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問題再探討

李亮 朱唯星

摘要：關于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學界存在較大分歧，焦點在于對劃分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標志的理解。第一種觀點以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為標志，第二種觀點以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為標志，第三種觀點以1954年10月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引發的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為標志。結合黨的視角和社會視角在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中的優勢，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毛澤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事物性質的一般原理，分析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演進過程，不難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屬于社會主義性質。

關鍵詞：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6.017

中圖分類號：D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6－０101－０6

自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立以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主要在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框架內進行。具體到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歷史分期研究，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視角：一是以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劃分，二是以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發展的規律劃分，三是將兩者結合起來劃分。以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劃分，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歸屬于黨在過渡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956）。以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發展的規律劃分，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歸屬于成熟時期（1945-1957）。將以上兩者結合起來劃分，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歸屬于社會主義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2005）。進入21世紀，有學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不應僅限于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框架，還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史”研究框架，從社會視角出發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但對思想政治教育史究竟應劃分為哪幾個時期未深入論證?？梢?，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歷史分期研究非常復雜，既關涉研究框架的問題，又事關研究視角的問題。即使從狹義上理解，把思想政治教育史視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其歷史分期研究也關系到以上三種視角選擇哪一種合理的問題。

思想政治教育歷史分期直接牽涉到某一時期或階段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把握。就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歷史分期而言，以第二種視角劃分，把新中國成立前后思想政治教育劃歸于一個時期，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前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沒有差異，這顯然是不適切的。若加以區分即以第一和第三種視角劃分，把新中國成立前后思想政治教育歸為兩個時期，需要思考的是，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是過渡性質、新民主主義性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亞里士多德說過，每個事物都有其固定的本質或特性，稱之為“性質”，對其存在方式和運動具有決定性作用。目前，現有論著和教材關于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所持觀點又不盡相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結合黨的視角和社會視角在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中的優勢，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及毛澤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事物性質的一般原理，重點分析建國初期黨的中心任務和社會性質的變化，我們認為，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對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基本觀點的分析關于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學界存在較大分歧，基本觀點主要有三：一是將1949年至1956年這七年作為一個整體，認為它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二是分為1949年至1952年與1953年至1957年兩個階段，認為前者是新民主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后者是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三是以毛澤東關于“紅學”研究的信引發的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為界，把1949年至1956年分為兩個階段，前者屬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思想政治教育，后者屬社會主義性質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6期李亮等：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問題再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毛澤東繼承馬克思的這一核心觀點，在《矛盾論》中說：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思想政治教育屬于社會意識范疇，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這個決定表現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培養人，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那里，人不是處于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社會關系和歷史進程中活生生的個人。因此，認識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質，必須將它置于人和社會關系之中。

思想政治教育服從社會需要，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密不可分，其性質從屬于社會性質。探討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不能撇開社會性質。1948年秋，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展開，這三場戰役在極大程度上削弱了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局勢的變化促使中國共產黨對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作出前瞻性思考。經過充分準備，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既規定我國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國勝利后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又指出黨執政后的任務：“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正值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關鍵時刻，其召開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為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指導和方向引領。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的構想，全國勝利后要建立的社會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逗K論“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書談到：七屆二中全會就對全國勝利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作了規定，雖沒有公開提這一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事實上按照那樣做了，實際上已經否定了“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在1953年曾明確說過，他從1949年開始就在搞社會主義了。［1］三個月后，針對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幻想革命成功后走資產階級道路的錯誤思想，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提出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里，毛澤東對國家政權的表述使用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但實質上已表達出“無產階級專政”之意。文章突出強調了兩點：一是“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為階級、國家權力和黨的消滅創造了“條件”［2］；二是“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3］，這充分反映出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質。

解放戰爭取得全國范圍內的基本勝利后，籌建新中國的任務提上了議事日程。根據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的主要精神，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以建設新中國為主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下稱《共同綱領》），并于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通過。因《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總綱中也未明確社會主義前途，一般認為它是一部籌建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綱領。深入分析相關文獻，我們認為，《共同綱領》實際上是一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綱領。

首先，《共同綱領》序言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這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無產階級開始掌握國家政權，從被剝削壓迫的階級轉變為具有領導地位的階級，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正如毛澤東所說：“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4］“許多階級受無產階級領導，這就叫做社會主義因素?！保?］其次，《共同綱領》明確規定：新中國的經濟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構成，其中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凡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統統由國家統一經營，整個社會經濟由國營經濟領導，這同樣體現出新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毛澤東指出：“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6］。在建國初期，我國并存著五種經濟成分，這些經濟成分共同構成了一個“社會主義體系”。［7］再次，毛澤東、薄一波、劉少奇、周恩來等都認為，《共同綱領》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綱領。1949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新政協討論通過我們提出的《共同綱領》，是我們同資產階級直接交鋒的開始?！保?］薄一波在一次接受訪談中也談到：“《共同綱領》不僅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實際上也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具有較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毛主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就為《共同綱領》賦予了這種性質?！保?］既然《共同綱領》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綱領，由此開始“同資產階級直接交鋒”，那為何又沒有明確把社會主義前途規定出來？劉少奇解釋說，許多代表在討論《共同綱領》草案時，建議寫入“社會主義前途”，我認為不妥?！霸谥袊扇∠喈攪乐氐纳鐣髁x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在共同綱領上寫上這一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實際步驟?！保?0］說得很清楚，之所以不寫社會主義，并不是因為我們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只是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還不是“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即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周恩來也說：“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要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保?1］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論人民民主專政》以及《共同綱領》都表明，建國后我國社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與此相適應，1949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應該屬于社會主義性質范疇。進一步地看，若將這七年分為兩個性質不同的階段，則無法整體又客觀地呈現這一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與作用。

二、對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劃分標志的質疑探討1949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還牽涉一個劃分標志問題。劃分標志不同，對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認識就不同。以上三種觀點分歧的焦點是對劃分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標志的理解。第一種觀點以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為標志，第二種觀點以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為標志，第三種觀點以1954年10月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引發的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運動為標志。

一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而后在1953年發生變化，即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便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以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為標志，1949年至1952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摧毀舊制度后除舊布新的創建，是新民主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實現；1953年至1957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創建基礎上的全方位提升，是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啟。［12］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和貫徹過程中伴隨著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新中國成立后，“新紅學”的主要代表人俞平伯出版著作《〈紅樓夢〉研究》，引起了李希凡和藍翎的關注。二人合作撰文《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發表于1954年山東大學?？段氖氛堋返?期，批判俞著中“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觀點”。1954年10月10日，他們又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評〈紅樓夢簡論〉研究》，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開火”。10月16日，毛澤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同志，支持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階級”“思想”問題以及“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隨著毛澤東這封信的傳達，一場以徹底清算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逐漸開展起來。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引發的這場批判運動，“實際上揭開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序幕”［13］。1956年底，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根本上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立起來。以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為標志，1949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范疇，在此之后屬于社會主義性質范疇。［14］

以上關于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劃分標志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性特點，就是都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對社會主要矛盾作為依據，解決這對矛盾之時，即為新民主義性質的思想政治教育向社會主義性質思想政治教育轉變之開始。由此提出一個問題：如何認識建國初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如前文所述，我國社會在建國初期屬于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不應該是主要矛盾。且從中共領導人的講話中，可以進一步確證，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如1954年9月，劉少奇在一屆全國人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已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保?5］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的談話中也說：“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彼€說：“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順利地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保?6］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們認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至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只是這個時期我國社會錯綜復雜矛盾集合體其中之一，并不起主導作用。

早在抗日戰爭后期，毛澤東就說過，要調節勞資之間的矛盾，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都不會也不應該使勞資之間不同的要求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17］建國前夕，他又指出：“中國必須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斗?！保?8］20世紀50年代，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確定的方針也是利用、限制、改造，而不是消滅。以“一化三改”為核心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強調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并舉，實際戰略重點卻是社會主義改造。論及黨的過渡時期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多次講過“要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要使資本主義絕種”。但這并不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已經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第一，民主革命勝利后，官僚資本被沒收，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民族資本主義在舊中國長期被限制和打壓，未得到充分發展，只能依存于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存在。由于經濟地位弱小，民族資產階級無法與無產階級抗衡，自然也不可能構成主要矛盾。第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為此，他提出中國還需要繼續實行一段新經濟政策?！爸灰鐣枰梢蚤_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梢蚤_投資公司，還本付息?？梢愿銍鵂I，也可以搞私營?！泵褡遒Y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即對抗性和非對抗性，毛澤東之所以提出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重點強調的是民族資產階級非對抗性的一面，這也充分說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不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

對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劃分標志與其性質的判定有密切的關系。劃分標志掌握不當，不能如實地反映各階段性質的分異。因此，如何確定劃分標志，成為我們討論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關鍵。

三、對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探尋性質是指一事物與其他事物的根本區別。事物的性質如何規定？毛澤東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保?9］所謂“取得支配地位”，指的是“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所謂“主要方面”，也就是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任何事物自始至終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許許多多的矛盾，當其中具有領導、決定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起主導作用的一方面發生變化，事物的性質也隨之而改變?；诖?，毛澤東具體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過程：生產力的進步導致原先的資產階級經歷了由新至舊、由進步至反動的轉變，最終為無產階級所推翻。在這一過程中，資產階級喪失了其私有生產資料，政權亦被剝奪，最終走向了滅亡。相較之下，無產階級因其更為強大的群眾力量，與資產階級共同成長，并在其剝削與統治下逐漸壯大。無產階級從最初的資產階級附庸逐步演化為獨立的領導階級，最終成功奪取政權，成為為社會的主導力量。這一轉變標志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根本變化，即由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為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事物性質的一般原理，為探尋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性質指出了方向。從建國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看，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以及落后的社會生產這兩個對立面中，落后的社會生產制約并決定著能否滿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民對于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保?0］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生產是第一性的，需要是第二性的，生產是需要的動力，并為需要提供內容和形式，也就是說生產是主要方面。鴉片戰爭后，我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加之長期的戰爭動亂，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從現在起，我們的工作重心要轉移到城市，我們的眼睛要向著城市的生產事業，我們的工作要圍繞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并為這個中心服務。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這一方面無知，不能盡快學會生產工作，不能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我們就要失敗。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及時提出恢復和發展生產，把發展經濟作為中心任務。黨在建國后召開的第一次全會即七屆三中全會明確規定，全黨和全國人民面臨的中心任務是爭取在三年內實現國家財政狀況的基本好轉，同時還把加強黨的建設列為實現此中心任務必須做好的八項工作之一。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人大所作的報告中宣布：經濟建設工作已居于國家生活的首位。在建國后的三年間，雖然也發生過抗美援朝戰爭，開展了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在全國范圍內反擊資產階級進攻的“三反”“五反”運動，呈現出階級斗爭和發展經濟的交織狀態，但整體上看，階級斗爭服從服務于發展生產、恢復國民經濟的目標，并未動搖黨爭取實現國家財政狀況的基本好轉這一中心工作。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生產力。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國政權后，解放了生產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保?1］建國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圍繞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心任務開展的。1951年5月，黨的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批評了“把思想政治工作和黨所進行的各項巨大的實際工作相分離的觀點”，并對思想政治教育和黨的中心工作之間的關系提出明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以保證黨的中心任務順利實現，“離開了黨的中心工作，宣傳工作就會失敗”。劉少奇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說：“在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以后，很多黨員就要擔負更多的實際工作……而如果埋頭到這些實際工作中去，不加強政治學習，不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那就有危險性”。黨在宣傳戰線上的任務是“用馬列主義教育人民，提高全國人民的階級覺悟和思想水平，為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打下思想基礎?！?955年12月，毛澤東概括總結這一時期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經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一科學論斷。

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終緊密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進行，并隨著中心任務的轉變而相應調整。在新中國成立前，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上。因此，黨領導人民反帝反封建成為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此時的思想政治教育屬于新民主主義范疇，服務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隨著新中國的建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背景下，落后的社會生產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相應地，思想政治教育也轉變為社會主義性質，致力于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由此，我們認為，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確定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劃分標志是合理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學界部分學者的肯定。有學者指出：“從革命黨和執政黨的角度，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分別屬于新民主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和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22］。另有學者基于革命黨和執政黨維度，將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劃分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并詳細闡釋了這兩個概念的理論基礎。即新民主主義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形成，源于新中國成立前黨內教育和干部教育的指導思想，雖然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整體上仍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而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成立，則基于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的歷史背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已上升為國家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關鍵組成部分。［23］此種劃分方式，不僅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屬性要求以及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自身的發展規律和內在特點”［24］緊密相連，而且為科學、客觀地劃分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歷史階段提供了新的視角。從革命黨和執政黨的角度劃分，實際上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但以此為視角，容易造成我們黨執政后就不革命的誤解。我們黨既是執政黨也是革命黨，二者不存在對立關系，也不存在替代關系。因此，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劃分標志更為妥帖。

思想政治教育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探討不同時期或階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不能不考慮黨的中心任務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前，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的中心任務主要圍繞著反帝反封建，因而大力開展關于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服務；新中國成立后，發展生產力成為當時黨的中心任務，思想政治教育因而強調對馬列主義的教育，以此提高全國人民的階級覺悟和思想水平，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打下思想基礎；進入新時代，如黨的二十大指出，黨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聚焦政治要事、落實時代任務”。思想政治教育做人的工作，人是不能脫離社會而單獨存在的，因此，必須從思想政治教育同社會的聯系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特別要關注社會的性質的變化對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影響?？傊?，對于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的研究，黨和社會兩種視角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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