灣士人應對時代變化,實踐朱子篤行之學與身體力行闡釋義利之辨的實際行動。

五 結 語

道光四年(1824年),時任鹿港海防同知的鄧傳安興建鹿港文開書院時提道:“ 閩中大儒,以朱子為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盵26]41“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盵26]19臺灣書院及其士人傳承朱子學,在學時講求學問思辨的敦品力學精神,在人品上內化儒家道德,也要求士人在離開書院之后實際篤行所學,在人文教化及社會安定上以身作則,在民間各盡其責。書院在以利為重的移民墾荒地區以儒家文化培育下一代士人,士人們也在亂世中發揮了教化人民與穩定社會的雙重作用。

朱子學者們在教化中擔任重要角色,是移民社會文化逐漸提升的關鍵因素;而朱子也在臺灣書院的宮廟化過程中,成為代表儒家文化與教育精神的重要民間“神祗”。日據時代,日人甚至將民間宮廟中祭祀孔孟及程朱等的儒家稱為儒教。[27]6至今,臺灣孔廟、文昌祠和各地宮廟多祭祀孔孟及朱子,與觀音神像并列,等同神明,儒學已被視為一種宗教,由此可見朱子在民間的重要地位。

朱子學即為臺灣文化之源頭活水。清廷推行朱子學為的是政教合一,而奉派到臺灣的朱子學者們,具有儒者的文教抱負,以思想教育和實際行動,使移民社會逐漸脫離質樸不文的狀態;朱子學也與民間信仰結合,使儒家精神在臺生根,建立堅實基礎。其后受到朱子學精神影響的臺灣學子,懷抱經世致用之志并篤行之,即使經過日本殖民統治,民間普遍重倫理、尊德行的底蘊以及讀書人積極從事教育工作及社會改造的精神也依然傳承。直至如今,雖然書院多已不存或成為宮廟,但朱子神像和牌位仍穩立于香火繚繞的文昌祠廟堂之上,朱子學精神仍深入臺灣血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