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機制、效果、挑戰與路徑

李 呈

(山東財經大學 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2)

一、引 言

文化產業既是國民經濟產業體系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國家文化體制的重要載體。因此,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兼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的雙重作用?！吨袊幕a業投融資報告(2021)》顯示,我國文化產業投融資市場整體向好,但仍存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夠統一、產業投資粗糙化等突出問題。金融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生產要素,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的助推作用。在區塊鏈、大數據、5G 網絡等數字技術快速迭代大趨勢下,闡釋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助推機制,分析數字金融在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中取得的業績和面臨的挑戰,尋求可行的實施路徑,對實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文化產業發展及其質量提升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重點關注的問題。其中,金融對文化產業發展及其質量作用是學術界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近年來,典型的研究有:楊潔等人(2021)①楊潔,王耀中,胡尊國:《財政金融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有空間異質性影響嗎? ——來自空間動態面板門檻的估計》,《財經論叢》,2021 年第10 期。的研究發現,財政金融政策對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的效果取決于當地人均產出。顧海峰(2021)②顧海峰,卞雨晨:《財政支出、金融及FDI 發展與文化產業增長——城鎮化與教育水平的調節作用》,《中國軟科學》,2021 年第5 期。的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且東部地區文化產業增長更依賴于資本市場發展,中、西部地區更依賴于信貸市場發展。周凱(2022)③周凱,高瑋:《公共支出、金融支持與文化產業發展》,《南京社會科學》,2017 年第12 期。則指出,便捷的金融支持對文化產業的發展轉型具有積極作用。朱建(2020)④朱健,陳能軍,劉木子云:《金融集聚、空間外部性與文化產業增長——基于中國省際空間面板模型》,《經濟問題》,2020 年第7 期。研究結果表明,金融集聚不利于本地區文化產業發展,鄰域省份金融集聚同樣不利于本省域文化產業發展。熊正德(2014a)①熊正德,李蘭,廖然:《金融支持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湖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5 期。指出,我國文化產業的金融支持水平整體上不高,主要依賴以銀行信貨為主的間接融資,證券市場并未充分發揮其支持作用,與顧海峰(2021)②顧海峰,卞雨晨:《財政支出、金融及FDI 發展與文化產業增長——城鎮化與教育水平的調節作用》,《中國軟科學》,2021 年第5 期。不同的是,他發現中東部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受銀行信貨和金融支持效率作用明顯,中部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受股市影響較大,而西部地區文化產業發展仍依賴傳統的信貨投資。熊正德(2014b)③熊正德,丁露,萬軍:《文化產業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效率測度及提升策略——以《倍增計劃》為視角》,《經濟管理》,2014 年第8 期。的實證結果發現,我國文化產業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效率偏低,且差異較為明顯。張強(2017)④張強,張慧君,劉曉劍:《信貸政策對文化產業的支持效果研究》,《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1 期。分析結果顯示,信貸量的確對文化產業發展存在促進作用,但目前我國對文化產業的信貸支持嚴重不足。

隨著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則研究了數字經濟或技術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例如,周建新(2022)⑤周建新,譚富強:《大數據如何賦能數字文化企業高質量發展?》,《東岳論叢》,2022 年第10 期。的分析結果發現,大數據賦能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主要應從組織結構、基礎設施方面著手,其賦能機制路徑存在非等效關系;云計算能力、數字基礎設施等作用較為明顯。傅立海(2022)⑥傅立海:《數字技術對文化產業內容生產的挑戰及其應對策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6 期。研究了數字技術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發現數字技術當前深度參與了文化產業的內部生產,對創作群體、生產活動、傳播形式和消費域境等多方面皆產生重大影響,形成了全新的數字文化產業生態。韓松等人(2022)⑦韓松,韓洺碩:《數字經濟、研發創新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3期。研究結果發現,數字經濟會顯著提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且這種正向影響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特征。

可見,在金融對文化產業發展及其質量的作用研究方面,學術界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即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發展質量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也對文化產業發展質量產生了顯著的深刻影響。然而,作為傳統金融和數字技術的融合體,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發展質量的作用及其效果鮮有研究涉及。實際上,從支付到融資,從商票到清算,數字技術推動了金融業的變革,衍生了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對于重塑金融發展格局、拓展融資渠道、提升金融經營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侯世英和宋良榮,2020⑧候世英,宋良榮:《數字金融對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的影響》,《財政研究》,2020 年第9 期。;張友棠和常瑜洺,2020⑨張友棠,常瑜洺:《數字金融對科技型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實證檢驗》,《統計與決策》,2020 年第16 期。)。此外,數字金融天然具有普惠的功能,通過數字技術獲取用戶的“財報信息”和“信用評級”,可有效解決銀企信息不對稱之困,幫助金融機構分辨確實需要金融服務的客戶,提高普惠金融服務的針對性和科學性(Zhong 等,2021⑩Zhong W.,Jiang T.,“Can Internet Finance Alleviate Exclusiveness of Traditional Fin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2P Lending Market”,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21,40:p.101731.;李濤等,2016?李濤,徐翔,孫碩:《普惠金融與經濟增長》,《金融研究》,2016 年第4 期。)。由此,深入研究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理論機制,實證揭示其作用效果,并針對其中存在的挑戰與風險,提出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實施路徑,對于全面促進我國新時期文化產業高質量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從理論上闡明了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構建了測度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并計量了數字金融的助推效果;指出了當前數字金融在助推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中面臨的主要挑戰。

二、理論機制闡釋

數字金融作為數字經濟的代表性行業,變革傳統金融運行范式,利用數字技術賦能金融發展,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科學技術提升金融運行效率。數字金融發展體系包括基礎設施、操作機制和政策支持等三個層面。其中,基礎設施即數字金融應用場景所依賴的底層技術,包括移動通信設備、互聯網絡環境、軟件設計應用水平等,這直接決定了數字金融發展的安全和上限。所謂操作機制,即數字金融中用戶與供給者的互動溝通,這其中包括社會授信框架、金融運行規范、征信體系和用戶教育等,這屬于數字金融運行的中間環節。此外,數字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各學科和各部門的通力合作,其中,政府能夠充分發揮協調溝通作用,為跨領域合作構建平臺,推動數字與金融的融合,促進數字金融應用的落地,因此,政策支持也屬于數字金融發展體系的一個層面。

相較于傳統金融,數字金融的顯著優勢主要體現在:一是服務成本低。數字金融依托大型服務器和處理器進行平臺構建,具有極高的集約效應和規模效應,所增加服務的邊際成本較低。另一方面,數字金融可以借助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更好地根據各類歷史數據和相關預測進行信用“畫相”,降低授信信息的獲取成本。二是服務對象廣。受中小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和信貸資金需求小的制約,我國金融機構為了降低信貸風險和征信成本,主要服務于大中型企業,中小微企業則面臨著嚴重的信貸排斥。數字金融則天然具有普惠功能,利用大數據征信手段,可以對中小企業進行信用評估,降低對中小微企業的信貸配給程度。支付寶、理財通和網上銀行等數字金融平臺通過布置一些技術通信設施,簡化線上資金融通流程,就可以為中小微等廣大文化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大大拓寬了金融獲取渠道。三是服務效率高。部分數字金融服務屬于“無人模式”,客戶可以自助購買標準化金融產品,這在節省金融機構人力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另一方面,數字金融通過金融服務線上化和智能化,不乏24 小時全天候的金融服務存在,這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務的便利性。

基于先進的數字金融體系和顯著的優勢,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發展質量的作用機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數字金融可以提高金融服務信息化水平,精簡融資程序,提高對文化產業的金融服務效率。在傳統金融模式下,關于文化產業的金融服務業務主要是在銀行窗口等物理網點進行現場辦理,文化產業的“皮鞋成本”較高,業務辦理的周期較長,金融服務效率相對低下。在數字金融模式下,投融資雙方的交流溝通和資金轉移匯兌等金融業務主要在線上供給,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進一步優化了服務流程,打破了傳統金融服務的時空限制,對促進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具有積極作用。

第二,數字金融有利于緩解金融機構與文化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升金融機構獲客能力,拓寬文化產業融資渠道。文化產業具有輕資產、重創意等行業特征,文化企業滿足銀行擔保條件的有形資產極為有限。這導致金融機構難以準確評估其資產負債情況,引致文化產業融資難。數字金融可以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深度挖掘文化企業的現金流量、項目實時進度、海關報表、稅收等資產負債數據和“票房數據”“發行量”“用戶量”等重要的表外數據,緩解投融資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使各類金融機構科學把握相關文化企業的具體情況,提高其獲客能力,實現專項扶持基金、風險投資、期貨衍生品等金融產品與文化產業的精準無縫對接,使資產證券化、抵押貸款和企業債券等金融服務切實惠及文化產業。另外,新興的數字金融模式也為文化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眾籌是非常適合于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種數字金融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文化創業企業通過互聯網平臺發布和展示文化創意項目,在一定期限內公開向公眾籌集資金,然后利用產品、股權等形式回報投資者。這種去中介化的數字金融模式在為民間資本提供便捷高效的配置渠道的同時,拓展了文化創意產業的融資來源。

第三,數字金融可以提升金融機構的風控能力,促使其主動擁抱文化企業。與普通的消費品不同,文化產品的市場需求變動較大,尤其是與消費者的消費能力緊密相關,因而,文化企業的預期收益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例如,與普通的實物商品相比,電影票房和暢銷書發行量預測通常會更難。另外,文化產品往往具有正外部性,產品功能容易被復制,這也會增加文化企業收入的波動,因此,這會導致金融機構面臨較大的投資風險,同時提高了文化產業的金融服務成本和定價難度,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檢查等三查制度難以落實。而在數字金融下,數字技術可以替代大部分的人工活動,科學高效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拓寬信息收集源頭,實時收集相關文化企業的流量數據,動態跟蹤分析投資風險并及時作出相應調整,從而提升風險定價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降低文化產業的融資服務成本,提高文化產業的金融需求吸引力,促使金融機構主動賦能文化產業發展。另外,新興的數字金融模式具有獨特的風險防控機制。以眾籌為例,當在一定期限內,文化創意項目未達到其預定的籌資目標時,項目的發起人便會將籌得的資金返還給項目投資者,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該項目的市場需求潛力不高,通過項目終止可以避免項目運營風險。

三、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效果檢驗

(一)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CulquaI)——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測度

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釋變量。在許多研究中,高質量發展被多數學者解讀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集合(陳惠中等,2022①陳惠中,趙景峰:《數字金融、產業結構優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5 期。;曾燕萍等,2022①曾燕萍,蔣楚鈺,崔智斌:《數字金融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空間杜賓模型的研究》,《技術經濟》,2022第4 期。;崔耕瑞,2022②崔耕瑞:《數字金融與產業高質量發展》,《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2 期。;滕磊等,2020③滕磊,馬德功:《數字金融能夠促進高質量發展嗎?》,《統計研究》,2020 年第11 期。;喻蕾,2021④喻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其政策意義》,《經濟地理》,2021 年第6 期。)。由于文化產業的輕資產屬性,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本身已囊括綠色屬性。因此,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應包括創新、協調、開放和共享等四重維度。為了反映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多重屬性,本文在借鑒陸建棲(2022)⑤陸建棲,任文龍:《數字經濟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與路徑——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南京社會科學》,2022 第5 期。、崔耕瑞(2022)和喻蕾(2021)等人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到文化產業的特殊性、指標的可量化性和數據的可獲性,本文從文化創新能力、協調水平、開放程度、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等維度構建了衡量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體系。

其中,文化創新能力是指文化企業或文化科研機構利用專業技術人才,通過研發投入,提供文化新技術和文化新產品的能力,文化科技研發機構數量越大,專業技術人員規模愈大,文化產業的創新實力越高;而資金、資產等創新要素的投入越多,創新產出越高,也能表明文化產業創新能力越強。文化產業協調水平主要指的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城鄉地區協調水平和文化產業內部結構合理水平,城鄉文化產品消費支出比越大,說明城鄉地區文化產業協調水平越差;文化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越高,說明文化產業協調水平越高,我們采用地區文化服務業增加值占地區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來衡量文化產業高級化程度,該指標越大,說明文化產業高級化程度越高。開放程度衡量的是文化產業企業或機構對外交流的規模和頻率,這里我們用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參與人數和對外文化交流項目數來表示,參與人數和對外交流的文化項目數越多,可以認為該地區的文化產業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共享水平的含義是文化產業發展對社會產生的正外部性,體現為社會享有的文化產業發展成果多少,我們用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量、人均公共圖書館建筑面積和每萬人擁有博物館藏品等正向指標來表示。產業效益指的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內部效益和外部效益兩部分,前者主要是指文化產業發展的經濟效益,如利潤水平、納稅規模等;而外部效益則表現為文化活動的獲益面,如群眾文化機構組織文藝活動次數、群眾文化機構、圖書館參加培訓人次、博物館參觀人次、群眾文化機構、圖書館參加講座人次等?；诖?作者構建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

指標體系中的指標數據主要源自國研網數據庫、《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以及國泰安數據庫,部分缺失的數據采用趨勢預測法或插值法計算而得。借鑒滕 磊(2022)的研究,采用熵權法計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選擇該方法的原因在于,熵權法能夠獲取離散樣本包含的信息量,方法簡單實用,結算結果準確客觀。測度過程為:首先,需要對指標采用如下公式進行標準化處理:

其中,Xij表示省份i的第j項指標。

然后,計算第j項指標下第i個省份的值占該指標的權重qij,計算公式為:

接著,測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Ωj以及信息熵冗余度Θj,其計算公式分別為:

最后,測算各項指標權重ωj及各個省份歷年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Culqualj:

2.核心解釋變量(Ddf)——數字金融指數

目前,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聯合螞蟻金服研究院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是最具代表性和使用程度最高的數字金融指數。該指數一是數據可獲性強,目前已經編制了三期,涵蓋了2011—2020 時間段;二是該指數具有結構化數據,有助于結構分析,提高研究深度,該指數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三個方面,建立了數字金融指標體系;第三,該數據類型為省際面板數據,與本文采用的數據類型相匹配。

3.控制變量

參照已有的一些文獻和本文研究的具體問題,本文選擇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等作為控制變量。

(1)地區生產總值(LnGdp)。一般而言,一國或地區的經濟規模越大,該經濟體越傾向于經濟轉型,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該變量以各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來表示。

(2)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投資(LnFaI)。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可以構建和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則可以提高經濟正外部性。因此,固定資產投資對產業發展質量具有積極影響。該變量用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對數表示。

(3)政府文化財政支出(Govr)。一般而言,政府文化財政支出水平有利于提高地區的文化產品需求水平,優化文化產業機構,從而促進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質量。這里采用各地區文化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來表示。

(4)政策支持(LnPol)。除了上述控制變量之外,政府的政策支持對推動地方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這里借鑒馮星宇等人(2021)①馮星宇,戴俊騁,孫東琪:《中國文化產業的省域空間集聚及其溢出效應分析》,《經濟地理》,2021 年第10 期。的做法,采用省級政府部門當年發布的文化產業相關政策文件數量加以衡量,為了剔除異方差的影響,這里對該變量取對數處理。

(二)模型構建

根據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這里構建如下理論動態模型:

上述模型中,CulquaI 是被解釋變量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Ddf為核心解釋變量數字金融發展水平,Control則為一組控制變量向量,下標it表示i地區t年份;λi為地區固定效應,μt為時間固定效應,ε為白噪聲。αi為待估參數。

為了進一步檢驗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五個維度(每個維度的發展指數計算方法同樣采用熵權法計算而得,用StruIit表示)作為機制分析中的被解釋變量,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StruIit表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五個維度,下標j表示具體維度,其余符號同前,βi為待估參數。

(三)數據來源

本文以30 個省市為研究對象,限于數據可獲性,未將港澳臺及西藏地區納入分析框架。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國泰安數據庫和搜數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為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編制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其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局官網和搜數網。受限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編制期限,本文所使用的數據期間為2011 年至2020 年,個別缺少的數據用插值法補充。模型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所示。

表2 變量統計性描述

(四)作用效果檢驗

1.統計檢驗

皮爾遜相關系數一般被用來判斷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作者計算了主要變量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通過皮爾遜相關系數矩陣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的相關系數為0.211。這初步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

為了提高模型的解釋力,避免多重共線性和數據非平穩導致的偽回歸,這里還需要對樣本數據分別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各主要變量的平均VIF 為2.83,最大VIF 為7.09,小于10,這說明理論模型中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本文對數據進行LLC 檢驗、Breitung 檢驗、IPS 檢驗、ADF 檢驗和PP 檢驗,提高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和可靠性,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本文模型所使用的數據是平穩序列。

一般而言,金融發展與產業發展之間存在著互促關系。因此,有必要對其因果關系進行檢驗?；谧兞康钠椒€性,這里首先對數字金融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進一步探究二者的因果關系。首先對面板模型進行協整檢驗,Panel-pp 檢驗值為-7.85,相應的p 值為0.000,說明理論模型中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明,原假設“數字金融發展不是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格蘭杰原因”被拒絕,相應的p 值為0.046;而原假設“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不是數字金融的格蘭杰原因”被接受,相應的p 值為0.87。綜上可以得出,數字金融發展是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格蘭杰原因,進而表明,數字金融是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然而,其推動作用大小還需要對理論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需要說明的是,為了減少論文篇幅,上述各種檢驗過程及結果在此省略。

2.回歸結果與分析

因理論模型(1)為動態面板模型,由于系統GMM 估計法可以同時使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中的信息,使得工具變量更加有效,從而避免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同時,為了使得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作者采用兩階段系統GMM 法和固定效應模型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參數估計。估計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模型估計結果

從模型(1)至(3)可以看出,估計得到的參數性質基本上符合理論邏輯。ARM1(p)值均小于0.05,且ARM2(p)均大于0.05,這說明系統GMM 模型均通過了隨機擾動項的序列相關檢驗。SARGAN(p)檢驗值和HANSEN(p)均大于0.05,這表明模型(1)和模型(2)通過了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

首先,在模型(1)和模型(2)中,前一期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對當期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且系數均較高,這說明文化產業發展質量具有路徑依賴。

不論在兩個階段的系統GMM 模型中,還是在固定效應模型中,數字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均呈現出正向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數字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作用的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其原因在于,數字金融發展在降低文化產業金融服務成本,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和風險防控水平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

控制變量對文化產業發展質量的影響也基本符合預期。從模型(1)到(3)可以看出,地區生產總值、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政府文化財政支出和政策支持分別通過了不同顯著性水平的檢驗,且三者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這說明,地方經濟發展、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文化財政支出和政策支持都會在不同程度上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3.進一步分析:結構性影響與穩健性檢驗

(1)結構性影響

為了深入剖析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作用的結構,作者從創新能力、協調水平、開放程度、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五個維度,運用系統GMM 估計了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貧w結果見表4。

表4 分維度系統GMM 估計

結果顯示,通過Arm、Sargan 和Hansen 檢驗的p 值可以看出,系統GMM 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序列相關檢驗和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梢钥闯?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能力、協調水平、開放程度、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的前一期對其當期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文化產業發展質量結構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具有長期趨勢。數字金融分別與文化產業的創新能力、協調水平、開放程度、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均顯著正相關,這說明數字金融發展通過促進文化企業的創新能力、協調發展、開放程度、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等維度的提升,顯著的促進了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其原因在于:其一,數字金融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數字化工具,大幅降低了投融資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了文化企業的融資成本,有效的緩解了中小文化企業的金融排斥,為其研發投入和成果轉化提供了資金支持。其二,利用互聯網覆蓋廣的功能,數字普惠金融則可以觸及欠發達地區的文化企業以及中小微企業,為其提供金融服務,助力弱勢文化企業發展,有效的提升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地區協調度和產業協調度。其三,數字金融利用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打破了金融服務的時空限制,開創了更為便利的投融資方式,這為外向型文化企業發展提供了融資便利,提高了對外開放中的資金配置效率,進而有助于國內文化企業向全球價值鏈融合;另一方面,數字跨境支付服務也加速了境內外文化資本的流動,促進了文化產業發展的開放水平。其四,數字金融的普惠屬性則可以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度,使得文化產業發展的參與者分享產業快速發展的收益,通過收益分配提高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共享水平。最后,數字金融通過向文化企業提供資金支持,降低融資成本,促進其創新能力提升,有效發揮了金融資源配置作用,促進了文化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進而總體上提升了文化產業效益。

控制變量方面,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文化產業的創新能力、協調水平、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對開放程度作用不顯著;而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對文化產業創新能力、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具有積極影響,對產業協調水平和對外開放作用不顯著;政府文化財政支出的增加能夠有效促進文化產業創新能力、共享水平和產業效益的提高,但對文化產業結構協調和對外開放沒有顯著作用;而文化產業政策僅對開放程度和產業效益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

(2) 穩健性檢驗

為提高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利用不同的指標體系測算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再估計。喻蕾(2021)①喻蕾:《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其政策意義》,《經濟地理》,2021 年第6 期。從產業創新、產業協調、產業開放和產業共享四個維度構建了我國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這里作者采用喻蕾(2021)對我國省域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和測算方法,測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對數字金融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效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5。

表5 穩健性檢驗

由表5 可知,在利用了不同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之后,解釋變量的參數依然符合預期。其中,數字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依然顯著為正,這說明數字金融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中的推動作用是穩健的。另外,在控制變量中,除了文化產業政策變量不顯著之外,地方經濟產值、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和政府文化財政支出依然顯著為正。

四、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挑戰

盡管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也面臨著供求兩端的挑戰,應對這些挑戰,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數字金融的助力成效。

其一,文化產業主體的內生屬性嚴重制約了數字金融對其授信。一方面,文化企業的資產屬性無法完全滿足數字金融授信的條件。文化產業具有輕資產、重創意、快發展等特點,傳統金融融資必需的抵(質)押物、擔保等要件存在天然缺失。另一方面,文化企業的項目運營的長周期屬性降低了其對數字金融吸引力。一般而言,文化產業的生產從創造到消費環節眾多,現金流轉的鏈條較長,不確定性高,這會增大金融機構的授信后期管理難度,提高數字金融對文化企業金融服務的成本。

其二,文化產業發展質量亟待提升。一方面,文化產品供給質量較低,這主要體現在:我國文化產品供給精品少、層次低,文化產品同質化嚴重,有效和優質的產品供給比較少,僵尸供給和虛假供給較為普遍(宗祖盼,2020)①宗祖盼:《深刻理解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與要求》,《學習與探索》,2010 年第10 期。。另一方面,傳統文化產業生產模式亟待升級改造。傳統的文化產業的生產過程主要采用的是低成本的要素投入模式,土地、遺產、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是主要投入要素,致使附加值低,對環境的負外部性強,文化產業鏈單一。

其三,文化企業的數字化改造規模和質量亟待提高。一是文化企業的數字化程度仍然較低。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2020 年《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報告顯示,我國服務業的數字化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中小文化企業的數字化程度更低。文化產業的低數字化程度致使大數據征信難度大,弱化了文化企業的授信條件。二是數字技術對文化產品的升級改造存在肆意粗糙問題。雖然數字平臺中的文化產品未觸及法律紅線,但粗制濫造、片面偏激、情緒煽動、惡意迎合等產品和服務形態仍然普遍存在。三是通過傳感器建立的點擊率、銷售量、點贊數等數字技術衍生的評價指標,違背了文化價值屬性,降低了文化產品的價值判斷標準。四是在自由的社交介質中,帶有負面價值觀的文化產品可以通過層層包裝逃避社會文化系統的過濾,為不良意識形態提供傳播渠道和載體。

其四,金融機構針對文化產業的服務體系不健全。一是由于文化產業是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產業,金融機構缺乏兼具數字金融和文化產業專業的復合人才,致使其對文化產品的特點、屬性及運營規律了解不夠全面和透徹,這加大了其針對文化企業進行金融創新的難度,導致金融服務產品的條件、規模及期限等不能適應文化企業的需求。二是金融機構針對文化產業的資產評估體系不健全。文化產業的資產形態以無形資產為主,但現有市場中評估無形資產的統一標準和流轉平臺仍然匱乏,現行的會計準則對無形資產的確認和計量處于模糊地帶。同時,受制于傳統的風險文化制約,大部分線上和線下金融機構仍秉持“重抵押”“重財務報表”的經營理念,對文創企業資信水平的判斷經驗不足。

最后,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風險。一是技術風險。數字金融體系建設不夠完善,信用評估模型不夠科學有效,收集的數據清洗困難等問題,可能造成部分運算結果失靈和信息泄露,帶來授信過度或不足等問題。二是法律風險。目前,我國關于數字金融的法律體系和監管框架都很不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法、隱私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需要完善。依賴傳統的監管法律不能完全覆蓋創新型的文化,在法律缺失的情況下,可能出現傳統法律和監管框架之外的風險。三是數字金融與文化產業之間的融合風險,過去金融機構與文化企業的合作交流有限,導致文化產業與數字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兩行業之間存在隔閡,難以實現有效對接。四是操作風險。數字金融從業者獲得的培訓以專業技能為主,而獲得的職業道德教育不足。因此,受利益驅使,數字金融從業者可能會違背金融道德規范和職業操守,從內部交易中獲得私利;由于金融從業者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在向文化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時,也可能產生數據分析和對象篩選失誤,造成損失;另外,數字金融機構在互聯網安全系統設計上的缺陷、系統本身的錯誤也可能產生操作風險。

五、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路徑

第一,提升文化產業的經營水平,加大文化產業合規建設,提高文化產業對數字金融的吸引力。一方面,政府要完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制度架構,出臺相關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發揮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園區的引領作用,打好“制度+政策+示范區”的組合拳,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經營環境。另一方面,文化企業要抓住我國文化需求市場存在明顯缺口的契機,堅持“內容至上”的產品制造原則,善于利用知識產權相關法案維護合法權益,積極研發創新文化產品,用高質量的文化產品服務打開市場,同時要順應數字經濟發展浪潮,積極利用數字賦能,發展數字文化,提高文化產業對數字金融的吸引力。

第二,加大數字技術研發力度,提升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將數字金融賦能文化產業的效果落到實處。一方面,要重視對數字技術的開發,突破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等關鍵核心技術,規避數字金融的底層技術支撐風險;另一方面,數字金融服務要兼具獨特性和可復制性,既要利用科技賦能解決信息不對稱性以及為更廣泛用戶提供針對性金融產品,也要設計一些標準產品以滿足因體量小而無法獲得定制服務用戶的金融需求。此外,要積極促進數字技術研究成果的轉化,使數字技術真正助力提高金融服務水平。比如,借助5G 技術提高數字金融場景的運營效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動態優化迭代信用評估計量模型,提升大數據技術以拓展模型數據來源等。

第三,推動數字金融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實現數字金融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良性互動。首先,數字金融機構應該改變固有歷史認知,重視文化產業的融資市場,積極創建專門的文化金融服務,比如提供文化資產定價及其證券化服務,結合文化產業的無形資產特征調整信用評價體系。其次,文化產業應該主動抓住數字金融發展契機,學習了解數字金融的基本特征,積極擁抱數字金融,利用數字金融的獨特優勢解決資金融通問題。此外,政府要發揮搭橋引線作用,建立“數字金融+文化產業”的相關平臺,設立文化企業基金引領兩行業協調發展。此外,對于個別數字金融機構利用現有大型平臺采取壟斷措施的行為要堅決給予打擊,嚴格預防其利用海量用戶流量攫取超額利潤,擾亂平臺發展秩序。

第四,健全數字金融與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輔助配套體系,完善數字金融監管體系,提高文化產業治理能力。首先,要規范數字金融服務的準入制度,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方案,協助行業協會頒布發展規范和具體條例,依照數字金融服務文化產業的閉環鏈條建立嚴格的文化金融監管規則體系,從頂層設計層面規范數字金融賦能文化產業。其次,要推動落實文化金融監管,發展監管科技以提升監管的科學性、時效性和全面性,對于違反相關規則的文化企業要給予打擊處罰,并將該行為與企業征信和企業負責人征信掛鉤,同時要預防文化企業鉆技術漏洞、鉆政策空子、打監管“擦邊球”等不良行為的發生。同時,要提高文化產業治理能力,也要讓文化企業接受市場的充分檢驗,讓產品答題,讓百姓改卷,保障文化產業本身的發展質量,促使數字金融主動為文化產業長期造血。

第五,重視培養數字金融與文化產業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充分利用人才資源以發揮融合發展的主觀能動性。一方面,各級政府要重視培養復合型人才,支持高校建立文化金融專業、開設文化金融課程,推動復合型領軍人才工程建設,并積極主動引進復合型人才,為其提供大有作為的廣闊天空。另一方面,文化行業和數字金融行業也要積極開發利用現有的專業人才資源,以開展在職教育等方式,提升員工的數字金融素養和文化產業素養,變單一型人才為復合型人才,保障數字金融助力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