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背景下宋代義莊保障制度的文化詮釋

王華 樊志民

摘 要： 宋代義莊保障制度在我國民間保障歷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對該制度進行文化探源，剖析了儒家“仁愛”思想、宗族觀念、推恩精神等構成制度的文化基因;解析該制度的文化形態，揭示了其在物質、制度和精神等三個層面構筑的協同的文化結構。研究結果表明，文化因素是宋代義莊保障制度發生、發展的深層根源，其文化建構過程可以為當下民間保障制度發展提供歷史參鑒。在鄉村振興背景下，積極推進鄉村民間保障事業發展需要喚醒國人基因中的“道義關系”，重構“道義秩序”，從而達到“文化自覺”。

關鍵詞： 鄉村振興;民間保障;宋代;義莊保障制度;文化詮釋

中圖分類號：F09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3）05-0146-06

收稿日期：2022-08-0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15

基金項目： ?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21A005）

作者簡介： ?王華，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與區域發展。

*通信作者

當前，我國功能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基本建成，但是仍然存在著政府主導的基本保障“一枝獨大”而民間保障發育不夠，以及城鄉之間待遇差異不盡合理的現象［1］。補齊民間保障事業短板，積極推進鄉村民間保障事業發展，不僅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目標和任務，也是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

近年來，我國歷史上的民間保障制度研究獲得廣泛關注。其中，宋代義莊制度以其自發性、規?；?、有效性及韌性強的特點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其主要成果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從總體上論述義莊的社會賑濟及控制功能、性質、經營特點、歷史貢獻等［2-5］;二是探討義莊組建、興盛對宗族發展的重要作用［6-8］。既有研究對于義莊的社會救助、經營方式和政治功能作了較全面的解讀，而對宋代義莊文化價值及內在生成機理尚缺乏整體性思考。那么，作為一種民間保障制度，義莊制度運行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對于目前鄉村文化振興有何啟示？對義莊保障制度開展文化探源，剖析文化結構，有助于從義莊制度的過往觀之當下，暢想未來，以期為發展符合農村、農民特點的民間保障制度提供一些思考。

一、制度溯源：積淀的文化傳統

義莊保障制度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文化根源。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蘇州首創范氏義莊，此后，這種民間保障模式逐漸得到推廣，僅兩宋就有義莊79處［9］。然而，捐建義莊并非易事，士大夫們往往寸積銖累幾十年，甚至匯聚幾代人的心血方能實現，這樣的義舉應該追溯其文化源頭。

（一）“仁者愛人”的價值觀念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家“仁愛”觀念自孔孟開始逐漸建立體系?！墩撜Z·顏淵》里“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盡心下》里提出“仁也者，人也”，可以看出，孔孟的“仁”指人的本質表達，是人之所以構成社會群體的基礎。人如果失去這個根本，就將陷入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禽獸無異。所以，儒家“仁愛”觀主張以“義”來建立聯系。正如《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番勸誡，“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舷陆徽骼鴩Ｒ印?，如果萬事都以“利”為交往法則，當各方存在利益掣肘時則“不奪不饜”。到了漢代，對于“仁”的論述更為系統。董仲舒指出，人正是體察了天意，從而“取仁于天”，所以“仁之為言人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10］，強調了以“仁愛”處理與他人之關系，“愛人”成為指導人們處理人與人關系的基本準則。

到了宋代，儒家“仁愛”思想獲得長足發展。一方面 “仁愛”更為注重“人性”面向，強調作為道德本體的人所具有的“生生之德”。如周敦頤所言：“生，仁也”［11］，賦予“仁”以“生”的重大意義，以“仁愛”將世間萬物融合成為一個和諧秩序的整體。另一方面，“仁”被宋代理學家解釋為人與人之間相處以“愛”的道德理性。張載用“民胞物與”詮釋人類相處之道，二程講“仁者以萬物為一體”［12］。于是，宋人將捐建義莊與人應有的仁愛之心聯系在一起，敬范仲淹“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13］1169，將其功德比肩晏子。這足見儒家“仁愛”思想的深遠影響，因而有了“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14］4335的評價。

（二）“敬宗收族”的倫理訴求

在經歷了唐末五代的混亂局面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序”［15］，甚至出現了臣廢君，子弒父的極端情況。倫常廢弛，社會信仰系統遭遇危機，給宋初統治帶來極大壓力和威脅。為了穩定政治秩序，統治者深曉由家及國、家固而邦寧的治理邏輯，那么，既經濟又與民意相合的宗法制度自然成為宋初統治者的理性選擇。由于門閥世族制已經分崩離析，宋代加強了平民化的“小宗法”，通過以“宗”為主干的縱向世系，以“族”為枝葉的橫向諸房，將有著血緣、姻親關系的族人緊密團結在宗族網絡里。

捐建義莊的士大夫群體深受儒家宗法觀念影響，心懷“治國平天下”之志，也想借助義莊來抒發政治抱負。如范仲淹未顯貴時就決意“俸賜之余，宜以赒宗族”，表達了“人茍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家乎！”的志向［3］。后來，在范氏義莊的示范作用下，士大夫紛紛創辦義莊，實施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富等行動，對此，錢穆評價說，宋代開國六七十年，儒運方起，反映了諸儒對撥亂的急切心情［16］。值得一提的是，當范氏后人范直方經歷了紹興南渡，發現祖先義宅已焚毀，散落的兩千余族人尚能做到祭祀時“長幼聚拜，慈顏恭睦，皆若同居”［13］1170，方才明白了先祖置辦義莊意在保宗族永續而“無離散之患”。

（三）“推己及人”的精神氣質

儒家講“推恩”，主張推己及人地把血親情感訴諸他人。傳統社會血緣、地緣都是基于一個向外擴展的“推”字，從己到家，由家至國，由國及天下就形成了一條通路。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正是基于國人精神中普遍存在的立己達人的“推恩”思想。這種建立在血緣基礎上，以富有人情味的親子之愛為核心，逐漸向外擴展的倫常和道德層面的“差序格局”，構成中華民族代代相承的文化心理［17］26-28。

唐末五代的戰亂雖使文化遭受破壞，但是仁愛和諧、患難相恤、守望相助仍然是主導人們行動的社會準則。對于孤弱貧乏者施以援手，不自覺地“行仁義”“無令失所”仍被奉為人應有的道德修養，正如范仲淹對其子弟言道：“吳中宗族甚眾，于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尚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保?8］張載在《西銘》中言道：“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保?9］人們把“推己及人”視為畢生追求的人生修養，如《孟子·梁惠王上》里所言“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二、制度構建：協同的文化結構

義莊保障制度建立在適宜的文化結構上。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文化結構包涵器物層、制度層和觀念層三個層次。文化結構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那么文化的調適功能也就存在正負效應［17］366-367。當文化結構不脫離它的社會歷史背景時，就能發揮文化正向的社會控制與調適功能。由于義莊保障制度在物質基礎、制度體系、倫理精神等三個層面相互協同，發揮了民生保障的重要功能，得以在兩宋時期形成規模。

（一）堅實的物質基礎

物質條件是最基本的顯性條件。義莊捐建者通過置辦義田、莊祠、義宅等，給制度運營提供了較為穩定的經濟基礎和較為完善的設施條件，從而搭建了義莊制度的外在框架。

其一，經辦義田得到可持續的經濟來源。范氏義莊初創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13］1170，到其子范純仁手中就增加到三千余畝。方苞認為“吳郡范氏，七百余年，宗法常行，而無或敢犯，為有義田以養其族故也”［20］。在范氏義莊帶動下，士大夫階層紛紛效仿置辦義田，如韓贄、吳奎、劉輝等人［21］。義田是義莊存續和發展的根基，清水盛光在《中國族產制度考》里將義田列為第一族產，曰“無義田則無由贍養宗族”。究其緣由，一方面相較分絹、分俸、糴米俵散等偶然性、短期性的錢物救助方式，土地經營是穩定的、可持續的供給模式;另一方面，義田經營也使原本松散的倫理關系嵌入了穩固而長效的經濟聯結。

其二，修整祠堂作為義莊活動的重要場域。義莊辦公、家族集會、宗族祭奠等宗族重大活動均在祠堂開展。規模宏大的祠堂表達晚輩虔誠敬祖之心，以求得到祖宗庇佑。朱熹在《家禮》中對其重要性作了表述，“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財”。因此，宋代義莊捐建者以修建或擴建祠堂來達到團聚族眾的目的。慶歷年間，范仲淹上奏朝廷以蘇州天平山白云寺為祖宗追福之地。南宋紹興年間，范氏義莊又在天平山白云寺新建范文正忠烈廟，并將義莊規矩刻石于范仲淹祠堂之側，使“子子孫孫遵承勿替”。祠堂修繕不僅對內彰顯權威，對外亦可展示家族繁盛。

其三，置辦義宅供貧困族人居住。儒家倡導“親親睦族”“同居共財”，義宅等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被義莊捐建者所重視。范仲淹在蘇州置辦義宅一所。宋金戰爭中，義宅曾被編民占據，范良器等人將義宅恢復重建。南渡之后，義宅遭焚毀，范之柔兄弟于慶元初“盡復故基，漸還舊觀”。范氏義宅多次被恢復，是因為在義莊建立者看來，別籍異財只會使家族分散，造成父子兄弟間因“利”而怨憤詬斗，“族人星居村落間”或“寄廩墳寺，遷寓民舍”，可謂“盡失初意”，睦族之“義”便蕩然無存［22］1165。具有義宅，義莊起到了長期贍養和周濟族人的作用。

（二）嚴密的制度體系

宋代是宗族組織復興的初始階段，要想克服宗族內部利益紛爭的離心力，使族眾產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的“會聚之道”，需要建立成熟、完備的約束機制。義莊制度以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組織架構，將原本簡單、偶然的贍族行為變為常態化、規范化的制度體系。

其一，獲得宋政府的法律援馳。由于小農經濟和戰后重建，宋政府無力承擔更多的社會保障職能，因而大力支持民間贍族行動。一方面，宋初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安恤”，并延續唐以來“賜鰥寡孤獨錢，除逋負”［14］85的優待政策。另一方面，宋政府對義莊提供官方庇護。一些義莊將莊產報官，以此獲取官方認可，以及莊務紛爭的法律依據。如治平元年（1064年），為嚴肅范氏義莊規矩，范純仁上書“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系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23］1159，獲得宋英宗以赦令形式批準。義莊規矩數次得到赦令批準，凸顯國家對義莊的肯定和重視。

其二，建立制度權威系統。如范仲淹創范氏義莊時初擬《義莊規矩》共十三條，就贍養人群、標準、時間等做以簡要說明。此后范純仁等多次修訂莊規，續訂規矩二十八條，對相關責任給出更具操作性的規定，并對不服管理的族人“許令官司受理”，使原本簡單、寬松的莊規漸具“法”的意涵。尤其是對義田的管理，不僅規定所有收支均造冊立薄，而且明確義田的“公”產屬性，鼓勵子姓續捐，但不得分析和典賣，并且主要采用向外租佃的方式經營，“族人不得租佃義田”［23］1160等。這樣既避免族人拖欠田租霸占田畝，也回避了宗族內部利益沖突。至于佃戶，范氏義莊還給予厚待措施，規定“義莊租戶所當優恤，使之安業”，有無賴族人將物貨高價壓賣，“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22］1166，以保證義莊和莊佃的各自利益。

其三，逐步完善組織架構。義莊一般采取莊正負責制。莊正由品德高尚、才能出眾之人擔任，一般由組建者嫡系長子長孫擔任，全面負責義莊事宜。如范氏義莊經過幾代治理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文正位、掌管人、諸房（位）”的科層體制。文正位即莊正，組成領導班子。掌管人是具體事務總理者，“由合族公舉”產生。諸房（位）協助掌管人管護各支族眾，掌管人和諸房組成義莊的辦事班子。南宋以后，莊正兼任掌管人。范氏義莊各職務均有職位要求，上下間有統屬關系，并設置了十六房族人考核的機制。如果考核不合格，會處以扣減薪酬的處罰。如果掌管人處理莊務存在欺弊，十六房族人也可以彈劾和更換掌管人?？傮w來看，義莊隨著贍族規模的擴大，各職務職責要求也趨于細致明確，在人事關系上日臻組織化。

（三）穩定的倫理精神

法律、莊規等成文法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贍族精神已內化為價值觀念，為使族眾世代堅守初意，捐建者在義莊“養”的基礎上，賦予“教”的屬性，“教養咸備”的義莊就從宗族內部建構起一種穩定的倫理精神。

其一，士大夫行“仁義”而化鄉人。宋代士大夫群體普遍對儒家“仁愛”思想懷有深厚感情。他們以義莊為載體，廣布孝愛、和睦、救濟思想，以此來教化族眾，建構鄉村秩序。通過自身贍族行動，使子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如許衡所說“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24］。他們在追求人性完美至善的同時，達到了以文化人的目的。

其二，義莊精神深入人心。義莊在兩宋的規?；l展，有范仲淹“公之精神感召流行于宇宙者不朽”的緣故。這種奉獻精神以義莊制度具有的公益性、自愿性、無償性為特征，以保貧乏、殘弱、孤老為價值旨歸。在范氏義莊的帶動下，捐建者從士大夫階層逐漸延伸到富商及部分平民，他們捐義田、置義宅、辦義學蔚然成風，建立了一個儒家倫理范式的和諧圖景。范仲淹“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的思想不斷激勵著后人對于奉獻、責任、奮斗、利他、精進的理解，并逐漸內化為宗族內部強有力的道德觀念，成為指引人們行動的基本準則和道德標尺。

其三，修族譜以強化血緣認同。由于宋代世族政治衰落而譜系傳承漸廢，士大夫階層立志改變“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貧而富者，不錄其祖”［25］371的宗法廢弛狀況。范仲淹于皇祐三年（1051年）撰寫《續家譜序》中提到，“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后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26］，因此續修家譜。蘇洵等人也積極倡導修族譜，目的在于達到讓觀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25］374。到了南宋時期，修族譜已較為普遍，士大夫借助修族譜強化族眾的血脈意識，明確宗族長幼、尊卑、綱常次序，在原有的經濟聯系、制度聯系的基礎上，建立起更為穩固的情感和精神聯系。

三、制度啟示：內化的文化自覺

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義莊制度的長足發展，對于轉型期的宋朝發揮了重要的文化調適作用。義莊這一民間保障形式來源于厚積的文化傳統，形成于協同的文化結構，可以說文化是義莊影響力的內生力量。觀之當下，市場規則驅逐人情倫理，鄉村團結和信任的基礎動搖，鄉村文化亦處于轉型的失序當中。面對當前普遍存在的“心態矛盾”，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的良方，指出國人應清楚知曉當下人們的心態是如何形成的［27］18-19。只有明晰文化的來歷、形成過程，以及它對生活所起的作用，才能達到對文化的“自知之明”。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從文化視角考察宋代義莊保障制度，不僅可以理解我國民間保障來自何處、呈現何種樣態，而且可以預見它將走向哪里。

（一）以家族親情倫理為中心，喚醒“道義關系”

從歷史上看，義莊保障雖然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但是它注重家族親情倫理正是中華民族傳統情結所在，因而獲得了社會認同。即使當下，人們的家族觀念也并沒有因為社會變遷而消失，而是在社會結構中呈現出新特質和新樣態。就好比人們的外在衣著、談吐已經十分現代，但是心理層面還保留傳統的“情-理”結構，那么其行動背后依然是傳統發揮著效力［28］。中國的倫理社會屬性，造就了人們以“道義”為聯結，與“功利”相擯斥的情感結構。指引人們行動的并不是現成的法律和制度，而是人們日常且細微的交往心態，以及與之有關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突出表現在婚喪嫁娶、修房立屋等大事上，家族團聚、親情撫慰、人情互動的精神內核依然保留。這種“道義關系”深入國人骨子里，人們對其“日用而不自知”。因此，當下民間保障制度的發展需要喚醒“道義關系”，借著鄉村文化振興的契機，開展以家庭親情倫理為重心的家風、民風、鄉風建設，重塑鄉村團結和信任機制，強化國人對自己文化傳統及歷史發展的清晰意識，明晰人們行動背后的“道義關系”，從對文化的“不知”走向“知”。

（二）以“新鄉賢帶動”與“村集體組織培育”相結合，重構“道義秩序”

宋代義莊是鄉賢帶動民間保障事業的典型，鄉賢是賡續文化傳統、完善鄉村治理的有益力量。新興士大夫的贍族義舉在鄉村社會贏得高度聲譽，他們也因此獲得了領導鄉村社會的道德合法性，成為“道義秩序”的守望者。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歷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再到信息化社會的“三級兩跳”，在這一過程中道義與功利、契約與人情之間的博弈在所難免。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解決社會失衡和文化眩暈，并進一步建構新的“道義秩序”需要“新孔子”［27］18，他們既懂本民族文化又懂其他民族文化，既禮敬傳統又樂享現代文明。在實踐方面，一些學者已經在積極參與民間保障行動，如賀雪峰、何慧麗等人分別在湖北和河南建立的老年協會。當然，學者支持下的民間保障并非純粹的群眾自發型。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鄉村將匯聚以“城歸”、農村大學生群體為主的新鄉賢。他們作為鄉村中的成功者，一方面具有資本、市場觀念及現代管理理念，另一方面他們自然地親近土地、鄉村，具有重建鄉村新秩序的情懷。那么，以政策支持新鄉賢反哺桑梓，投身鄉村民間保障事業，對于推動鄉風文明和鄉村團結，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重要作用。而村集體作為農村基層組織，要充分發揮搖籃和平臺功能。通過搭建新鄉賢議事平臺，促進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建立相應的配套機制，為村民提供交流與互助的場域，從而重構基于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的鄉村社會內生性秩序。

（三）以“和而不同”與“多元互補”為原則，實現“文化自覺”

義莊是儒家文化在民間保障領域的一種表達形式，它會隨著歷史變遷呈現新的特點，認識這一點對于理解今天之文化變遷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費孝通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概括“文化自覺”的歷程［27］64。這一艱巨歷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意涵。其一，中國的鄉土、血緣情節構成“道義秩序”，這是“本”，立足于“本”的新秩序才能引領人們向一個共同目標前進［29］。因此，“文化自覺”以“各美其美”為前提，中國應掌握文化轉型的主動性，強調文化自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達到“自知之明”。其二，能理解和包容“美人之美”，這是時代背景所然?！叭墐商钡纳鐣冞w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情感體驗、價值觀念，全球化帶來現代性價值的輸入更加速了“心態”轉型過程。因此，民間保障的發展要考慮到社會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之間、代際之間如何和諧相處的問題。其三，以“美美與共”為目標，堅持“和而不同”“多元互補”的原則?！拔幕杂X”給出了對待這些變化的基本原則，既包涵對傳統的“知”，也正視對現狀的“明”?！昂投煌薄岸嘣パa”的背后就是有創新地傳承傳統，有取舍地借鑒外來。因此，民間保障的發展不僅需要宋代義莊制度所表達的情感團結的一面，也需要逐步發展契約、合作、規則等現代性價值的一面。

四、結 語

雖然宋代義莊保障制度作為維護和加強封建統治的工具，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但是它以文化為源頭，形塑了完整的文化結構，全面詮釋了文化在社會調試方面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功用。以此為參鑒，可以更好地理解當下巨大的社會轉型中大眾“心態”的變化和調整，這一過程是必然且應該的，這是鄉村文化振興要解決的問題和任務。從文化視角看宋代義莊保障制度，一方面重在厘清中華傳統文化為何“在”的問題［30］。將已往的民間保障制度的來龍去脈診斷清楚，可以明晰鄉村文化曾經是什么，現在出現的一些變化，從而量斷以前的“曾經是”和目前的“是”之間的淵源，這是當下民間保障制度設計的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希冀指出未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在”的問題。通過對宋代義莊鑒往知來地做一番推敲，指出未來指導和影響民間保障的文化應該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為更好地看待鄉村文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互動提供基本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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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Yizhuang Security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ANG Hua，FAN Zhi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 The Yizhuang security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taken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non-governmental security.By exploring the system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Song Dynastys Yizhuang security system，such as the Confucian thoughts “benevolence”，the concept of clan and the spirit of tuien （extending gratitude）.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form of this system，it is revealed that it has built a cooperative cultural structure in three levels，namely material，system and spirit.It can be said that culture is the deep root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izhuang security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The process of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can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non-governmental security system.Therefor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t is imperative to awaken the moral relations in the genes of Chinese and reconstruct the moral order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non-governmental security;the Song Dynasty;the Yizhuang security system;cultural interpretation

（責任編輯：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