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危機與道德困境*
——解讀麥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

羅 媛

內容提要: 本文借助后現代理論家齊格蒙特·鮑曼有關后現代道德的理論,探討英國當代作家伊恩·麥可尤恩的小說《阿姆斯特丹》里主人公遭遇的中年身份危機和道德困境問題。無論是從事高雅藝術的作曲家克萊夫還是大眾通俗報業傳媒人弗農,都遭遇了中年身份危機——外在社會“角色”自我和內在真我之間存有強烈沖突。他們在體驗對死亡和疾病的恐懼后,并沒有發展出有力量的內在真我,沒有抱持肯定人性尊嚴、滋養內在真我的價值取向;在面臨后現代道德困境做出選擇時,他們始終擺脫不了“角色”自我追逐名利的價值取向;在社會道德退化的大環境下,克萊夫和費農淪為社會黑色諷刺劇的棋子,這對好友最終反目為仇,謀殺了對方。小說辛辣地諷刺了后現代時期“文明生存的本質”。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1948—)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活躍于英國當代文壇的重要作家,1998年以《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折桂布克獎,至今已經出版16部小說,在英國被譽為“國民作家”。從20世紀90年代起麥克尤恩進入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研究者們從不同視角深入解讀《時間中孩子》(The Child in Time,1987)、《黑犬》(Black Dogs,1992)、《贖罪》(Atonement,2001)、《星期六》(Saturday,2005)、《兒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2014)等作品,但是對《阿姆斯特丹》的研究不多。陸建德于2000年最早探析《阿姆斯特丹》的主題內涵,認為該作品從人際關系、媒體影響等方面揭示了“文明生活的本質”,流露出對當今英國社會流行價值的辛辣諷刺(289—300)。李桂榮運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分析克萊夫和費農共識的基礎、必要性及共識失落的原因,從而展現后現代語境下社會交往的弊端(8—9)。國外對《阿姆斯特丹》的研究主要探討“城市的終結”的敘事隱喻意義、城市互文性、道德語境下音樂沖突話語等深層內涵(參見Ingersoll 123—138;Kohnt 2004:89—106;Cojocaru 9—22)。國內外已有的研究尚未深入探析作品中的身份危機和道德困境問題,本文借助后現代理論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有關后現代倫理的理論,探討《阿姆斯特丹》所呈現的中年身份危機和道德困境問題。

一

小說以莫利的葬禮而開場,人們到火葬場禮拜堂與莫利·萊恩告別。出席莫利葬禮的有莫利的丈夫喬治·萊恩及莫利生前不同時期的情人:作曲家克萊夫·林利,《法官報》主編弗農·哈利戴,以及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巳R夫、弗農在莫利婚后仍然和她保持朋友關系,且兩人也保持友誼,都很反感外交大臣朱利安。喬治·萊恩這位富有的出版商,在妻子的葬禮上看見妻子生前的情人彼此交換眼神,無疑飽受屈辱。莫利生前趣味高雅,具有非凡的藝術鑒賞力,但由于腦死亡,離世前很長一段時間里就已經喪失了意識。在克萊夫看來,生前成為病室囚徒的莫利,受控于她的丈夫,毫無尊嚴?？巳R夫、弗農這兩位老朋友達成協定,絕對不能重蹈莫利的覆轍,萬一喪失自理能力不能再過有尊嚴的生活的時候,對方將在阿姆斯特丹幫助自己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生命,這是一份基于朋友間深度信任和同情的君子約定。然而,這一對好友最后卻演變成了在阿姆斯特丹謀殺彼此的兇手,小說的戲劇化諷刺淋漓盡致,揭示了后現代時期的“文明生存的本質”。

小說開場就已經死亡的莫利,生前無疑是一位思想獨立的女性,是位飯店評論人兼攝影師,自由地擁有幾段親密關系,出現在她葬禮的情人們以及她的丈夫還在因為莫利而爭風吃醋,并以惡毒的言語彼此中傷。這些中上階層的男人們,雖然都有光鮮的社會自我的外殼,他們的內在真我卻虛弱無力,正經歷一場深陷身份危機的掙扎與考驗。參加莫利的葬禮后,作曲家克萊夫表現出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他“對工作的焦慮,蛻變成了那種更加可鄙的氣質,那種純粹就是對夜晚的恐懼;疾病和死亡,種種抽象的概念,它們很快來到了他在左手仍可感覺到的那種感覺的中心。那種感覺是寒冷的,頑固的,針一般刺痛,就好像他在那感覺上坐了有半個小時”(29)。①本文中凡出自小說文本的引文均隨文注明頁碼,不再一一注明。引文皆出自麥克尤恩(2001)。想到即使醫生也不能幫你處理你身體的衰竭,他決定“那么敬醫生而遠之吧,密切注意你自己的身體衰退,那么在工作不再成為可能的時候,或者尊嚴的生活不再成為可能的時候,就自己了結自己”(30)。但是,克萊夫又擔心自己變得太無能為力,太不知所措以至不能了結自己,他也擔心自己怎能不走到那一步,也就是莫利很快走到的那一步呢?工作是克萊夫生活的全部,莫利的葬禮一結束他就徑直回到了家里的工作室,草草地寫下腦子里構思的音符。他要通宵工作,然后睡到吃午飯的時候。他確實沒有多少別的事情可做。他想做出點什么,然后死去?？梢钥闯龉ぷ鲙缀跏强巳R夫生活的全部內容,是他對抗死亡恐懼的法門。然而面臨作曲創作靈感枯竭的威脅,他又陷入了對工作的無比焦慮之中。盡管如此,似乎也只有回到沒完沒了的工作中才會暫時逃脫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

無獨有偶,作為《法官報》主編的弗農近期也心存憂懼,懷疑自己是否真實存在:“在上午的一次難得的暫時平靜當中弗農突然產生了這么一個念頭,他可能并不存在。在30秒不間斷的時間里,他一直坐在桌子旁,用手指尖觸摸著頭,擔憂著”(32)。作為《法官報》主編的弗農和作為作曲家的克萊夫一樣擁有光鮮的社會自我的外殼,平常在繁忙的工作中發號施令,正是在施展權威的工作過程中擁有穩固的自我身份。但是如今情況卻迥然不同,“通常,權威使得他的自我感變得敏銳了,但是這一次卻不然;相反,弗農覺得他是被無限地削弱了;他只不過是那些所有那些聽他講話的人的總和,而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什么也不是”(32)。在參加莫利的葬禮后,弗農的“這種缺席感增強了”(33)。這種感覺正在消耗著他,“昨天晚上,他在正睡著的妻子旁邊醒了,不得不觸摸自己的臉,以使自己放心,他還是一個有形的實體”(33)?？梢?和克萊夫相似,弗農也正經歷中年身份危機,其外在社會自我和內在真我之間沖突劇烈,貌似光鮮的社會自我外殼并沒有給他穩固的內在自我的身份感。相反,外在的社會自我越耀眼,他內在的真實自我感卻越虛弱,而且自從參加了莫利的葬禮以來,這種內在真實自我的缺席感增強了,強烈地感受到對死亡的恐懼,“現在他坐在桌子旁,試探性地按摩著他的頭皮。近來他意識到,他正在學著和非存在生活在一起。他不能長久地哀悼某個他再也不能回顧的東西的逝去,也就是他的自我的逝去”(35)。憂心忡忡的他出現了一種身體上的疾病癥狀,“這個癥狀涉及他的頭的整個右邊,在某種程度上講既包括顱骨又包括腦子,那是一種純粹說不出來的感覺?；蛘?它又可能是一種感覺的突然中斷……他的大腦的右半球已經死去了”(35—36)。和克萊夫相似,弗農只有全心投入忙碌的工作中才會暫時地逃離自我的不確定感和對死亡的恐懼,當會議桌邊的椅子上都坐滿了人,弗農坐下來,他觸了觸他頭的一側,感覺自己又在人們的面前了,“回到工作中去了,他內心的那種缺席感不再折磨他了”(39)。工作狀態中的弗農似乎擺脫了自我的缺席感和身體病癥的困擾,但是他內心對死亡的恐懼并沒有徹底消除。

事實上,作曲家克萊夫和《法官報》主編弗農經歷了對死亡的恐懼后,他們其實有機會重新思考何為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對死亡的思考可以使人帶有新發現的嚴肅的精神回到家里。死亡的想法對我們的影響或許就是引領我們去追求任何對我們真正重要的東西”(德波頓219)。他們從莫利的葬禮歸來,遭遇對死亡的憂懼以后,正好有機會向內審視自己的中年身份危機,發展出有力量的內在真我,追求對自己真正重要且真正有意義的生活,從而安度身份危機。鮑曼曾討論后現代時代的不朽的問題,指出,“人類生活中的一切,由于終有一死并知道這一事實才變得有意義;人類所做的一切,由于那一知識才變得有意義”(鮑曼186)?，F實生活中的克萊夫和弗農都有急需完成的重要工作,克萊夫要譜寫千禧年的交響樂,弗農則需要扭轉《法官報》的銷售量下降的局面?？巳R夫和弗農在遭遇對死亡和疾病的恐懼后都轉向投入各自的工作,都企圖在工作中尋求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生活,以此醫治脆弱的內在自我。然而,在后現代社會環境中,碎片化的存在感及碎片化的社會角色里很難有確定的內在真我感和整體自我感,“我們在每一種環境中的存在正如工作本身一樣被碎片化了。在每一種情境中,我們都僅僅以‘角色’的面目出現,是我們所扮演的很多角色中的一種。似乎沒有一種角色抓住了我們‘整體自我’的本質,沒有一種角色能被假定與作為‘整體的’和‘唯一的’個體的‘真實狀況’完全一致。作為個體我們是不可替代,然而作為我們很多角色中的任何一種角色,我們并非不可替代”(同上22)?？梢?我們的社會角色不等同于“我是誰”的內在真我和整體自我,即社會“角色”和內在真我之間有很大的張力和沖突。這就預示了遭遇身份危機的克萊夫和弗農在面臨道德困境需要做出道德選擇的時候,他們都傾向選擇加固各自社會“角色”自我的價值取向而不是選擇滋養內在真我的價值導向。

二

鮑曼指出,后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道德不確定性的時代,每當社會角色自我該做出道德決斷的時候,往往搖擺不定,“在很多情形下,選擇做什么是我們,并且很明顯僅僅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徒勞地尋求固定的、值得信賴的規則,這種規則將確保一旦我們聽從它,我們肯定將是正確的……它們相互沖突和矛盾,每一種規范都主張另一種規范拒絕的東西為權威……在規范的多元狀態下,對我們而言,道德選擇在本質上不可避免地是搖擺不定的(矛盾的)。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強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時代,這個時代給我們提供了以前從未享受過的選擇自由,同時也把我們拋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令人煩惱的不確定狀態,道德決斷也是搖擺不定的”(同上23—24)。正如鮑曼所闡釋的,在后現代道德模糊性的時代,弗農、克萊夫在面臨道德選擇的時候注定會經歷道德決斷的搖擺不定,而且他們最后的選擇和決斷也因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自我而發生分歧。

首先,在是否應該公開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的異裝癖隱私照片的問題上,弗農和克萊夫的道德選擇發生了分歧。當弗農在喬治家里看到莫利曾為朱利安拍攝的帶有濃烈性挑逗意味的異裝癖隱私照片后,先是感到很驚訝,接著是一種難以約束內心的興高采烈,“一個人的生活,起碼他的事業,就掌握在他的手里。而誰又說得清呢?也許他有可能改變國家的命運,而且也改善他報紙的發行量”(67)。身為《法官報》主編的弗農,首先想到的是,曝光朱利安的性隱私迎合大眾獵奇的低級趣味引起轟動效應,從而殃及朱利安的事業,并可以借此扭轉自己所掌管報紙的發行量。弗農選擇漠視人性、背信棄義、損人利己、不擇手段地牟取名利為價值導向,無疑是非道德的。當弗農把這些照片拿到好友克萊夫住處尋求支持時,克萊夫認為這些照片是莫利與朱利安之間的隱私,公布其隱私無異于是對莫利的背叛。生前的莫利不僅思想獨立而且生性善良、極具同理心,能穿透情人朱利安的外在社會角色自我,共情其內在真我隱秘復雜的內心情感和性向癖好,并尊重接納他,信守其秘密。如果不是因為她臨死前已經喪失意識,朱利安的異裝癖照片永遠都不會被泄露。在信守和保護朋友秘密這一點上,克萊夫理解并尊重莫利,明確反對弗農企圖登報曝光朱利安隱私照片而追逐自我名利的做法。而且,透過莫利鏡頭下朱利安自在而性感的女人裝扮照片,克萊夫感到驚愕的同時,深深感嘆:“我們彼此之間的了解原來是這么少,我們的大部分是被淹沒了的,就像浮冰一樣,我們的可見的社會自我只是冷漠蒼白地凸顯了出來,這兒是在波浪下面的一個罕見的景象,是一個人的隱私和騷動的景象……”(82)克萊夫透過朱利安這些隱私照片,對朱利安社會自我和隱秘真我之間的巨大反差有了很深的了解,在感嘆他人自我身份和人性的復雜性的同時,也是對自己社會身份和內在真我的反思和照見。當弗農仍然堅持要登報曝光照片時,克萊夫明確質問他,“告訴我,難道你認為男人穿女人衣服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嗎?”(84)并質疑弗農,“你曾經是性革命的辯護者。你支持同性戀”(84—85)。無疑,關于如何處置朱利安隱私照片的問題,克萊夫堅決反對弗農欲登報曝光朱利安隱私的惡劣行徑,表現出明確的道德意識。然而,接下來在湖區大自然所遭遇的事件需要他做出道德選擇時,克萊夫的道德決斷卻模棱兩可、搖擺不定。

待在倫敦的克萊夫,強烈地感覺到藝術創作才思枯竭,只是對已有作品或拙劣或巧妙的援引,他再也創作不下去?？巳R夫決定離開都市遠足到英國文學史上著名浪漫主義詩人曾居住的湖區汲取創作的靈感。在大自然的懷抱,克萊夫有感于群山的俊美、自我的渺小,亦獲得了創作的靈感。他感嘆都市文明里現實生活的毫無意義:“那些本來是要使他的顧慮變小的開闊的空間,正在使得一切都變小了: 努力似乎毫無意義,交響樂尤其毫無意義,虛弱的吹奏,浮夸的語言,那是要用聲音建造出一座大山的注定要失敗的嘗試。充滿激情的奮斗。那又是為了什么呢?為了獲得金錢,獲得尊敬,獲得不朽。人們實際用這種方式來否認我們被生育出來是一種隨意行為,來抵擋對死亡的恐懼”(91)。即便有這些頓悟,克萊夫仍然不能從身份危機中解脫出來,這也是當代人在后現代時期遭遇的生命無意義的迷惘。近年來克萊夫總是陷入這種生命無意義感的強迫性的念頭,這其實是“強迫性神經質”精神疾病患者常感困擾的表征之一,在英格蘭他卻沒有親密的愛人、朋友可以分擔他的苦惱,撫慰他的心靈?？梢钥闯隹巳R夫的精神世界是孤獨的,即便他可能已經罹患精神疾病,也沒有人走進他的內心共情他的感受并分擔他的困惑和苦惱。弗農或許還算一個朋友,在湖區大自然里克萊夫重新思考與弗農之間的友情。

有了這些寬厚的想法,他爬到了山脊上,并到了險崖的頂上聽到了一直在尋找的音樂,靈感源于耳旁飛鳥的叫聲并開始捕捉記錄音符。在他創作的過程中,不遠的山中小湖處一男一女的爭吵聲也傳入他耳里,并且他可以清晰地窺見他們的舉止。他們從爭吵到扭打的整個過程,克萊夫在高處窺視得清清楚楚,是去干預阻止可能發生的暴力事件還是繼續捕捉靈感?克萊夫面臨著道德抉擇。短暫的時間里他在腦子里假設各種可能性,他意識到一旦去干預,他脆弱的靈感會毀于一旦。在劇烈的思想斗爭中,他在尋找讓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甚至假定自己上山時如果沒有選擇這條路徑,那么“這兒不管發生什么都聽天由命了”(102)。他感到有某個珍貴的東西,一塊小小的寶石正從他的身邊滾下去:

他們的命運,他的命運。那塊寶石,那個旋律。它的重大意義正在擠壓著他。有這么多事情依賴于它:那部交響樂,慶?；顒?他的聲望,這個令人遺憾的世紀的歡樂頌,都依賴于它。他并不懷疑,他多多少少聽到的聲音能夠承受這個重量。在那個聲音的淳樸之中有著一生工作的所有成就……(102)

此處的心理描寫強調了克萊夫內心深處最在乎的是自己的聲望和名利,這首新千年交響樂關乎他一生工作的所有成就,但是還有另一個道德正義的聲音在暗示他此時該如何決策,他意識到是該做出選擇的時候了,是下去保護那名婦女,還是繞路到“受到保護”的地方繼續創作……“他的命運,他們的命運,是不同的小徑。那不關他的事,這才是他的事,而且并不容易,而且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104)。激烈的思想斗爭后,克萊夫最終選擇繼續自己的創作,沒有去阻止視線內可能發生的暴力事件。麥克尤恩以克萊夫優先選擇藝術,“戲仿了的浪漫主義傳統的男性世界觀”(Wells 89),藝術高于一切。盡管后來得知那位女性僥幸逃離暴力侵犯,但是克萊夫因為沒有向警察局及時提供信息,造成那位游蕩湖區的強奸犯罪嫌疑人后來強奸了另一名女性。

事實上,來自克萊夫心靈深處的自我開脫之聲越強烈,越說明他深陷不確定性的道德困境之中,作為作曲家的社會“角色”自我和他的內在真我之間存有巨大沖突。誠然,克萊夫在爬山的旅途中感嘆,處于現代文明的人類為名望、金錢和不朽做出很多毫無意義的努力,并在大自然的懷抱里領悟了很多肯定人性、抱持內在真我的價值取向,然而,當他遠離社會群體約束,獨自面臨道德抉擇的時候,最終沒有選擇犧牲自己的創作靈感去挺身阻止眼下可能發生的一樁暴力案件并及時向警局稟報實情。正如鮑曼所指出的,

與角色履行相連接的行為規范和選擇準繩并不能抓住“真我”。真我是自由的。逃離了僅僅是“角色扮演者”的命運后,我們事實上找回了“我們自己”,因此只有我們自己為我們的行為負責,我們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只被我們值得追求的東西所指引。然而,正如我們很快就會發現的那樣,這并沒有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輕松一些。依賴于規則已經成為習慣,沒有這種疲勞,我們會感到脆弱和無助。(鮑曼:23)

可見,在后現代社會的個體,真正需要脫離社會角色扮演者,以“真我”做出道德決斷的時候,可能身陷道德困境,內在真我會感覺脆弱和無助?？巳R夫在經過一番思想斗爭的煎熬之后,最終沒有擺脫作為追逐名利的成功作曲家的社會“角色”自我的價值訴求,為了繼續捕捉創作靈感,沒有選擇去干涉那男子對女人的暴行。面臨道德決斷和選擇時,他的內在真我是如此脆弱無力,最終把藝術凌駕于活生生的“人”之上的選擇和行為無疑是不道德的,而且最終他的千禧年創作也涉嫌對貝多芬《歡樂頌》的拙劣抄襲。

當然,事后克萊夫并沒有能坦然地將之忘掉,他急不可待地從湖區逃離,“再次想到在城市里隱姓埋名,再次想關在他的地下室里……”(105),可以看出他內心深處的忐忑不安。盡管在創作上有了突破,捕捉了自己想要的藝術靈感,他并不能坦然直面自己在湖區所做的選擇,而是急著回到自己深感厭倦的城市,離群索居地沉浸于工作中,以此掩飾自己惶恐、矛盾和內疚的內心?？巳R夫在電話里無意間向好友弗農提及此事,這卻成了弗農質疑克萊夫道德操守的把柄。弗農敏銳地看見,克萊夫并沒有意識到比交響樂更重要的是“人”。當弗農敦促克萊夫直接去警察局陳述情況,以幫助辨認罪犯時,克萊夫和弗農再次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這兩位昔日彼此深度信任并已然達成生死協定的朋友卻轉向了相互指責和怨恨,他們在審視對方的道德選擇時,能夠一針見血地洞察對方看似合理的選擇后面隱秘黑暗的個人欲望。然而,當他們自己做出道德選擇時,卻始終擺脫不了社會“角色”自我的價值取向。

三

正如克萊夫在湖區陷入道德困境時經歷了矛盾的心理糾結,努力說服自己所選擇的行為是合理的,弗農同樣煞費心機,為自己做出的在《法官報》刊發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的異裝癖照片的決定,尋求道德合理化的理由。盡管他企圖刊發照片的直接動機是為了曝光朱利安的性隱私丑聞而使其倒臺,迎合毫無獨立思想的庸俗大眾的低俗口味引起轟動效應,從而提升自己擔任主編的《法官報》的銷售量,收獲個人名利。然而,他給自己的行為披上合理的道德外衣,信誓旦旦強調自己作為重要報紙的主編對民族、國家肩負責任,并致力于在道義上贏得大眾輿論的支持。果然,一個星期的討論后輿論界達成廣泛的共識:

認為《法官報》是一個體面的、富有戰斗性的報紙,認為這屆政府掌權的時間太長了,在財政上、道德上和性關系上都腐敗了。朱利安·加莫尼就是典型,加莫尼是一個卑鄙的人,把他的照片刊登出來是急迫的需要。(114)

弗農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法官報》的銷售量,但是在道義上卻虛偽地要與拯救國家的責任相聯系,以此捍衛自己選擇的道德正義性與崇高性。小說從弗農的視角敘事,展示出他內心的道德正義感,恰恰暴露了他虛偽的本質。事實上弗農與克萊夫一樣,在面臨道德選擇時,堅持自己身為《法官報》主編的社會“角色”追逐名利的價值取向,背叛了莫利生前尊重并信守朱利安隱秘私生活的初衷。無疑,弗農的行為是不道德的。

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的黨內工作人員對隱私照片一事做了積極的回應,讓在兒童醫院任外科醫生的加莫尼太太出來挽救局面。加莫尼太太善于演戲,以夫妻恩愛家庭幸福的太太形象出現在媒體,夫妻間真愛無敵、坦誠包容,主動披露了丈夫和他們共同的朋友莫利擁有的隱私照片,堅定地表示那家想把朱利安趕下臺的報紙不會成功的,“因為愛是一種比惡意更強的力量”(145)。輿論的批判矛頭立即指向了弗農,他被加莫尼太太稱作具有跳蚤的道德境界。最終各家報紙頭版的標題不是“訛詐者”就是“跳蚤”,并附上一張弗農在宴會上醉酒的照片。輿論界達成了共識,《法官報》走得太遠了,朱利安是一個體面的人,而弗農(小跳蚤)是可鄙的。于是,極具黑色幽默的是,幾天前還獲得董事會全票支持的弗農,在輿論的壓力下,被以“編輯判斷上的一個嚴重錯誤”為由解雇了,盡管報紙的銷售量已經大大提高了。同一個人做的同一件事情,先由于“肩負拯救國家的道德責任”而受到董事會支持,卻很快又淪落成眾矢之的,只有“跳蚤”的道德境界。在這個充滿道德不確定性的后現代時代,弗農深陷道德困境。他把自己作為《法官報》主編的社會“角色”自我的訴求放在首位,選擇曝光外交大臣的性隱私丑聞提升《法官報》的銷售量,自己也從中收獲名利。然而,在加莫尼太太反戈一擊之后,他卻慘遭解雇。于是,弗農作為報刊主編的社會角色的身份被徹底剝離后,原本就很脆弱的內在真我,在沒有社會“角色”自我外殼的庇護時則更加不堪一擊。他飽受屈辱,充滿憤怒,遭遇了嚴重的身份危機,“整個國家都在慶祝這個跳蚤被碾死,而加莫尼仍然逍遙法外”(171)。危急時刻如果有朋友或家人給予他脆弱的內在真我以情感支持或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安度危機。

然而,弗農唯一的老朋友克萊夫,這位曾經在他遭遇兩次婚姻破裂變故以及罹患脊柱炎重病時給予他關懷和陪伴的親密好友,這一次卻沒有給他任何情感的支持和慰藉。相反,他收到克萊夫發來的惡毒的明信片“你的威脅使我驚恐萬分,你的新聞也使我驚恐萬分。你該被炒魷魚”(159)?？巳R夫落井下石的冷言惡語無異于在弗農的傷口上撒鹽,弗農忍無可忍。在弗農看來“在世人惡劣地對待他的時候,當他的生活被毀掉的時候,最惡劣地對待他的莫過于他的老朋友了。而這又是不可饒恕的”(174)。而且在他眼里,克萊夫“在道德上太卓越了,卓越到寧可眼看著一個女人在他面前被強暴,也不愿讓他的工作被打斷。他是可惡之至。發瘋了,他是在報復”(171)。弗農覺得是時候發起終結克萊夫生命的戰爭了。與此同時,克萊夫同樣將弗農看成是可惡的失去理智的瘋子,有必要終結其生命。這兩個曾經定下君子協定的好友,最終不謀而合,到阿姆斯特丹,兩人在對方酒杯投毒而相互謀殺。死亡事件作為醫學丑聞在《法官報》上被披露出來,他們違背了原先好友間定下君子協定的初衷,演變成了相互謀殺對方的罪犯。兩位老友在后現代不確定的道德困境里,以謀殺對方的悲劇方式終結了各自遭遇的中年身份危機。其間他們各自的內在真我所經歷的那些尷尬、屈辱、絕望、痛苦、內疚、憤怒和怨恨等復雜情緒也隨之湮滅。

結語

小說以黑色諷刺劇的方式結局。莫利的丈夫喬治提供了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的隱私照片,最終使得他兩個情敵克萊夫和弗農相互謀殺,另一個情敵外交大臣朱利安也淡出了政界,因為盡管公眾的輿論潮流有利于朱利安,政治家們卻不能贊同未來的領袖如此脆弱。所有的情敵都已經被打倒了,喬治似乎可以為過時的莫利舉行紀念儀式了,不會遭受情敵在紀念儀式上交換眼神所帶來的屈辱了。而這唯一的勝利者又何嘗不是可悲的受害者呢?喬治在莫利腦死亡之后似乎才真正“擁有”了莫利。小說結尾處他已經打算和弗農的遺孀——一個“相當放蕩”的女人約會了。

無論是從事高雅藝術的作曲家克萊夫還是供職于大眾通俗報業的傳媒人弗農,都遭遇了中年身份危機——其社會“角色”自我和內在真我之間存有強烈的沖突。他們在體驗對死亡和疾病的恐懼后,并沒有抱持肯定人性尊嚴和生命意義的正向價值取向以滋養內在真我的成長,在面臨道德困境做出行為選擇時,他們仍然堅持社會“角色”自我的名利優先的價值取向,而內在真我則極其虛弱、不堪一擊,在道德衰退的社會大環境下,都淪為社會黑色諷刺劇的棋子,并最終謀殺了對方。小說辛辣地諷刺了后現代時期“文明生存的本質”,“這是對當前英國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的一個粗野、乖張的諷刺……是描寫當代英國道德衰退的一部粗野的黑色喜劇”(2)。