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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反法西斯話語體系建構

2023-12-17 01:28高昶唐國平
新聞論壇 2023年5期
關鍵詞:反法西斯話語體系中國共產黨

高昶 唐國平

【內容提要】九一八事變后,中共在中央蘇區一邊抵抗國民黨的“圍剿”,一邊呼吁全民族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為了與軍事斗爭相配合,中共建構起一套反法西斯話語,揭露國民黨政權的法西斯化,呼吁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際法西斯主義對世界人民的迫害。這套話語體系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國際主義為理論基礎,從反國民黨法西斯、反日本法西斯和反世界法西斯主義三個方面展開表述。中共構建的反法西斯話語體系整合了反帝國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目標;溝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鋪墊了后續全面抗戰的反法西斯斗爭。

【關鍵詞】中央蘇區時期? 中國共產黨? 反法西斯? 話語體系

20世紀20-30年代,在世界經濟危機和國際法西斯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德國和意大利率先建立了法西斯主義政權。歐洲法西斯主義運動對于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漸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民族共同要求,可是蔣介石集團卻違背全民族意志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同時加緊集中兵力對中央蘇區進行“剿共”的反革命內戰。在這種情況下,處在反“圍剿”狀況下的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武裝抗日,同時著手構建起一套反法西斯的話語宣傳體系,力圖揭穿蔣介石集團的陰謀,動員全民族抗戰,并且有力地聲援了世界無產階級對法西斯主義的反抗。

《紅星報》是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最早的機關報,于1931年12月11日創刊,肩負著“加強紅軍里的一切政治工作(黨的,戰斗員群眾的,地方工農的)提高紅軍政治水平線,文化水平線,實現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大會的決議,完成使紅軍成為鐵軍”[1]的重大任務,深受紅軍士兵的歡迎。本文以《紅星報》為考察對象,深入探析中央蘇區時期中共反法西斯話語體系建構,以豐富中共黨報黨刊史。

一、理論基礎和歷史特點

上世紀30年代,國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導致各種矛盾尖銳化,為了擺脫困境,一些國家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在國內,國民黨的統治導致中國陷入了浩劫,帝國主義公開瓜分中國,使中國走向殖民地化,這為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出現提供了土壤。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本國國情,積極領導人民開展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并構建了一套反法西斯話語體系。中共反法西斯話語體系既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具有獨特的歷史特點。

(一)理論基礎

中共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理論。

首先,階級斗爭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盵2]中共自建立之初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綱強調,中共“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中共正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領導中國的工農階級反抗以國民黨為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日本法西斯。正因如此,中共反法西斯話語體系主要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呼吁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和法西斯政權。

其次,民族解放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置于優先的地位,例如在波蘭問題上,恩格斯認為波蘭社會主義者要把解放國家放在其綱領的首位,“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3]當時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并不比當時的波蘭好多少,面臨淪為殖民地的危機。1931年張聞天指出:“必須更大膽地廣泛地提出中國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口號?!盵4]因此,中共反法西斯話語體系主張解放中國人民,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和尊嚴。

(二)歷史特點

1.受共產國際影響深

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在許多重大問題方面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監督,在中共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建構上,共產國際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

首先,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共產國際發出反法西斯的號召。3月5日,共產國際發出了呼吁書指出:“號召所有共產黨嘗試同廣大社會民主黨工人建立統一戰線?!盵5]在此之后,中共根據共產國際的反法西斯理論,號召全體工農群眾聯合起來完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其次,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1928年9 月,共產國際“六大”召開,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指示各支部組織國際斗爭,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保衛蘇聯。1929年8月,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于中國開展八一國際紅色日的決議》中,要求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翻國民黨政權,保衛蘇聯”[6]。1933年的《紅星報》第六期指出:“爭取今后紅軍中反帝擁蘇全部工作的徹底的轉變!”[7]這表明中共完全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將武裝保衛蘇聯融入自己的反法西斯話語體系中。

2.具有國際主義精神

國際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中共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充分體現了其話語體系的國際主義精神。其一,全力支持國際反帝非戰大會,“蘇區各革命團體熱烈的擁護國際反帝非戰大會?!盵8]當時中央蘇區正面臨第五次反“圍剿”的嚴峻形勢,但還是全力支持國際反帝非戰大會在上海開幕并取得圓滿成功,這次大會推動了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其二,聲援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反抗法西斯?!跋蛘谂c法西斯蒂艱苦的英勇的斗爭的德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德國共產黨一致熱烈的敬意,募捐援助關在牢獄中的德國同志?!盵9]

1848年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工人六月起義失敗中得出結論:“只要工人還是奴隸,匈牙利人、波蘭人或意大利人都不會獲得自由!”[10]無產階級必須同被壓迫民族結成同盟,才能取得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同時勝利,中國共產黨對德國共產黨的聲援充分體現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最具國際主義精神的口號和原則。

二、反法西斯話語體系主要內容

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內有國民黨逐漸法西斯化,外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國際法西斯主義虎視眈眈。身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在反抗國民黨“圍剿”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爭中,逐步構建起一套反法西斯話語體系,揭示國民黨政權的法西斯化,號召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同時聲援世界無產階級對國際法西斯的斗爭。

(一)揭示國民黨政權的法西斯化

國民黨政權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中國最落后最反動生產關系的代表,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支柱。他們的對內對外政策不外乎“投降帝國主義,反對蘇聯,準備帝國主義強盜戰爭,實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蒂專政,鎮壓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一切革命運動”[11]等。為帶領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共帶領中國人民展開了對國民黨法西斯的斗爭。

1.投降帝國主義與出賣民族利益

九一八事變后,在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下,拱手將東北三省和河北的大部分奉送給了日本法西斯,同時用一切方法鎮壓國內的反帝運動,尤其是“圍剿”徹底抗日的中共和革命根據地,“給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當清道夫”[12]。

蔣介石在國民黨第四大就指出,“黨要立志救國,先要統一國家力量”[13],首先解決內部因素,誰敢說抗日就殺頭,在龍巖“屠殺抗日士兵”[14]六七千人。1933年1月,日本又進犯熱河和長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區。隨后制造華北事變,妄圖把華北變為第二個偽滿洲國。此時國民黨仍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國內,國民黨政權一面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視為主要威脅,加大軍事力量對蘇區進行 “圍剿”,一面對日本法西斯步步退讓,出賣了東三省,置民族危亡于不顧,公開投降帝國主義;在國際上,國民黨政權“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面前叫賣中國,從帝國主義國家方面得到了出賣中國的許多代價”[15],大肆貸款購置武器用以“圍剿”蘇區,赤裸裸的用出賣民族利益換取統治階級的利益。

《紅星報》對國民黨政權的消極抗日、積極“剿共”和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為進行了揭露,讓廣大工農群眾看清了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真面目,贏得了人民對中共的支持和認可。

2.采取瘋狂白色恐怖反對中共和革命群眾

國民黨實行法西斯統治的特務組織主要是效法德國法西斯的“藍衣社”和“CC社”,他們的全部活動完全取決于蔣介石的行動和意志,他們的紀律是“盲目的絕對的服從”,他們的基本政策是實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專政,鎮壓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一切革命運動,對國民黨內左派和大批革命群眾進行迫害。1933年,國民黨廬山會議中“每團派已受藍衫團訓練的法西斯蒂兩人為政訓處工作人員”[16]。蔣介石還從德國請來大批軍事顧問幫助國民黨軍隊實行法西斯統治,在烏江戰役中被俘白軍士兵供述“有六七個德國顧問”。[17]國民黨對蘇區人民也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例如,把毒藥裝進紙煙,使群眾“瘟悶毒死”[18]、對蘇區群眾“用機關槍掃射”[19]等等罪惡。

《紅星報》報道了國民黨從特務組織到軍隊的法西斯化,并揭露出國民黨法西斯對群眾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號召人民群眾在中共的領導下武裝起來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為蘇維埃而斗爭。

3.擴充軍事力量“圍剿”蘇區和紅軍

中央蘇區是全國蘇維埃運動的中心,也是全國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正因如此,國民黨法西斯在帝國主義的直接幫助下發動對中央蘇區多次“圍剿”,企圖將中國的蘇維埃道路堵死。1933年5月,蔣介石在南昌親自組織第五次“圍剿”。為了確保成功,一是擴充兵員,“招募新兵三十五萬人”,“絕對服從藍衫社的紀律,和蔣介石的命令”,在第五次“圍剿”中投入100萬軍隊進攻蘇區;二是學習德國意大利法西斯軍隊模式,“赴意大利,研究法西斯蒂”“德國南京派有軍事顧問十三人”[20]企圖徹底消滅紅軍。

面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1933年8月6日的《紅星報》報道:“在各帝國主義面前叫賣中國”“從美國獲取了二萬萬元的信款”“用來購買飛機槍炮”揭露了國民黨這一“圍剿”是在國民黨從各帝國主義國家取得了財力武器的幫助后開始的,揭露了國民黨拼命擴充軍事力量“圍剿”蘇區和紅軍就是在為帝國主義完全瓜分中國作清道夫,號召中國人民在中共的領導下爭取蘇維埃道路。

(二)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擴張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國為主要擴張目標的大陸政策。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妄圖把東北變成殖民地。民族危機不斷加深,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共首先扛起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旗。

1.深刻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的丑陋行徑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徑是對中國的侵略、對中華文明的迫害。他們野蠻地殺戮、掠奪和奸淫,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痛苦,也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構成了威脅。民族危亡時刻,中共首先舉起了抗日大旗,在1931年9月20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呼吁“反對日本強暴占領東三省”[21],從一開始就揭露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侵略的實質。同時報道日本法西斯侵略進展,在1931年12月25日的《紅星報》中,報道了日本占領了黑龍江省城,[22]至此歷時四個月零十八天,東北三省全部淪陷。此外,繼東北三省之后,華北和熱河成為日本法西斯新的覬覦對象。張聞天在《為蘇維埃的中國而斗爭》中強烈譴責“簽訂華北停戰協議,與滿洲國的外交官握手言歡”[23]等行為,一方面譴責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對日本法西斯成立偽滿洲國和占領華北的行為表示強烈反對。1933年8月27日,《紅星報》又刊登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創造大蒙古國”[24],揭露日本法西斯想繼續制造大蒙古國蠶食我國領土的丑陋行徑。

《紅星報》對日本法西斯逐步侵略我國的一系列報道,讓廣大紅軍士兵及時了解到中華民族所面臨的極為嚴重的民族危機,認清國民黨虛假抗日的真面目,看清日本法西斯的丑陋侵略行徑,號召全軍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實行堅決的斗爭解放中國。

2.廣泛宣傳中華民族的抗日浪潮

毛澤東曾經說過:“革命的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盵25]在日寇鐵蹄踐踏著廣袤的國土的關鍵時刻,《紅星報》主動吹響抗日號角,廣泛報道中華民族不斷高漲的抗日浪潮,動員全國民眾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拯救中華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

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為視而不見,反而集中兵力進攻蘇區和共產黨,首先就引起了學生的不滿,四萬學生到南京政府抗議日本占領東三省。[26]不僅學生的抗日意愿強烈,連國民黨士兵都不愿打紅軍,在連城莒溪戰役時有許多國民黨士兵乘機投誠紅軍,他們說“大家都是英勇抗日,而不顧攻打紅軍”[27]?!都t星報》對革命學生罷課和愛國白軍士兵投誠的報道宣傳了抗日思想,激發了人民的反法西斯意識,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

3.呼吁全民族抗戰

中共最早發起全民族抗戰的呼吁。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9月20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9月30日發表《為日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這些宣言和決議,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號召全國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爭得民族的解放與獨立。在此過程中,《紅星報》發出了號召全民族抗戰的聲音。1932年上海事變后,《紅星報》報道了中共“號召反對帝國主義第二次大戰”[28]。在1934年8月1日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號召全中國民眾反對日本的侵略,對日宣戰,準備直接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29]

中共呼吁全民族抗戰,不僅起到了團結全國人民的作用,還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這種號召不僅是對國家的一個緊急呼吁,更是對全民族的一個動員和召集。中國共產黨的呼吁,讓人民認識到了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凝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為中國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三)反對國際法西斯主義對無產階級的壓迫

法西斯主義,無論在其發源地德意,還是經傳播而影響所及的地方,都是以反對和迫害人民群眾的面孔出現。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列主義政黨,表達了對其他國家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支持?!都t星報》時刻關注和支持其他國家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對法西斯的斗爭,為構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支持其他國家共產黨對法西斯的斗爭

中共在對法西斯主義的堅決斗爭中,也不忘支持其他國家共產黨反法西斯的斗爭。如,1933年8月13日《紅星報》報道希特勒上臺后對共產黨員大肆迫害,[30]向德國共產黨致敬。同時號召募捐援助德國的革命群眾與共產黨員,1933年9月10日的《紅星報》報道蘇區軍民踴躍捐款的場面。[31]在這種困難時刻,中共為德國的共產黨提供了支持和援助,中國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的這種緊密合作不僅有助于推翻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也對兩個國家的人民友誼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32]中共聲援其他國家共產黨對抗法西斯的斗爭,不僅展現出了中共的國際主義精神,也展現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力量。在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合作,為后來中國的抗戰勝利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號召世界人民反對法西斯戰爭

中共自成立以來,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這一立場反映了中共的國際主義精神,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的追求。在193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就發出了《中央關于籌備世界反帝非戰大會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反對法西主義緊密的聯系起來”[33],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共深知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和危害,法西斯的擴張和侵略不僅破壞了其他國家的主權,更造成了數億人民的悲慘流離。1933年10月15日《紅星報》報道了國際反帝非戰大會在上海取得完滿成功,大會指出全世界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34]這表明中共認為只有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才能真正實現和平與發展的目標。

三、中央蘇區時期建構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意義

對于中央蘇區時期的中共而言,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建構帶來了至少四個方面的革命話語優勢,幫助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是世界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整合了反帝國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目標

中共對反法西斯和反帝斗爭的整合經歷了一定的過程。中共認為,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形成了一個阻礙蘇維埃革命的聯盟,因此反法西斯和反帝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在1933年9月1日的《中央宣傳部關于中國法西斯蒂的提綱》中指出,國民黨政權是“中國反動統治的法西斯主義,在‘民族主義的幌子之下實行出賣民族利益和替帝國主義作清道夫” [35],這表明了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對中共和蘇維埃的仇視和進攻。因此,中共提出了反法西斯話語體系整合反帝國主義目標,以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溝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中央蘇區時期建構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意義不僅在于整合了反帝國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目標,同時也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溝通架起了橋梁。反法西斯話語的理論基礎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它強調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互相聯系性和相互支援性。毛澤東同志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道:“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盵36]中共建構的反法西斯話語體系,通過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分析和總結,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系起來,強調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是相互關聯的,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和啟示。

(三)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中央蘇區時期,中共在反法西斯斗爭中建構了一套嚴密的話語體系,以宣傳教育和組織動員全民抗日救亡。首先,中共最早對日宣戰,1932年發表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積極的參加和進行革命戰爭”。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首次以政府的名義向日本帝國主義宣戰,表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張和強硬立場,也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呼聲,得到了最廣大群眾的支持,鼓舞了廣大民眾的抗戰意志,推動了全國范圍內的抗日潮流的形成和壯大。其次,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了以紅軍為核心的抗日武裝力量。中共中央率先舉起抗日旗幟,將紅七軍團改編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沖破國民黨的封鎖,到抗日前線去。此外,中共還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團體和群眾運動,以上海為例,有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中國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上海各界反帝聯合會等。

(四)鋪墊了后續全面抗戰的反法西斯斗爭

中央蘇區時期建構反法西斯話語體系的意義,還在于為后續全面抗戰的反法西斯斗爭鋪墊了思想基礎。1932年4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號召:“蘇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一切被壓迫民族”“希望日本的工人農民士兵弟兄們,和我們一致來推翻日本帝國主義”[37]。在這個時期,中共強調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反法西斯斗爭之間的緊密聯系,強調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共享反法西斯的目標且彼此相輔相成。這些思想為后來的全面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

在全面抗戰期間,中國人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反法西斯斗爭成為了全民族的共同責任。而中央蘇區時期建構的反法西斯話語體系,則成為了全面抗戰時期中共反法西斯斗爭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這個話語體系幫助中共在全面抗戰中起到了重要的宣傳和動員作用,同時也在國內和國際上起到了重要的宣傳和影響作用,幫助中國人民認識到反法西斯斗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凝聚了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意志,為全面抗戰勝利打下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

【本文系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治理體系研究”(批準號:20BDJ046)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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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高昶,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唐國平,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王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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