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研究的現狀及反思*

周子怡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隨著高等教育快速進入普及階段，大學升學群體的特質、升學方式、學習行為、發展路徑凸顯多元化、異質化趨勢，高等教育逐漸從“院校本位”模式向“學生本位”模式轉化。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評價由關注高等教育資源“輸入”及其使用效率轉向聚焦高等教育輸出產品——學生的評價，旨在通過“可顯現的證據”表征大學生學習與發展現狀、問題，并探索改進措施。［1］2020 年10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提出要“探索增值評價”。對高校學生開展增值評價契合新時代學生評價改革的總體要求，滿足高等教育強國系統內生優化的迫切需求。高校學生增值評價是教育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和高校當下亟需思考的議題。目前我國對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研究已初具規模。本研究以中國知網為檢索工具，以“高校學生增值評價”“高等教育增值評價”為關鍵詞，以“CSSCI 期刊+核心期刊”為限定條件，對所有年份的文獻進行精確檢索。通過人工逐條研讀篩選，最終獲得20篇緊密圍繞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有效文獻，將其作為本研究的參考文獻。

一、思維方式：借鑒與批判

將增值評價引入我國高等教育領域，首先面臨概念和內涵的澄清問題。廣義上看，增值指一段時間內教育活動為學生帶來的正面、積極影響，增值評價是對這種影響的測量、描述和價值判斷；狹義上看，增值評價考察教育教學對學生學業成績提升的凈影響，它以不同時間節點上的學生學業成績為評價依據。［2］高校學生增值評價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以可顯現證據為依據，以教育過程、學習成果為核心，基于學生的初始入學成績、認知程度、能力水平等因素考察學生從進入大學到畢業期間所取得的進步情況的評價方式。［1］對國外增值評價相關研究成果的借鑒為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界深入探究增值評價奠定了基礎。目前來講，這種借鑒已不局限于概念和內涵，也體現在增值評價目的與理念、指標體系、運行機制等方面。如周作宇等人借助美國大學生發展理論詮釋增值評價與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關系，強調學生參與理論中“參與”“過程”“全人發展”等思想內核對完善我國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理念的深刻影響，他們還依據尤厄爾對大學生學習成果的定義和OECD 對大學生學習成果的度量標準，將增值評價的指標范疇擴展為核心認知能力、不同學科的專業技能和非認知能力（情感、態度、人格）。［3］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通過梳理美國公立高校自愿問責系統（VSA）的相關文獻和具體實踐，揭示了VSA的設計邏輯和推進機制。［4］

在借鑒國外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相關研究和實踐之余，國內學者立足批判視角，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對增值評價進行審慎考量，以盡量規避因盲目移植他國做法而招致弊病?？傮w看，學者們的批判反思呈現以下幾種表述形式：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現實困境及可能成因、關于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爭論、高校學生增值評價實施中存在的問題、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局限和挑戰。批判內容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理念的科學性和適切性、增值評價模型與工具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增值評價數據設計的局限性和收集的困難性、增值評價結果的診斷性和應用性、增值評價理念與政策在現實學生評價中的落實程度。當前導致我國高校學生增值評價處于低迷狀況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國缺乏本土化的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理論。本土化理論的缺失為科學解釋高校學生的自主發展機制設置了障礙。二是相較基礎教育階段，高等教育階段的評價數據難以收集。由于高校學生流動性相對較高，易出現更換課程、請假、輟學等現象，增值評價面臨數據分散、缺失等現實挑戰。因此，要想推進高校學生增值評價，首先應加強理論深耕以開發適應我國大學生發展的增值評價理論；其次應重視數據庫的日常建設以保障增值評價數據來源；最后應依據實證案例、真實數據構建高質量的增值評價方案。此外，增值評價的主體是否多元、增值評價的指標選取是否能引導學生全面且個性的發展、增值評價的工具與模型如何在實際測算中將隨機誤差降至最低、增值評價的結果預測功能是否完善等問題，也值得國內學者進一步批判和商榷。

二、聚焦內容：工具與模型

隨著對高等教育問責需求的不斷增長，高校內部需要能夠測量成績和追蹤增值的工具與模型以幫助高校評價學生學習成果。教育評價工具是測量評價對象時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它服務于教育評價目的，其科學化程度反映了教育評價的發展水平。教育評價模型是數據庫中數據能夠提供信息和操作的形式框架，是現實世界的模擬和抽象，是理解、運用教育評價數據的基石。就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研究內容而言，教育評價工具與模型出現的頻次最高?？傮w上看，國內針對增值評價工具與模型的研究呈現以下三種樣態。

一是分類介紹。學者們通過借鑒國外經驗，將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增值評價工具與模型總結歸類，并簡要論述其分類標準、適用范圍、優缺點等。相較于其他兩種研究樣態，該樣態在當前學界最為普遍，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具體而言，在增值評價工具方面，國內學者總結出標準化測試和自陳式量表兩類工具。標準化測試用于測量大學生的核心認知能力，如批判思維能力、邏輯推理能力、書面表達能力等。引起國內學者關注的工具有：美國“大學生學習成效評價”（CLA）、OECD“高等教育學術成果測試”（AHELO）、澳大利亞“畢業生技能評價”（GSA）等。支持者認為該類工具能直接測量大學生的學習成效，測量結果不僅有利于實現高校學生增值評價，而且可服務于教育問責、政策制定、課程計劃調整等多樣化目的。［5］反對者認為該類工具無法體現教育帶給學生的多元化增值，易導致人們陷入工具主義的泥潭。［6］自陳式量表通過問卷、訪談等形式引導學生對課內外活動感受、個體與環境互動情況、個體發展與進步情況、個體投入程度進行自我陳述和自我評價。引起國內學者關注的工具有：美國“全國大學生學習投入調查”（NSSE）、美國“全國大學生滿意度調查”（NSSS）、澳大利亞“大學生課程體驗調查”（CEQ）、英國“全國大學生調查”（NSS）等。近年來，本土化自陳式量表開始在國內涌現，較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師范大學開發的“中國大學課程學習經驗調查”（CCSEQ）、清華大學開發的“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研究”（CCSS）。支持者認為該類工具能將學生個人背景、院校特征、環境經歷等影響學生發展變化的協變量納入考量范疇，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標準化測試過于注重客觀數據的缺陷。［7］但也有反對者指出自陳式量表的信效度有待進一步考量，且學生自我評價的“能力發展”無法替代客觀測量的增值結果。［8］在增值評價模型方面，國內學者提出了殘差模型（RM）、多元線性回歸模型（MLRM）、分層線性模型（HLM）三類模型。［9］殘差模型旨在通過學生學習成果的平均變化值和方差表示增值幅度及其變異的均勻程度。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將影響大學生學習成效的各種因素納入統計范疇，分析一個因變量與多個自變量間的線性關系，計算實際觀測值與期望值間的殘差，并可預測發展態勢。分層線性模型是“回歸的回歸”，它通過量化影響學生學習成果的各層次因素以設計層層嵌套的回歸方程，將作用至學生學習成果的其他因素與學生個體或教師和高校的影響分離，旨在找到主要因素。

二是項目研究。國內學者在系統梳理國外高校學生增值評價項目的基礎上，重點闡述了該項目增值評價工具與模型的運用情況。如陳瓊瓊在借鑒美國大學生學習投入項目時，從問卷組成、調查對象、抽樣方式等維度詳細介紹了該項目的增值評價工具——“全國大學生學習投入調查”。［10］

三是遷移運用。國內學者立足多元研究視角，借助增值評價工具與模型，針對我國教育實際中的問題，開展本土化定量研究。如楊晉從教育經濟學視角出發，基于人力資本理論，運用教育生產函數的增值評價模型開展了我國學生成長及就業增值評價的性別差異研究。［11］

三、立論依據：現實與理論

我國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研究大體遵循兩條立論原則：一是依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對高等教育改革的訴求；二是依據大學生群體面對的現實問題背后的一系列理論根基。

從現實訴求上看，隨著高等教育步入普及階段，一方面，大學升學群體的特質、升學方式、學習行為、發展路徑逐漸凸顯多元化、異質化趨勢；另一方面，社會公眾對多元化教育功能、高質量教育產品的期許不斷增大，高等教育領域的社會關系日趨復雜。在此背景下，三方面現實訴求應運而生。第一，如何構建“績效問責制”以提供學生培養狀況的直接證據。作為提升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重要舉措的高等教育問責制，該制度已由關注高等教育資源輸入及其使用效率轉向聚焦高等教育的過程和輸出方面。高校需通過提交績效報告、教育評估等形式回應社會問責和政府監管需求，旨在通過“可顯現的證據”表征本校大學生學習與發展的現狀、問題，并探索改進措施。［1］第二，如何改革教育評價體制、以公正平等的方式對學生進行評價。人們逐漸意識到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傳統評價觀不再適應當今社會發展，教育評價應當以促進學生自身發展和學業水平提升為主要目標，注入更多“民主”“平等”“多元”的時代精神。［12］第三，如何凸顯“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在教育評價體制中的核心地位。教育評價不是向家長和學校展示學生在群體中居于何種位置，而是讓學生明確自身不足與缺陷，然后更加有的放矢地追求卓越和謀求個性發展。解決各種現實問題的迫切訴求為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是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確立目的理念、構建指標體系、設計運行機制的根本遵循。

從理論根基上看，國內學者聚焦大學生發展理論，該理論聚焦學生的成長與變化，通過論述個體在認知、情感、能力等方面的發展，學生群體間的人格差異，學生個體與高校環境的關系，高校在學生發展中的介入作用等議題，對學生的自主發展過程進行客觀化、科學化解釋。在大學生發展理論集群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包括個體與環境互動流派、認知結構流派、社會心理與認同發展流派、類型流派、整合型流派等。［13］盡管大學生發展理論流派的學科基礎不同，核心議題各異，但各流派都將學生置于系統中心，對學生發展過程、結果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探討。阿斯汀的IEO 模型屬于大學生發展理論中的個體與環境互動流派，對高校學生增值評價具有奠基意義，是國內學者常用的基礎理論。IEO模型最初的目的是通過分析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在學習和發展上的變化，以評價各類高等教育環境和經歷的影響效果。對于高校學生增值評價而言，該模型將學生的個人特點與背景特征從高校教育環境中分離出來，強調學生發展程度取決于作為“環境”主體的高校和高校教師與作為“輸入”主體的學生之間的交互程度，為增值評價構建學生學習效果與學生投入和高校環境間的函數關系奠定了基礎。［5］IEO 模型作為高等教育領域最早研究增值評價的理論之一，不僅從“輸入—環境—輸出”全方位關注大學生學習起點、過程和結果，為高等教育增值評價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相較于其他大學生發展理論，能更加科學地解釋學生群體發展與環境影響的作用機制。

四、新興趨勢：實證與融合

隨著研究的推進，國內學者開始強調增值評價的本土化實踐和發展，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研究凸顯實證和融合的新興趨勢。［14］

一方面，國內學者基于高校學生學習的調查數據，測量一段時間內學生的學習進展和行為變化，比較學生實際學習情況和預期標準間的差距，計算與分析學生學習的增值程度。湯建民曾指出，我國之所以缺乏本土化的大學生發展理論，是由于學界尚未對大學生群體展開真正意義上長期、系統的實證研究。在缺少大量數據、案例的情況下，學界無法準確把握學生學習全過程，更無法構建一套高質量的高校學生增值評價方案。國內學者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目前來看，高校學生增值評價實證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調查具體增值評價項目中的學生學習現狀；二是收集學生增值評價的調查數據，并在此基礎上論述調查數據處理與運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對于前者，通過控制學生個體特征、高中學習背景、家庭背景等因素，引入學科專業、院校類型、課程學習、社會服務等自變量，考察高校和教師對學生學習增值的影響，計算學生在某一方面的學習增值程度。［15］對于后者，旨在通過高校學生增值評價反饋數據將評價結果轉化為體現增值評價價值觀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以達到促進學生學習增值的目的。［16］具體而言，增值評價是一項技術，學者可以使用該技術來獲取所實施的教育政策、教育實踐的實證數據，并憑借實證數據提煉反饋信息，建立教育舉措和人才培養、教師發展等議題的聯系，在秉持增值理念的基礎上尋求改善教育舉措的思路和途徑。

另一方面，國內學者順應新時代教育評價體系構建和增值評價本土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系統探索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中國特色融合策略。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研究多聚焦“融合什么”“如何融合”等問題。目前來看，國內學者以價值多元化為導向，以利益相關主體的多元協商為原則，將高校學生增值評價嵌入教育評價的總體戰略框架中，從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價值訴求、數據獲取、經費投入、評價目的等維度，綜合比較與衡量結果評價、過程評價、增值評價、綜合評價的特色與優勢，研判增值評價與其他三類評價的互通性、互補性和融合性。［17］此外，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研究需順應時代發展規律，滿足我國高等教育評價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以當代本土教育問題為導向，探索高校學生增值評價與信息技術、職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領域的融合路徑。國內學者已開始嘗試將高校學生增值評價與時代議題聯系起來，涌現出一批具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如立足教育數字化轉型格局，將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智能技術引入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秉持復合型職業技能人才的培養目標，探索增值評價與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融合途徑；將增值評價引入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從評價取向、評價指標、評價方式、評價結果運用等維度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增值評價。

五、研究反思

第一，深入探討理論根基與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作用機制，厘清高校學生增值評價實施過程中理論對應的維度和發揮的功能。相較于沿襲傳統評價理論的研究主題，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理論基礎較為清晰且富有特質性，多以大學生發展理論集群為根基。該理論集群與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理念具有邏輯同構性。然而，作為立論依據的理論根基不能僅僅停留于提出階段，更要關注理論的闡釋與運用，即揭示理論如何引導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研究，如何助力高校學生增值評價模式構建。

第二，探索適切理論指導下融合結構、功能、過程、方法等要素的高校學生增值評價模式。當前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研究內容主要聚焦于評價工具和模型。然而，一味強調客觀工具和數學模型的使用不僅無法體現增值評價蘊含的多元教育價值，易跌入工具理性的陷阱，而且易忽視增值評價的其他環節，不利于增值評價理論與實踐的連接。因此，國內學者亟需思考如何立足過程性評價、發展性評價視角，系統闡述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目的與理念、指標體系、評價實施、評價結果分析與運用等要素的組織規律和表現形式。

第三，結合宏觀研究與個案研究，既從整體概括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發展脈絡、現實運作，又能選取典型項目個案描繪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實踐操作。宏觀研究是對增值評價背后的歷史淵源、運行機制和價值意蘊進行形而上的思考，是超越事實經驗進行的理論分析和整體把控。個案研究能對具體增值評價項目展開深入分析，為我國實施高校學生增值評價提供針對性指導。

第四，加強面向國內大學生群體的實證研究，運用可顯現證據比較學生實際表現和預期標準間的差距，并通過結果反饋引導教育實踐趨于完善，以達到促進學生學業成績提升、能力增值的目的。高校學生增值評價的實證研究首先需要調查學生在不同能力方面、不同環境下、具體增值評價項目中的發展現狀，直接呈現學生的增值數據；其次需要立足結果反饋分析數據運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闡明不同教育政策和實踐與學生學習成效間的因果關系，幫助政府、高校、教師改善教學行為，共同致力于學生知識和技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