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韋利對中國《詩經》的文化誤讀與誤譯

曾素英 Eric Poirier 岳巧云

摘 要： 阿瑟·韋利（Arthur Waley）被公認為英國20世紀最偉大的漢學家。他出生于英國卻有著猶太血統，這使得他具備東西方雙重文化身份；他是英國經典主義者，在語言和文學方面尤具天賦；他在劍橋大學學習和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經歷使得他與中國文化結緣并為中國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阿瑟·韋利對中國古典詩歌繪畫的翻譯興趣及其精通多種語言和文化的翻譯素養、面向大眾讀者的翻譯目的和以自由體詩傳譯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策略，使得他有關中國古典文學與藝術的譯作在西方廣泛傳播。通過分析阿瑟·韋利的文化身份和翻譯思想對《詩經》翻譯的影響，從中國民俗文化、農耕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倫理道德文化幾個方面分析了阿瑟·韋利對中國《詩經》進行文化解讀時存在的誤區，指出其文化誤讀誤譯不利于中國文化的正確傳播——跨文化典籍翻譯必須做到精準理解和傳達對象國家和民族的語言文化，否則，其傳譯成果可能出現“文化失真”。

關鍵詞： 阿瑟·韋利； 《詩經》； 文化身份； 翻譯思想； 文化解讀

中圖分類號： G122; G125; H315.9 文獻標識碼：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6.018

阿瑟·韋利（Arthur Waley）被公認為是英國20世紀最偉大的漢學家。這個曾經被《泰晤士報》稱為“遠東文學文化的杰出翻譯家”（The Times，1966），在譯介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方面成就斐然。他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東方文化研究，“一生共翻譯中、日文化著作四十余部，撰寫文章一百六十余篇”[1]。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譯介促使中國文化進入西方普通讀者的視野并融入了西方世界，深深地影響了西方漢學界。他的影響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一些中外學者紛紛撰文對其進行研究。在中國知網搜索主題詞“阿瑟·韋利”，搜索結果顯示知網數據庫共收錄81篇中文學術期刊文章，其中，50篇學位論文、少量會議論文以及12篇外文學術期刊文章。阿瑟·韋利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和譯介工作及其成果已成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已成為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之際的今天，對阿瑟·韋利東方文化傳播成就的進一步研究，其必要性更加突顯。本文意在通過對阿瑟·韋利文化身份的解讀，分析其文化身份對《詩經》傳譯的影響，揭示其文化身份與《詩經》翻譯之間的關系，同時指出其文化解讀中存在的誤區，典籍翻譯必須具備跨文化思維，否則，典籍翻譯可能出現“文化失真”。

一、 阿瑟·韋利其人及其文化身份

阿瑟·韋利出生于英國，是英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詩人。韋利自幼學習古典文學，聰穎過人，在語言和文學方面尤具天賦，他精通漢語、滿文、蒙文、梵文、西班牙語，其在中國思想史、中國繪畫史和中國文學等研究領域均享有盛名。他的一生雖然從未踏入中國的大地，卻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迷”和“中國通”。從他的著述可以看出，漢學是他一生中傾注心血最多的領域。作為英國古典主義者，韋利對中國古典詩歌翻譯自始至終情有獨鐘。他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和影響力。1953年，韋利榮獲“女王詩歌金獎”。他不僅譯介了大量中國古代詩歌與典籍，如《漢詩一百七十首》（1918）《道德經》（1934）、）《詩經》（1937）、《論語》（1938）等，還翻譯了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1942），1939年還為英譯《金瓶梅》撰寫導言。他為中國古代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袁枚等寫了傳記，著有《詩人李白》《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18世紀中國詩人袁枚傳》。除了文學方面的成就，他對中國繪畫也頗有研究，完成了《中國畫研究概論》等，他還對中國歷史和宗教進行了闡述，著有《禪宗及其與藝術的關系》《真實唐三藏及其他》。阿瑟·韋利在東方文學翻譯與傳播領域的成就塑造了他的卓越文化傳播者形象，奠定了他作為優秀漢學家的地位。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原因成就了韋利一生的文化成就呢？答案可從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職業生涯中去尋找——作為具有猶太血統的英國人，他在英國被視為外來者；他的語言能力和文學功底受益于他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他的工作經歷為他在譯介東方文學、傳播東方文化這一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提供了寶貴機會。

阿瑟·韋利出生于英國坦布里奇韋爾斯，原名阿瑟·大衛·施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18世紀早中期，一批猶太商人、雕刻匠、作家和大律師來到英國定居。施洛斯（Schloss）家族是其中的一支。韋利的父親大衛·弗雷德里克·施洛斯就是跟隨著這批人進入英國的。然而，猶太人作為外來人口，在西方世界一直受到排斥和反對，被視為外來者，“特別是20世紀的歐洲，反猶成風”[1]。由于反猶太主義的盛行，1914年10月，韋利的母親將帶有明顯德語標志的“施洛斯”（Schloss）改為姓氏“韋利”（Waley）。從韋利家改名一事來看，“外來者”的身份對其成長的負面影響可見一斑。韋利的猶太人身份對他的性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人們對韋利的印象是嚴肅認真、沉默寡言[1]，他的性格和職業生涯都受其猶太身份影響。他后來能夠成為東方學者與他的猶太人身份是分不開的[2]。猶太人在英國國內被視為異類，在英國以外卻被認為是英國人。他們的特殊身份讓他們經常被當作東西方的調和者和歐洲人通往東方的使者。韋利雖是英國人，但被視為“外來者”，而東方文化被西方人視為“外來文化”，他在英國的“外來者”身份使得他對東方文化充滿了深切的同情和獨到的領悟；他的特殊身份讓他更能體察到身在其中的人都難以顧及和體悟到的東方文化，并將這些內容帶入到西方讀者的視野。

韋利良好的教育背景賦予了他廣博深奧的學識和罕見的文學洞察力。他早年在著名的拉格比公學（Rugby）學習，后來又到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接受教育，這樣的教育經歷激發了他對經典研究的興趣和能力，對他日后成為東方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韋利在拉格比公學學習經典學課程，包括拉丁文、希臘文、英語、法語、經文、歷史、地理以及數學。早期的學校教育不僅激發了他對語言、文學和翻譯等領域的興趣，也為他今后所從事的工作積累了相關的知識和能力。韋利十八歲時，升入劍橋國王學院并遇到一群優秀的同學和一批德高望重的教授。因此，他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開啟了更專業的學習，如一些希臘文散文、拉丁文散文、詩歌互譯等。這些學習和研究提升了他對古代外國文學的欣賞能力。通過這些嚴格的訓練，他在語言方面的興趣和天賦得以充分施展，他能用多種語言如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流利地進行口頭交流和閱讀，且熟練掌握了希伯來語、希臘語、拉丁語以及梵文。韋利在劍橋國王學院獲得的在語言學、經典研究以及翻譯方面的全面訓練，為他日后自學中文和日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劍橋的成長和收獲，知識積累和學術成就只是一方面，另外，加入劍橋費邊社的經歷對他的影響不容忽視。劍橋費邊社，致力于改變現有的世界，經常組織各種詩學聚會。韋利也可能受其父影響，因為他父親就是費邊社的一員。

劍橋畢業后，韋利開始在大英博物館的東方印刷及繪畫部工作，負責編排和描述中國繪畫作品。工作過程中，他受到他的同事勞倫斯·賓揚的影響和熏陶，對東方詩歌和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他開始自學漢語和日語，開啟了他的東方文學翻譯與研究生涯。在大英博物館工作期間，韋利發表了大量的譯著、文章、選集及書評。大英博物館不僅為他的東方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環境，也為他的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他不僅可以利用豐富的館藏資源；還可以結識來自各地的學者，通過與他們交流，韋利得到了很多啟發；更為重要的是，他與同事賓揚興趣相投，兩人可以經常切磋和交流東方文化研究的相關問題。1929年，韋利從大英博物館退休后，專注于中國文學的翻譯，先后翻譯了《道德經》《詩經》《論語》等中國經典作品，還對中國詩人李白、白居易、袁枚以及他們的詩歌進行了譯介。阿瑟·韋利獨特的家庭出身和成長環境反映在他對待東方文化平等開放的態度中。他對中國經典文化具有獨特的眼光和透徹的理解，譯介方法獨樹一幟，為東方的意識形態、哲學觀念、宗教信仰和文學藝術的傳播和譯介事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二、 阿瑟·韋利的翻譯思想及其《詩經》的譯作風格

韋利的文化身份造就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探索，他的譯作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效果和受歡迎程度可以追溯到他的翻譯思想或者說翻譯理論——對于詩歌翻譯，他有非常獨到的見解。韋利一般在他的譯作序言或者附錄里對他的翻譯思想進行述評和說明，除此以外，在一些書評和關于翻譯的記錄和文章里也可以找到他對詩歌翻譯理論的見解。根據陳惠對韋利翻譯思想的研究[3]，我們可以從翻譯興趣、翻譯素養、翻譯目的和翻譯策略等幾個方面對其進行剖析。

一是譯者的個人興趣和藝術修養會影響其對翻譯文本的選擇。韋利從小酷愛語言和文學，尤其是文學經典。他對翻譯文本的選擇有其特有的偏好。他對中國文化經典的譯作涉及詩歌、諸子散文、小說、哲學、歷史等，但他最專注的還是中國詩歌。韋利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經歷，讓他有機會接觸到漢語和漢語文化并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本身是一個詩人，他對詩歌的興趣和敏感促使他去發現中國詩歌與歐洲詩歌的不同：相比歐洲詩歌的抽象和說理，中國詩歌顯得更具體生動。他發現中國唐代之前的詩歌題材貼近大眾生活，表現了古代樸實自然的民風，韋利喜歡這種題材的詩歌，如《詩經》就是一部描寫周朝子民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詩歌總集，其句子朗朗上口，語言樸實。中國詩歌從唐代開始，風格突變，口語化的風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詩歌表達用典頻繁，尤其是晚唐詩歌顯得隱晦傷感。韋利不喜歡這樣晦澀難懂的詩歌，他傾向于通俗易懂的譯詩，讀者無需借助典故和注釋就能理解欣賞。因此，他翻譯的唐代之后的作品很少。但他對唐代的詩人白居易和清代的詩人袁枚卻頗有研究，因為這兩位詩人的詩歌風格和人生態度方面能引起他的共鳴。韋利對翻譯文本的選擇體現了他獨特的審美情趣、藝術修養以及詩學見解。

二是譯者的翻譯素養決定了其譯作的質量。韋利認為精通外語是譯者最根本的素質，但僅僅精通語言對勝任譯者工作還是遠遠不夠的，正如韋利所說的，“譯者的真正工作始于美學研究”[3]?？梢?，譯者的藝術審美和鑒賞能力是譯者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韋利的語言天賦、教育背景、工作經歷以及他的文學圈往來，使得他成長為一個文學功底深厚、藝術修養和藝術鑒賞力高超的翻譯家。他還認為譯者的能力可以通過實踐得到訓練和提高，他在劍橋大學接受的古典文學和翻譯訓練為他后來的翻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在《論翻譯》一文中提到，翻譯不僅要再現原作的意義，更要再現原作的風格和情感，為了達到這個標準，他曾無數次長時間面對翻譯文本反復推敲用詞，找到合適的語言來表達原作的內容和風采。由此可見韋利對自己熱愛的事業兢兢業業和一絲不茍的態度及其專業精神和職業責任感。他的突出成就無疑可以歸因于他的語言天賦和扎實的文學素養，但他在翻譯實踐中的孜孜不倦與精益求精精神也是一大不容忽視的原因。另外，他認為譯者應該廣泛涉獵百科知識，選取能喚起自己興趣的文本，因為興趣是最好的動力，這種動力會驅使他用母語去翻譯和創作譯作。只有這樣，譯者才會與原作里面的人物同悲共歡，感同身受，引起共鳴。這種共鳴才能激發他強烈的翻譯欲望。

三是譯者的翻譯目的或者說目標讀者，是譯者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心中有讀者，才能有的放矢，譯作才能適合和滿足目標讀者的需要，得到其認可和接受，從而有效傳播異域的優秀文化。韋利在很多譯作的序言里都提到他的翻譯目的。1916年，他自費出版《中國詩選》，在談及翻譯目的時，他說只是想和朋友分享他讀漢詩的快樂[3]。他在自己譯著的序言中多次提到他的目標讀者就是大眾讀者、普通讀者。他在《漢詩一百七十首》（1918）的序言里也聲明他作序專為普通讀者。譯作《道德經》和《論語》的序言中也都強調了他的譯作不是為少數專家而作，而是進行“人類學探索”，為那些普通大眾，為所有人而作。盡管這些著作的學術性很強，他也不愿意因為學術性而忽略普通讀者的需求，譯作能被普通讀者喜聞樂見才是他翻譯的目的。冀愛蓮的研究也指出，阿瑟·韋利的典籍翻譯的宗旨為大眾化的審美訴求，展示經典的人類學和歷史學[4]。由此可見，韋利的目標讀者是廣大普通大眾。鑒于他的翻譯目的，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最貼近原文的形式把他所喜愛的中國古典詩歌帶入西方普通讀者的視野，便于他們理解和接受中國古典文化。

四是譯者采取何種翻譯策略取決于譯者的翻譯目的或者目標讀者。韋利的目標讀者是普通大眾。因此，他選擇翻譯策略的宗旨是獲得大眾的接受與認可。冀愛蓮指出[4]，這種大眾化的翻譯策略不僅對“傳統漢學精英化的學術意識”是一種反駁，也與20世紀上半葉英國文學的現代化走向吻合。從某種意義上，他的翻譯作品能成為英國文學發展重要的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翻譯策略的選擇。韋利認為直譯是翻譯中國詩的最佳方法，直譯才能準確傳達原詩的意義和情感。陳惠認為[3]，韋利所持的直譯原則并非字面意義的轉化，而是詩歌意象的傳達。押韻和節奏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靈魂，英譯時是否用韻一直困擾著諸多翻譯家，也是他們爭論的焦點之一。對此，韋利提倡并踐行以無韻的自由體來翻譯中國詩歌。韋利認為，由于漢英語言文字語音的差別，英語韻腳要少很多，翻譯中國古詩時就算用韻，也很難再現原詩的押韻效果，反而會因此帶來一些限制，削弱語言的活力，影響譯文的忠實性。而自由體譯詩雖然沒有固定的韻律，但講究語言的自然節奏，譯者可以選擇合適的詞句，滿足原詩的情感表達需要，因為自由詩具有表達彈性，詩人所描述的事物和詩人的情感能夠更好地呈現。韋利翻譯的詩歌大多不押韻，但節奏感很強。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源頭，其反映了周朝約五百年的社會面貌。阿瑟·韋利雖然不是第一個將其譯介到西方的漢學家，但在《詩經》翻譯成就上，是當之無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影響不亞于其他著名漢學家如理雅各和詹寧斯，其譯本自1937年出版經歷近90年的傳播歷程以來，對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產生了持續和深遠的影響。他對《詩經》中詩歌的主題進行全方位的剖析和歸類，這是一種創新，這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從譯詩的方式和風格來看，阿瑟·韋利英譯版《詩經》放棄了傳統英語詩歌的格律和押韻方式，而采用英語的自然節奏，也有學者稱之為“躍動節奏”[5]，他用自創的自由詩體翻譯中國古詩，此舉廣為世人所稱許。盡管他譯的詩歌不押韻，但是他的詩歌不僅節奏自然生動，而且展現了語言的能動性。這也反映了阿瑟·韋利“不可能重現原作的韻律效果”[6]，也不可能因為保留詩歌的韻律而放棄詩歌的意義的古詩翻譯觀。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其讀者真正理解《詩經》這部反映古代中國社會面貌的經典之作，切身感受到東方智慧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從某種程度上講，阿瑟·韋利在《詩經》翻譯中對韻律的處理，不僅表現了他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理解程度，也表現了他真正為西方讀者著想的態度和理念——采取直譯方法，語言通順易懂是文學翻譯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外國文學的可讀性和感染力所在。其次，從譯詩的內容和角度來看，阿瑟·韋利打破《詩經》風、雅、頌的順序，按詩歌的內容和主題重新編排，分為17個類別。同時，他的譯本刪除了《詩經》原作一部分詩歌，原書收錄305首詩歌，譯作刪除了15首，他認為“這些詩都是對政治的哀嘆，與其它詩歌相比，顯得枯燥乏味”[6]。在他看來，他認為他所刪除的15首詩歌的內容對西方讀者不具有吸引力，沒有必要翻譯，也沒有多少價值。他的文化身份對他的漢學研究與翻譯的影響在他的《詩經》翻譯中也如影隨形。韋利從文化的角度對《詩經》進行譯介，與在他之前的漢學家的譯作相比，這是《詩經》譯介史上具有開拓意義的創新。

三、? 阿瑟·韋利對《詩經》的文化誤讀和誤譯

因受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工作環境影響，阿瑟·韋利的《詩經》翻譯對中國人以及中國傳統文化都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而這種矛盾心理使其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在認識上產生了局限。阿瑟·韋利自身的文化立場導致他在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文化過程中表現出沖突與融合心理[7]。朱會云指出[8]，韋利在翻譯《詩經》的過程中，從字詞出發，追本溯源，對《詩經》中蘊含的中國文化進行探索和分析。然而，在英漢兩種不同語言和文化沖突和融合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對阿瑟·韋利的漢學翻譯作品《詩經》及其文化解讀進行重新審視。石利蘭認為“兩個不同的民族，其歷史文化必有差異”[9]?！叭欢?，韋利過度強調各民族文化的相通性，加之譯者個人的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在英譯中采用民俗學解讀《詩經》，難免對中國文化產生誤解和誤譯。朱會云提出，在譯介的過程中，韋利也提倡詩歌的內容不能過度依附于經學研究，然而他并沒有完全避免“經學解經”[8]，而是在探索詩歌文化內涵的過程中，以經學為參照和背景，從現實的角度探索詩歌深層的文化意義。韋利對早期的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進行了橫向對比，因此，他所譯介的中國古詩詞，一方面有利于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給中國文化帶來誤讀誤譯[8]。本文以程俊英《詩經》注釋本為參考[10]，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韋利對中國文化的解讀。

（一） 阿瑟·韋利對《詩經》中民俗文化的誤讀誤譯

《詩經》中有很多反映民風民俗的詩，“其中僅愛情詩與婚姻詩的數量就高達116篇，如果把歌舞、祭祀、祈禱等類的詩篇也算在此類，則多達172篇，接近詩篇總數的60%”[11]。韋利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把這些詩篇納入了民俗文化范疇，作了相應的翻譯與介紹。如《國風·邶風·燕燕》：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Our lady that goes home，Far we escort beyond the fields.Gaze after her，

cannot see her，And our tears flow like rain.

Our lady that goes home，Far we go with her.Gaze after her，cannot see her，

And standing here weeping.

Our lady that goes home，Far we lead toward the South.Gaze after her，

cannot see her，Sad are our hearts indeed.

《燕燕》是中國詩史上最早的送別詩，王士禛在《帶經堂詩話》中稱之為“萬古送別之祖”，也是《詩經》中非常優美的抒情篇章，宋代許顗稱其藝術感染力“真可以泣鬼神！”。關于詩中主人公的送與被送，歷來眾說紛紜，如《毛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薄读遗畟鳌つ竷x篇》認為是衛定姜之子死后，定姜送其子婦歸國的詩。其中，《毛詩序》的說法影響至今。其實，“送歸妾”的說法，與《史記·衛世家》所記載的史實不盡相符，也有違古代妻妾尊卑之禮。宋代王質在《詩總聞》中提出質疑，并認為是“兄送妹出嫁”。清代崔述《讀風偶識》認為該詩有惜別之意，但無悲痛之情?！爸佑跉w”，可能是衛女嫁于南國，其兄送之之詩。根據文化人類學的考察，“血濃于水”，血親關系在上古民族中起著決定性作用。華夏先民尤其重視血緣根基，所謂血親重于姻親，天倫先于人倫。因此，《燕燕》的惜別之情，出現在妻妾之間似乎不太可能，那么，出現在兄妹或姐弟之間是完全可信的。按《詩經》注釋，“于歸”在整本詩中皆取“女子出嫁”之意，兄長送嫁之解更為合理。韋利把它理解為古代一女子在丈夫死后，回娘家的故事。他把“歸”譯為“go home”，顯然，韋利的解讀不符合當時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二） 阿瑟·韋利對《詩經》中農耕文化的誤讀誤譯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其歷史源遠流長?！镀咴隆肥恰对娊洝分械淖钪囊皇邹r事詩，以敘事為主，在敘事中寫景抒情，為西周初年豳地（在今陜西栒邑縣、邠縣一帶）的奴隸所作。通過詩中人物娓娓動聽的敘述，生動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的生活圖景、勞動場面和各式人物面貌，也反映了農民與統治階級的相互關系，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隸社會階級壓迫的圖畫：奴隸們全年無休地勞動，最終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我們似乎看見聽見被壓迫的奴隸在述說著自己的生活困境，傾訴著血淚斑斑的歷史，揭露了奴隸主的殘酷手段和罪惡行徑。這些奴隸們迫于奴隸主的淫威，除了給奴隸主干所有農活，還得給他們提供辦酒祈禱祝壽等各種服務。韋利在《詩經》傳譯上，過度強調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通性，因此出現了一些文化上的誤讀和誤譯。如《國風·豳風·七月》：

八月剝棗，十月獲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In the eighth month we dry dates，In the tenth month we take the rice.

To make with it the spring wine，So that we may be granted long life.

參考程俊英的注釋，此處應理解為八月棗子豐收，十月稻米成熟，用米和棗釀成酒，祈禱老爺（奴隸主）長壽?！懊級邸敝傅氖恰伴L壽”，古人認為眉毛長的人壽命長。這首詩是以農民的眼光寫農民的生活，韋利用了一個被動句，把它譯成“So that we may be granted long life.”即農民為自己祈禱長壽，而不是為奴隸主祝壽。這顯然是不符合原詩的主題和當時的社會面貌。這首詩還有一處明顯的理解偏差：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A girls heart is sick and sad，Till with her lord she can go home.

根據程俊英[10]265的注釋，此句詩歌反映了封建貴族為所欲為，強搶民女的社會風氣。女子心里感到悲傷，因為她們害怕被貴族強行搶走，淪為他們的妻妾。此處“同歸”，韋利同樣理解為“一起回家”，他忽略了古漢語和現代漢語里漢字的意思有所區別，他的理解完全脫離了詩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事實，從而導致誤解誤譯。

（三） 阿瑟·韋利對《詩經》中宗教文化的誤讀誤譯

《詩經》中的有些詩是中國古代人民當時的精神狀態和對世界的認知水平的寫照，從中可以發現早期民間的一些巫術和原始宗教的影子。韋利把此類反映中華民族對祖先崇拜的宗教理念的詩歌歸類為祭祀詩。如《小雅·谷風之什·楚茨》，這是周王祭祖祀神的樂歌，記載了古代祭祀活動全過程，它為古代文化，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價值。人類早期的祭祖活動的真實情景和特有風貌在此詩中展現得淋漓盡致。詩中寫到的“皇尸”，“尸”是用同姓或異姓的卿大夫，扮成祖先神靈化身的人，他代表神接受祭享并傳達神意，賜福保佑行祭者。如“祭祀詩”《楚茨》：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For our stacks were in their millions，

To make wine and food，To make offering，to make prayer-offering，

That we may have peace，that we may haveease，

That every blessing may be vouchsafed.In due order，treading cautiously，

We purify your oxen and sheep.

We carry out the rice-offering，the harvest offering，

Now baking，now boiling，Now setting out and arranging，

Praying and sacrificing at the gate.Very hallowed was this service of offering;

Very mighty the forefathers.The Spirits and Protectors have accepted;

The pious descendant shall have happiness，

They will reward him with great blessings，With span of years unending.

韋利關于祭祀活動的描寫是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的：糧食堆滿了糧倉，釀成酒，做成飯，獻神祭祖、祈求福賜。人們步履整齊嚴肅，儀態儀表端莊，牛羊洗凈烹熟，擺放整齊，獻給神靈享用。祖宗神靈享用祭品，并賜福保佑子孫后代。關于祭祀活動的目的，韋利的解讀也是比較正確的，人們通過祭祀祈福消災，足以看出中華民族對人鬼的崇拜由來已久。

（四） 阿瑟·韋利對《詩經》中倫理道德的誤讀誤譯

韋利《詩經》譯本還有一類道德詩。李玉良指出[11]，韋利關于這部分的文化解讀和探索，大多數都是有意義的?！对娊洝防锏膫惱淼赖?，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來源，但韋利認為《詩經》中的道德詩只是周人關于人神關系以及親情和友情等倫理觀念的記載，這些倫理觀念是周代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產物。禮，最初指祭神的器物和儀式，后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对娊洝分杏涊d的西周時期的禮儀有祭祀禮、婚禮和宴飲禮。就宴飲詩來說，其內容包括宴飲的禮節、主人的熱情好客、主客和諧友愛等。宴飲詩雖然是一種禮，更是一種道德。通過宴飲，可見古人之道德風范，如飲酒有度是一種德，而醉酒是失德，《小雅·甫田之什·賓之初筵》：

既醉而出，并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If when they got drunk，they went out.

They would receive their blessing like the rest.

But if they get drunk and stay，

The power of the feat is spoilt

Drinking wine is very lucky，

Provided it is done with decency.

禮與儀組成“禮儀”，即行禮之儀式?！冻摹罚骸岸Y儀卒度，笑語卒獲?！币馑际?，禮儀要有法度，言笑要有規矩。詩人痛恨“無禮”“無儀”，罵他們連耗子都不如，《相鼠》表達了底層勞動人民對統治階級用虛偽禮節欺騙人民、口喊仁義道德，實際卻寡廉鮮恥的丑惡行徑深惡痛絕。詩人把他們比作老鼠，辛辣諷刺他們的無禮，認為這些人面獸心的人不該活在世上，應該早點死去。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Look at the rat; he has a skin.A man without dignity，

A man without dignity，What is he doing，that he does not die？

Look at the rat; he has teeth.A man without poise，

A man without poise，What is he waiting for，that he does not die？

Look at the rat; he has limbs.A man without manners，

A man withoutmanners，Had best quickly die.

《燕燕》中有“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边@兩句詩的意思是“女子溫柔且和順，善良又謹慎”?！兑帧分杏小皽販毓?，維德之基?！逼湟馑际侵t恭溫和是善德的根基?！耙忠滞x，維德之隅?！薄巴x”與“德”相通，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必有端莊肅穆之儀表。韋利認為，《詩經》里原始倫理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自然而樸素的產物。這些道德僅僅是原始的社會規約，代表周朝的倫理形式，離儒家道德概念還有相當的距離。他以獨到的視角對《詩經》倫理道德的理解值得肯定和借鑒。

四、 結 語

韋利譯本自1937年出版以來，多次改版，這恰恰說明了他的譯作非常成功，很受西方讀者的喜愛。筆者檢索Worldcat數據庫①，發現共有783家圖書館收藏韋利的《詩經》版本，另外，通過亞馬遜網站查詢一般讀者對所購書籍的評分和評價，韋利的版本②得到讀者的評分多達118次，其中五星評價占77%，四星占14%，平均分為4.6，留言為21次。這些數據均說明了韋利的《詩經》英譯本在海外的傳播之廣和受歡迎程度之高。韋利的《詩經》譯本是《詩經》英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對《詩經》翻譯研究及經學發展具有啟發意義。值得指出的是，韋利雖然是個“中國通”，但其文化身份仍然不可避免地制約他對中國文化的解讀，故很難真正做到客觀全面。他的“經學解經”方式需要辯證看待，從某種程度上講，其有利于豐富中國文化的內涵和文化共同體的創建，同時，“經學解經”帶來的誤讀誤譯卻不利于中國文化的傳播。典籍英譯一般要以學術性研究為根底，必須要有跨文化的思維，只有“文化傳真”才能推動中國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目前，中國文化“走出去”已提升到國家文化戰略的高度。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為了達到平等交流的目的，我們更需要把握中國話語權，主動地將中國文化譯介到西方去，對那些文化誤讀進行及時更正和重譯。另外，只有建立有效的對話途徑，才能真正從雙向交流的層面對中國文化進行正確解讀和定位，使中西文化在相互借鑒中彼此促進，并不斷提高。

注釋：

① 此處數據參見https：//www.worldcat.org網站。

② 讀者評分信息參見https：//www.amazon.com/dp/0802134777#customerReviews，原文為英文，由筆者自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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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文 格）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in Arthur Waleys

The Book of Songs

ZENG Su-ying1， Eric Poirier2，YUE Qiao-yun3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Wuhan 430074，Hubei，China；

2.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Department，Universite du Quebec a Trois-Rivieres，Quebec，Canada；

3.Library，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Arthur Waley was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British sinologist in the 20th century.His keen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world originated in his dual cultural identity; his gift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his education in Cambridge as well as his working experience in British Museum.Besides，his thoughts on Chinese ancient poetry translation，which includes his interest in Chinese poetry and painting，his mastery of a wide rang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his target at common readers and his translating strategy attribute a lot to the popularity of his translated works.The influence of his culture identity and translation idea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re analyzed.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is an obstac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Some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examples referring to Chinese folk customs，farming，religion and ethics are pointed out and analyzed，f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must be a cross-cultural “fax”，otherwise，the original culture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as what it is.

Key words：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ion though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