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象征、倫理抒情與地方史詩

金春平

一、典型的地方與總體的風景

文學的真實感往往生成于文學的地方性，它充當著典型人物的歷史環境，以及敘事邏輯的生活裝置，諸多現實主義文學均可視為直接或間接的地方性文學。文學的地方敘事“差異性”，通常承載著異質文化與審美淵藪的空間修辭功能，在參差化的美學鏡像當中，地方性轉化為一種包含了異質、鮮活而真實的歷史、生活、景觀、人生、哲學的文學立場和價值視閾，“是對于自我文化的一種確認”a。首先，諸多地方（如都市、鄉村、邊疆、自然等）已經演變為明晰的帶有隱喻的文明空間，由此承擔著“反視他者文化”的“遠景”功能。其次，現代性以其強勢而倔強的蔓延，形塑出深隱、堅固而森嚴的地方等級秩序，但地方性敘事又常以“前現代”或“后現代”的文化反叛和價值解放姿態，對現代性的實踐話語及其后果進行解構、批判、對話或修葺，展示出具有“高度主體性”的地方敘事邏輯和文化空間形態，由此承擔著“反思-超越現代性”的“個體”功能。再次，文學的地方性敘事普遍秉持著對“歷史共名”和“時代流變”的強勢規訓、深度消解、一體改造的高度警惕，它們以地方性的“恒?！庇瓚獨v史性的“變遷”，以地方性的“自足”對峙歷史性的“離散”，以地方性的“傳承”賑濟歷史性的“斷裂”，構建出與宏大歷史共名的“大傳統”所偏離的地方性“小傳統”，由此承擔著“反叛歷史共名”的“自為”功能。中國文學地方敘事的版圖譜系當中，“西部邊疆”/“邊地空間”承載著“遠景”“個體”與“自為”的文學地方性修辭法，這一總體性的認知、想象、修辭、敘事，既是西部邊地的“本土真實”，也是西部邊地的“文化象征”。然而，當“文化西部”逐漸演變為公共敘事圭臬之時，諸多作家也陷入了深刻的“敘事分裂”當中：或者沉湎于對西部邊地微觀地方歷史的不斷開掘，精微的文學式考古掩蓋了對歷史面向所包涵的人性、文化、美學的“深度發明”和“當代發現”；或者陷入對西部邊地所一貫承載的異域文化想象的抽象演繹，直至將西部、邊地、聚落等轉化為一種“地方的抒情”。這成為西部寫作在文學經典化構建過程當中的敘事癥候，不僅制約著西部文學在“總體性”“當代性”“典型性”等維度的深度拓延，也愈加使文學鎖定于美學固化的囚牢之中。

正是在當代地方性文學普遍面臨“敘事分裂”與“自我囚禁”的文學困厄當中，葉舟的《涼州十八拍》展示出敘事彌合與開放拓展的“文學典型”價值。小說創造性地借助于詩性、方言和古詞夾雜相生的語言系統，將“趙氏孤兒”的套中套模式、“胡笳十八拍”的長歌體結構、古典戲曲詩文的語匯系統、民間說書人的敘述腔調、藏傳佛教的方志傳說等進行了藝術融通，展示出西部邊地的“在地性”與“超越性”互為一體的“復調美學”，完成了以“涼州”地方性敘事通達“中國”總體性、歷史性、當代性、人文性的“典型敘事”。這賦予作品以歷史的縱深、時代的開闊、文明的浩渺、生活的熱望、精神的博大、人性的幽深的總體經驗深度，彰顯出地方秘史、民族秘史、心靈秘史、文明秘史的整體寓言氣質?！稕鲋菔伺摹返摹皬驼{美學”，一方面有效嫁接了地方性敘事所普遍面臨的“本土真實”與“文化象征”之間罅隙分裂的藝術癥候，構建出兼具“地方實指”與“文化象征”雙重意涵的“圓形”文本世界，這賦予《涼州十八拍》歷史日常的真實性和文化傳統的象征性，達到高超而卓越的藝術和諧與敘事平衡。另一方面，葉舟在《涼州十八拍》當中彰顯出一種以傳統、古典、現實為敘事外殼，實則充盈著前衛、現代和革新內里的創新敘事，從而完成了立體而多維的敘事圖譜拓展和敘事經驗增殖。首先，小說中的河西涼州不僅是具有塞上美學風格的“邊地遠景”，而且還是具有內聚紋理的“地方近景”，這里深嵌著多元的文明、歷史的拮抗、集體的倫理、幽冥的傳說、宗教的神性等，涼州及其文化空間因而展示出超越西部文化想象的本土真實和歷史圖景。其次，葉舟借助這一“個體”地方敘事，作為中國敘事“自上而下”的微觀下沉，以此透視地方迎應、拒斥、接納、融合、改造的姿態。同時，葉舟還將河西涼州作為中國敘事的內容結構，演繹其“自下而上”的文化融匯機制，賦予其“中心性”“鏡像性”和“主體性”的內涵，完成了由地方敘事的“個體性”通達中國敘事的“公共域”“典型域”“象征域”的空間景觀構建。再次，葉舟在小說中一方面捕捉、觸摸和演繹著地方性的“自為”小傳統及其生活化運行，鮮活、飽滿而異質的地理、方志、風俗、倫理、宗教、信仰、民情等，構成了河西涼州充實而穩定的“自為”模式；另一方面，這種“自為”更有著“流動”“開放”“包容”的品質，它能打破地方封閉，持續內生增殖，不斷接納融合，展示出超越地方性的“總體性品格”。因此，《涼州十八拍》在遠景鏡像的基礎上完成了近景的雕刻與掃視，在地方個體敘事的基礎上完成了對總體中國敘事的通達與延展，在地方自為敘事的基礎上完成了對其流動、開放、兼容的可能性的審視與演繹，“既不以局外人自況，又不自視為當地人；而是勉力搜求和析驗當地的語言、想象、社會制度、人的行為等這類有象征意味的形式”b，從而賦予小說以博大深廣的文明性、蕩氣回腸的史詩性、壯烈悲情的時代性和闊大高遠的民族性。

二、邊地的紋理與歷史的本相

葉舟在《涼州十八拍》當中，將西域涼州放置于近代中國歷史這一超級能指的聚焦視閾，他將地方的歷時傳承與時代的現世史事進行“共時性”的歷史并置，審視歷時的穩定與歷史的流動二者之間的碰撞、膠著、抵牾、融通，演繹涼州的民間秩序、地方傳統，與大時代中國的新生歷史、新起力量之間的彼此改造、媾和、妥協與重構，開掘出河西涼州所內蘊的文化能量、集體面向、人性肌理與歷史欲望，而這種彼此交織又錯綜斗爭的“山河板蕩”的歷史，既是涼州地方的歷史劫難，也是激發其涅槃重生的歷史契機。它形構出一個巨大的歷史選擇裝置，靜謐、悠遠與浩莽的河西涼州，成為一個充盈著動蕩、斗爭與傾軋的歷史戰場，進而轉換為近現代“中國”的一個典型化隱喻。

首先，作者重繪了河西涼州的空間版圖、權力主體與歷史紋理。葉舟雖然將西域涼州當作一個具有“河西走廊”遠景性質的異域，對其自然物象、民俗風情、神話傳說，以及經濟形式、貿易實業、軍事斗爭等地方景觀進行了捕捉、抒寫和演繹；但葉舟更青睞于穿透西域邊地的遠景迷障與遙望想象，對其內在鮮活的地方肌理給予總體性描述，重構出以河西涼州為地方性隱喻的近代中國社會版圖與歷史權力現場。一是地方傳統的宗族力量及其民間化運行。續可蓀及其家族、權愛棠及其家族、顧山農和地方郡老、鄉紳士子尹先生和朱銹等，復現出的是作為地方傳統的權力階層、話語結構、觀念范式，扮演著地方治理、民間師表、智慧生成、倫理維系、秩序構建、道德高標等角色，他們與民眾之間以教主與信徒般的宗教關系模式，構建起龐大、持久、穩固、有序而高效的社會運行圖景和話語實施機制，表征出中國民間地方穩定而堅固的等級、權力和禮制秩序。二是鄉野大地的草莽力量及其游牧化運行。無論是黑喇嘛集團抑或盤龍爺隊伍，所彰顯的都是源自民間卻馳騁于大地的黑暗力量，他們崇尚血腥暴力，認同利益中心，踐行叢林法則，信奉獸性哲學，遵循超越于地緣、法制、倫理、道德、人性的原始本能，扮演著凌駕于民間、地方和國家之外的權力攫取和利益爭奪的反人類的“游牧野性”的角色。三是革命歷史年代的軍府勢力及其政治性運行。無論是軍營領域的馬廷勷抑或馬乙麻，還是地方官府的呂介侯、陳墾丁抑或王伯魚，他們所表征的是國家革命的強大政治力量，借助于國家權威、革命話語、武裝暴力，整體性地介入地方性的民間秩序、民間傳統和民間人倫當中，支配著個體命運，重塑著民間場域，形構著歷史際遇。四是以紅軍為表征的現代革命力量及其人民性運行。張觀察的殞身殉職、劉北樓的行動抉擇、沈閣蘭的革命信仰等，展示出改造中國、重振民族、解放大眾、再造歷史的現代革命政治想象的感召，表征著一種新歷史的展望，象征著一種大時代的正義，秉持著一種人民性的人道。五是煙火民間世界及其日?；\行。權達云、廖逢節、面湯爺、搟杖哥、徐驚白、脫可木等，他們堅守著地方民間的飲食習慣、家族人倫、主仆道義、大愛仁孝、少年俠情等。這是宏大歷史共名的生活內容，也顯現出微觀地方生活的人文主體。

其次，作者開掘出歷史權力主體的關系結構、秩序圖景與歷史精神。葉舟在小說中傾心于對“銹帶”這一象征隱喻的生成加以演繹，審視其所造成的地方生活和人文傳統的震蕩、撕裂、虛無、迷惘，以及堅韌、隱忍、篤定、虔誠，執著于以歷史的還原和文學的發現展開“除銹”工作。以陳墾丁為代表的地方政府、以馬乙麻為代表的軍閥勢力、以盤龍爺為代表的悍匪集團，共同對續家、權家、顧家等地方鄉紳實施懷柔式的傾軋，人物不斷在他者勢力的侵襲之下被迫走向瓦解或頹勢，不得不在多重權力主體的罅隙當中重構自我的存在方式。最典型的是顧山農與郡老、家族、官府、軍營、悍匪等之間的騰挪周旋，面對新的社會權力格局和地方秩序生態，他有著深刻的現實焦慮，或者淪入精神頹廢，或者陷入心理癲狂，但這只是其日常生活的“偽病象”，“墮落”“妥協”與“延宕”的實質是他以退守的方式堅定恪守與岳父權愛棠的盟約，擔負捍衛地方圖騰銅奔馬的重任，盡管他的頹敗充盈著無限的悲涼感。徐驚白、脫可木、蘇巴什、劉北樓、沈閣蘭、陳朝露等人，所象征的是面對外來沖擊時的“血性”與“堅守”，無論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還是報效家園、江湖豪情，所展示出的是信仰的堅定、決絕的反抗、勇武的犧牲，他們是新的歷史力量，更是新的人文精神。與此同時，葉舟將涼州本土與外在他者之間驚心動魄的“慘烈斗爭”，轉化為一種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等的人性姿態，人物因而普遍呈現出“圓形”質地，譬如狡黠與隱忍并存的悍匪、知禮與彪悍并存的警長、平和與殘忍并存的軍閥等，這是葉舟對河西涼州的人物肖像所做的“近景素描”，被祛除了符號化的單調神情的他們，展示出承擔著階層角色、社會角色和文化角色的復雜神態。更為重要的是，葉舟不僅停留于對地方遠景的形塑和歷史近景的雕刻，他還在文學空間的構筑中發現了河西涼州所內蘊的延綿的歷史精神——一方面是邊地之子所葆有的對地方神性和大地圣性的篤定、虔誠和崇尚，內化為他們對地方家園的心靈皈依與行動決絕的恒久人文傳統；另一方面，他們以信徒般的決絕信仰，捍衛在傳承地方精神和人倫傳統時所生出的神圣、智性、隱忍、犧牲等民族品格。

三、人倫的堅韌與道義的恒常

葉舟在《涼州十八拍》當中展示出其將多元身份融為一體的卓越藝術稟賦：華夏文明的尋根者、儒家倫理的守護者、地方精神的勘探者、方志風俗的考古者、歷史本相的探尋者、古典文脈的承接者等多重身份和敘事企圖互文共生，從而賦予小說以文學格式塔般的多重意蘊空間。但眾多的文化身份都服膺于賦予西域涼州以“文化主體性”品格這一總體的敘事指向。一方面，他在文本中構筑一種新的地方發現，即涼州作為“地方的中國”，其精神、倫理、想象和渴望，與宏大中國之間存在著總體精神的內在相通；另一方面，他洞悉涼州作為“中國的地方”所獨具的歷史真實、地方景觀、倫理傳統與文化紋理，具有典范的逃逸共名化想象的異質肌理，并在與前者的抵牾與拮抗、對話與融通當中，形塑出具有延展性的“地方中國”形象。

第一，盡管時代或歷史能以其共名的強大對地方、民間、權力、秩序等進行收編、統攝、改造和重塑，但是生成于地方民間的文化傳統、人倫秩序、道義法則卻具有自身的橫亙與堅韌。葉舟在小說中開掘出以儒家倫理（忠信禮義）為價值軸心的地方精神、歷史面向、人文形態，構建出兼具“本土真實”與“民族想象”雙重意蘊的文化原鄉鏡像。這是葉舟對西部邊地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傳統根性的文化賦值，由此，河西涼州不僅是一個地方性的自為空間，它更是延綿、純正和恒久的中國傳統的道德人格、士子品性和忠義俠風的中正遺跡和策源之地。河西涼州的人際倫理、社會秩序和精神認同，都是以最為正統和最為本原的儒家禮制來構建與運行的。在民間禮制領域，涼州子民恪守著“公道”與“大義”。譬如北疆販馬集團首領續可蓀為保護“涼州銅奔馬”而慘遭滅門，但他寧可承受滅門之災也拒絕交出涼州天馬，所奉行的是人間道義——銅奔馬是邊地涼州的精魂、信物、圖騰，它是河西先祖的傳承，也是涼州蒼生的信仰，保護銅奔馬不僅是保護先人的圖騰與信仰，更是保護天地之間的人文精神與人世道義，因此，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便具備了高尚而永恒的歷史正義。而續可蓀在家族危難之際將銅奔馬轉交權愛棠，權愛棠以生命代價保護銅奔馬，顧山農又以沉重的人生代價嚴守天馬密語，這正是儒家倫理的信義大道代代相承的歷史行動實踐。在家族宗法領域，涼州之子踐行著“忠誠”與“犧牲”的仁義倫理。譬如蘇巴什、張汲水、梁鳳、梁華等對續家遺孤徐驚白的誓死保護，是對續可蓀的道義精神和仁愛風范的忠誠接續。在鄉紳權力領域，涼州子民秉持著“公正”與“公德”。譬如郡老們以“公正”為標準，恪守著民間禪讓的薦人模式，以“公德”為法則，行使著地方鄉紳基本的公共道義責任。在師道授業領域，涼州子民恪守著“感恩”與“仁愛”。譬如涼州之子對尹先生、朱銹等師長始終恪守著最為正統的師道之禮?？梢哉f，葉舟在《涼州十八拍》中重新發現了邊地涼州、河西走廊、絲綢古都的人文精脈和倫理密碼，形構出依儒家古風運行的民間日常圖景。

第二，葉舟在《涼州十八拍》中將涼州子弟堅定恪守儒家倫理和虔誠踐行民間道義的行動的“難度”，放置于西域邊地的異域歷史和決絕情境，演繹出他們在文化抉擇與歷史岔口語境下的人性表情、精神面相和生命姿態。葉舟一方面展示出兼具中華性和地方性的儒家人文倫理精神傳承的艱難，以及它在他者文化的侵襲之下潰散離析的文化危機。譬如顧山農為嚴守銅奔馬的秘密、保護續家遺孤徐驚白、履行權愛棠的信義相托，在官府、軍營、悍匪、民眾、家庭等多重權力的圍剿當中尋求喘息與生機，但其內在的堅定與虔誠，不得不以外在的妥協屈從為代價，他的“雙舌”腔調與乖戾行為，就是其生命本能與人性欲望的釋放，盡管他恭維諂媚的“頹敗”是一種隱忍的“智謀”，他經營保價局的“妥協”是出于軍閥脅迫的無奈之舉，他自我麻醉的“劣跡”是一種尋求虛空釋緩的放縱，但強大的政治權力、險惡的草莽威脅、地方的權力壓迫，終究使他不斷放棄儒家人倫的日常姿態，并在人間世俗的泥淖中糾葛掙扎。而涼州郡老們各自都隱藏著生命的陰暗、人性的欲望、生活的隱私、心性的病灶，這宣示出儒家風范之“真”的失根、儒家人倫之“實”的虛妄。這是葉舟對地方精神傳統和儒家主體人倫日漸頹喪所作的挽歌與寓言。另一方面，小說還呈現出儒家人文倫理精神在時代和社會的困厄、歷史和社會的詭譎中，以內在堅定的拮抗精神自我激發、倔強延綿、橫亙生長的文化光亮。小說以奮力守護銅奔馬、秘密保護徐驚白為敘事生發的核心事件，刀光劍影、苦心孤詣、生死隱忍、斗爭傾軋是小說的歷史生活底色，但這都是以捍衛“正統仁倫”為生命旨規。譬如顧山農盡管以“頹廢”的生活病象示人，但其對銅奔馬、徐驚白的生命守護堅定如磐，這是對地方文化魂魄、人間道義與信約的堅韌與執著；尹先生對少年學生的以死相護，面湯爺一家對顧山農之母的慷慨大愛，朱銹對顧山農、對郡老、對涼州子民的仁義奉獻，特別是青年一代堅定地繼承了儒家人倫的“道義”精脈，他們以自由不羈的革新行動來彰顯所信仰的人世道義與人倫法則，這些都宣示出邊地涼州所隱喻的中華精神、人文精神、倫理精神的美麗古樸和恒久延綿。

四、神性的確認與信仰的招魂

作為地方的中國，邊地涼州的人倫圖景、歷史精神和文化想象，具有當仁不讓的“中國”典型性和總體性；但作為“中國的地方”，邊地涼州又具有橫亙而悠遠的本土文化——地方傳說、宗教文化、神秘文化等，它們已然成為涼州地方的主體精神、心靈信仰、思維方式、精神權威，“充滿了濃郁的史詩性、寓言性和神秘性”c?！稕鲋菔伺摹分卸喾絼萘帄Z銅奔馬，被轉化為地方隱喻、文化象征、神性魔咒；續家義士保護徐驚白，被內化為集體信仰、文化使命和生命價值；涼州子民崇奉權愛棠，被升騰為人文圖騰、道德高標、人倫至圣。由此，小說創設了三重文學空間，即民間世俗空間、道德人倫空間和神性精神空間——民間世俗空間形塑出小說的日常煙火和歷史事件等深具“真實感”的生活形態；道德人倫空間形塑出小說的忠義景觀與禮制秩序等“至圣性”的人文形態；而神性文化空間則塑造出小說的生命信仰和神性敬畏等“神秘化”的精神世界。

首先，小說勾勒出對銅奔馬等地方傳說所表征的河西歷史圖騰的堅定捍衛。小說中各方勢力彼此沖突的核心是對一個自漢代以來流傳于涼州大地的“銅奔馬”傳說的確認、追蹤與爭奪——“天馬出，天下定”。銅奔馬的傳說既具有實指性，它是北疆販馬集團續氏家族的福祉信物，是護佑在涼州大地、河西走廊、絲綢之路從事經濟貿易的“商戶共同體”安全和順暢的神性祈福符號，對銅奔馬的爭奪表征著對河西大地貿易主導權的巫性化占據，意味著涼州大地的征服和江山易主。悍匪柴漢忠對續家的殺戮、軍閥馬乙麻對權愛棠和顧山農的威脅與囚禁等，都是以爭奪銅奔馬為核心，而續可蓀和權愛棠不惜以家庭性命與家族產業為代價保護銅奔馬的秘密，說明它不僅只是信物和神器，而是已成為涼州商團共同體、河西子民共同體的至上尊貴的圖騰和信仰，是世代河西涼州之子的母性皈依、生命家園、圣性大地。而守護銅奔馬就是守護萬千子民的大地之母，保護銅奔馬就是保護涼州蒼生的族脈家園，敬畏銅奔馬就是敬畏涼州先祖的信約遺遵，銅奔馬及其所隱含的地方圖騰、家族信仰、歷史圣性，就具有了精神統攝的至高權威，銅奔馬的闕如必然意味著涼州精魂的遺落、大地之母的沉淪、歷史根脈的消解、家族地緣的泯滅，這一共享的觀念認同成為涼州子民心照不宣的集體密語，生發出對銅奔馬如宗教般的篤信。因此，銅奔馬的傳說表征著河西涼州深厚、悠遠而綿長的人文精神的世代相傳，它包含著忠義、仁愛、信約，包含著堅韌、執著、自守，包含著河西涼州之子橫亙久遠的生命性和熱烈隱忍的民族性，而保守銅奔馬的秘密和信物的日常行動過程，正是河西涼州高貴而堅定的人文精神、熱烈而韌性的民族精神的倫理實踐的彰顯。因此，銅奔馬在此所象征的是生活庇佑的福祉、大地之子的母性家園，更是對自我作為涼州之子的人文精神血脈的秉持與繼承。

其次，小說重塑出對鳩摩羅什等宗教事跡所表征的地方宗教的虔誠敬畏?！稕鲋菔伺摹分?，鳩摩羅什、羅什塔、薩班渠、鐵喇叭（地耳朵）、羅什寺整理委員會等宗教佛法的事跡、傳說、信物、口禪、行動等，使西域涼州的民間生活始終漫漶著濃郁的宗教神性色彩。葉舟審視和開掘著它們作為地方精神的神性而隱秘的主體內容，是如何介入人的世俗生活、形塑人的精神世界、生成人的生命認知，由此完成一種文學的寓言化和精神性敘事。第一，是集體的神性敬畏。葉舟深入人的“世俗生命”與“精神超驗”的對立層面，重構人作為世俗存在與精神存在的二重境界。因此，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方面掙扎于世俗的泥淖，包括倫理的恪守、財富的爭奪、名望的獲取、生命的殘害、政治的暗斗、復仇的決絕、親情的維系等，人的神性在此放逐，心靈的靜謐在此喧躁，靈魂的根基在此坍塌，神性的隕落最終導致文化的瘡痍；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普遍將宗教般的地方神性作為人生流浪與生命無常的皈依，集體性的將宗教神祇作為世俗生活的圣性暗喻，而佛法宗教所隱秘導演的人的世俗世界與幽冥世界之間的因果報應和宿命無常，都宣示出人的無力、羸弱與卑微，人在世俗世界的欲望、無助與困厄，與神性的寬容、博大與澄明之間，既形構出信仰的敬畏，又轉換為圣潔的救贖?！拔膶W顯現的意義空間是某種意義生產的起點”d，無論是涼州郡老抑或年輕一代，無論軍閥首領抑或悍匪頭目，鳩摩羅什等佛教先祖所歷練的博愛、寬容、持守、獨慎，都成為他們集體認同的內在行動航標，是他們能夠完成世俗自省的精神信仰坐標，內化為他們的世俗敬畏、生活哲學、生命姿態。第二，葉舟在小說中將邊地神性傳說和河西佛法宗教作為一種超越人世的人文精神和地方認知的象征，以鳩摩羅什的佛事圣績衍生出的是河西涼州的人文精神象征，敬畏天地、感恩懷德、賑濟大眾、謹言慎行、恭敬禮讓、開放包容、博廣泛愛、堅韌不怠等。因此，顧山農焦慮于自己的雙舌病象，更多是出自對鳩摩羅什關于雙舌咒言的消解與逃避，人之雙舌所象征的是子民對地方精神和佛法隱言的背叛，與顧山農對銅奔馬的地方密語的道義守護的兩面性，導致了他的身份分裂與生命沉淪；而他積極籌備組建羅什寺整理委員會，既是對涼州人文精神傳統中的敬畏、禮制、道義、仁愛、公義、犧牲、剛勇等高貴人性的招魂，更是在風云晦暗的歷史旋渦當中對涼州地方精神信仰的積極重塑。

五、青年的熱望與歷史的銳力

《涼州十八拍》是葉舟以河西涼州招魂者的角色復歸地方歷史現場的記憶重構，表現生死的殘酷與莊重、傳統的渾厚與凝滯、歷史的激情與混沌、人性的堅守與羸弱、斗爭的平和與隱痛、心性的高潔與冷酷、情感的濃烈與暴戾等，地方的辯證法與悖論性都生成于河西涼州悠遠而浩渺的遠景歷史，并成為“總體中國”的“典型象征”。但葉舟深隱著對河西涼州“未來性”進行深刻捕捉與歷史發明的隱秘激情與敘事企圖。于是，在晦暗、沉滯、分裂而壓抑的歷史語境當中，以徐驚白為典型的青年成為穿透傳統迷障、激活地方生機的變革力量，成為“少年中國”或“青春中國”的人文隱喻。葉舟在小說中設置了隱性的代際反差：以續氏家族、涼州郡老、權氏家族等為典型的涼州先人，和以徐驚白、脫可木、劉北樓、沈閣蘭、蘇巴什、馬眉臣、陳匹三等為代表的涼州少年。前者呈現的是背負著人倫傳統與歷史重負的涼州老人，在多重勢力犬牙交錯的歷史語境當中，他們對邊地精神艱難恪守、對邊地密語奮力維護、對邊地人倫韌性踐行，這種恪守、維護和踐行導致了文化困厄和自我救贖；后者展示出的則是肩負著地方傳統與時代變革的雙重歷史使命的青年，他們不僅宣示出青年一代對前輩人格和地方歷史的忠實而篤定的精神繼承，更宣諭出他們對河西涼州邊地精神的“當代性”重構，這種重構既指向實踐性的歷史行動，更指向精神性的人文形塑。

以徐驚白等為典型的涼州青年在紛紜混沌的歷史迷障當中，以精神對話與實際行動，堅定地承接、內化和彰顯著地方傳統與邊地精神，而這也是作品的“審美價值得以產生的文化空間”e。徐驚白、馬眉臣、陳匹三等秉持著河西涼州的儒家道義法則，他們以樸素的善惡道德觀，幫助獸醫店主周光弼向阿骨里復仇，卻因此輟學并被迫踏上了浪跡天涯的路；馬眉臣、陳匹三等秉持著儒家的仁悌觀，將對徐驚白和權達云的情義與感恩，轉化為對二人的誓死保護；北疆青年脫可木堅守著儒家博愛觀與禮制觀，對殘暴而無情的賭徒父親仍然恪守著孝道，對徐驚白施以慷慨仗義和博愛呵護，對權達云秉持著發乎情而止于禮的敬畏與尊重；蘇巴什、張汲水、梁鳳、梁華等，都堅守著儒家的忠義倫理，以身體、人生乃至生命為代價，將保護續家遺孤徐驚白作為自己的信仰與使命；此外，劉北樓為民請命的俠義、沈閣蘭的真摯癡情，都展示出青年一代對地方涼州代代相傳的儒家人倫傳統的內在承接和精神賡續，這種承接或賡續的內在自覺，既是涼州長者儒家風范的倫理啟蒙與行動實踐的慣性使然，也是一種地方精神、人倫品格、民族倫理的隱秘代際共享；既是他們作為涼州大地之子的根祖認同，也是他們在歷史紛紜和亂世人間所確立的人生要義與生命渴望，展示出以涼州邊地精神為隱喻的中華傳統精神所具備的當代活力和歷史能動性。

與此同時，徐驚白、脫可木、權達云、劉北樓、沈閣蘭、馬眉臣、陳匹三等青年一代的生命熱望，更有著僭越歷史慣性重負和突破地方精神局囿的“青年性”，這種青年性包含著新的生命姿態、倫理姿態和歷史姿態，是一種從地方性和傳統性當中所生發出的具有“時代共名”意義的內在生長能量。它一方面接續和激發出厚重而恒久的邊地精神的當代活力，但更多是在縱向歷史和橫向時代的碰撞中、在河西地方與總體中國的對話當中，構建起新的人文力量，即以深刻而整體的“人性解放”“情感深度”“成長自覺”“英雄氣質”“日常美學”“家國情懷”“耕讀傳統”等為軸心的現代個體生命能量。首先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徐驚白是在不斷逃逸儒家倫理對日常生活實踐的規訓中，在種種貌似冒險、叛逆、反抗、沖決、流浪中，獲得了自我生命的激發與人性能量的解放，展示出超越傳統倫理禮制所具有的“溫柔壓抑”之后，青年一代現代個體意識和自然本性的復蘇，彰顯出“任何他人、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要求其讓渡或貢獻這份以獨立作為前提的自由”的現代式自由浪漫美學。f其次，是英雄品格的張揚。小說中的青年一代踐行著樸素而本真的民間倫理的“善惡觀”“是非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利他主義”精神，升騰出英雄血性的浪漫美學。他們秉持著民間仁義的信仰，以決絕果敢的行動，完成了對老一輩涼州子民血性消弭和英雄落幕的歷史代際的復蘇，重塑出河西涼州世代累積的雄性美學和剛烈氣質，“在一種向著‘極致經驗前行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的驅動下，一個人會平靜地漠視那些世俗之愉悅與社會之常規。這就是圣人擁有浪漫氣質的原因”g。譬如蘇巴什對續家遺孤徐驚白的秘密保護，不僅是忠義倫理的生活化實踐，更包含著對人間公道的堅定捍衛，彰顯出民間英雄的血性；劉北樓在時代洪流和歷史的再造當中，完成了對故土大地之愛的信仰踐行，表征出政治英雄的偉岸；張觀察以內在的職業自覺、堅韌的身體力行、無畏的膽識氣魄，不斷前行直至生命隕落，呈現出士子英雄的風骨。第三是公義性。公義性既包含著對民間大愛的認同，也包含著對歷史正義的恪守?！柏S富的語言和生動的故事一定是來自于鄉土”h，徐驚白等青年一代在時代危機的情境當中，集體、積極而自覺地對紅軍戰士的奮死營救，以及他們投奔革命歷史洪流的命運抉擇，既是他們對生命個體尊重的仁義大愛的實踐行動，是他們面對故園頹敗的歷史重生的寄托，也是他們對歷史未來革新的篤信不疑，更是他們對人間正道、人世公理、歷史正義的堅定守護。

【注釋】

a賀仲明：《“地方性文學”的多元探索與價值考量》，《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b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頁。

c丁帆：《中國鄉土小說理論文選（1910-2010）》，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08頁。

d南帆：《文學批評、闡釋與意義空間》，《當代文壇》2023年第1期。

e張繼紅：《論新文學傳統流變中的“鄉土文學”與“新鄉土小說”》，《當代文壇》2021年第1期。

f曾繁亭：《19 世紀西方文學思潮研究：浪漫主義》（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頁。

g[美]段義孚：《浪漫地理學：追尋崇高景觀》，陸小璇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頁。

h葛水平：《老祖宗留下個人愛人》，《小說評論》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