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算法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再構研究

馬里丫葭 馬若馳

(中央戲劇學院電影電視系,北京 昌平 102209)

民族團結進步始終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基礎性事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就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做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億萬網民在互聯網上獲取信息、交流信息,網絡信息的傳播對網民的求知途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會對人們對國家、對社會、對工作、對人生的看法產生重要影響?；ヂ摼W由此成為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平臺。如何匯聚最大增量發揮互聯網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作用,[1]是我們在新時代須積極探索和實踐的重要課題。

目前,學界從不同學科視角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意蘊、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等進行了多維度探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系政治傳播的一個重要內容。當前,大數據、平臺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勃興深刻影響了政治傳播的理論范式和方法路徑,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算法傳播和算法政治的興起。有學者關注傳播的數據化和智能化嚴重消解了傳播的主體性,流量思維威脅到政治傳播的核心價值觀,傳播在技術平臺下面臨異化風險。[2]還有學者認為,算法是政治傳播的積極力量,算法本身也日益成為一種嶄新政治形態,構造了政治“擬態”環境,具有極強勸服能力,產生算法迷思現象,營造盲目認同網絡群眾的政治“偏執型人格”,并建構極具信任感的政治“仿真”環境。[3]

在智能算法的新傳播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與智能技術的融合是提升新時代共同體情感、共同體政治信仰、共同體共同價值的重要向度,也是構建新型民族關系和提升民族工作成效的工作重點,并且多圍繞人工智能、數字化媒體、元宇宙等維度展開研究。龐瑜認為二者的結合衍生出“信息繭房”“木桶短板”“尖叫效應”“過濾氣泡”及主體邊界等問題,提出未來應從人本主義和技術規制的視角尋求解決問題的創新發展路徑。要從共同體成員的社會互動和人工智能優化兩個層面,解決數據權力的規制問題,注重強化主流思想引領,注重傳播的主體性回歸。[4]張利國、于海波提出順應網絡時代的新形勢、把握新機遇,從算法侵越的話語認知跟進、算法囿限的情感理性確證、算法偏向的群體價值破圈三個維度打造算法時代育人新范式;[5]田釩平、張耀則提出算法權力通過基礎的數據生成、主體的資本主導、手段的技術運作、對象的人為推動等作用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6]較為前沿的研究則將ChatGPT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結合,認為ChatGPT在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大眾化和智能化的同時,也帶來精度、溫度和效度的問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均衡培養中華兒女的理性批判意識和ChatGPT素養,著力實施ChatGPT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科學運用ChatGPT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協同開展ChatGPT的應用生態治理。[7]

而從政治傳播視角,以場景理論切入,結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算法的研究,尚付闕如。傳播學者德布雷提出,技術推動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集體心理通過主導的記憶技術得以平衡和穩定,具有社會決定性能力[8]45。技術的高度發展變革了社會關系的連接方式與場景架構,智能算法時代的場景傳播也將延續疊加、擬真、立體的發展方向。場景日益成為承載用戶需求與市場價值的平臺。算法互聯在本質上即是一種基于場景的技術服務,而將算法建構于場景之中進行分析,其終極目標則是提供在特定場景之下的適配信息或技術服務。[9]29-32本文將網絡平臺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定位為政治傳播的一個向度,將智能算法邏輯下的場景建構作為智媒時代交往的產物,探討在算法鏈接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生成邏輯。當下,智能算法日益成為引導政治傳播規則、資本營銷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其在信息推送、議程設置、消解傳統政治傳播權力等層面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場景進行解構、推動變革。本文也將進一步討論智能算法傳播如何在網絡平臺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場景再構。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媒介場景生成邏輯

技術的極速發展中蘊藏著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及社會功能變遷的密碼,通過構建容納新興技術的社會場景,從而導致線上、線下所謂的“人”在社會結構、交往方式及認知途徑等層面的異化。[10]動態連接、流動開放、交互便捷的互聯網以及新型的虛擬現實、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創造新的社會場景,生活于其中的人們正在被一股無形但強大的力量裹挾進“場景細分”的新時代。[11]算法技術支持下的海量數據的挖掘分析,搭建了各要素之間復雜的社會關系,向用戶提供了多元化、沉浸式的傳播場景。

場景的意涵可追溯到芝加哥學派。戈夫曼在其擬劇理論中提出,人與人微觀的社會互動就像一個舞臺,個體在社會情景的調適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時舞臺還因由場景的不同區分為“前臺”和“后臺”。之后,梅羅維茨承接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觀點,將電子媒介的交往場景從戈夫曼的物理空間拓展至電子空間,更廣泛和更具包容性的信息獲取模式使得地域的界限進一步消失了。[12]21當下,大數據和智能算法又成為驅動個性化服務和體驗的新引擎,場景與媒介所營造的心理環境氛圍產生了更為密切的關聯。從大眾傳媒到關系媒體再到算法媒介,人與媒介關系發生了深刻變革。[9]29-32正如斯考伯和伊斯雷爾強調的,場景時代是大勢所趨,猶如風暴般襲來,掌握場景者掌握未來[13]16。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生成的基本邏輯

在日漸輕量化的算法技術助推下,可無限復制和精準推送的信息不僅建構了全新的交往秩序,并且影響了社會文化的生產。

探討算法是否適用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建構,首先需要厘清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相關概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場景一般涉及兩個以上民族,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關“一個主線”“兩個共同”“三個離不開”“四個共同”“五個認同”等內涵進行媒體敘事。智能算法時代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主要基于各民族用戶使用媒體時的狀態、場景和心理而構建的,可以引導各民族的用戶體驗、認知、認同進而產生互動、分享行為的場合和情境,具有時空性、目的性、指向性、適配性。

從政治宣傳,到政治溝通,再到政治營銷,政治傳播形成了三種模式,分別對應威權、民主和競爭。[14]在技術深刻變革的背景下,作為政治傳播的一個重要向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在媒介平臺的傳播與生成發生了復雜的變化。

智能算法能夠基于獲得的數據和特定的計算邏輯進行自主編碼,生成符合自身邏輯的新的運算規則和決策,這種自主性則能推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代表的政治傳播的智能化。智能算法依托自身的計算邏輯自主采集數據信息,通過嵌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有關過程,抓取用戶的興趣愛好、消費習慣、瀏覽記錄、運動軌跡等信息,并在信息深度分析之后,生成價值和行為特征數據,描繪電子畫像,進一步基于適配信息實現政治心理走向、政治情感和政治信息需求的預測和評估,進而實現政治信息推送的針對性和精準化,優化議程設置。

鮑曼認為后現代社會是一個“審美現象”——即一種無潛在目的、無利益糾葛的純分享狀態。網絡平臺為無秩序化、非制度化的社會交往提供了一個彈性空間,個體需要在碎片化和充滿矛盾狀態的社會交往中,重新發現和創造個體經驗與社會世界重組的方式。算法助推下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建構,類似于戈夫曼所謂的“臺前謀劃”,從政治宣傳、政治營銷狀態的把控到聲音的表達,一系列“臺前謀劃”的儀式建構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意義?；趯Ω髅褡迳鐣傩缘耐诰蚺c考量,建構適用于不同民族、不同階段、不同維度的場景策略,從算法技術、符號話語、敘事體系等多個層面發揮表義、認同等功能,從而生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

(二)智能算法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連結

世界的本質是由數據構成的[15]125-126,則場景在本質上也由數據構成。一切場景都可以被數字技術識別、傳輸、存儲、運行,數字的流動支持場景中的互動,場景存在亦即數據泛在。一方面,海量數據分布式協同處理機制與圖譜識別搜索技術,使得場景成為一個從“端”到“網”,再從“網”入“云”的數字生態體系,時空邏輯產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大數據對用戶的數據畫像為人類復雜的行為提供了預測模型,社會生活場景的復雜性可以被更加精確和精密地發現,洞悉“由個體之間微小交換構成的微觀模式”[16]。

相較于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宣傳、政治營銷場景,智能算法時代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更具適配性與針對性,精準的適配是正式通過場景再造實現的。在平臺媒介中,用戶通過標簽形成連接,標簽進一步將有共通屬性或共同興趣愛好的各民族用戶連接成為社群。算法則提供有關技術支持,是構成此種隱性連接的基礎邏輯。[17]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強調一種體驗,強調對“團結”的重視,算法分發者、信息生產者需要以用戶的需求為中心進行思考,透過內容的設計與分發方式的調整本身出發思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真正的有效路徑。

場景使得媒介內容增加了一種情感體驗,媒介信息“活”了起來。各民族的群眾沉浸在各自的生活中,在閑暇時要追求一種類似或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體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場景意義就是貼合人們的這種心愿,將衣食住行都賦予成一個個既有普遍性、滲透性,又有獨特性、趣味性,兼具算法推送效果和意義的場景。

鮑德里亞提出,以物質生產和勞動力為基礎的舊工業秩序,正在被信息復制傳播的社會再生產替代。后現代社會,網絡空間中人與人的關系不再依托商品、市場等元素,而是形成了一種去中心化、無確定性的社會再生產秩序。全新場景之下,各民族作為主體性的“人”,正在經歷進化、異化和云化,傳播模式也由此產生了本質性位移,諸種變化和位移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和土壤。

二、智能算法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統傳播場景的解構

網絡空間為散居各地的各民族群眾提供了日常社會生活中難以擁有的話語表達和公共參與機會,并由此生產出各自的話語體系,有了新的集聚空間。而智能算法等技術的普及進一步實現了在更廣闊空間中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建構,其中亦包含了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解構,算法技術的嵌入引發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場景的影響深刻變革。

(一)信息推送精準化:算法助力“把關人”角色的調整

傳統的政治傳播中,傳播者是信息生成和傳播的中心,是政治信息的制作者、發布者和把關人。他們對社會信息進行加工提煉,生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政治話題、資訊,并借助有關渠道進行傳播。[18]1-10基于傳播者自身的價值偏好和公眾的導向需求進行議程的設置,諸如通過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信息的篩選和傳播引導公眾建構擬態環境和形成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國家觀等價值觀念。算法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深刻改變了有關政治信息的生產、傳播模式,作為內容生產者的傳播者,其把關人的地位正在被算法取代和解構。算法把關成為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政治傳播的一個重要技術手段。

智能算法實現了基于數據的適配性傳播和個性化推送,將用戶與符合其興趣愛好和歷史觀、文化觀、民族觀、國家觀的政治信息精準匹配,實現了政治信息內容和用戶的直接對接。

(二)議程設置個性化:信息生產和傳播需求的雙向互動

傳統議程設置聚焦媒體議程對公眾議程的影響,普遍遵循由政治傳播主體設置、主導媒介議程,并推動媒介議程影響公眾議程,進而生成公眾輿論。這一點面對的單向度傳播模式是以傳播者即政治傳播主題為中心的,議程圍繞政治傳播意圖和傳播媒介實際需求展開。[18]1-10

智能算法時代,網絡政治傳播議程的設置則具有了多元化、非線性和多向度等特征。節點化的網絡傳播與智能算法結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信息的生成和擴散更加個性化和雙向互動化。此外,議程設置的主體還在一定程度上向平臺傾斜。因此,智能算法時代的網絡議程設置邏輯變成了“個體價值偏好—個性化議程設置—精準化算法推送”。

(三)反沉默螺旋效應:技術對政治傳播權力的消解

智能算法改變了大眾傳播以點對面的單向傳播模式,實現了信息生產和消費的精準對接。同時,社會中不同價值準則和觀點意見的表達在智能算法下更容易實現對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信息的推送也遵循計算偏好的優先原則。非物理空間和去科層化使得智能傳播突破物理空間和科層制體系的束縛,少數意見者能夠通過算法分發實現個體與意見相同群體的連接。

孤立恐懼和準統計知覺是沉默螺旋效應形成的主要因素[19]。智能媒體時代,網民被技術賦權,介入到信息生產活動之中,人人都有麥克風讓沉默者有了如巴赫金所言的狂歡無界限。網絡空間中,基于智能算法推送實現信息和意見的匹配,從而使得意見的感知出現偏差,即使是少數者,也能產生新的準統計知覺,感受到來自群體的支持,進而敢于表達觀點。這一行為結果成為網絡傳播時代的反沉默螺旋。技術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議題的傳播提供了更多的話語空間。但媒介技術從本質上看并不能改變精英與大眾間的話語鴻溝。私人話語、公共話語與主導話語形成權力博弈。到“后真相時代”,符號化消費使得個體沉溺并淹沒于消費社會中,公眾注意力的彌散進一步消解了包含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內的政治宣傳、政治營銷以及由其所建構的權力意義。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代表傳統的政治傳播媒介場景的建構,以視聽化的方式實現政治宣傳、政治營銷的“三貼近”,但來自現代生活的噪聲沖擊和大眾狂歡的抵抗,使得作為權力確定性的政治隱喻逐漸被弱化、被解構。反沉默螺旋效應強化了輿論中的個體意志,不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統一公共意見的生成,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會加劇意見的對立甚至輿論場的割裂。[18]1-10。

網絡平臺中各民族群眾的心態主要表現為認為權力和真相對其已不再重要,某種程度上,代表政治宣傳、政治營銷的部分算法分發也加劇了后現代社會“去中心化”的癥候——代表意識形態權力的聲音,即自上而下單向度地撒播,在“技術賦權”之下被自下而上的多向度破圈對話替代——傳統意義層面的“權力中心”被消解。更重要的是,智能算法使得自上而下的階層體系向日?；?、個體化轉移?；ヂ摼W賦權的各民族網民“狂歡”可能形成流動的權力,使得集中的權力狀態淹沒于分散的去中心化的網絡之中。

三、智能算法再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路徑優化

當下網絡信息裂變式遽增導致產生較為普遍的信息過載現象,各民族網民個體難以在海量訊息中迅速獲取符合自身需求的有效信息,網絡空間信息傳播過剩與用戶個體信息擷取匱乏之間的矛盾由此形成。算法傳播能夠通過精準的數據匹配實現個性化推薦,使得用戶在過載的信息環境和碎片化時間中準確、快速地獲取符合自身價值偏好和行為特征的有效信息,從而有效提升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代表的政治傳播的供給能力,解決傳播過程中的供需矛盾。

全球來看,政治與資本形成了對算法技術的合圍,與此同時,算法也反向作用于政治、經濟,技術與政治、資本之間形成了博弈。公眾表達在權力規訓中成為一種工具式話語,服務于資本和政治的內在邏輯。由于技術力量的超越性存在,政治也開始遵循技術邏輯,利用軟性方式緩和被消解的現狀,在實現權力控制的同時,在與資本的博弈中推進國家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可以說,算法正日益成為引導政治傳播規則、資本營銷模式的重要核心元素,算法傳播正在成為再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重要推力。

大量相關數據、足夠細化領域和明確目標是算法得以介入的基礎[21]21。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虛構的,不是政治宣傳和資本營銷操縱各民族群眾的幻影,而是與歷史文化緊密相關,根植于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建構[22]17。這種心理建構最終需要體現為文化的表征化、符號化和場景化。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相關核心要素,具備大量數據、具體可操作的領域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明確目標,依托算法在網絡共同體的重構、情感共同體的建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再構層面實現碎片場景、消費場景、儀式場景的融通,以提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效。

(一)網絡共同體的重構:以“智慧連接+大數據”融通碎片場景獲取關注度

網絡崛起,為族群凝聚和文化認同提供了全新場域。[23]在網絡共同體中有著相對松散的社區、較為穩定的圈子、多元類型的社群等各種模式[24]31-47。而興趣愛好或信仰文化等層面存在著可捕捉到的顯性或隱性的共通性,對于網絡共同體的形成尤為重要[25]。早期網絡社群的形成依賴于社區內較為持久的網絡互動。而依托算法技術,趣緣群體的連接變得更加便捷。算法識別和連接了具有相似興趣愛好、同向認知價值的人群,即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網絡生成打下了技術和平臺層面的基礎。網絡時代,媒介資源不再稀缺,信息過載,平臺以算法實踐推動用戶信息的個性化定制。從部落化到脫部落化,再到互聯網技術下的重新部落化,麥克盧漢的傳播形態隱喻在智慧互聯的算法時代擁有了場景再造的溫床。算法等數字技術變革顛覆了各民族網民的場景感知方式,鏈接起不同地區的各民族用戶,形成全新的族際交往網絡。如當下的一些個性化推薦平臺,如用戶被打上“愛好少數民族美食”“關注跨民族地區旅游”“熱愛多民族服飾”“掌握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等相關標簽,就更容易形成隱性鏈接。表面看,標簽只是各民族網民個體與傳播內容的連接依據,并沒有形成民族群體之間的直接網絡互動,但智能技術可以將標簽背后各民族網民之間隱藏的共通性挖掘出來,將具有共同興趣愛好、行為特點等某方面達成共同屬性的跨民族網民連接在一起,使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網絡社區或社群成為可能。

鮑曼曾以“我們如何生活在這個碎片化的、充滿矛盾的世界里?”來追問現代性的矛盾。[26]此問直指后現代社會的族際交往現狀。智能算法時代,媒介平臺往往向用戶推送短小精悍、休閑娛樂等具有碎片化特征的資訊、廣告?？山柚W絡智慧連接基于技術平臺搭建的網絡共同體空間,以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碎片場景的融通:第一種方式是實時狀態切換。各民族網民身處不同的特色時空,結合其興趣愛好、生活習慣和行為特征等,實時構成碎片化場景,并通過二維碼、人臉識別等技術實現場景的打通。如針對上述“關注跨民族地區旅游”標簽用戶和潛在用戶于信息分發時,設計生成的具有當地民族特色風格有關景區資訊的二維碼;已在線下旅行時,更可以打通諸如乘坐公交地鐵、餐飲消費支付、個人身份識別等使用二維碼、人臉識別相關場景,進行與跨民族用戶興趣點相匹配的、結合當地民族風情特色化內容的設計,對用戶的碎片化場景進行具備時空一體化特征的實時銜接與切換,在用戶使用黏性養成的基礎上,完成此類碎片化場景的貫通,于細節處、在碎片中嘗試促進不同民族間的交流、交往與交融。

第二種方式則是網絡平臺跨界。網絡平臺連接各方、實現跨界,起到聚合器作用,可嘗試依托算法實現數據“跨界”,使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看似不相關、無法兼容的內容要素搭配起來,創造新業態、產生新物種、形成新服務。如及時融合短視頻、VR、5G等新型媒介技術形態,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的顯性資訊、宣傳或隱性故事、細節滲透在社交、旅行、教育、游戲等跨界場景中,依托數據算法,建立深層次用戶、商品、渠道和關聯業態等多環節多類型標簽體系和預測體系,在實現多觸點、多場景全覆蓋的基礎之上,完成可操作、易實現碎片化信息和精準定制信息,動態匹配供需兩端,并形成推送分發機制,使得各類資訊在不同的空間中呈現多樣化狀態,讓信息流動從“等人”模式切換為“找人”模式,由此掌握各民族網民注意力入口,形成對用戶興趣點和關注度的有效觸發,助推用戶主動通過諸如游戲場景中某些益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碎片化信息的關注、探索、整合,進行環環相扣的設計,引導標簽用戶進一步挖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資訊的全貌。

(二)情感共同體的建構:以“社群文化+信息蜂房”融通消費場景營造體驗感

算法技術日益成熟并廣泛應用于各類內容分發場景,進而形成了“信息繭房”:算法技術支持下,媒體平臺基于用戶的個人特征對信息進行篩選,并分發與其興趣愛好、價值觀等具有高匹配度的定制信息,[27]由此形成具有“千人千面”表征的內容消費形態。由個性化信息推送或關聯信息推薦形成的“信息繭房”是大數據時代技術和資本的勝利[28]。作為群體動物,人有自覺靠近群體和融入群體的本能,網絡中亦然。在算法推介技術的連接下,價值觀相同、立場相近、態度一致的用戶會在無意識狀態下匯集,并逐漸形成互相支持、彼此連接的共同體。[29]進而言之,算法將用戶框定在固有的群體價值觀內,并重復且高頻地推送相似內容,進而在不同的群體之間樹立起無形的“墻”,使得社群文化形成各自獨立的“信息繭房”越來越穩固。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需要突破單一多個“小共同體”的“繭房”,消解信息固化的負面效應。

為實現受眾對現實環境更加真實、全面、準確、客觀的認知,破除單一“繭房”的“小共同體”各自為政的局面,需要打造與中華民族“大共同體”相匹配的“信息蜂房”流通場景——將多元化信息整合分發方式、專業化客觀報道、可視化動態數據有機結合、聯通互動,讓受眾有更多機會接觸繭房之外的各領域、多元化信息內容,走出信息孤島,建構互動共振的信息傳播體系。[30]為有各自信息需求的各族網民創造更加趨于真實的、立體的、可信的擬態環境。

而嘗試建立一種與中華民族“大共同體”相匹配的“信息蜂房”,則可以實現共同體邊界保護。算法權力能夠將各民族用戶的網絡信息選擇權限定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相關范圍內。如同氣態分子不規則運動般的用戶,在相似高度找到位置,形成同溫層。相似用戶在同一“溫層”聚集,通過交往、討論和活動感受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與舒適感,形成一種易流動的、可想象的情感共同體。在不同時期會產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的不同話題,也會出現不同的同溫層,而在算法推薦下用戶可以隨時、隨地尋找到屬于自己的同溫層。[31]

算法所依托的大數據背后,其實是商業邏輯和政治邏輯。[20]當人們對某種文化產生共同興趣,并進行生產、消費的同時,人們之間會形成相互模仿和互相感染,被消費的文化也會產生形塑人們行為方式的反作用,經時累積,人群就體現出更為相似的心理和行為特征,進而強化族群的特性。傳統族群文化的“無意識地傳承”,常常被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進行“有意識地創造”。網絡族群亦然,同樣通過文化生產、消費的過程,以完成族群文化的建構、傳承。[24]31-47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場景的再構就應當“提供社會成員的歸屬感與文化需求的協同管道”,[32]諸如算法可以全覆蓋的微信群、朋友圈、微博、B站、知乎、豆瓣、貼吧等等都是這個文化空間的載體。如微信群聊中的網民,大家可能來自各民族地區,年齡、學歷、性別等各不相同,而當大家因學術追求、興趣愛好、民族地域、團購福利等目標一致而加入共同的微信群聊后,社群內的個體就凝聚成為了有類似歸屬和共同目標的文化共同體、消費共同體。除此之外,活躍于B站、豆瓣等平臺中的大量亞文化群體,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而言,也是重要的文化場景、消費場景,可借助已流行的亞文化IP,依托算法技術融通中華傳統文化元素、融通跨民族特色元素進行分發,打造“亞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元素”新IP,此種場景塑造下的文化消費或許可以隸屬于符號化消費,即此種情形下的文化商品并不具有使用價值,而是其所指可以讓用戶產生愉悅感,形成一定的情感共同體圈層,從某些側面以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凝聚力的增強。社交媒體所生產的社群文化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場景塑造提供了文化社群、消費社群,無論是通過B站、豆瓣、群聊還是知乎等其他渠道,社群都能隨時隨地形成,并完成各自內部的管理和成員范圍的擴大。如國家民委牽頭主辦的“道中華”平臺,以微信公眾號為核心,涵蓋強國、抖音、頭條、B站等主流媒體平臺和亞文化媒體平臺,圍繞文化符號、文明源流、民族交融、文學藝術、考古實證、文明互鑒等具有社群化特征的多元視角,制作發布各界名家訪談、思想理論解讀、民族交融史話、文明互鑒故事等形態圖文視聽內容,業已形成較大社會影響力。諸如其B站視頻《雙锏是古代兵器之一,“殺手锏”說的就是它》《中華冷兵器:櫑具漢劍》等有針對性地貼近亞文化圈“兵器文化愛好者”“冷兵器愛好者”等群體,為其提供歸屬感和兵器文化需求,播放量近十萬,有針對性地實現了“社群文化+符號化消費場景”的再構。

數字化社群中的人們有主動參與意識,虛擬人際互動形成團結性和認同感,[33]從而更具揭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文化消費場景空間的符號意義。各民族網民們在平臺上所提交的體驗社群消費文化需求是相對真實而可靠的,網絡傳播技術催生諸如網絡直播等新消費場景,為各民族用戶提供了云聚集的平臺與可能,直播擁有更高清的畫面和實時互動,用戶可在連續不斷的正向互動當中獲得情感能量。而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產品與服務,如通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展覽、衍生產品、中華各民族美食薈萃、服飾pk等文化消費場景的搭建,能夠滿足各民族群眾交流、交往、交融的相關需求時,必將會帶來浸入式的用戶體驗,甚至在“直播+”模式下打通與多個領域的連接通道。加之大數據技術可建立起以個人為中心的信息賬戶和以移動支付為閉環的交易流程,可將諸如此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場景建構立足于各種線下日常生活場景的商業生態圈,又使得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線上線下消費體驗與互動更具個性化、可視化和實時性。

在場景理論的視角下,各類社交媒體平臺和移動應用成為數字化時代場景的舒適設施。社群文化作為場景構成要素,搭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的顯性、隱形社群平臺,通過文化分享和“信息蜂房”大數據技術進行落地體驗,最終成為連接多元化、跨地域、大規模、不同民族的社會成員的紐帶,并在多維信息空間中通過網絡消費孕育并傳遞價值觀,培育社群成員的共同情感和共有價值。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再構:以“智慧連接+社群文化”融通儀式場景強化參與感

技術、政治和經濟的不同生成邏輯和社會影響機制,讓算法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再構之間擁有無限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主要來自數學和編碼所內蘊的量化邏輯[34]。以人工智能算法為代表的系統進入政治宣傳、政治營銷領域,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融合到大數據和大規模計算的邏輯之中,進而改變“中華民族文化”建構長期以來的理解和實踐方式。故而,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再構進行闡述,不能僅從技術尺度加以衡量,還須放置于社會文化相互型構的視角予以觀察。

詹姆斯·凱瑞從文化視角出發,對傳播的傳遞觀和儀式觀進行界定。[35]信息的傳遞與權力相關,強調對廣闊空間、廣大人口的影響,是一種關注廣度的空間維度上的傳播;而群體因共同信仰參加的集體性慶典,表征的則是一種文化的共享過程,在創作、修改和轉變中,群體在聚集的典禮中實現文化在時間層面的傳承,是一種關注深度的傳播。[36]28

智能算法視角下對于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播,旨在從傳播的廣度拓展到傳播的深度。同時,智能算法技術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深入融合必須綜合考慮地域區別、文化差異,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群體結構。算法鏈接的智慧平臺功能將潛藏在社群文化之中的互動、創作、體驗、設計、分享、口碑等一系列適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細分場景進行融合,培育固定社區群體,共同創造文化價值。

再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須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異、自然差異的基礎上用共同價值理念來凝聚共同體意識,不斷筑牢共同體的內核和外延,堅持在“變”與“不變”“尊重差異化”與“增進融合導向”的有機結合中全面推進共同體發展,結合具體的儀式化、深度化場景而綜合提煉出有關時代的維度,從而凝聚群眾的情感,使人們獲得強烈的身份意識和價值認同,在情感的沖擊與互動中喚醒參與感,并由此融入一個民族的、政治的共同體。[37]算法技術下各民族用戶間的空間互動,為構建線上線下相聯通的互嵌式社會結構創造了基礎條件,這種互嵌不僅僅指向線上線下的空間層面的嵌入,還包括各民族群眾在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內的互嵌式交往。依托算法技術的政治傳播、政治營銷成為一種政治溝通的媒介,介入各民族用戶的日常生活場景和互動交往實踐之中,提供生活秩序和情感撫慰,使得各民族網民自覺或不自覺地生發出一種集體歸屬感,以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價值在時間、空間雙重層面的延伸,從而促進各民族網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四、結語

智能算法時代,網絡空間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再構的重要意義在于重建族群邊界、重構族群集體記憶,甚至重塑族群認同的可能性,即為政治傳播主體和各民族網民提供了多種超越“民族-國家”架構下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場景,提供了“自上而下”“由下而上”共同書寫以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正如卡斯特所言,集體認同的建構和表達,在網絡空間中擁有著全新的社會場景和凝聚的力量。[38]1-2

智能算法時代的網絡空間不僅僅是信息空間或休閑娛樂空間,而是一個彌漫著社會關系的空間——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而且也生產社會關系并被社會關系生產。[39]

基于智能算法在信息推送、議程設置、于傳統政治傳播權力消解層面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場景的解構與變革,使得算法日益成為引導政治傳播規則、資本營銷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網絡平臺中網絡共同體、情感共同體有關碎片場景、消費場景的塑造,均有利于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儀式場景的再構。算法技術下各民族用戶間的互動,為構建線上線下互嵌式社會結構創造了條件,這種互嵌并不僅僅包含空間層面的嵌入結構,還包括各民族群眾在虛擬與現實空間中的互嵌式交往。因此,各民族用戶不應只是簡單地被推送分發各自“小共同體”社群陣營的信息,還應在中華民族“大共同體”的“信息蜂房”中建立消費、文化、社會等多重關系,以豐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體驗,需要在“尊重差異化”與“增進融合導向”的有機結合中全面推進算法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場景的再構。對于各民族網民而言,算法時代網絡平臺所塑造的意義世界,不單潛藏著虛擬網絡空間中或清晰或模糊的族際邊界,并且體現了各民族網民在線上線下互嵌式交往中對現實社會空間的人文建構和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